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醒民

科学技术的哲学理解

丁文江的科学论与批判学派的思想传承

李醒民

丁文江是中国地质事业和地质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博学多才，兴趣广泛，对科学论尤为热衷，并就此发表了诸多议论。丁文江的科学论与批判学派存在思想传承关系，并且多是直接的思想传承，尤其是从皮尔逊《科学的规范》获益良多。

丁文江；科学论；批判学派；马赫；彭加勒；皮尔逊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他是20世纪中国科学事业最杰出的开拓者和组织者之一，是中国地质学首屈一指的奠基者或创立者。丁文江虽然是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但是由于他青年时代在英国留学和在欧洲大陆游历的经历（1904—1911），以及他精通多种外国语言（英语、日语、德语、法语），尤其是他的广泛兴趣和爱好，使得他经常阅读有关科学论①这里的“科学论”（science studies），我意指：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进行跨学科的（interdisciplinary）研究和多维度的透视（perspectives），它包括科学内论（科学元论、科学通论、科学个论）以及科学外论。参见李醒民：《有关科学论的几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李醒民：《科学论：科学的三维世界》（上、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书籍，特别是批判学派②李醒民：《论批判学派》，载《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李醒民：《关于“批判学派”的由来和研究》，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第1期；李醒民：《批判学派科学哲学的后现代意向》，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代表人物马赫（1838—1916）③李醒民：《马赫》，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彭加勒（1854—1912）①李醒民：《彭加勒》，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李醒民：《彭加勒》，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皮尔逊（1857—1936）②的科学论论著。他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或“科玄论战”③李醒民：《科玄论战中的皮尔逊》，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1期；李醒民：《科玄论战的主旋律、插曲及其当代回响》，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2期。时发表的第三篇文章中，列举他读过的书目，其中包括马赫的《感觉的分析》、皮尔逊的《科学的规范》。他对彭加勒也稔熟，并认为批判学派的科学思想“真是科学思想，不是学究作论”。④据傅斯年回忆，“在君的逻辑，无论在从事学问，或从事事务时，都有一个原则常在明显着，即‘权衡轻重’是。有一晚我们闲谈到我们所读通论科学方法的书，我便把我所好的举了些，并我的意见。在君很高兴地说：‘这里边至少有三分之二是我们共同读过的。’当时我所说最常读的是Henri Poincaré，Ernst Mach，Karl Pearson，Bertrand Russell，此外如Max Planck，A.Eddington，J.H.Jeans，每出通论之书必买来一读，故既非甚爱美国之pragmatism，尤绝不敢谈德国哲学。（自然如Avenarius，Vaihinger等除外。）而统计的观点，尤可节约我的文人习气，少排荡于两极端。在君听到大乐，他说：‘赖有此耳！不然，你这个bundle of contradictions更不得了。（按这个名词是多年前我的好朋友俞大维送我的。在君与他不谋而合的惯以此词诮我，我也有点承认，也还要自辩着说：‘矛盾可以相成，此是辩证法，也正是中国古所谓成均（harmony）也。’说完一笑。）我（在君）当年所看也正是这一类的英国书，这一类的大陆上思想家，虽然我对于Mach读得不多，而Poincar也是我熟的。这一派的科学思想，真是科学思想，不是学究作论。至于统计的观点，助人权衡轻重之效力最大，于读英文书外加以能读德法文书，心智上受益实大。’”参见傅斯年：《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载雷启立编：《丁文江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4页。在此基础上，他针对实际问题，就有关科学论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和评论。在20世纪初叶和新文化运动中，丁文江关于科学论的文章，对于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理解科学价值功不可没。诚如有人中肯评论的：“丁文江是第一位这样的中国人：在西方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科学，感到根据科学的思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他的经历和成就既可以从‘赛先生’对激进的中国人所具有的吸引力看到，又可以从使得科学实践成为可能或使得科学概念在中国的背景中成为明白易懂的问题中看到。丁文江所渴望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的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是前无古人的。”⑤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丁子霖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本文的目的在于，借助原始文献的研读，阐述丁文江的科学论思想，揭示它们与批判学派——该学派在19和20世纪之交站在科学论的峰巅⑥李醒民：《哲人科学家：站在时代哲学思想的峰巅》，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6期。——在思想上的传承关系。由于当时中国学术界和学人在撰写论著时对参考文献的要求并不规范，也不严格，因此一些论文或文章在引用或借用他人思想和言论时，往往不注明出处；即便在导语或以其他方式提及所引用的作者或论著时，也常常不标明页码——丁文江大体上就是这样。因此，我们只能通过仔细查找、认真比较和合理分析，厘清这种传承关系。下面，我们拟从八个方面一一展开论述。

一、什么是科学？

什么是科学？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至今未能定于一尊。①李醒民：《科学是什么？》，载《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李醒民：《科学论：科学的三维世界》，第1-118页。丁文江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待和回答的呢？

丁文江没有直接给科学下定义，而是迂回地界定科学的：“我们已经讲过，科学的材料是所有人类心理的内容，凡是真的概念推论，科学都可以研究，都要求研究。科学的目的是要屏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的障碍——求人人所能共认的真理。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地分类，然后求它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它。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它的材料，在它的方法。安因斯坦谈相对论是科学，詹姆士讲心理学是科学，梁任公讲历史研究法，胡适之讲《红楼梦》，也是科学。张君劢说科学是‘向外’的，如何能讲得通？”②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2-43页。可见，丁文江对科学的认识是广义的而不是狭义的科学，它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而且也包括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与德语的Wissenschaft（可以不甚恰当地译为“科学”）相近。③我对科学外延的界定是比较狭义的。我把人类知识分为三大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科学（science）只包括自然科学和与自然科学规范接近的部分社会科学科目。参见李醒民：《知识的三大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载《学术界》，2012年第8期。他还这样写道：“事实上各人对于‘科学’的观念并不一样，许多人对于‘科学’的认识，到极粗浅的应用为止。其次也不过包括所谓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等。假如我说历史是科学，行政是科学，大多数人是不承认的。其实这种狭义的范围是无意识的。在知识界里，科学无所不包。所谓‘科学’与‘非科学’是方法问题，不是材料问题。凡世界上的现象与事实都是科学的材料。只要用的方法不错，都可以认为科学。所谓科学方法是用论理的方法把一种现象或是事实来做有系统的分类，然后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求得它们普遍的原则，预料它们未来的结果。所以我们说这一种知识是真的，就等于说这是科学的，说一件事业有系统、合理，就等于说这是科学化的。”④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一卷），第358页。

丁文江对科学的理解完全源于皮尔逊的《科学的规范》（1892年初版）①皮尔逊：《科学的规范》，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请看皮尔逊是怎么说的：“事实的分类以及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形成绝对的判断的——独立于个人心智的特性的判断——本质上概括了近代科学的范围和方法。科学人的首要目的在于在他的判断中消除自我，提出对每一个心智与对他自己同样为真的论据。”②同上书，第7页。“科学方法的特质在于，一旦它变成心智习惯，心智就能把所有的无论什么事实转化为科学。科学的领域是无限的；它的可靠的内容是无尽的，每一群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阶段、过去或现在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是科学的材料。整个科学的统一仅仅在于它的方法，而不在于它的材料。分类无论什么种类的事实、查看它们的相互关系和描述它们关联的人，就正在应用科学方法，就是科学人。事实可能属于人类过去的历史，我们的大城市的社会统计，最遥远的恒星的氛围，蠕虫的消化器官，或肉眼看不见的杆菌的生活。形成科学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用来处理事实的方法。科学的材料是与整个物理宇宙同样广阔的，不仅是现在存在的宇宙，而且是它的过去史以及在其中的所有生命的过去史。”③同上书，第12-13页。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科学的材料与宇宙中的整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一样广阔，……它确定了科学的无限范围。”④同上书，第15页。“科学的范围是弄清每个可能的知识分支中的真理。没有什么探究领域在科学的合法领域之外。”⑤同上书，第37页。两相对照，丁文江关于科学的材料、目的和方法以及科学对人的普适性的论述与皮尔逊如出一辙。而且，皮尔逊特别指出：“科学一词在这里不是在狭义上使用的，而是适用于从事实的精确分类出发的所有关于事实的推理，适用于事实的关系和顺序的评估。科学的试金石在于，它的结果对于所有正常构造的和正式受教育的心智来说是普遍有效的。”⑥同上书，第24-25页。事实上，皮尔逊的科学分类就是广义的科学分类：他把科学分为抽象科学和具体科学两大群，在具体科学中包括无机现象和有机现象两大领域，而有机现象则囊括我们今日所谓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⑦同上书，第387-403页。丁文江采纳的科学概念，正是皮尔逊的广义科学概念。

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丁文江坚决否定和批评他的论敌张君劢等人的错误科学概念，因为他们以为科学是“机械的、物质的、向外的、形而下的，是‘务外逐物’”⑧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一卷），第45、42页。；以为“严正的科学”是“牢固不拔”，公例是“一成不变”，“科学的”就是有定论的，……①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一卷），第53页。在这里，丁文江坚定态度的底气和严肃批评的武器也来自皮尔逊和批判学派。批判学派对机械决定论或力学自然观向来采取无情的批判姿态——这正是“批判学派”一词的由来。而且，批判学派注重科学的形而上特征，反对把科学混同于技术或逐物趋利，并一致认为科学理论或科学定律是可错的、暂定的、不完备的。例如，彭加勒在《科学的价值》中就昌言“为科学而科学”。他说：“人们甚至不应该说行动是科学的目标；我们也许从未对天狼星施加任何影响，我们难道能够以此为借口而责难对于天狼星的研究吗？相反地，依我之见，认识才是目的，而行动则是手段。”“如果我赞美工业的成就，那尤其是因为，当工业成就使我们摆脱了物质的牵累时，便会有一天给大家以思考自然的余暇。我不说：科学是有用的，因为它教导我们制造机器。我要说：机器是有用的，因为它们为我们做功，将在某一天给我们留下更充裕的从事科学的时间。”②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76、141-142、106-107页。他在《科学与方法》中申明：“如果我们的选择仅仅取决于任性或直接的功利，那么就不会有‘为科学而科学’，其结果甚至无科学可言。”“人们只要睁眼看看，工业成就虽然为许多实际家促进，但是假若只有这些实际家，而没有下述一些人在前面做出无私的贡献，那么工业成就将会暗淡无光：这些人穷困潦倒，从未想到功利，而且具有与任性决然不同的指导原则。……仅仅着眼于直接应用的那些人，他们不会给后世留下任何东西，当面临新的需要时，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他还径直否认科学是机械的：“企图用任何机械程序代替数学家的自由的首创精神，将是多么愚蠢啊。为了得到具有真正价值的结果，刻苦地进行运算，或者拥有整理事物的机械，都是不够的；值得花时间追求的不只是秩序，而是未曾料到的秩序。机械可以啮噬未加工的事实，而事实的精髓将总是逃脱它。”③同上书，第7-8、20-21页。

皮尔逊则明确表示：“人们在文明的土地上正在把科学方法应用到自然的、历史的和心理的事实”④皮尔逊：《科学的规范》，第14页。，“整个心理的以及物理的现象范围，即全宇宙，都是科学的领域。”⑤同上书，第24页。“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事实比较难以分类，个人看法的偏见更为强烈，但类似的、尽管还不如此完全的一致也迅速出现了。不管怎样，我们更彻底地分类人类发展的事实，我们更精确地认识人类社会的早期史以及原始的习惯、法律和宗教，我们把自然选择原理应用到人和他们的共同体，这一切都正在把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转化为真正的科学。我们开始看到心理事实群和社会事实群二者中的无可争辩的关联。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兴盛或衰落的原因变得愈明显，科学研究的题目也就愈多。因此，心理事实或社会事实并没有超越科学处理的范围，……”①皮尔逊：《科学的规范》，第16页。他列举科学有权要求承认或科学要求我们的支持的四个理由是：它为公民提供有效的训练，它对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施加影响，它为实际生活增添舒适，它给审美判断以持久的愉悦。②同上书，第38页。其中，有三条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是心智的而非向外的，是形而上的而非形而下的。而且，皮尔逊特别强调：“科学是过去经验的理智概要和未来经验的概率权衡”。③同上书，第116页。“科学的目标是清楚的——简直可以说是完美无缺地诠释宇宙。但是，这个目标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它标明我们运动和努力的方向，而我们实际上永远也不会达到这一点。”④同上书，第15页。“尽管科学自称整个宇宙是它的领域，但是绝不要设想，它在每一个部门已经达到或永远能够达到完备的知识。远非如此，它承认它的无知比它的有知延伸得更广泛。”⑤同上书，第25页。至于科学定律，“它总是易于被更广泛的概括代替。事实上，一个公式这样被另一个公式代替是科学进步的有规律的进程。”⑥同上书，第102页。“科学的进步在于连续地发现越来越综合的公式，我们借助于这些公式能够分类越来越广阔的现象群的关系和序列。最早的公式并非必然是错误的，它们只不过是被更简单的语言描述更多的事实的其他公式代替了。”⑦同上书，第99页。所有这一切，不正好是对张君劢等人的那些误解的针锋相对的驳斥吗？丁文江的见解，借用的正是批判学派的这些富有启发性的思想。

二、科学方法

丁文江在迂回地界定科学时，已经提到他对科学方法的看法。他还在论战的头两篇文章中用相同的语句专门描绘科学方法：“我们所谓科学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它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明白了，我们再想出一句最简单明白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叫做科学的公例。”⑧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一卷），第35页。他指出，科学的审查方法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凡常人心理的内容，其性质都是相同的”。由此可得：凡概念推论或是自相矛盾，科学不承认它是真的；凡概念不能从不反常的人的知觉推断出来的，科学不承认它是真的；凡推论不能使寻常有论理训练的人依了所根据的概念，也能得同样的推论，科学不承认它是真的。他特意加了“有论理训练”几个字，因为推论是最容易错误的。没有论理的训练，很容易以伪为真。①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一卷），第38-39页。

皮尔逊是这么勾勒科学方法的：“科学方法以下述特征为标志：（1）仔细而精确地分类事实，观察它们的相关和顺序；（2）借助创造性的想象发现科学定律；（3）自我批判和对所有正常构造的心智来说是同等有效的最后检验。”②皮尔逊：《科学的规范》，第37-38页。“科学方法是我们能够借以达到知识的唯一道路。……它在于事实的仔细的，而且往往是吃力的分类，在于它们的关系和序列的比较，最后在于借助训练有素的想象发现简明的陈述或公式，从而用几个词句概述事实的整个范围。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公式被命名为科学定律。”③同上书，第79页。不难看出，丁文江对科学方法的界定与皮尔逊何其相似，但是没有皮尔逊的全面（强调创造性的想象、自我批判和最后检验），尽管皮尔逊的界定囿于经验论的归纳法，并不完全适合20世纪理论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在详尽阐述科学方法时，皮尔逊同样特别指明：“科学方法在所有分支中是相同的，这种方法是一切受过逻辑训练的心智的方法。”④同上书，第11页。他在讨论概念和推理的科学有效性时明确表示：“不是从正常人的知觉中能够演绎出来的”概念“没有科学的有效性”，“具有科学有效性的概念必然能够从正常人的知觉中推演出来”。⑤同上书，第54、55页。“科学的推理无论如何是合乎逻辑的”，“在科学上有效的推理是每一个在逻辑方面受过训练的正常心智都能够导出的”。⑥同上书，第57、56页。他还特意揭橥：“自然定律对每一个正常的心智与对个体研究者的心智同样有效”⑦同上书，第10页。，“科学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依赖于一个人的心智与第二个人的心智之知觉官能和反映官能之间的类似性。人的心智在一定的限度内都是一种类型的构想和转换机制。”⑧同上书，第103页。显然，丁文江关于“科学的审查方法”只是对皮尔逊的表述做了话语重组而已，其思想实质乃至遣词用语都是一样的。

丁文江认为，“凡是事实都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都可以变做科学。一种学问成不成一种科学，全是程度问题。”⑨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一卷），第53页。“用科学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才可造成新信仰的基础。历史如此，其他也复如此！”⑩同上书，第94页。事实上，皮尔逊在前述的议论科学范围和科学方法的普适性时，已经道出这些看法，即科学方法可以用于一切事实——物理事实、心理事实、社会事实。在这里，我们再引用他的一句话：“审查事实的科学方法并非对于一类现象和一类工作者是特有的；它可以应用于社会问题和物理学问题，……”①皮尔逊：《科学的规范》，第7页。

由于丁文江倡言“科学方法万能”和“科学万能”，而为人诟病。请注意，丁文江是这么讲的：“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②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一卷），第41页。“在知识里面科学方法万能；科学的万能，不是在它的材料，而是在它的方法。我还要申说一句，科学的万能，不是在它的结果，是在它的方法。”③同上书，第57页。“我相信不用科学方法所得的结论都不是知识；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科学是没有界限的；凡百现象都是科学的材料。凡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不论材料性质如何，都是科学。从这种知识论所得的结论是：举凡直觉的哲学，神秘的宗教．都不是知识，都不可以做我们的向导。”④同上书，第370页。丁文江的这种思想当然也在皮尔逊那里有其渊源，除了已经列举的引文外，比如还有：“没有通向真理的捷径，除了通过科学方法的大门之外，没有获得关于宇宙的知识的道路。分类事实和依据事实推理的艰苦而无情的小径，是弄清真理的唯一道路。最终必须诉诸的，是理性而非想象。”⑤皮尔逊：《科学的规范》，第17页。但是，皮尔逊并没有“科学方法万能”和“科学万能”的比较极端的提法。尽管丁文江的表述似有贬义的科学主义之嫌，但是要给他戴上这顶帽子也勉为其难⑥李醒民：《就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答客问》，载《科学文化评论》，2004年第4期；李醒民：《五四先哲的睿智：对科学和民主要义的洞见（上、下）》，载《学术界》，2001年第3、4期。，因为他的科学万能即是科学方法万能，而科学方法万能则是有前提条件和限定的（“在知识界内”），且采取了循环论证的模式（“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不用科学方法所得的结论都不是知识”）。

三、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在我们的语境中，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指称和意思大体上是一样的。我曾经对科学精神有详尽的论述，对科学精神的规范结构有概要的勾勒⑦李醒民：《科学的文化意蕴》，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296页；李醒民：《关于科学精神研究的几个问题》，载赵敦华主编：《哲学门》（第1册），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科学精神以追求真理作为它的发生学的和逻辑的起点，并以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构成它的两大支柱。在两大支柱之上，支撑着怀疑批判精神、平权多元精神、创新冒险精神、纠错臻美精神、谦逊宽容精神。这五种次生精神直接导源于追求真理的精神。它们紧密地依托于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从中汲取足够的力量，同时也反过来彰显和强化了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它们反映了科学的革故鼎新、公正平实、开放自律、精益求精的精神气质。科学精神的这一切要素，既是科学的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实际上也成为人的价值，因为它们提升了人的生活境界，升华了人的精神生命，把人直接导向自由。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生命，也是人的生命。”

丁文江作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先驱，深知倡导和弘扬科学精神对于发展科学和提升国民素质的意义，并为此奔走呼号、殚精竭虑。他在引用牛顿的自然哲学中的四条推理法则后说：“牛顿这种精神，真是科学精神，因为世界上的真理是无穷无尽，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只不过是极小的一部分。科学上所谓公例，是说明我们所观察的事实的方法，若是不适用于所发现的事实，随时可以变更。马哈同皮耳生都不承认科学公例有必然性，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科学同玄学根本不同的地方。玄学家人人都要组织一个牢固不拔的‘规律’（system），人人都把自己的规律当做定论。科学的精神绝对与这种规律迷的心理相反。”①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一卷），第53页。丁文江看到，牛顿的推理法则体现了科学为追求真知而秉持的理性实证精神和怀疑批判精神。我们前面已经提及丁文江对逻辑和推理（属于科学的理性精神）的推崇，他对科学实证精神和怀疑批判精神的重视充分体现在下述话语中。他在引用了赫胥黎关于怀疑的积极作用的两段话后说：“所以存疑主义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是奋斗的，不是旁观的。要‘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用比喻和猜想同我来说是没有用的’。所以无论遇到什么论断，什么主义，第一句话是：‘拿证据来！’”同时，他也注意到科学态度的两个特征：“总括起来讲，科学的态度是极平等的，知道各种科学走的路，虽不一定是一条，路上看见的景物，虽不一定是一样，然而出发的地点是相同的，走路的方法是相同的，越走的远，各路离开的越近，彼此越可以互相帮助。今天我走得快点，明天他也会追得上，或是走到前面去，决不肯安分畛域扬此抑彼。科学的态度是极谦和的：知道知识界同空间一样，看不见边际的；我们现在所已知道有限，将来所知道的无究，正如君劢所引的托摩生的话：‘小秘密去，大秘密又来’。”②同上书，第58、57页。丁文江认为，在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当中，《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其精神与近世科学方法暗合”。③同上书，第122页。他在《徐霞客年谱》中阐明了地理学家徐霞客的“真精神”：“然则先生之游，非徒游也，欲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此种‘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来欧美人之特色，而不谓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年前。”“乃求知之念专，则盗贼不足畏，蛮夷不能阻，政乱不能动；独往孤行，死而后已。”④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f28fc0100cax2.html.

批判学派是科学精神的传人和发扬光大者，丁文江从中受到或明或暗、或显或潜的影响。马赫使用过术语“科学精神”①马赫说：“第一个几何学知识是偶然地、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在实践经验的路线上，在与最多变的使用的关联中得到的。它是在科学精神或对上述经验的相互关联的兴趣仅仅有点发展的同时获得的。”参见马赫：《认识与谬误——探究心理学论纲》，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92页。（scientific spirit②E.Mach,Knowledge and Error,Ohio: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6,p.272.，wisenschaftliche Sinn③E.Mach,Erkenntinisund Irrtum,Leipzig:Verlay von Johaum Ambrosius Barth,1906,p.363.），马赫的科学和哲学的精神气质的鲜明特征是：启蒙和自由，怀疑和批判，历史和实践，兼融和宽容，谦逊和进取④李醒民：《马赫》，第229-250页。。丁文江对此应该略知一二。彭加勒关于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的宣示，也可能触发丁文江敏感的神经：“追求真理应该是我们活动的目标，这从是值得活动的唯一目的。”“欲求真理，必须独立，必须完全地独立。”“必须使心灵完全摆脱偏见，摆脱激情；必须绝对诚意正心。”⑤彭加勒：《科学的价值》，第1、2页。

尤其是，在丁文江读过的《科学的规范》中，据我查阅，皮尔逊至少三次使用“科学精神”一词：“博物学家必定以科学精神（spirit of science）探索和质疑每一个陈述，不管据以提出它的权威多么高；他进而必须探询关于物理事实的陈述是否与他的心理经验一致。”⑥皮尔逊：《科学的规范》，第251页。“在转变为书卷气的历史学家之前，需要在科学的思维模式方面花费长时间的训练，但只是在读者大众正在变得越来越浸透科学精神（scientific spirit）时，他的转变才必定会或迟或早地到来。”⑦同上书，第362-363页。“科学负有感激孔德的债务，……因为他教导说所有知识的基础是经验，并成功地把这个真理铭刻在不少人的心上，这些人还没有浸染科学精神（scientific spirit），要不然就是不可能接受它。”⑧同上书，第380页。

而且，皮尔逊多次论及与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等价的“科学的心智框架”（scientific frame ofmind）和“科学的心智习惯”（scientific habit ofmind）。他说：“事实的分类、对它们的关联和相对意义的认识是科学的功能，在这些事实上形成不受个人情感偏见影响的判断是我们将称之为科学的心智框架的特征。”⑨同上书，第7页。“一个人的判断是否健全，视他是否把科学方法带入这些领域而定。他必须恰当地评估他的事实，必须在他的判断中受事实的指导，而不是受个人感情或阶级偏见指导。正是科学的心智习惯，是好公民的本质。”⑩同上书，第8页。他提醒人们：“我们必须谨慎地使我们自己提高警惕，以免猜想科学的心智框架对职业科学家来说是特有的。……科学的心智习惯是人人均可习得的习惯，达到它的最现成的手段本应在人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①皮尔逊：《科学的规范》，第7-8页。“我不是想让读者设想，只要读一些标准的科学著作，就能产生科学的心智习惯。我只是提出，它将对科学方法有某种洞察和对科学的价值有某种鉴识。如果人们坚持不懈地每周花四五个小时致力于学习科学的任何一个有限的分支，那么他们将在一两年或再多一点时间内达到目的。”②同上书，第12页。他心理非常清楚：“今日在众多领域，人类还是未知的，对我们来说最诚实的方针就是强调我们的无知。这种无知可能是由于缺乏任何恰当的事实分类引起的，或者因为假定事实本身是人的未受训练的心智之不一致的、非实在的创造。但是，因为科学坦率地承认这种无知，所以有人企图把这些领域禁闭起来，作为科学没有权利侵犯、科学方法在那里没有用处的场所。按照我们提及的学派的观点，科学无论在哪里成功地弄清真理，哪里就有‘合法的科学问题’。”③同上书，第18页。与此同时，皮尔逊特别强调科学的怀疑批判精神。请听他的言论多么掷地有声：“在我们的时代精神（它是一种健康的精神）中，我们习惯于使我们自己质疑一切事物，要求它们存在的理由。”④同上书，第8页。“毋庸置疑，当一个事件或观察的真或假对行为具有重大的影响时，过分怀疑比过分轻信更有社会价值。在像当代这样的本质上是科学探索的时代，怀疑和批判的盛行不应被视为绝望或颓废的征兆。它是进步的保护措施之一；我们必须再次重申：批判是科学的生命。”⑤同上书，第55-56页。“与不动脑筋的推理、轻松的和过分现成的信仰相比，诚实的怀疑对共同体来说更为健康。怀疑至少是通向科学探究的第一个阶梯；达到这一阶梯比无论什么智力进步也未做出要好得多。”⑥同上书，第58页。“成百上千的人都凭他们的想象解决宇宙问题，但是对我们真正理解自然现象有贡献的人，却是那些对他们想象的产品慷慨地运用批判的人。正是这样的批判，才是想象的科学运用的本质，事实上是科学的真正的生命线。”⑦同上书，第31页。这些富有感染力的思想和锵锵有力的言词，无疑会在丁文江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进而影响他对科学精神的关注和述说。

四、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

作为一位地质学家，丁文江主要从事野外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探，多属应用性的科学工作，而对纯粹的地质学理论研究着力不多，成果偏少。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位科学组织者和管理者（地质调查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迫于现状和急需，也不能不强调发展应用科学。但是，他对纯粹科学的意义还是有清醒认识的，并在实践中予以必要的关注。他心里明白，中央研究院的职务最容易了解的是许多有常轨的任务（routine service）。如天文气象观察，大地地质测量，动植物标本采集等。严格讲起来，这不能算是研究（research）工作，但是这是许多研究工作的基本，而且往往要经过长期的时间方始得到结果。中央研究院最重要、最实用的职务是利用科学方法，研究我们的原料和生产，来解决各种实业问题。但是这种任务之外还有许多工作，一部分是没有直接经济价值的，如历史、语言、人种和考古。在他看来，鉴于国情，“在中国今日，研究院的工作当然应该相当地偏重‘应用’，因为工作既然是一样地科学的，乐得从应用着手。而且所谓‘纯粹’研究，往往不容易得到相当的结果。在大学教书的人，还尽了他的教书的职务，在研究院专做研究的人就不容易‘交差’了。不过若是有天才超越愿意研究‘纯粹’问题而不能或不愿教书的人，研究院应该给他们以工作的机会，因为天才是发明之母，国家之宝——一个诸葛亮胜过千万个臭皮匠！”①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一卷），第90-92、93页。

丁文江之所以能够采取这种既实用又灵活的立场，源于他对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有比较明晰的认识。他知道，“工业发达当然是科学昌明结果之一，然而试验室同工厂绝对是两件事——张君劢无故地把它们混在一起——试验室是求真理的所在，工厂是发财的机关。”②同上书，第43页。谈到所谓“纯粹”科学，他问道：国家是否应该花许多钱来提倡没有直接经济价值的研究？世界各国，在过去和现在，都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事实上凡是“应用”科学发达的国家，没有不同时极力提倡“纯粹”科学的——美国有许多“纯粹”科学研究都是实业界花钱的。因为“纯粹”与“应用”根本无从分别的。许多——或者是大多数的——科学的应用是发端于所谓“纯粹”的研究。这种例举不胜举。所以昨日的“纯粹”科学，今日可一变而为“应用”科学，同时从应用方面着手的研究，往往可转到纯粹问题上去。③同上书，第92-93页。丁文江对纯粹科学的关注，在实践中取得一定的成效。正如杨钟健所说：“在中国过去十五年地质学发展中，有一个重大的关键，就是纯粹科学方面研究的浓厚，特别是古生物的研究，关于此层丁先生主持最力。中国古生物研究的发达最有关系的为葛利普教授之来中国，而葛先生就是丁先生亲自聘请来的。直到丁先生去世，他尚是中国最重要的古生物刊物《中国古生物杂志》的主编人。所以我们偏重古生物学研究的，想到中国古生物学发达起来的经过，不能不归功于丁先生。”④杨钟健：《悼丁在君先生》，载《丁文江印象》，第201-202页。

丁文江关于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关系的公允的看法，尤其是对纯粹科学在某种程度上的看重，显然得益于彭加勒“为科学而科学”——实际上是为纯粹科学——的思想以及纯粹科学是应用科学之母的观点。例如，彭加勒还写下这样的话：“科学家研究自然，并非因为它有用处；他研究它，是因为他喜欢它，他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是美的。如果自然不美，它就不值得了解；如果自然不值得了解，生命也就不值得活着。……科学家之所以投身于长期而艰巨的劳动，也许为理智美甚于为人类未来的福利。”比如，“物理学家研究一种现象，也不是要等到物质生活的某种急迫需要使它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他们是对的；假使18世纪的科学家因为电在他们眼中只是好奇的玩意儿而没有实际利益，因此忽视电的研究，那么在20世纪就不可能有电报，也不可能有电化学或电技术。所以，不得不进行选择的物理学家并没有仅仅以功利来指导他们的选择。”①彭加勒：《科学与方法》，第12、7-8页。

在这方面，丁文江更得益于皮尔逊。皮尔逊在为纯粹科学辩护时言之凿凿：“我还要更为特别地审查一下科学对于社会问题的行动。我尽力指出，不能合法地把它从研究真理的任何领域排除出去，进而言之，不仅它的方法对于好公民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它的结果也与许多社会问题的实际处理密切相关。在这方面，我已努力为国家拨款和讲授撇开其技术应用的纯粹科学而加以辩护。如果在这种辩护中未最为强调科学方法的优势，即科学在证据评价、事实分类和消除个人偏见，在可以称之为心智的严格性的一切事情上给予我们以训练，那么我们还必须记住，纯粹科学最终对实际生活的直接影响是巨大的。”②皮尔逊：《科学的规范》，第29页。“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应该关注纯粹科学是正当的……现在，十分需要理解想象在纯粹科学中扮演的确切角色。我们也许能够通过考虑下述命题最佳地达到这一结果，纯粹科学因为它给予想象能力以锻炼和它供给审美判断以满足，而对我们有更为强烈的要求。”③同上书，第30-31页。“正是审美判断的这种连续的愉悦，才是纯粹科学追求的主要乐趣之一。”④同上书，第36页。他举例说：牛顿关于落石和月球运动之间关系的观察，伽伐尼关于蛙腿与铁和铜接触的痉挛运动的观察，达尔文关于啄木鸟、树蛙和种子对它们的环境的适应的观察，基尔霍夫关于在太阳光谱中出现的某些谱线的观察，其他研究者关于细菌生命史的观察，这些家族相似的观察不仅使我们的宇宙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且它们已经变革或正在变革我们的实际生活、我们的交通工具、我们的社会行为、我们的疾病治疗。在发现它们的时刻，看来好像只是纯粹理论兴趣的结果，但最终却变成深刻地改变人类生活条件的一系列发现的基础。不可以说，任何纯粹粹科学的结果有朝一日不会成为广泛达到的技术应用的起点。伽伐尼的蛙腿与大西洋海底电缆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前者却是导致后者一系列研究的出发点。最近赫兹发现，电磁现象的行为像光一样以波传播，他确认了麦克斯韦关于光是电磁行为一个特殊周相的理论；尽管它对纯粹科学来说是十分有趣的，但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它导致的直接实际应用。但是，若有人冒险地断定，从赫兹的这一发现中可以得出的结果，在一两代人中将不会引起比伽伐尼的蛙腿在当时导致电报的实现更大的生活革命，那么这种人肯定是一个胆大妄为的教条主义者。①皮尔逊：《科学的规范》，第29-30页。皮尔逊基于纯粹科学的四大功能对其所做的辩护，他枚举的活生生的实例，他关于电磁波未来转化为技术应用的睿智预言，怎么能不在丁文江的脑海激起层层涟漪呢？而且，丁文江一生注重纯粹科学、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教育，也与皮尔逊志趣相投。皮尔逊一直呼吁：“有理由要求国家在它的公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设置纯粹科学方面的教育。确实，如果在工业学校和类似机构中打算给予的手工教育而不伴随纯粹科学方面的有效训练，那么我们就应该极其怀疑地看待公共资金在这些地方的大量支出。”②同上书，第8页。“科学训练的第一个要求即它在方法上的教育，是它对国家支持提出的最为强有力的要求。我相信，与许多工业学校使我们的所有公民专心于没有超过手工教育水平的技术教育相比，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把教育置于纯粹科学，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③同上书，第12页。

五、科学的精神功能

科学的物质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一般人一瞥即知；科学的精神功能——这是更为重要的科学功能——则是若隐若现或秘而不宣的，需要思考或研究才能彰显于世人。我对科学的精神功能的概况和胪陈是：破除迷信和教条的批判功能，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民主、自由的政治功能，塑造世界观和智力氛围的文化功能，认识自然界和人本身的认知功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方法功能，给人以美感和美的愉悦的审美功能，训练人的心智和提升人的思想境界的教育功能。④李醒民：《论科学的精神功能》，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李醒民：《科学的文化意蕴》，第47-83页。

关于科学的精神功能，特别是它对人格的陶冶，丁文江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议论：“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单简，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的’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诸君只要拿我所举的科学家如达尔文、斯宾塞、赫肯黎、詹姆士、皮尔生的人格来同什么叔本华、尼采比一比，就知道科学教育对于人格影响的重要了。”①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一卷），第43页。胡适对此评价甚高：“这一段很美的文字，最可以代表在君理想中的科学训练的人生观。”②胡适：《丁文江这个人》，载《丁文江印象》，第6页。

从前面的批判学派的诸多言论，我们可以察觉丁文江宏论来源的蛛丝马迹。有趣的是，这一宏论与彭加勒同样精彩的高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天文学之所以是有用的，因为它能使我们超然自立于我们自身之上；它之所以有用，因为它是宏伟的；这就是我应该说的。天文学向我们表明，人的躯体是何等渺小，人的心智是何等伟大，因为人的理智能够包容星辰灿烂、茫无际涯的宇宙，并且享受到它的无声的和谐，人的躯体在它那里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这样一来，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能力，这是一种花费再多也不算过分的事业，因为这种意识使我们更加强大非凡。”③彭加勒：《科学的价值》，第101页。丁文江的宏论也与皮尔逊下述诗意的抒发在意境和风格上不谋而合，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现象的科学诠释，宇宙的科学阐明，是能够持久地满足我们审美判断的唯一的东西，因为它是永远不会与我们的观察和经验相矛盾的唯一的东西。科学的这一方面正是必须要大力强调的，因为我们常听人说，科学的成长消灭了生活的美和诗意。无疑地，科学使许多对生活的旧诠释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它证明，旧诠释与它们声称描述的事实不符。不管怎样，不能由此得出，审美判断和科学判断是对立的；事实是，随着我们科学知识的增长，审美判断的基础正在变化、而且必须变化。与前科学时代的创造性想象所产生的任何宇宙起源学说中的美相比，在科学就遥远恒星的化学或原生动物门的生命史告诉我们的东西中，存在着所谓更为真实的美。所谓‘更为真实的美’，我们必须理解为，审美判断在后者中比在前者中将找到更多的满足、更多的快乐。正是审美判断的这种连续的愉悦，才是纯粹科学追求的主要乐趣之一。”④皮尔逊：《科学的规范》，第35-36页。

丁文江肯定也能够从皮尔逊那里获得灵感和启示。皮尔逊就科学对理想公民、好公民、健全公民的培育和修养反复阐扬：“理想公民应该形成摆脱个人偏见的判断，……这样的判断时如何形成的呢？首先，显而易见，它只能基于对事实的清楚认识，对它们的关联和相对意义对正确估价。事实一旦被分类、一旦被理解，基于它们之上的判断就应该独立于审查它们的个人心智。”①皮尔逊：《科学的规范》，第6页。“科学的心智框架似乎是好公民的本质；在能够获得它的各个途经中，没有几个能够胜过仔细研究自然科学的某一分支。甚至从了解某一小范围的内的自然事实的科学分类开始，既可得到不带偏见的研究的方法和习惯，对此的洞察给心智无比宝贵的能力，以便在机会来临时处理许多其他种类的事实。耐心而持续地学习某一自然科学分支，即使现在也在许多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某些分支每周学习几个小时，倘若认真地进行两三年，不仅能充分地对科学方法给以彻底的洞察，而且也能使学生变成精心的观察者，也许还能变成它所选定的领域中的有独创性的研究者，从而给他的生活增添新的乐趣和新的热情。”②同上书，第7-8页。“近代科学因其训练心智严格而公正地分析事实，因而特别适宜于促进健全公民的教育。于是，就科学对于实际生活的价值而言，我的第一个结论指向它在方法上所提供的有效训练。一个人自身习惯于整理事实，审查它们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并根据这些审查的结果预言它们不可避免的关联……。他将不满意仅仅是皮相的陈述，不满足仅仅诉诸想象、激情、个人偏见。他将要求推理的高标准、对事实及其结果的洞见，他的要求不能不充分地有益于共同体。”③同上书，第9-10页。

丁文江十分不满张君劢关于科学与人生或人生观无关的武断：“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唯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④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8页。平心而论，张君劢所陈述的理由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但是他的结论未免太专断了。诚然，科学无法决定人生观，但是科学与人生观是有联系的，科学对人的人生观形成是有助益的——我从五个方面覙缕了科学与人生或人生观的关系。⑤李醒民：《论科学与人生的关系》，载《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10期。丁文江正是秉持这样的观点反驳张君劢的：他说人生观不为论理学方法所支配；科学回答他，凡不可以用论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是真知识。他说；“纯粹之心理现象”在因果法之例外；科学回答他，科学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的现象，若是你所说的现象是真的，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他再三的注重个性，注重直觉，但是他把个性直觉放逐于论理方法定义之外。科学未尝不注重个性直觉，但是科学所承认的个性直觉，是“根据于经验的暗示，从活经验里涌出来的”。他说人生观是综合的，“全体也，不容于分割中求之也。”科学答他说，我们不承认有这样混沌未开的东西，况且你自己讲我与非我，列了九条，就是在那里分析它。他说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之所能为力”；科学答他说，凡是心理的内容，真的概念推论，无一不是科学的材料。①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一卷），第40页。丁文江一再宣明：“人生观是我对于我以外的物同人的观察，主张，要求，希望。范围既然这样广，岂不是凡有科学的材料都可以包括在人生观里面？因为哪一样科学不是我对于物同人的一种观察、一种主张？”“一个人的人生观是他的知识情感，同他对于知识情感的态度。情感完全由于天赋，而发展全靠环境，知识大半得之后天，而原动仍在遗传。知识本来同情感一样的没有标准；近几百年来自然科学进步，方才发明了一个求知识的方法。这种方法，无论用在知识界那一部分都有相当的成绩，所以我们对于知识的信用比对于没有方法的情感要好；凡有情感的冲动都要想用知识来指导他，使他发展的程度提高，发展的方向得当。”②同上书，第51、67页。

从皮尔逊上述关于科学的范围和方法的论述中，丁文江无疑掌握了反击张君劢的思想武器。进而，他还可以从皮尔逊的下述敷陈中获取思想营养：“我们认为近代科学对公民有感召力的唯一根据在于，由于它所提供的比较有效的精神训练，而对公民的行为有间接的影响。”③皮尔逊：《科学的规范》，第25页。“‘哲学的’方法从来也不能导致真实的道德理论。尽管看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是生物学家的实验室也许比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所有国家理论具有更大的分量！”④同上书，第28页。“现在，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就对我们的社会生存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做出判断。如果这个判断确认措施和行为有助于已增长的社会福利，那么就可以称它是道德的，或更确切地讲，是社会的判断。由此可得，要保证判断是道德的，方法或知识对于它的形成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道德的判断的形成，即个人合理地肯定的判断将有助于社会福利的判断的形成，并非唯一地依赖于准备牺牲个人的收益或舒适、准备无私地行动，它首先取决于知识和方法，对这一点无论怎么经常坚持也不算过分。”⑤同上。

在这方面，彭加勒的《伦理与科学》⑥彭加勒：《最后的沉思》，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30-145页。一文可能影响丁文江的思考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人生观与伦理密切相关。彭加勒直言：“没有什么现象不能成为科学的对象，因为任何现象都能被观察。和其他现象一样，道德现象也不例外。”不仅如此，“科学将以同样的方法建设伦理学”，“我们依靠科学使道德真理达到不容置辩的境地”，“科学能在道德教育中起十分有益的和十分重要的作用”。“科学像所有各类活动一样，不仅能够唤起新的感情，而且能这旧有的、自发地从我们心中产生的感情上建造新的大厦”，而“这种情感能够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在他看来，尽管科学不能自行创造道德，也不能自行而直接地削弱或消灭传统道德，但是“科学能够以间接的方式帮助伦理”。这是由于科学能够通过某种机制起作用，这些作用在不同程度上被人们内在化了，从而使人们产生新的情感，使人们的灵魂得以更新。比如，科学能使我们达到无私忘我的境界，科学教导我们以特殊利益服从普遍利益，科学能使人性变得可爱，科学能把不同的个人抱负归于统一，科学还能促使人们诚实、公正。此外，彭加勒关于直觉与逻辑和经验、关于理性和情感的关系和职分的论述，也可能有助于丁文江。

六、科学与形而上学（玄学）

尽管科学和形而上学（玄学）很难有一个公认的、满意的定义，但是人们对科学的把握还是比较一致的（尤其是狭义的科学即自然科学），而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可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①“metaphysics之名，既非为玄学本身做界说；至于以后所定界说，又人人各殊。大都许多哲学家以他们自己哲学的系统，为各自诠定玄学的标准。积重难返，所以界说纷殊。有以为玄学是‘最初原理（first principles）的学说’；有以为‘超于自然的科学（super natural science），一切超于人类经验的学说’；有以为‘心的科学用内省和分析，不以实验和科学的观察去研究的’；有以为‘任何研究，只根据于先设，而不尚归纳的理论与观察的’；有以为‘一组抽象的与难解的学说，为科学所存而不问的’。（F.J.E.Woodbridge’s“Metaphysics”,p.5）像这类的界说，不可胜举，……所以要找一条严格玄学定义，几不可能，就所相沿下来的最有权威的诠释，根据亚里士多德而来的，以为玄学是研究‘有’的本体之科学（science of being as such），也经过后来许多变迁，不足以尽近代玄学之义。”参见罗志希：《科学与玄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5-66页。。在这里，我们仅按丁文江等相关人士的指称和语境圈定这个名词的含义。

丁文江是怎样界定和看待形而上学的呢？他缕陈：玄学（metaphysics）这个名词，是纂辑亚里士多德遗书的安德龙聂克士（Andronicus）造出来的。亚里士多德本来当它为根本哲学（first philosophy）或是神学（theology），包括天帝、宇宙、人生种种观念在内，所以广义的玄学在中世纪始终没有同神学分家。到了十七世纪天文学的祖宗嘉列刘（Galileo）发明地球行动的时候，玄学的代表是罗马教的神学家。他们再三向嘉列刘说，宇宙问题，不是科学的范围，非科学所能解决的。嘉列刘不听。他们就于一千六百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开主教大会，正式宣言道：“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非静而动，而且每日旋转，照哲学上神学上讲起来，都是虚伪的。……”无奈真是真，伪是伪；真理既然发明，玄学家也没有法子。从此向来属于玄学的宇宙就被科学抢去。但是玄学家总说科学研究的是死的，活的东西不能以一例相绳。无奈达尔文不知趣，又做了一部《物种由来》，证明活的东西也有公例。虽然当日玄学家的忿怒不减于十七世纪攻击嘉列刘的主教，真理究竟战胜，生物学又变做科学了。到了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连玄学家当做看家狗的心理学，也宣告了独立。玄学于是从根本哲学，退避到本体论（ontology）。它还不知悔过，依然向哲学摆它的架子，说“自觉你不能研究；觉官感触以外的本体，你不能研究。你是形而下，我是形而上；你是死的，我是活的”。科学不屑得同他争口舌：知道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不怕玄学终久不投降。他针对张君劢的臆想“我国戏剧中十有七八不以男女恋爱为内容”，用确凿的统计数据证明“张君劢的话自然不能成立”，以表明“科学与玄学的区别”，从而说明张君劢“‘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性的’人生观是建筑在很松散的泥沙之上，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①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一卷），第40-41、47页。按照丁文江的观点，“广义的玄学是从不可证明的假设所推论出来的规律。”②同上书，第73页。玄学除了无视事实或证据外，科学与之区别之处还在于玄学家都是体系迷，各个都想组织牢固不拔的体系——科学家的心理决非如此。③同上书，第53页。

批判学派由于坚持科学是描述而非说明，因而极力主张把虚无缥缈的形而上学从科学中排除出去，使科学摆脱这些无法证实的假问题的纠缠，以促使科学轻装前进、健康发展。马赫开宗明义：“我的认识论的物理学研究和我现在对于感官生理学的研究，都是以同一个观点为依据的，这就是：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必须排除掉，它们是多余的，并且会破坏科学的经济性。”“科学的任务不是别的，仅是对事实做概要的陈述。现在逐渐提倡的这个崭新见解，必然会指导我们排除掉一切无聊的、无法用经验检查的假定，主要是在康德意义下的形而上学的假定。”④马赫：《感觉的分析》，洪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iii、iv-v页。丁文江对马赫的思想心领神会，并在实践中伸张马赫在科学中反形而上学的认识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丁文江从皮尔逊那里获益良多。皮尔逊是这样界定形而上学的：“要满意地定义形而上学家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的作家赋予该词的意义最终将变得更清楚。它在这里通常实指一类作家，其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后非批判时期的康德（当时他发现，宇宙被创造，是为了人可以有一个道德行动的场所），后康德主义者——著名的有黑格尔和叔本华——甚至在不具备基本的物理科学知识的情况下‘说明’宇宙。”⑤皮尔逊：《科学的规范》，第17页。他辨认出形而上学走向没落的大趋势：“现在，形而上学教条可能阻碍科学研究的危险也许不是很大。黑格尔哲学威胁要在德国压制幼稚科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在牛津开始凋零就是明证，证明它在它诞生的国家实际上死亡了。任何种类的哲学教条或神学教条即使在数代人期间阻止科学研究进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①皮尔逊：《科学的规范》，第18页。在这里，丁文江和皮尔逊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和对其衰落走向的洞察是吻合的。

皮尔逊明确道出了科学与形而上学判若鸿沟的两个特征。其一是，科学立足于经验和事实的证明，而形而上学却基于幻想和偏见。“形而上学是建在空气或流沙上的——他们或者从根本没有事实的地基上开始，或者在事实的正确分类中未找到基础之前就耸起上层建筑。”②同上书，第17页。“随着我们感知能力的每一增强，科学定律本身必定重新回到假设的地位，必须把它重新交付经验检验。可是，在超感觉领域中的什么哲学体系、什么形而上学心智的幻想能够像牛顿定律那样，在它的陈述方面没有丝毫改变、没有丝毫变化而站立两百多年吗？确实没有一个。它们都要随着人的实证知识的每一进展转变它们的根基。它们不经受经验的检验；它们是幻想，而不是真理。”③同上书，第18页。“我们习惯于说科学定律是某种普遍有效的东西，或者无论如何说它的一种形式即所谓的‘自然定律’是某种普遍有效的东西；我们认为它对于所有人像对它的原来的提出者一样为真。甚至不缺少做出下述断言的人：自然定律具有完全独立于系统阐述、证明或接受它的人的心智的有效性。我们能够方便地观察到，关于自然定律的有效性实际上存在某种独特的东西。提出新体系的哲学家，或者宣布新宗教的先知，都可能绝对地确信他的陈述的真理；但是，来自古老时代的经验结果表明，他无法证明他的陈述的真理，以使每一个有理性的人的心智确信它。不管哲学的或宗教的准则——例如贝克莱的观念论，休谟的怀疑论，或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的舍己——的教导者可能多么确信，它能够被合理地证明，但是实际上它却诉诸个人的气质，按照个人的情绪的同情而取舍。……这充分地表明，在哲学的和科学的体系之间，在神学的和科学的准则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广泛的差异。”④同上书，第80页。尽管科学也涉及超感觉的东西，但是皮尔逊在此特意强调它与形而上学超感觉的东西的差异：“原子和分子是理智的概念，物理学家以此分类现象，阐述它们的序列之间的关系。因此，从某种立场来看，物理学家的这些概念是超感觉的，也就是说，它们在目前没有表象直接的感觉印象；但是读者必须细致小心，不要把这类超感觉性与形而上学家的超感觉性混为一谈。物理学家以两种不同方式中的一种或另一种看待原子：或者原子是实在的，即能够是直接的感觉印象，要不原子是理想的，即是我们借以能够系统阐述自然定律的纯粹心理的概念。它或者是人的感知官能的产物，或者是人的反应官能或推理官能的产物。它可以从后者行进到前者，从理想的阶段行进到实在的阶段；但是它还没有如此，它依然只不过是分类感觉印象的概念基础，它没有现实性。另一方面，形而上学家断言不受人的知觉官能或反映官能制约的超感觉的东西的存在。他的超感觉的东西不能立刻成为感觉印象，可是却具有与人的想象无关的实在的存在。毋庸赘言，这样的存在包含着未受检验的和不可证明的教条。然而，在物理学家的超感觉的东西和形而上学家的超感觉的东西之间的巨大鸿沟往往被忽略了，……”①皮尔逊：《科学的规范》，第98-99页。其二是，科学家绝不无根据地、盲目地构造包罗万象的、高谈虚论的、相互矛盾的体系，而秉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坦率态度。形而上学家却特别热衷构造洋洋大观的、眼花缭乱的、毫无根据的虚浮体系。“每一个形而上学家都有他自己的体系，该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他的先辈和同行的体系。”②同上书，第17页。“迄今体系贩子所做的分类是绝对不恰当的和绝对有偏见的。在心理学借助观察和实验的科学研究超越它目前的界限而取得巨大进展——这也许需要数代人的工作——之前，科学只能对大量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回答‘我不知道’。其间，急躁或沉湎构造体系都是无用的。谨慎而辛勤地分类事实比当前在时机成熟之前就下结论，必然会取得更大的进展。”③同上书，第19-20页。不难发现，丁文江在这里不仅汲取了皮尔逊的思想和观念，而且甚至使用了与皮尔逊类似的比喻和言词——“泥沙”对“流沙”，“体系迷”对“体系贩子”。

丁文江认同形而上学无害说，倘若它不有意骗人或贸然闯入科学领域的话。他引用了鲁滨逊（J.H.Robinson）的言论：“许多人崇拜玄学，说它是我们求最高真理的最高尚的努力。许多人鄙夷玄学，说它是我们最愚蠢的盲动。在我看起来，玄学同烟草一样，是对于它性情相近的人的一种最快心的嗜好。当它一种嗜好看，是比较的无害的。”紧接着，他发表评论：“无奈好玄学的人不肯把它当嗜好看——他们明明是吸烟，却要骗我们说，烟草可以当饭吃。我们如何能不反对它呢？”④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一卷），第72页。“玄学家单讲他的本体论，我们决不肯荒废我们宝贵的光阴来攻击他。但是一班的青年上了他的当，对于宗教、社会、政治、道德一切问题真以为不受论理方法支配，真正没有是非真伪；只须拿他所谓主观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来解决它。果然如此，我们的社会是要成一种什么社会？果然如此，书也不必读，学也不必求，知识经验都是无用，……读书、求学、知识、经历，岂不都是枉费功夫？”⑤同上书，第41-42页。在这一点，丁文江的态度和做法与皮尔逊十分相像：“形而上学家是诗人，常常是十分伟大的诗人；但是不幸的是，他并不以诗人而闻名，因为它用明显理性的语言表达他的诗篇；因此可知，他易于成为共同体中的危险分子。……这一危险妨碍科学知识在未受启蒙的人中间传播，而且由于怀疑科学方法而迎合蒙昧主义。”①皮尔逊：《科学的规范》，第18页。“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虽然闪闪发光，但是用科学的试金石一试，它们就变成渣滓，所以我们不得不把它们归类为想象力的有趣作品，而不是对人类知识的可靠贡献。”②同上书，第25页。皮尔逊明确表示：“不要设想，科学此刻否认迄今被分类为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某些问题的存在。相反地，它清楚地认识到，形形色色的物理现象和生物现象直接通向这些问题。但是，它断言迄今应用到这些问题的方法是无效的，因为这些方法是非科学的。”③同上书，第19页。正因为如此，他采取的正确做法是：“对于实证神学，对于启示，科学没有反驳，它在决然不同的层面起作用。只有当信仰侵入可能的知识领域，侵入实在的层面，科学才不得不严厉抗议；只有当信仰代替知识作为行动的基础时，科学才被迫批判信仰的道德性，而不是批判信仰的实在性。不过当自然神学和形而上学断言，理性能够帮助我们达到某种超感觉的知识时，科学与它们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科学是完全确定的和清楚的，自然神学和形而上学是伪科学。……混沌是科学能够就超感觉的东西——在知识之外、在用心理概念分类之外的领域——逻辑地断言的一切。如果婆罗门④婆罗门（Brahmins或Brahmana）梵文的原意是神学的掌握者，是印度教流行地区四个中瓦尔纳的最高一级。公元前七世纪中叶的印度哲学家耶若婆佉（Yajnavalkya）的唯我论哲学有言：“我如一蜘蛛，引丝而布网，世界绵罗开，还即自身出。”相信，世界是由无限的蜘蛛的本能产生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神启的，那么我们可能惊奇，本能和蜘蛛的概念在他们的心智中可能是什么，并说他们的信仰对我们而言毫无意义。但是，如果他们断言现象世界本身给出这种怪物的肠内吐丝结网的证据，那么我们便从信仰层面行进到理性和科学的层面，并果断地摧毁他们的怪想。”⑤皮尔逊：《科学的规范》，第110-111页。

七、对反科学思潮的批评

以1920年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契机，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纷纷向科学发难。他们追随西方的反科学⑥扈丁（李醒民）：《反科学主义思潮评析》，载《哲学动态》，1990年第11期；李醒民：《就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答客问》，载《科学文化评论》，2004年第4期；李醒民：《科学的文化意蕴》，第453-547页。思潮，推波助澜，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完全归咎于科学，从而在中国掀起一股反科学的逆流。面对此情此景，丁文江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地回击反科学者的挑战：“我所不得不说的是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①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一卷）。他进而揭示：“社会上的人，对于直接有用的科学，或是可以供工业界利用的科目，还肯提倡，还肯花钱；真正科学的精神，他依然没有了解：处世立身，还是变相的基督教。这种情形，不但英国如此，大陆各国同美国亦大抵如此。一方面政治的势力都在学法律的人手里，一方面教育的机关脱不了宗教的臭味。在德法两国都有新派的玄学家出来，宣传他们的非科学主义，间接给神学做辩护人。德国浪漫派的海格尔的嫡派，变成功忠君卫道的守旧党。法国的柏格森拿直觉来抵制知识。都是间接直接反对科学的人。他们对于普通人的影响虽然比较的小，对于握政治教育大权的人，却很有伟大的势力。……他们这班人的心理，很像我们的张之洞，要以玄学为体，科学为用。他们不敢扫除科学，因为工业要利用他，但是天天在那里防范科学，不要侵入他们的饭碗界里来。所以欧美的工业虽然是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然而一班应负责任的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却丝毫不肯悔过，反要把物质文明的罪名加到纯洁高尚的科学身上，说他是‘务外逐物’，岂不可怜！”②同上书，第43-44、45页。丁文江向来不屑于那些在思想上赶时髦的人，他反问道：我们常常听见说有什么“世界的潮流”，“新思想”，“新学说”。然而平心而论，新的难道都是好的？旧的难道都是坏的？③同上书，第15页。

丁文江的这些辩驳之词固然是他的切身感受和理性思考的结果，但是也可能受到彭加勒的影响。彭加勒针对有人说科学是破坏性的，并为科学将要引起的毁灭而惊恐不安。他坦言这种指责和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他说：“我们必须担心的仅仅是那种不完备的科学、错误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其空洞的外观诱惑我们，煽动我们破坏那些不应该破坏的东西。当我们懂得更多时，才知道这些被破坏的东西以后仍需重建，可是此时已为时过晚。有些人迷恋一种观念，并非因为这种观念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它是新的，因为它是时髦的，这些人是可怕的破坏者，……”但是，被真正的实验精神所推动的科学总是在正确的方向上一步一步地前进的，“反对伪科学的最好办法是更加科学”。“对科学畏惧和希望过高，在我看来同样是不切实际的。”④彭加勒：《最后的沉思》，第141、142、145页。他还批判了“科学破产”的错误思潮，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怀疑是肤浅的，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科学理论的目的和作用。”①彭加勒：《科学与假设》，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1页。皮尔逊对反科学的批判，特别是对“科学损美败德”说的尖锐批判，以及对科学方法的推崇、对科学精神的弘扬和对科学的精神功能的宣明，对丁文江恐怕不无鼓舞和启迪。

八、科研管理

丁文江亲身参与地质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对科研管理在操作上当然了如指掌，在认知上也不乏远见卓识。他洞晓：“国家什么东西都可以统制，唯有科学研究不可以统制，因为科学不知道有权威，不能受“权威”的支配，所以任何国家都没有一个统制科学研究的机关——连苏俄都是如此。不错，在财力与人材都感觉缺乏的中国，政府的研究机关当然应该有相当的接洽：消极的要免除无意识的重复，积极的要取得有计划的合作。但是这也决不是说一切研究都不可以重复，都非得合作不可。真正的科学研究，除去常轨的任务以外——比如一个地方当然不必有两个气象台——免不了重复，至少免不了连锁与交叠（inter locking and over lapping），中央研究院只能利用它的地位，时时刻刻与国内各种机关联络交换，不可以阻止旁人的发展，或是用机械的方法来支配一切研究的题目。”②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一卷），第94页。对于科研重复，他制订的三项原则是：（1）凡有常规的任务，如气象观测、地磁地质测量等，绝对不应重复。（2）凡研究吾国原料物产以谋发展实业之工作，应互相联络，在可能范围之内免除重复。（3）凡纯粹科学，不妨重复。③同上书，第101页。科学研究除了不可统制，可以有所重复外，还不可急功近利：“只要政府与社会不要极端地急功近利，责备它在很短的期间发生很大的效果，我相信每年政府所给的一百二十万元不是冤枉花掉的。”④同上书，第94页。在丁文江看来，科学知识的取得，必须有一群受过实际训练的人做基础工作，必须有一个健全的组织，做一个神经中枢，负安排调度的责任。因此，他最注意的第一件事是培植人才及选拔人才。他确具有量才使用的能力。他说：科学工作并不是天才人物的专利；大有大的工作，小有小的工作。但是做领导的人，就非头等人不可了。若是领导的人不适宜，这机关不但等于没有，并且是一种逆流的影响。他到中央研究院后，为了坚持这一见解，就获罪了不少朋友；但是他的立场，却没人能反驳他。⑤李济：《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载《丁文江印象》，第112、115页。更重要的是，科学研究必须以思想自由为前提。对此，丁文江言必有中：“自由是人类最近所得到的幸福，很容易失却，很难取得的。……苏俄的首领最相信科学，但是自由是养活科学最重要的空气。今天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余毒；明天说，这是与马克思、列宁学说违背。科学如中了煤毒的人，纵然不死，一定要晕倒的。”①胡适：《丁文江传》，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丁文江还有一个看法值得人们关注和思考。他说：“地质调查所是一个极穷的机关。……但是正因为穷的缘故，所以免去了许多政治上的干涉。因为经费少所以薪水也比较的少，而且田野工作，是件极苦的事。很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地质调查所工作极其紧张，而待遇极薄。起初还有人向所长乱荐条子，到以后不是对于地质真有兴趣的人，提到地质调查所就摇头不愿意加入。因此在政治很混乱的环境之下，地质调查所居然能够没有受它的传染。民国以来，任何政府机关的长官都常常更换。唯有地质调查所只有过两个所长。现在的翁文灏先生在职已经十四年，管辖他的农商部实业部部长和代理部长的人，却更换了二十个以上！因为穷所以能不养闲人，所以所长能久于其事，这是地质调查所成功的一个条件。”②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一卷），第105页。当1925年到1927年地质调查所最困苦的时候，翁文灏先生完全不要薪水。由此可见，要搞好科研，关键不在钱多，而在于全心全意地热爱科学，心无旁骛地从事研究，钱多了有时反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皮尔逊没有专门从事科学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他们作为思想家和理论家也很少就具体的科学管理发表什么意见，所以在科学管理问题上不大可能对丁文江提供直接的思想资源。但是，他们的自由思想和自由精神，他们对科学的挚爱和对物质利益的淡泊，肯定会对丁文江产生强烈的感染力。要知道，马赫是一位启蒙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他声言思想自由位居第一。③李醒民：《恩斯特·马赫：启蒙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载《大自然探索》，1990第2期；李醒民：《马赫》，第230-235页。彭加勒讲过一段震撼人心的话语：“一律就是死亡，因为它对一切进步都是一扇紧闭着的大门；而且所有的强制都是毫无成果和令人憎恶的。”④彭加勒：《最后的沉思》，第149页。皮尔逊是名副其实的自由思想者，他一生处在理性科学和自由思想的最前沿。他敢于反对错误的权威，崇尚自由的精神，高举批判的武器，追求有价值的东西。⑤李醒民：《卡尔·皮尔逊：著名科学家和自由思想家》，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2期；李醒民：《自由思想和研究的热情——皮尔逊社会哲学一瞥》，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1期。对此，丁文江怎么能不萌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情，进而“见贤思齐”并践而行之呢？

（责任编辑：肖志珂）

B813

A

2095-0047（2015）01-0118-25

李醒民，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