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强

（山东理工大学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山东 淄博255049）

2400多年前，在齐鲁大地上曾经出现了一个思想解放、学术自由、学派蜂起、学说林立、百花齐放的辉煌时代——这就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时代。而这个百家争鸣时代的核心区域就是位于齐国故都临淄的稷下学宫。在稷下学宫从创立到消亡的150多年中，数以百千计的各派学者先后执鞭于此，荟萃一堂，参政传道，授业解惑。战国时期的十家九流，各种学派，都曾在稷下学宫留下或浓或淡的痕迹。稷下学宫作为“战国时期唯一的一所官办大学堂”［1］对后世教育影响深远。《弟子职》作为稷下学宫的学术成果集成——《管子》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历来为各代教育者所重视。它作为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一篇校规学则，系统而又全面的向我们展示了2400多年前高等学府的教育和管理规范，对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研究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后有学者评价曰：“《管子·弟子职》，《汉志》已明定为仲著，则仲父当日之教育精神亦见一斑。”［2］13

仔细研读《弟子职》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教育和管理经验。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梳理，可以归总为三个字——“三以律”：即以“德”为先、以“师”为重和以“生”为本。

一、以“德”为先

德育是任何一个高等学府均要面临的首要问题。教育最根本的目的是育人；最根本的任务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教会学生如何陶冶人性，如何铸造健康饱满的人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概念首先应该是德育的概念。在2400多年前的稷下学宫时代，道德教育同样被放在了首要的位置。注重德育，是稷下学宫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精神之一。稷下学宫规模宏大，师生数量惊人。在古代文献中曾有这样的记载：“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3］149从这篇文献来看，似乎是记述了当时稷下学宫中稷下先生的人数众多，而当时稷下学宫中的许多教师都是带着学生或徒弟到稷下学宫任教的：“孟子有‘从者数百人’，淳于髡有‘诸弟子三千人’，田骈有‘徒百人’……”［4］由此我们可以推算一下，稷下学宫中学生的数量是十分庞大的，至少有数千人乃至上万人。作为一所正规的由政府出资创办的高等学府，管理成千上万的学生就要求学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执行办法。通过对学生开展一系列的思想道德教育，以保证课堂教学的正常开展和课后活动的统一管理。《弟子职》中详细论述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要求和管理办法，覆盖全面，操作实用。

石一参先生在其著作《管子今诠》中将《弟子职》列为首编第一篇，并在篇前加以解释：“授学之事，正蒙为先。养其恭让敬恕从善服义勤谨孝顺之良知。闲其骄惰傲慢之邪志，乃可以敛抑身心，敦饬言行，以期入道。处而有守，出而有为，未有不由尊师重道束身修行来者也。”［2］13由此可见，《弟子职》十分全面的规定了学生要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要求。

《弟子职》开门见山的规定了学生应该遵从的学习和行为规范。文章第一段即说：“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饬。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谓‘学则’。”（《管子·弟子职》）石一参先生认为：“此第一节，以温恭孝悌为基，以正直整齐为则。从善服义，柔以自处。游居有常，夙夜必饬。志无虚邪，习而不懈。入学之途正矣。”［2］14由此可见，2400多年前的稷下学宫对学生的思想道德要求是很高的，将其放在了首要位置。良好的道德教育是学校正常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前提，也是学校管理的核心价值，而这些与当今社会要求的人才培养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在对学生的道德水平做了总体规定之后，它还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了具体要求并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执事有恪。摄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彻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见宾客。危坐乡师，颜色毋怍。”（《管子·弟子职》）由此可见，《弟子职》对学生的要求是十分明确的，对各种行为规范都有较为细化的要求：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是逐步培养出来的，从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渐渐转化为学生的一种行为自觉。后世学者对此十分赞同：“少者之情不可放任。出则易纵，入则易怠。故并敬之。见父兄师长如对宾客，则常敬矣。对师尤加严焉。师严而后道尊也。”［2］14除此之外，《弟子职》还特别关注学生日常行为的管理，并以此来加强道德教育。《弟子职》明确规定了学生必须遵守的“待人接物之礼，洒扫应对之节，饮食起居之道，坐立行卧之法”［4］，这些日常行为规范有利于良好学风的形成，保证学校的道德教育效果。

二、以“师”为重

尊重贤人、重视贤人、优待贤人是齐国的一个优良传统。早在齐桓公时期，这种思想就为齐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管仲、鲍叔牙、宁戚等，皆出生卑微，但后来都成为了齐桓公的得力助手，为齐国的发展出谋划策，贡献颇多。到战国时期，淳于髡、孙膑、邹忌等皆出身布衣之士，同样以自己的雄才大略走上了齐国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央。在稷下学宫时期，这种广泛招徕天下学者为齐国服务的理念进一步发扬光大。司马迁曾这样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还曾这样记述：“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由此可以看出，稷下先生不仅有良好的生活条件、居住环境，而且还能享受尊贵的政治待遇。稷下先生不仅享受了如此高的生活和政治待遇，在学术上还能自由谈吐，毫无顾忌的交流学术问题，有着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正是由于这种优惠政策，稷下学宫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策源地，成为战国时期的文化中心。

《弟子职》作为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专门讲述了关于尊敬老师的问题：“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见宾客。危坐乡师，颜色毋怍……若有所疑，捧手问之。师出皆起。”（《管子·弟子职》）这里讲述了上课时学生对老师的尊重，后人曾评论说：“先生合父兄师长言之。尊师所以重道。弟子先时而坐，拚扫盥漱，左右就养无方，为长者服务。亲与师无别也。复习请益之事，质疑辩难，师生问答也。为学业最重要之事。坐必复业，疑必起问。师出乃出。奉手表敬，重其业也。”［2］14－15可以看出，稷下学宫在进行教学活动时，弟子必须认真、虚心听讲，不懂即问。弟子还必须早起晚眠，小心翼翼、专心致志的去完成各种作业。

尊敬老师不仅在课堂上如此，在课下也是一样。“至于食时，先生将食，弟子馔馈。摄衽盥漱，跪坐而馈。置酱错食，陈膳毋悖。”“先生已食，弟子乃彻，趋走进漱，拚前敛祭。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齿相要，坐必尽席。饭必捧搴，羹不以手。”“先生若作，乃兴而辞。坐执而立，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协是稽，暮食复礼。”“先生将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问何所趾。俶衽则请，有常有否。”（《管子·弟子职》）对老师的衣食起居，学生必须小心侍奉，不能怠慢。因此，有学者对此评价颇高：“授业侍食，拚洒盥漱执烛，以至于就寝。弟子之职尽矣。诚正蒙之良则也。”［2］18

曾经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的荀子，就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经历将尊师敬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第一次把教师的地位提高到与天、地、君、亲一样的高度。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业；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荀子对之前的教育教学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进一步论证了“师道尊严”的思想，强调了尊敬老师的极端重要性。

教师政治地位的提升、生活待遇的改善、学术研究的独立保证了其在教学内容设置、教学活动安排、教学程式规范的自主性，为稷下学宫的繁荣兴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以“生”为本

透过《弟子职》中的文字，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其中尊师敬师的痕迹，同样我们还可以找到当时的稷下学宫处处为学生考虑的事实。

所谓以“生”为本是指：“当今的教育事业需要我们深入分析学生的实际情况，在课堂教学和课后活动中注意发挥教师的重要指导作用，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使学生能够获得全面、和谐、可持续的发展。”［5］可见，以“生”为本不是指对学生的纵容和放任，而是老师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和指导，使学生获得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

仔细研读《弟子职》，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以“生”为本的教育思想。“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无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饬。朝益暮习，小心翼翼。”（《管子·弟子职》）这一段从表面看是对学生提出的学习要求，但是透过表象，我们可以发现，这是当时的稷下学宫根据当时学生的基本情况从学生的角度出发，针对当时的青年学生群体容易出现的骄傲、蛮横、浮躁、怠惰等问题，逐一提出相应的方法对策，鼓励学生和善、严谨、儒雅、刻苦，为青年学生走上正确的学习道路和开展正常的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因此，有后世学者评说：“习而不懈，入学之途正矣。”［2］13

在正常教学过程中，稷下学宫的老师也会根据学生不同情况进行教育和教学。当时稷下学宫教室内的设施与现在的教室设施有所不同：它设置了可以移动的课桌，老师和学生面对面席地而坐。学生在听课时一定要面向老师认真听讲，其间既有言语的沟通也有目光的交流，如同现在许多高校盛行的小班化教学。这样一种教学方式不但可以保证教学效果，还能拉近师生感情，可谓以“生”为本的实际范例。学生在听课过程中如果有任何听不懂的问题或者疑惑均可以举手提问，老师会及时进行解答，实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不仅如此，以“生”为本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因材施教也在稷下学宫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受业之纪，必有长始。”（《管子·弟子职》）也就是说老师授课的次序，一定要从年长的同学和水平较高的同学开始。每个同学都能接受与自身水平和能力相符的授课内容，保证了学生的接受效果，真正体现了以“生”为本。

一天的授课结束之后，稷下学宫还安排了晚自习的时间。“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长其仪。”（《管子·弟子职》）也就是说授课教师休息以后，学生们还要与自己的同学一起学习，互相切磋琢磨，各自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把握。这种交流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学术水平，而且还能够加深同学之间的感情，可谓一举两得。因此，后世学者对此也是称赞有加：“侍长以后，又复朋友切磋，互求长益。弟子之教严正如此。”［2］18

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成就了稷下学宫的百年繁华，作为这所兼收并蓄、包容开放的高等学府的规章制度——《弟子职》，蕴含了丰富的教育知识和教育理念，这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也为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1］刘婕．传承与发展：简论稷下学宫与我国尊师重道传统［J］．管子学刊，2001，（3）．

［2］石一参．管子今诠［M］．北京：中国书店，1988．

［3］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

［4］谭佛佑．试论稷下学宫的教育管理制度［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3，（2）．

［5］邵晓枫，廖其发．“以学生为本”教育理念内涵的解读［J］．中国教育学刊，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