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曼予 朱 念 副教授（、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南宁 530007 、钦州学院 广西钦州 535099）

由于市场经济发展起步晚，我国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也比较滞后，虽然近来关于私营企业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对于企业家精神的领域，目前国内学术界鲜有涉及，而在市场体制完善的欧美发达国家，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受关注。在西方被极其重视的企业家精神在经济体制不断稳步推进改革的中国，企业家精神到底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这是本文将集中探讨的问题，主要从宏观经济意义来探讨企业家精神对经济的增长作用，通过回顾企业家精神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为了找寻到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理论之间的切入点。

企业家精神的测度指标

企业家精神的测度指标可以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产业经济学研究发现可以对企业家精神进行测度的标准主要有自我雇佣比率、小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与市场参与创业人数、所有权比率、企业的进入、退出比率等。

（一）自我雇佣比率

自我雇佣比率被一些学者用来测度企业家精神，自我雇佣比率是自我雇佣的劳动者占所有劳动力的比率，这种自我雇佣在行为学中被解释为经济行为中个人自己对企业的经营决策进行分析，并且这类人群的薪酬直接跟企业的利润挂钩，这些自我雇佣的主体主要是个体工商户主，私营企业主和合伙制企业的合伙人。目前采用自我雇佣比率来调查企业家精神的工作主要是由经合组织完成的，Evans和Leighton在美国研究了影响自我雇佣比率的变量，通过研究发现，自我雇佣的比率与工作经验、工作变化频率和失业情况等相关。自我雇佣比率的测定主体范围过大，从农民和IT工程师，而企业家精神的主体主要是由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组成，所以自我雇佣比率并不是一个好的企业家精神的测度。另外该测度方法对于企业家精神的风险和创新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也不能反映企业的创新力，所以不建议采用自我雇佣比率进行企业家精神的测度。

（二）小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与市场参与创业人数

小企业作为创业企业的主力军，具有强烈的企业家精神色彩，因为小企业所占市场份额可以用来测度企业家精神的繁荣程度，而市场参与的创业人数更加直观地体现了企业家精神的活跃程度。Audretsch和Thurik是这个企业家精神测度的开创者。这种测度方法在宏观经济意义上具有一定的意义，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出发，但是作为企业家精神主要载体的小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不能够将人口这个因素加入其中，故不能完全解释企业家精神主体人的因素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本文在实证分析部分利用每万人拥有的私营企业数量来测度企业家精神变量的方法跟小企业所占市场份额的测度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

（三）所有权比率

Thurik与Carree开创了所有权比率对企业家精神活跃程度的测定。这是自我雇佣比率的发展，只是在扩大了自我雇佣者的范畴，将企业的所有者都变成了这个比率的除数，现在的企业所有者囊括了企业的所有股东。但是这种测度方法仍然存在一些弊端：第一，对于企业的所有股东，并不能笼统的将他们都认为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这种分类下做出的分析会显得比较粗糙；第二，这个测度方法没有利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进行合理分配权重；第三，企业家精神的主体选择来自于购买该企业股票人而不是创立者。很明显，企业股票的持有者对于企业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所以这完全不可能测度出来一个持有股票的人是否具有企业家精神。甚至这个股票持有人的企业家精神能够对这个企业会体现多大的作用进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所有权比率对企业家精神的测度并非一无是处，虽然它不能展示企业家精神的全貌，但是它的测定值也近似企业家精神的定量结果，另外，这个测定可以跨区域进行比较，适用性比较高。

（四）企业的进入及退出比率

企业的进入及退出比率指的是企业进入新的业务领域和企业退出特定市场的比率，产业经济学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的活跃与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比率有着明显的关系，具有丰富的企业家精神的经济体往往具有比较高的企业进入和退出比率。与此相适应的是一个产业中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比率越频繁，或者说更替率越高，说明这个地方企业家精神越活跃。Caves的研究发现，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导致了行业的波动，这种波动造成的破坏性效应最终促进了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比率作为企业家精神测度指标有着一定的弊端，第一，企业的进入、退出比率不能反映企业家精神寻租行为对经济发展的反向作用；第二，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对于企业家主体缺乏一定的反映。

表1 变量设计表

表2 企业家精神对地区GDP的影响

表3 企业家精神对地区GDP的影响（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

企业家精神的测定标准

中国不同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其他国家，有着自己的特殊性，那些标准不能直接用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在前文本文对企业家精神对经济的促进途径中通过分析得到了企业家精神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来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且这两种途径是在市场经济制度和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的。本文将从企业家精神的载体—企业出发来进选定企业家精神的测定标准。

为了从宏观层面来分析企业家精神对经济的增长作用，本文将利用每万人拥有的私营企业数量来衡量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指标，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在中国私营企业是从个体工商户成长起来的个体工商大户，经过了激烈市场竞争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强烈的市场竞争中，这些工商大户经历了多重的磨灭，只有在创新中求生存，在各种风险中求得发展，因此可以判断私营企业是具备创新精神并且是勇于承担市场风险的。其次，跟个体工商户不一样的是企业家创立的私营企业由于具有一定的规模，并且是为了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求得生存，企业倒了企业家也将一无所有，所以企业家往往具有强大的毅力和决定去做大做强自己的企业，这在数据的范畴能够使得作为研究的数据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同时这也折射出来企业家精神的优秀特质。最后，在前文中，本文找寻到了企业家精神对国民经济的推动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通过优化资源的配置，一个是开拓创新，提高生产的效率。私营企业的发展路线就是一个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过程，不断找寻市场的需求来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并且在产品上不断差异化且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不断地跨越性发展来做大做强，这种发展的过程也是企业家精神的强烈体现。

研究设计

Audretsch等人提出了企业家精神资本的概念，并在AK模型的框架下，对德国的相关数据进行的研究，通过计量实证分析了企业家精神对德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他们发扬了熊彼特有关企业家精神应当被当作基本生产要素的讨论，丰富了Rebelo关于核心资本的内涵。但是这个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理论缺乏对数据处理的模型，因而减弱了这个理论思想的使用性和解释力。

另外，同样是内生经济模型和企业家精神结合的第二类内生经济模型认为，排除技术进步的因素，即使是内在的核心资本不断积累，也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除了核心资本，其他不可再生资源也可以突破非再生资源的限制而导致资本产品投入的边际效益持续降低，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经济模型也被称为凸性增长模型，这个模型结果简单，方便计量。利用该模型，国内学者鲁传一将企业家精神资本纳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估计，最后得出了企业家精神对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的贡献，他认为，企业家精神对经济的贡献就相当于广义的技术进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选取了2007-2013年共七年我国31个（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省市地区的GDP、私营企业数量、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口和专利数来进行后期的实证研究，共217个样本，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个省市地区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故笼统地直接用全国范围的数据进行实证不具有代表性，于是本文选取了31个省市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通过找寻31个省的GDP、人口数量、专利数、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私营企业数量进行分年分省市的二维数据进行分析，以便得到的结果更有说服力。变量的概况如表1所示。

（二）研究模型

本文把企业家精神纳入内生经济模型，将模型求得对数得到，具体如下：

如公式所示，在本文中，用各地区的GDP水平代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用各地区的GDP的自然对数作为应变量，记作lnGDP。Innovation为企业家精神变量，用来衡量企业家精神。另外，作为其他可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本文采用了各地区人均固定投资额、各地区人口数量和各地区人均国内专利授予数量作为控制变量，分别对他们取自然对数得到人均固定投资变量对数（lnInvestment）、人口变量对数（lnPeople）、科技变量对数（lnPatents）。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OLS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2是对本文模型的OLS回归结果，从表格中可以看到，在剔除投资人均固定投资变量、人口变量、科技变量和时间序列的前提下各地区的GDP贡献只对企业家精神变量进行回归分析（1）的结果，该结果显示企业家精神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仅仅在剔除时间变量的基础上，各地区的GDP贡献相对于人均固定投资变量、人口变量、科技变量对企业家精神变量进行回归分析（2）的结果，企业家精神变量的指标系数相对回归（1）要更小一些，但该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最后，回归（3）把时间变量加进来，将各地区的GDP在控制人均固定投资变量、人口变量、科技变量、时间变量的情况下对企业家精神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的结果仍然与回归（1）和回归（2）的结果不谋而合。这佐证了企业家精神对GDP的贡献是可信的，也是值得关注的。

（二）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检验

因为对于panal数据的OLS回归不随时间变化的残差值可能与解释变量有关，这会影响系数的一致性，为了使OLS回归的结果更加稳健，笔者对模型（1）又进行了pannal数据的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到，在采用固定效应回归（1）后，企业家精神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OLS回归的结果是类似的；同样在随机效应回归（2）中得出的结果仍然是企业家精神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再次证明了企业家精神对各地区的GDP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根据以上回归检验的结论，可以得出：回归结果无论是OLS回归还是后期的随机效应回归和固定效应回归都佐证了企业家精神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并且企业家精神越是活跃，GDP增速越是迅速，具体地说，数据显示，2007年到2008年间，每万人拥有的企业数量增长了11.92%，相应GDP增长了16.87%，最近的一年也就是2013年，每万人拥有的企业数量增长了12.48%，相应的GDP增长了19.31%。

（二）相关建议

生产要素的累积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两大基本动力，并且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是确保生产要素的积累和科技创新使用的制度基础，生产要素的累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归根结底是人改造世界的产物，而企业家精神就是属于这一类范畴。企业家精神在发达国家备受重视，并且发展企业家精神对他们的经济促进作用已经得到验证，通过以上的实证研究也可以看到确实存在企业家精神的繁荣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故而笔者有如下建议：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培育企业家精神。从个体工商户到私营企业的过程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也是企业家精神培育的过程，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才能保证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在创业路上，有的企业拥有先进的创新成果却苦于没有资金的支持而夭折，有的企业敢于突破藩篱却遭到政策的围追堵截，这是中小企业经常无法做大做强的主要原因，政府应该为中小企业广开财路，放宽中小企业的资金融资渠道，放宽中小企业的进军领域，让中小企业深入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丰富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的创业内容。

保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将创业者们面临的风险降低，不用担心创业的劳动成果不会不翼而飞，从而使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企业家们作出相对比较理性和稳定的行为。新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一路上磕磕碰碰，从无到有，再到凋零，再到复兴的过程其实跟中国每个时期的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新中国历史上，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大批的企业家被打成走资派，与此同时，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厦瞬间倒塌，中国的经济也进入停滞不前的状态，直到改革开放时代，政府政策的支持为中国的民营企业正名，这才迎来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大发展时期。即使是现在，中国也正处在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创业者和企业家们也关切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变化，由此可见，政府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有着多么大的影响。

完善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本文已经有所提及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问题，企业要发展就必须要资金，要更快的发展就需要更多的资金，然而由于政策不受保护，银行在放贷方面也不愿意将资金放给那些正在起步的小企业，这是资本市场不健全的体现，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健全可以让创业型企业能够轻松的获得创业基金投入来启动发展道路。但是在国内，资本市场监管过严，民间资本发展尚未成熟，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创新无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来丰富人们的生活和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砝码，因此，政府应该放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完善健全资本市场，扶持中小企业的起步与发展，为中小企业日后成为中国经济贡献的中流砥柱提供资本支持。

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政策要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坚持科技兴国的政策就必须强化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每一件新的产品、新的技术都有可能改变一个国家整个经济的趋势走向，现代社会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可以说每一项新的科技进展都在深深的影响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经济的发展，在这种不停进步的创新环境下，停滞不前就意味着落后，缺乏创新的国家不仅经济发展减速，甚至会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也要保护创新的成果，现代社会信息高度发达，假若失去对创新的保护必然会导致创新成果的凋零，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严厉打击盗版和山寨，给创新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