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培吉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2)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最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社会的国共两大政党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各自先后做出了让步，调整了政策，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局面。

一、 国共合作抗日，夺取最后胜利

1.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以反共来统一国内和巩固统治；而共产党则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因此，两党尖锐对立，刀枪相见，没有合作的可能。

1935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局发出《关于最近华北事变的紧急任务的指示》，提出开展反日统一战线。接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八一宣言》。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政治路线上批判“左”倾关门主义，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会后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上层统战工作。

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地下党组织于1935年12月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新高潮。这些努力获得了很大反响，特别是在东北军、西北军工作方面取得显著成绩。通过与杨虎城、张学良的秘密谈判，出现了“西线无战事，一片抗日声”的新气象。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态度，亦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

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加深了与英美的矛盾，损害了国民党的利益，国民党内部的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矛盾亦逐渐发展，更主要的是全国的抗日救亡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以致发生了亲日派头目汪精卫被刺案。在这种形势下，1935年9月，蒋介石在《如何改善中日关系》一文中表示：“中国对于日本的妥协让步，毕竟有一定限度。”*蒋介石：《如何改善中日关系》，载《中央周报》，1935年，第378期。同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上讲到：如果超过了和平的限度，那他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12月，蒋接替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政府各部部长也都换上亲英美派，削弱了亲日派在政府内的势力。同时，制订三年国防计划，加强国防工事，扩军整训，准备抗战。在外交上采取联苏反日方针，命驻苏使馆人员改善中苏关系。1936年，陈立夫、蒋介石先后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商讨订立军事协定，并希望苏联政府促进国共团结、红军加入政府等。在内政上，蒋介石认为红军所剩力量无几，只要软硬兼施将其“收编”，共产党问题就好解决，故于1935年开始寻找渠道与共产党秘密谈判。[注]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国共两党曾通过四条渠道相互接触。直至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淞沪战争，国民党集团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才放弃了收编红军的念想；而共产党在政治宣言上亦再做出了让步，拥护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才使国共第二次合作终于形成。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和23日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合作抗日的正式形成。

2. 国共合作抗日的重大作用

国共合作对抗日战争有什么重大作用？概言之，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使抗日战争得以全面开展，得以持久抗战，得以夺取最后胜利。试想：如果日本侵略军于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国民党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那战局将不堪设想。国共合作抗日，国民党大多数官兵积极抵抗，在“七七”卢沟桥迎战、南口战斗、淞沪战役、太原忻口会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中英勇杀敌，节节抵抗。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侧翼作战，115师打了平型关大捷，120师进行了雁门关伏击，129师夜袭阳明堡机场，等等，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使抗日战争得以全面展开。

现代战争不仅仅限于军事，同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战，没有适应战争需要、为战争服务的政治、经济、文化，是不可能坚持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经过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一再争取和努力，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民主措施，例如：释放一批政治犯；允许出版抗日刊物、组织抗日团体、举行抗日救亡的集会与游行等；还成立参政会，邀请各界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参加，作为政府的咨议机构，成为反映民意的组织。为了合作抗日，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参加政府部门工作，组织领导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倡导了抗战文化，大大鼓舞了军民的抗日斗志。在经济上，国民党政府设立战争需要的机构，如资源委员会等，共产党予以支持；共产党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国民党表示允许；国民党动员沿海城市工业内迁，共产党发动工矿工人职员积极配合；国民党政府给予工商业以一定发展机会，共产党组织职工支持爱国资本家发展企业；等等。这一切的合作，使全国出现了轰轰烈烈团结抗日的大好局面，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的全面开展。中日战争为什么在短短一二年时间内就能粉碎日军的速战速决侵略计划，使其不得不转入战争的阶段？究其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致使日军不得不调兵遣将，回过头来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这就牵制了大量敌人，使其不可能全力向前推进。但亦不能否认，由于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步步抵抗，消耗日本侵略者的大量军力、物力和财力，使日军得不到迅速的补充，加上战线太长等原因，终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很难设想，仅靠一个战场的力量，就能如此迅速地制止日军的凶猛进军的势头而转入相持阶段。

以往国内两岸学者的研究中，在国共合作抗日问题上存在着互相指责的现象。一方攻击共产党“游而不击”，是“借抗战之名，行发展自己势力之实”；另一方则抨击国民党“节节败退”、“一溃千里”，只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是由于未能客观冷静地探讨国民党战场和共产党战场的实际情况、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我认为，这两个战场是互相依存又相对独立的两个客观的战略单位，可是它们构成了中国抗战的统一体；它们在这个统一体内既斗争，又统一；两个战场虽然在战斗、战役的配合上不多，但在战略上的配合，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非常明显的，缺少哪一个战场都不能持久抗战，更谈不上争取最后胜利；这个统一体内的两个战场，在一定条件下，将向着自己相反的方向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来说，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但消极抗战并不等于不抗战，当日军对国民党战场发起进攻时，它还是继续作了抵抗，先后打了南昌会战、随枣战役(重创日军、收复失地，张自忠将军殉国)、桂南战役(四夺昆仑关，歼灭敌旅团全部指挥官，收复桂南地区)、上高会战(反复肉搏，敌我伤亡惨重，改变会战兵力6∶1之惯例)、常德会战(坚守阵地，一个师8,000人仅剩200人)、三次长沙会战(二次取胜，保持原有阵地)、滇缅战役(歼敌4万余，打通滇缅公路)等十几个大仗，不仅牵制了40%多的日军，且进一步消耗了日军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基本上保持了正面战场相对稳定的战线，从而保卫了国家的半壁江山。国民党正面战场在八年抗战中牺牲了3,211,418名官兵，其中上将8名、少将220名，空军牺牲4,321名飞行员，2,468架战机被击落，海军则全军覆没，亦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注]龚古今、唐培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八年浴血抗战中逐步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必须指出：每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发展、坚持、巩固、再发展的过程，都是人民武装和日本侵略军进行成千上万次激烈残酷的战斗的过程，是粉碎日军无数次疯狂野蛮的“扫荡”、“封锁”、“蚕食”、“清乡”的过程。就以新四军1938年至1939年开辟敌后根据地来说，单以第一、二支队就进行了韦岗伏击战、竹子岗伏击战、夜袭新丰车站、梅村战斗、丹阳横塘战斗、句容新塘战斗、南京西善桥战斗、丹阳吴桥战斗、句容战斗等，随后经过鸡笼山、护家墩、当涂、陶吴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第一次大“扫荡”；接着奔袭官陡门，进行了珥陵、南京麒麟门、小丹阳、石马矿山、陵口车站、黄池、青山、天王寺、南京禄口、横山、东湾、延陵等战斗，先后粉碎日军的多次合击；又夜袭渣泽车站，先后经历了陈巷桥伏击战、攻打孟河据点等战斗，才初步开辟了苏南抗日根据地。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进行了多么频繁、激烈、残酷的战斗，每一寸土地的收复都是用鲜血换来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八年中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敌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缴获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68页。中国共产党为此亦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人民军队伤亡计62万余人，其中仅新四军团级以上指挥员347人。[注]新四军战史编辑室编：《新四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第622-657页。

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矛盾和斗争。特别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加紧反共，甚至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但是即使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不敢也不愿两党合作抗日局面彻底破裂，因为国际的苏英美反法西斯同盟和国内的各党派、各界人士都反对。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顽固派有抗日的一面，又有反共反人民的一面，在反共方面亦有两面性，有对共产党实行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一面，还有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一面。[注]毛泽东：《论政策》，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3-765页。共产党针对国民党的两面性，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既联合又斗争的总方针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政策，以及对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三原则。所以，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不仅没能得逞，反而孤立了自己，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巩固与发展。由此可见，国共两党的矛盾与斗争只是抗日战争中的支流、逆流，国共合作抗日才是主流，占主导地位，在抗战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3. 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

关于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有的说是是共产党领导，有的说是国民党领导，有的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当前的一般说法是：抗日战争是在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全国人民浴血奋战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国民政府是中国的政府，国民党是执政党，是国际上各国承认的；而共产党是在野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为国民政府的特区政府；国民党领导的军队有两百多万，在正面战场抵抗日军，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四万多人，主要深入敌后，放手发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所以客观地从形式上讲，抗日战争可以说是国民党领导的。可是，中国的具体情况是很复杂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不像第一次合作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进行革命工作，蒋介石曾要求如此，但经过第一次合作破裂，共产党吸取了经验教训，不同意这种形式，更不同意解散。因此，实际情况是在政治上共同抗日，在组织上、军事上都各自独立，各有自己的纲领、军队、政权，谁亦领导不了谁。国民党曾经想在共产党的军队中派人进来掌控，被顶了回去。而共产党亦不可能去领导国民党几百万军队。

我们讲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主要是从政治方向上来讲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首先指出抗日战争正确的政治方向。

1935年，共产党中央领导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立刻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注]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言义的策略》的报告。，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促进张、杨反对内战，导致西安事变的发生，出现了停止内战的时局。中共中央实行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通过同国民党多次谈判，做出了“四项保证”的重大让步，才使蒋介石同意合作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形成，推动了全面抗战。在抗战初期，针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中共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通过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积极引导片面抗战路线向全面抗战路线过渡。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针对国民党对日妥协、积极反共的倾向，中共提出了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注]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5-617页。坚持抗日战争。在抗战后期，针对国民党政治大腐败和军事大溃退，中共提出了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广大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拥护。[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029-1100页。

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中共不断修正国民党的政治误导，推动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军队按照正确的政治方向进行抗战。

第二，共产党提出了指导抗日战争的军事和战略战术，指导全国抗战。

抗战初期，日军速战速决的大步入侵，引起不少人恐慌和悲观，国民党亲日派就鼓吹“亡国论”，而台儿庄一役取胜，国民党内又有人鼓吹“速胜论”，抗战究竟会如何发展？又会是怎样的结局？这是摆在国人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科学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基本条件和有利与不利因素，揭示了“中国抗战是持久的”、“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基本发展规律，并具体指出了抗战发展的三阶段，提出了一整套战略战术，正确地指明了抗战的发展规律和前途，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这套抗战理论和战略战术实际上为国民党所接受，在其作战计划和方案中，将“持久作战”作为抗战的指导原则。

抗日战争毕竟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对抗，最终还是要用战争来决定胜负。根据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实际力量，结合敌我友的态势，中共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战初期，共产党的军队是在正面战场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作战上是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战术，且在战争中玩弄消灭异己的阴谋，因此，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可能发挥主动性。因此，毛泽东提出实行战略转变，令人民军队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中国战场的第二战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游击战争异常艰险，几乎是天天作战，天天转移，生活十分困苦。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爱国主义精神，英勇奋战，克服种种困难，创造出种种作战方式，如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围困战、交通破袭战、武工队等等，呈现出一个将日本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的雄伟场面。从开辟根据地到坚持根据地再到战略反攻，人民军队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截止到1945年9月，建立了从华北到海南的19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人民军队发展到130万，民兵260余万，人口近1亿，[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37页。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和主战场。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使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从政治上讲，国共合作中就有一个谁领导谁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吸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坚持了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这实质上就是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对国民党不利于抗战和团结的言行进行了斗争，从而巩固和发展了统一战线，使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正是这样，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二、 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世界各国出版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即反法西斯世界大战)的图书很多，但主要是宣传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很少记叙中国战场，有的虽有提到，亦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甚至加以贬低。例如英人利德尔、哈特合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极大的篇幅写欧洲战场，对中国抗日战场竟一笔带过；前苏联人乌斯基诺夫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力宣传苏军是欧洲战场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主力军，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不是主战场，因为中国落后，没有牵制日军主力，对防止日本侵略苏联没有什么作用。这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对中国史学工作者亦有影响，我国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亦对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与作用缺少应有的评价。历来凡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日，西方各国元首相聚庆祝欧洲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从不庆祝中国抗战胜利，而中国亦没有邀请苏联、美国、英国等国家元首来中国相聚庆祝，这是非常遗憾的事。现就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一些看法与大家一起探讨。

1. 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长期以来倾向性的观点以1939年德国侵略波兰、英法对德宣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我国过去的教科书和世界史学者亦是持这种观点。可是随着对世界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国内外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有了新的看法。如英国学者泰勒在其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主张“二战”的起点是从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开始的。苏联学者弗·尼基甫洛夫的《世界史讲义》中，认为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6年意大利与德国对西班牙的武装干涉、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等，都是帝国主义发动“二战”的起点。法国学者让-巴蒂斯特·迪罗塞著的《外交史》中提出1941年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是“二战”的起点。我个人于20世纪80年代初即提出，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二战”的起点或者说揭开了“二战”序幕。

可以说各种说法都有其一定的论据，根本的分歧在于世界大战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和界定的。我认为构成世界大战的基本条件是：有国际影响的大国在其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里大规模的、持续的战争。

这个基本条件具有四个特征。第一是作战双方是世界大国，既包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亦包括面积虽小但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很强的国家；第二是在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作战；第三是双方进行了大规模的至少几十万人马的长期持续的正规作战，而不是武装冲突的地方性事件；第四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对世界多数国家有利害关系的牵动全局的战争。按照这样的条件，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具备构成世界大战的条件，但如果不局限在欧洲，亚洲早在1937年就爆发了中日战争。中日战争同样符合世界大战的条件，而且在时间上早两年。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不是1939年的英法对德宣战，而是1937年日本对华宣战。从完整的意义上讲，世界大战不能局限为大国在一个地区交战，而应该是几个大国在多个地区同时进行作战，这是构成世界大战的第二个重要条件。所以我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1937年的中日战争为起点，欧洲战争为“二战”的进一步开展，苏德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是“二战”全面激战的高潮，而意德日的先后投降宣告了“二战”的结束。

2. 中国抗日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

中国的抗战历史证明：不论在太平洋战争之前还是之后，中国抗日战场始终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牵制和消灭了日本陆军的主力。众所周知，战争的最后胜负取决于地面部队是否占领敌军的阵地。现从中国战争抵御日军的数量来看：

1937年，日本陆军共24个师团，其中21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占总兵力的88%；

1938年，日本陆军增至34个师团，其中32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占总兵力的94%；

1939年，日本陆军增至41个师团，其中34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占总兵力的83%；

1940年，日本陆军增至51个师团，其中39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占总兵力的76%；

1941年，日本陆军仍是51个师团，其中41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占总兵力的80%；

1942年，日本陆军增至58个师团，其中37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占总兵力的64%；

1943年，日本陆军增至67个师团，其中39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占总兵力的58%，23个师团用在太平洋战场，占总兵力的26%；

1944至1945年，日本总兵力为365万人，其中199万人投入中国战场，占总兵力的54%，166万人用于太平洋战场，占总兵力的46%。[注]龚古今、唐培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上述数量分析说明，自1937年至1941年的4年中，日军把80%的兵力用于中国战场，中国则是单独英勇抗击日本的侵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在比例上有所减少，但其在华兵力的绝对数字还是逐年上升的，并且始终占其兵力的半数以上。

综上所述，中国抗日战场确实是“二战”在东方的主战场，连日本的学者和军人亦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日本学者藤原彰指出，在对英美开战后，日本陆军的主要战场客观上仍在中国大陆，它的主力仍然陷在中国战场上。关东军参谋长日原莞尔亦承认，日本对华用兵越久，则国民负担越重，越深入，则越不能自拔。其言诚可信也。另外，必须指出，西方十分吹嘘1944年英美联军从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成为打败德国的决定因素，几乎每年都要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英美法首脑都隆重参加。事实上，东方的中国战场亦有第二战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从时间上讲，中国的第二战场是从1937年起开辟，而欧洲的第二战场直到1944年才开辟；从规模上讲，中国第二战场从东北到海南，大小有19块根据地，形成19个第二战场，要比欧洲第二战场的作战范围大得多；从战争结果来看，中国的第二战场后来成为主战场，并发动了对日的战略反攻，而在欧洲战场，打败德军的主要是东线的苏联红军，英美是在苏军对德进行反攻后才开辟的第二战场。

3. 中国抗日战争打破了日本的“北进”计划，挫败了日德夹击苏联的阴谋

日本早就制定了“北进”攻打苏联的计划，作为它称霸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1938年7月4日，日军向苏联挑起了张鼓峰事件，企图重演“九一八事变”，但遭到苏军猛烈抵抗。8月，日军向东京告急，要求增加军援，却遭拒绝。根本原因是日本生产的弹药都已预定完毕，甚至连11月份的弹药生产额都已经分配给攻打武汉的日军。不久，日军在张鼓峰败北。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又攻打苏联的诺门坎，在3个多月的战争中，日军伤亡惨重，要求政府派兵增援。8月30日，日本参谋总长戴仁向关东军下达第313号命令：“大本营的意图是处理中国事变期间，以军队的一部在满洲防备苏联，维持北方的平静。为此，在诺门坎尽力不扩大作战，筹划迅速结束之。”日本两次向苏联发起的试探性进攻，都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由于中国牵制了日军的主力，致使日本不可能再集中大量兵力、财力、物力向北进攻苏联，从而打破了日本“北进”侵略苏联的计划。

在德国进攻苏联的前夜，希特勒接见日本驻德空军考察团团长山下奉文上将，提出了“请日本从满洲里打进西伯利亚”的要求，企图与日本夹击苏联。德军入侵苏联后，德外长里宾特洛夫致电德驻日大使奥托：“希望日本参加对苏作战。”日本亦认为是不可错过的好机会，乃于1941年7月7日和7月16日，接连下达了关于“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第一号、第二号动员令，但是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日本从1941年6月起，接连召开了6次内阁会议和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反复讨论了与德国夹击苏联的问题，外相松冈洋右力主北进，可是大多数人在经过反复考虑后表示反对，陆相东条英机认为不能置中国事变于不顾，参谋总长杉山元亦说日本现在中国使用兵力太大，(北进)实际上办不到。最后在御前会议上正式通过《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决定不论世界形势如何变化，依旧为处理中国事变而迈进；在北方要到苏德战争发展对帝国有利时，即行施武力解决北方问题。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德外长又再次向日本提出德日应迅速采取联合行动，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在西伯利亚铁路上握手。其时，苏联确实处于万分危急关头，正是日本侵略苏联的好机会。但是，日本又再次放弃了夹击苏联的机会，根本原因仍然是日军主力陷于中国战场，不得动弹。

当斯大林确实掌握日军无力进攻苏联的信息后，才大胆地下决心把大量兵力从东部西调，共调走了39个师、21个海军步兵旅等共54.2万人，各种火炮5,000余门，坦克3,300多辆，在关键时刻支援了莫斯科保卫战，并为对德反攻准备了条件。[注]龚古今、唐培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上述历史清楚地说明：中国抗日战争始终牵制了日军的主力，多次打破了日本与德国夹击苏联的设想。曾一度做过苏联驻华大使的崔可夫元帅在其回忆录中承认：不能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对抗日毫无作为，如果中国军队不抵抗，那么，日本就没有必要增加自己军队的人数。中国军队打防御战，牵制了侵略者，捆住了侵略者的手脚。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之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崔可夫的这段话，比较公正地承认了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亦可作为佐证。

4. 中国抗日战争迟滞了日本的“南进”计划，粉碎了德日的全球战略

日本要称霸世界，其主要计划是先速战速决侵占中国，然后北上进攻苏联，南下进攻英美，侵占太平洋地区，早在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在五相会议上确定了“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的方针。随后由海军部与陆军部会同制定“南进”计划。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本想速战速决侵占中国，以便南进太平洋地区。但是，由于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使日军深陷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不能自拔，致使南进计划一拖再拖。1940年法国投降，英国退至英伦三岛，德国法西斯几乎席卷欧洲，嚣张一时。德国极力要求日本南进配合作战，以期从东西两面夹击英国。这确是日本南进打击英法势力、夺取其殖民地的好机会，也是德日称霸世界的良机。但是日本没有南进，为什么？日本访德特使寺内寿一上将感叹地向德国解释：日中战争不结束，南进是办不到的。

1942年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德外长召见日本驻德大使大岛，要求日本进攻锡兰和马达加斯加等地，向印度洋推进，以配合德军向中东和高加索进军，妄图与日本在埃及和印度洋会师。英国首相于4月15日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没有理由不认为日本人会成为西印度洋的优势力量，这样，不仅我们在中东和印度洋的运输船队会受到阻挠，而且来自阿丹巴的石油供应亦会断绝，则必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的崩溃。同时，经过波斯湾对俄国的供应也将切断。日本对我方施加如此重大的压力，我们简直受不了。罗斯福对其小儿子小罗斯福也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你想一想有多少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夹击，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当时，日本海军头目曾极力主张攻打澳大利亚和锡兰，以便乘虚而入，控制印度洋；但日本陆军头子却不敢赞同海军的计划，因为陆军已经深深地陷于中国大陆，而且中国军民越战越强，致使日本再也拿不出庞大的兵团进行东征西讨。最后，日本不得不放弃进攻澳大利亚和锡兰的念头，拒绝了盟友的请求。从这里难道还不能看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对英美法盟友的支援吗？

5. 中国抗日战争是日本战败的最主要原因，而苏联出兵东北和美国投掷原子弹则是加速了日本的投降

翻开20世纪30-40年代的世界历史，可以看到，从1931年起，中国军民就在东北艰苦抗击日本侵略者，之后经历8年的全面抗战，达14年之久。就在中国全面抗日的8年中，中国军队进行大小战役达20万次之多，歼灭日军150余万，占日军在“二战”中伤亡总数195万人的80%。如果不是中国坚持长期抗战，如果中日战争早日结束，日军将以中国为基地，集中全力或者北上配合德军进攻苏联，或者南下同德军夹击英美，那么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大战将会是另外一幅画面，还能等到1945年苏联打败德国后才出兵东北和美国将刚制造出来的原子弹投到日本本土？！显而易见。回答是否定的。最重要的事实是中国在14年抗日战争中，消耗了日本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到了1945年初，日本的经济已经面临崩溃，军需物资枯竭，军需生产不能正常持续；工业生产下降到28%，农业生产下降一半，炼油工业下降83%，电子装备生产下降70%，飞机生产下降75%，战略物资和生产资料奇缺，已经不能维持到1945年10月。兵力来源亦发生危机，连少年和妇女都被强迫入役，入役年龄下降到14岁，且把朝鲜、越南、台湾人都拉夫当兵。农业生产下降，又不能进口粮食，日本人每日只有2～6两口粮，日用品供应极少。日本人民反战厌战情绪日浓，开始进行反抗。近卫亲王在1945年2月14日对天皇说：最坏的时刻即将到来。这一切表明日本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进行战争了。[注]②③ 龚古今、唐培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而中国军民则越战越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于1944年起即进行局部反攻，1945年发起了春季大反攻，将日军攻逼退守到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的“点”和“线”上。在华北的日军不得不承认：日军在华北占领着北京、天津、青岛3个特别市和400个县。到1945年时，除3个特别市外，只有7个县的“治安”是良好的，259个县的“治安”已极不稳定，还有139个县已经完全被共产党的部队控制了。②日本华北方面军高参神崎长大佐承认：对于“面”的控制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不可能的，只能考虑保存“点”和“线”的措施。日本虽然在豫湘桂战役大溃退，但在滇缅战役中取得大胜，打通了史迪威公路，使中国战区的物资供应源源不断。在这种形势下，好战的东条英机内阁下台了，换了一个70多岁的铃木当首相，这意味着日本想结束这场侵略战争了。

由此可见，日本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投降是迟早的问题。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原因，而苏联出兵东北和美国掷原子弹是加速日本投降的因素。我们从来不否认国际援助对中国抗战的重要作用，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欧洲战争、太平洋战争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支援了中国抗战。可是，中国抵抗日本法西斯的时间最长，坚持抗击着日本的主力，做出的牺牲最大，大半国土被侵占，共有930个城市，3,840个工厂和6亿多亩耕地被破坏，蒙受战祸的人口达2.6亿，超过中国总人口半数，军民伤亡达3,500万人，占“二战”军民伤亡人数9,000万的40%，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③因此，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这一客观事实不是任何人主观上想抹杀就能抹杀得了的。

罗斯福在1945年1月6日的国情咨文中说：美国“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斯大林于1945年9月2日致电毛泽东，称赞中国人民“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事业中起了巨大作用。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斗争，大大便利了击溃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同盟的两大领袖所做的上述评价还算比较客观公正。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3日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上做出了更全面的评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争，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口卷入其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灭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