如何书写“终结时代”的艺术史
2015-02-10黄专
新民周刊 2015年6期
黄专
30年前,阿瑟·丹托预言艺术已进入到了它的终结阶段,即“一种绝对的美学熵状态”,一种信息混乱、绝对自由而缺乏方向感的时代,他将它称为艺术的“后历史”。而这30年中国艺术也刚好进入到了它的现当代时期,30年来持续书写这段历史已成为吕澎繁忙复杂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除皇皇大观的那部20世纪通史外,他还以十年一部的节奏完成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部断代史。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注定是中国当代艺术重大的转折时期,无论悲观论者还是乐观论者大概都不会否认这个判断,信息媒体高度自治化和各种“重新洗牌”运动使这段历史纷繁杂沓、扑朔迷离,形同海市蜃楼。吕澎在书写这段历史时,避开了上世纪80年代艺术史从艺术运动、群體、艺术家、艺术作品中去寻找“历史本体”和塑造文化英雄的努力;也避开了上世纪90年代艺术史中在知识、巿场与权力的变动关系中去勾划中国当代艺术复杂格局的尝试,他的艺术史视野明显转移到全球性的思想运动中,这使他观察中国当代艺术的方式也发生了位移,在这部书的序言中他首先提到了艺术史身上的那符魔咒:“在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遭受了哲学家们的嘲笑,前者被告知‘历史学的秋天到来了’”,不过他认为“终结论”不过是针对西方艺术与艺术史写作中线性的、貌似有规律的历史记录方式的论断,而在“全球艺术”(Global Art)的知识语境中,以开放、流动和多重解读的方式书写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中发生的艺术史就不仅仅显得必要而且变得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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