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永昌!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

《君臣上》《君臣下》（以下凡引《君臣上》皆简称《上》，引《君臣下》皆简称《下》。）是《管子》书中具有融合儒、道、法思想特点的重要篇章。胡家聪先生曾说：“《君臣》上下篇作者能写此宏篇长论，自是具有很高政治思想水平的高手。”［1］296还说：“其内涵以君臣分工为主线，对君主专制政体的诸矛盾作了多侧面的剖析，在先秦同类文献中是独一无二的，由此显示其重要性。”［1］128胡先生表彰“君臣篇”的理论水平与重要性是值得肯定的，但他着力对其所显示的“专制政体的诸矛盾”的剖析似并未触及“君臣篇”主旨。有学者认为《君臣》篇“主要论述为君之道、为臣之道及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2］223。实际上，“君臣篇”主要讲的是“为君之道”，其对“为臣之道”的讨论只不过是在君、臣对待关系中突显“为君之道”而已。现代领导学认为，领导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为君之道”是关于为“君”的道理。“君臣篇”在对“为君之道”的长篇、集中论述中展现出丰富的领导思想，对领导活动特点与领导职能有着深刻的把握①先秦诸子对“为君之道”的探讨是非常广泛的，但集中的、长篇的专门论述为君之道的文章并不多见，仅见的如《荀子》“君道篇”，《申子》“大体篇”，《韩非子》“主道篇”“杨权篇”，《吕氏春秋》“圜道篇”，马王堆出土帛书《伊尹·九主》等。目前，研究《管子》管理思想的论著已经不少，但以“君臣篇”管理思想为专门研究并对象的学术成果则不多见。另外，以“中国领导思想史”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也几乎看不到对“君臣篇”领导思想的专门论述。。

一、“独立无稽”：领导活动的重要性与特殊性

“君臣篇”认为君主在国家治乱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君臣上》篇明确提出“治乱在主”的命题，认为“治官化民，其要在上”“上惠其道，下敦其业”，认为“君道不明，则受令者疑”“君失其道，无以有其国”。在它看来，君主不管是在“治官”还是在“化民”方面，都起着主导作用；君主行为如果能遵循一定的“道”，就能够收到“饰官化下”之效。相反，君主行为不明确官吏就不可能获得明确的“指令”；君主行为无常就会使臣下不知所措，君主如果“失道”就会有失去政权的危险。“君臣篇”对君主在国家治乱中的重要作用的肯定，体现着对领导活动在政治、社会正常运作中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更为中重要的是，“君臣篇”对领导活动的特殊性有着明确而深刻的认识。

“独立无稽”强调领导活动的超脱性。“君臣篇”说：“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独立而无稽者，人主之位也。”（《上》）旧注解释“独立而无稽”说：“独立于无过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3］565张佩纶据《说文解字》认为旧注解释不对，“稽”当为“留止”意［4］160。笔者认为张佩纶对“稽”字的理解是正确的。“独立无稽”是“君臣篇”对君主在整个社会或整个组织系统中的地位的根本定位。对“独立无稽”之理解应结合《下》篇“主制则圆，圆者运，运则通，通则和”一句。旧注说：“圆，谓主道也。圆而不滞，必运而无碍，通者必畅，故和之也。”［3］583无独有偶，《吕氏春秋·圜道》说“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进而引申出“主执圜”的命题。显然，《下》与《圜道》皆认为君主当执“圆”或“圜”，而不应为“方”。“稽”若理解为“留止”，“无稽”即“无留止”之意，正与《下》《圜道》对君主当执“圆”或“圜”的认识一致。事实上，“独立”意味着不受任何其他事物的支配，君主行为是绝对自由的，既突显出君主活动不受控制、无限创生的特点，也突显出君主相对于被领导者的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无稽”则意味着君主活动具有不专注于某一具体事项的圆通性、超脱性。有学者指出：“领导者只有超脱于各种利益群体之上，才能从根本上、宏观上把握领导活动的整个过程，这是领导者能够对组织进行战略规划、引发组织产生变革的前提所在。”［5］28－29“君臣篇”强调君位“无稽”“圆”的特性，正是对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的超脱性的认识。可以说，“独立无稽”是“君臣篇”是对领导活动特殊性的根本性理论概括。

“坐万物之原”强调领导活动的本原性和全局性。“君臣篇”说：“为人君者，坐万物之原，而官诸生之职者也。”（《上》）黎翔凤认为“坐”犹“守”，“官者，管也”，“诸生”犹言“群生”［3］556。意思是说，君主是处在万事之源头上管理群生的。“坐万物之原”强调君主活动相对于整个群体活动具有的本原性，因其本源性进而具有全局性。《下》说：“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如果把国家比作人身，君主就是人身之“心”。正因君“坐万物之原”，对群体活动具有本原性和全局性作用，所以它对维系群体统一性、有序性、和谐性有着根本作用。“君臣篇”对君主活动“坐万物之原”特性的解释进一步深化了其对领导活动的特殊性认识。

“兼而一之”强调领导活动的综合性。“君臣篇”提出：“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上》）旧注说：“人君无官，兼统众官，故曰：兼而一之。”［3］550笔者认为，旧注对“兼而一之”的内容理解过于偏狭。“兼而一之”紧承上述“三常”而来，君主“兼”的内容应该包括天、地、人三个方面，非仅指“兼统众官”。“兼而一之”强调君主地位的特殊性不仅是“坐万物之原”，处于治理群生的源头，而且负有综合天、地、人诸因素的责任。君主在施政过程中，要在最大范围内考虑人为因素，以及天时、地理等因素，把天、地、人诸种因素兼摄起来，形成统一为政举措。君主处“万物之原”，只有他最有条件做到这一点，这是由君主独一无二的地位决定的。“兼而一之”体现的是领导活动综合性、复杂性、权变性特点。

有学者指出：“从领导活动在组织体系中的地位来说，超脱性与全局性是其重要特征。”［5］28“君臣篇”对君位、君主活动的“独立无稽”“坐万物之原”“兼而一之”等特点的阐释，不仅揭示了领导活动超脱性、全局性特点，还深刻揭示了领导活动的综合性特点，有着深刻的理论价值。领导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领导者具有有别于被领导者的特定职能。

二、“主画之”：决策

现代领导学认为“决策是领导各种行为的核心”［6］154，“决策”作为领导主体的一种认知活动，“是领导在观念中对组织未来实践的目标、方法、手段、结果所做的观念设计、评估、选择和修正。”［6］155“君臣篇”对君主决策行为的重要性有着明确认识。

“君臣篇”说：“君人也者，无贵如其言。人臣也者，无爱如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毕矣。”（《上》）旧注说：“君以言制下，无言，则下无所禀令，故言最为贵。”［3］553“言”指君主的决策、命令，包括君主决定发布的各项制度规定。可以说，“言”是君主认知活动的表现，也是决策的结果。君主对臣下发挥领导作用要通过“言”来实现，君主如果“无言”，则“下无所禀令”，即无法施加对臣下的控制和影响。君主作为“独立无稽”的最高统治者，“以言制下”是领导活动的基本方式。君主出言为令，影响全局，“无贵如其言”突出君主在制定政策、发布命令等决策活动方面的重要性。

“君臣篇”还说：“主画之，相守之；相画之，官守之；官画之，民役之。”（《上》）旧注说：“画，谓分别其所授事。君既画其事，相则守而行之。”［3］553按“旧注”解释，“画”有似于现在讲的布置、安排工作，显然把“画”的内涵缩小了。“画”是计划、规划、筹划，“分别其所授事”仅是君主计划、规划、筹划等主体决策活动的一部分。“画”属于现代领导学所讲的“决策”范畴。“主画之”即说明君主是负责计划或规划（即决策）的人。虽然“相”“官”的活动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也有“画”的属性，但“相”和“官”相对于君主而言，始终处在“守”的位置，是君主指令、决策的执行者。有学者指出：“一切形式的领导，都专门从事决策，而不是决策的执行、操作。”［5］25因此，相对于“相”“官”兼有决策与执行的双重职能而言，君主活动则是“专门从事决策”的，它是领导职能的特殊性所在。“主画之”说明君主是发号司令者，是活动事项的策划导演者。君主通过“言”，通过“决策”实现其操控全局的目标，体现突出了君主治理国家的特殊作用方式。“主画之”命题体现出“君臣篇”对领导决策职能的深刻把握。

三、“官人不官”：用人

现代领导学认为“用人行为是领导行为的典型表现”［6］181。“君臣篇”明确提出：“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独立而无稽者，人主之位也。”（《上》）“官人不官”即“与人之官而不自官”，“事人不事”即“授人之事而不自事”［3］565。“君臣篇”把君主活动定位在“与人之官”“授人之事”上，深刻地把握到了君主的另一重要职能即“用人”。强调君主用人的重要性是先秦诸子共识，但从“人主之位”层面给予君主“用人”活动以清楚定位实不多见！

君主“官人”职能是由君主自身的有限性决定的。“君臣篇”说：“虽有明君，百步之外，听而不闻。闲之堵墙，窥而不见也。而名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纳其忠也。信以继信，善以传善。是以四海之内，可得而治。”（《上》）显然，君主自身能力是有限的，要让四海之内“可得而治”，就要“善用其臣”。也就是说，君主只有通过“用人”才能突破领导行为与领导目标之间的“间接性”①有学者指出：“领导活动不同于其他社会活动的一个特点是，领导行为和领导目标之间存在着间接性关系。”（刘建军编著《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4页。），通过“用人”才能实现“信以继信，善以传善”，才能最终使君德之明流布于天下。有学者指出：“正是由于领导的能力有限，所以要实现其对组织的全盘控制，就必须通过用人。”［6］182“君臣篇”揭示了君主视听能力的有限性与“善用其臣”的必然性，与现代领导学观点不谋而合！

君主“官人”最为要紧的是要善于掌控中央要臣。“君臣篇”说：“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下》）旧注说：“中央之人，谓君之左右也。”［3］578“君臣篇”还说：“中央之人，臣主之参。制令之布于民也，必由中央之人。”（同上）可见，“中央之人”作为君主的亲近要臣，是君主与臣民沟通的枢纽。君主“制群臣百姓”靠的是“中央之人”，但在作者看来，“中央之人”若“兼上下以环其私”（同上）则是对君主的最大威胁。因此“通中央之人”即是强调君主要掌控亲近要臣。所谓“通”就是沟通、协调。君主处在人群的最高位置，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统理众官、协调众官，特别是要统理、协调“中央之人”，如果不能使“中央之人”处于“和”的状态，君主就有危险了②丁士涵“疑‘通’为道之误”，认为“道，由也”。并认为“和”为衍文。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未能把握作者旨在强调君主掌控中央之人的用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6卷〉，《管子集校》〈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2页。）。君主“坐万物之原”，维护左右要臣、亲幸之“和”，是确保整个组织统一性、协调性的根本。

“君臣篇”在强调君主“通中央之人和”的重要性同时，特别注意对“相”的选拔和任用③如《君臣下》说：“其立相也，陈功而加之以德，论劳而昭之以法，参伍德而周举之，尊势而明信之。是以下之人无谏死之誋，而聚立者无郁怨之心。如此，则国平，而民无慝矣。”，认为“相”具有“守要”的特殊重要性。这表明，君主“官人”“授事”并非是要插手所有职位人员的选拔任用，而主要地则是选拔任用好“相”，确保核心干部队伍的和谐稳定。

“君臣篇”明确提出了“德能兼备”的用人原则，认为君主在“官人”方面应立公废私。“君臣篇”还说：“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则官治。”（《上》）它把“治官”的问题归结于君主“治身”的问题，也显示出儒家思想对“君臣篇”的特殊影响。毛泽东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7］527如果说毛所谓的“出主意”即“君臣篇”的“主画之”，那么，毛所谓的“用干部”就是《君臣》篇讲的“官人”。

四、“稽之以度”：控制

君主作为制定计划、发号施令、擘画全局的人，要确保其制令能够得到落实，使臣下“守职”而“役于上”，就要履行监督检查的职能。许倬云认为领导者应至少具备五种功能，其中之一就是：领导者应该“是个监督者、奖惩的裁判者”④许 倬云说：“一个领导者的领导范围有哪些？首先，他是个构思者，即具有独到的眼光来构思。其次是个决策者、设计者、观念沟通者，不论用号令下达的方式、讨论之方式或者说服之方式，任何方式的运用都是将其构思与决策与下属沟通。同时，他是收集各种资讯、意见、市况、产销的资讯集中者，也是个监督者、奖惩的裁判者，领导者至少须具备这五种功能。”（许倬云著《从历史看领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领导者根据一定的标准对其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进而作出裁判，这一活动过程用管理学术语说就是“控制”⑤管理学家法约尔说：“控制就是要证实一下是否各项工作都与已定计划相符合，是否与下达的指示及已定的原则相符合。”（法约尔著周安华、林宗锦、展学仲、张玉琪译《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9页。），它是领导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君臣篇”对君主的控制职能有着明确的认识。“君臣篇”说：“道也者，万物之要也。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则下虽有奸伪之心，不敢试也。”（《上》）还说：“相总要者，官谋士，量实议美，匡请所疑。而君发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阶之上，南面而受要。”（同上）君主实际上并不需做很多具体事情，他的“要务”是“执要而待之”“发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这即体现着“君臣篇”对君主控制职能的重要认识！

“君臣篇”讲“稽之以度”，强调君主依照法度进行控制的重要性。《上》说：“为人君者因其业，乘其事，而稽之以度。”按旧注，二“其”字分别指该篇提到的“人啬夫”和“吏啬夫”，他们分别是“检束百姓之官”和“检束群吏之官”［3］545在作者看来，君主要实现对民众和官吏的控制，主要的职责就是“以国之法度考此二者”［3］546。《下》说：“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赏、罚是君主实现控制的一种重要方式。君主通过对“有善者”进行“赏”，对“有过者”进行“罚”，就实现了对二者的“稽考”。“稽之以度”可看作是对领导者通过建立法度对被领导者进行控制的理论概括。

要实现“稽考”，前提是要有一套明确的“法度”，所以“君臣篇”明确指出“唯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上》）。建立法度，确立是非判断的标准，是君主实现控制的前提。同时，君主要实现对臣下的有效“稽考”，不仅要有明确的法度，而且要确保法度的统一性。《上》说：“权度不一，则循义者惑。”法度是君主“一民心”的工具，如果法度不统一，君主以私意用法度，在法度适用上因人而异，势必使人无所适从，法度本身亦失去权威。所以《上》说：“法度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纳其忠。”总结起来，君主要以法度实现对臣下的控制，履行“稽考”的领导职能，不仅要有明确的“法”，也要有统一的“法”，更要有对“法”的严肃执行。强调君主通过法度实现对臣民的控制，是“君臣篇”法家思想意味最为明显的体现之一。

同时，要实现“稽考”，还要“明分”，即明确分工。《上》说：“别交正分之谓理，顺理而不失之谓道。道德定而民有轨矣。”旧注说：“别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3］557“别交正分”一定程度上即是强调分工的重要性。明确君臣分工，臣臣分工，是君主稽考官员的基础。在作者看来，君臣上下各有分工①按：“君臣篇”讲君臣分工，臣臣分工，比较多，限于篇幅，此处不列举材料。，各有职责，即各有其“理”；君臣上下按照其职责办事，“顺理不失”，就是“道”。对于君主而言，要实现对臣下的控制，就是时刻要有“别交正分”的自觉性。“君臣篇”强调“别交正分”过程中把儒家强调的“正名分”②如《君臣上》说：“名正分明，则民不惑于道。”思想巧妙地吸纳进来，“礼”在君主“稽考”臣下的过程中就有了派上用场的可能③《 君臣下》：“君臣上下之分素，则礼制立矣。”还说：“君子食于道，则义审而礼明。义审而礼明，则伦等不逾，虽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则上无危矣。”按：皆强调“礼”在维系君臣之分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是《君臣篇》不同于申韩法家的重要特点。，体现出一定的儒家思想色彩！

在先秦，受道家思想影响，君“无事”“无为”而臣“事事”“有为”的观点较为普遍④如《庄子·在宥》讲：“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慎子·民杂》说：“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这种把君主活动的特殊性定位于“无为”“无事”看法，有着明显的来自《老子》的思想影响。。事实上，君主不可能无事可做，也不可能真正“无为”。“君臣篇”认为君主活动有着“独立无稽”“坐万物之原”“兼而一之”的鲜明特点，君主有着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决策、用人、控制。君主认识到其职位的特殊性，抓住为君的基本职能，就掌握了为君之道。从领导学角度看，“君臣篇”对君主领导活动的认识是非常很深刻的，不仅在先秦诸子领导思想中独树一帜，也与现代领导学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田广清等著《中国领导思想史》指出：“现代领导科学和管理科学的许多基本原理，都可以从中国领导思思史找到源头。”［8］2应当说，“君臣篇”是在源头上体现中国领导思想的重要篇章。

当然“君臣篇”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君臣篇”讲“为人臣者，仰生于上者也”（《上》），与现代领导学基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人格平等的认识格格不入！“君臣篇”强调君主在治乱中的关键作用，对强调君主活动的特殊性有深刻把握，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与当时的君主制历史文化背景密不可分。这是需要我们一分为二地进行客观分析的。

［1］胡家聪．管子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周瀚光，等．管子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3］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郭沫若．管子集校［M］／／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刘建军．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王霁，彭新武．领导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田广清．中国领导思想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