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溢桓（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 430074）

引言

金融发展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润滑剂。金融结构的调整是现代金融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探索经济发展过程中合理的金融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当前面临的迫切需求。在由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金融结构调整应该贡献出更大的力量。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在现阶段由于金融结构存在的不合理情况，在资金配置结构、金融资产结构、产品结构、金融工具结构等相对比例和构成方面需要合理调整，以更好配合产业结构升级的服务需求。

因此对于研究当前我国实际情况而言，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存在作用关系、金融结构调整如何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当前的金融结构是否匹配产业升级、是否存在改进措施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通过理论上的梳理，使用省际面板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索，得出了我国整体上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同时对东中西部三地区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区域之间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情况有所差异，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越匹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越强，否则将会是抑制作用。

国内外文献综述

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出，相关问题的研究视角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细化到金融结构与产业发展的关系，从金融相关率的提出，细化至金融深化、金融中介等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有关金融结构的研究一直被关注且概念逐渐清晰。国外学者较早对该领域进行探索：Hicks（1969）、Patrick（1966）提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引导作用的重要性，并在前人研究成果上不断探索，逐步将研究视角深入到发展中国家，在金融约束与金融深化等问题方面得出了重要结论；Goldsmith（1969）在金融发展理论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首次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的概念，指出金融结构是金融工具及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并给出了相应的计算方法，用实证方法研究了不同国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后续国内外许多研究借鉴并延续这一方法；Mikinnon和Shaw（1973）探索了金融结构中的深化问题，认为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互关系。后续的研究逐渐深入，开始具体研究金融结构中的金融资产，Stiglitz（1985）指出证券市场的不对称性严重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影响产业的发展；Wachtel（1998）强调了金融中介的作用，证明金融中介对实体经济部门的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Levine（2002）通过对不同国家面板数据分析得出，金融发展与有效法律保护机制是促进技术增长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机制。

国内研究基本沿革国外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细化，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探索。范方志（2002）较早进行了探索，使用OLS方法分三个地区和代表性省份进行实证并比较，探讨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指出妨碍因素是金融结构转化速度不快，侧重从速度方面解读；林毅夫等（2003、2009、2012）分别在三篇文章中系统阐述了经济发展中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在以制造业为例中，将金融结构视角集中在银行业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对比两种融资结构；在理论初探中提出最优金融结构概念，总结出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需要与相应阶段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相适应，同时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环境下的一个最优金融结构标准；在最新研究进展中，又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继续论证，并加入了政治和理念等影响因素研究。从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研究结论来看，马智利等（2008）、龙玉国等（2011）、李剑（2013）等学者主要研究金融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单向作用影响，并通过实证检验了相应论述；毛定祥（2006）、鲍金红（2013）等学者则从二者的互动关系入手，通过实证进行互动关系研究。

总体来讲，国外研究侧重于理论上的突破，包括对金融结构的定义、金融类型的划分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进步之间的关系。国内研究侧重于方法上的革新，包括实证检验模型和方法的改变、研究对象的更替等，关注我国的发展实际。但相关研究对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探究不够深入，同时缺乏对相关地区发展实情的关注。

本文主要在以下方面与现有研究区别：一是基于省际层面做规范面板数据分析，以此模型做相关领域的分析目前尚属少数，相比仅用国家层面数据做时间序列分析而言，本文回归结果可能会更加稳健；二是在结合相关概念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方面，借鉴朱玉杰（2014）提出的金融规模质与量的概念，在量的方面，沿用Goldsmith创造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体系；在质的方面，引入金融效率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使用存贷比来衡量。同时考虑到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下，金融结构与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可能存在变化，因此引入经济发展阶段作为虚拟变量。此外，控制变量的选取也结合了产业升级这一主题。探索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并提出相关假设，使用规范的计量方法对我国东中西部省份进行比较，验证相关论断。

表1 主要指标的统计性描述

表2 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机制分析

延续之前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参照Goldsmith给出的定义，认为金融结构是指金融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与相对构成关系。金融结构决定着资金配置的效果，产业结构升级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资金配置的结果，因此可以推测：金融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关联性，金融结构的优化、效率的提升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对更复杂、多样化、综合性的金融系统提出了需求，将成为导致金融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

（一）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1.业务结构内容变化。金融结构的变化一大表现形式为金融系统中业务范围的增多，贯穿前端、中端以及后端的业务，打通银行信贷、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等渠道，使金融资源融通，从产业发展周期的角度服务于各个阶段发展的需求特征。

2.市场参与层次丰富。金融中介机构的加入，运用其专业的业务操作能力对整体金融结构的运行和优化进行建设，提高金融组织、市场交易的有效性，带动组织制度和交易规则逐渐成熟完善，尤其非银金融机构在市场参与的中介作用明显。具体到产业层面来讲，有产权交易平台、股权托管中心等机构，为相关产业阶段性投融资发展需求提供帮助，专业化的业务能力可以体现在股权结构优化、管理水平提升等方面，从而从产业层面促进结构的升级。

3.融资方式种类多样。从以间接为主的银行借贷，逐步发展到包含股权、债券等方式的直接融资，融资方式种类的增多反映出金融结构中的融资结构变化，将为资金供给方提供众多金融工具以及流通市场，在风险收益相匹配的原则下通过金融机构专业人员的评估，将稀缺资源从产能过剩、生产效率低、发展前景黯淡的产业转移到生产效率高、发展潜力大的产业，引起资金资源的重新配置，促进这些产业发展，在技术水平和生产质量方面得到提升，从而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4.对外开放程度加深。随着我国金融行业逐渐开放，引入市场化竞争和国际先进金融机构的管理、操作经验，加大行业竞争、提高市场活跃度，从而在金融服务专业化、业务形式多样化、融资方式灵活性等方面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起到推动作用。

（二）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在于关键技术的改进或突破，这一过程产生对大量资金支持的需求。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规模扩大，要求金融业提供更复杂、多样性、综合性的服务。金融业服务方式的转变即代表着金融结构的变化。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金融结构为适应其发展，需要不断革新和变化，为产业升级和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前进方向。从金融发展历程来看也符合上述论断，单一的银行信贷业务逐渐扩展到风险投资、保险、产权交易、产业基金等，在提供多样、复杂服务的同时配套着产业结构变化，逐步贯穿产业发展的全阶段。另一方面，金融结构只有适应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提升，否则会出现不同步的情况：金融结构调整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求，过度发展形成泡沫；或者发展滞后，形成金融抑制，阻碍产业结构的升级。

H1：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是一个动态过程，即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之相匹配的金融结构应该是变化调整的。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本国的资源禀赋。是否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也要考虑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通常而言，产业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结构分布，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产业结构内部遵循由传统产业主导向以高新技术前沿产业主导的路径演变，相应的金融结构（银行主导型或市场主导型）应该适应当时的产业结构，才能起到促进作用。

H2：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越匹配，两者促进作用越强，反之亦然。

模型、指标与数据描述

（一）模型框架

根据理论分析，本文建立以下面板计量经济模型：模型（1）中，lnSTit表示省份i在t年度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对数，β0为常数项，lnFSRit表示地区i在t年度的金融结构指数对数。考虑到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模型中加入了金融结构指数的平方项。如果系数β2显著为正，说明金融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典型的U型关系；如果系数β2显著为负，说明金融结构调整对产业升级之间遵循倒U型轨迹；如果系数不显著，说明二者之间不存在U型或倒U型曲线关系。Zit表示控制变量，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控制变量只选取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和金融效率表示个体效应，表示不同省份的异质性，μit为随机误差项，满足经典假设。

表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表4 Hausman检验结果

表5 模型的实证估计结果

此外，借鉴廖信林等学者（2013）关于工业发展阶段的研究视角，本文为了区分金融结构与产业升级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的不同影响方向和强度，设置了三个虚拟变量，考虑到虚拟变量陷阱，模型中只引入了Di1和Di2两个虚拟变量，并以与金融结构乘积的形式放入模型，而将Di3作为基础类别。虚拟变量的具体定义如下：

（二）指标描述与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根据现有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学术界的定义，本文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指的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生产水平不断提升、结构优化同时效率提升的过程。根据各国普遍形成的规律，其突出表现在于主导产业由效率较低的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第三产业变迁，第二、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提高。因此，本文以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再取对数，作为产业结构升级变量。

解释变量为金融结构指标，金融结构是指金融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与相对构成关系，具体包括资金配置方式、金融资产结构、产品结构、金融工具结构、金融组织的空间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产权结构等。这一概念源自Goldsmith提出的金融相关率，计算时即用金融资产总量/GDP、各部分与总量的结构关系等变量表示；林毅夫等（2003、2012）使用的是广义层面结构的定义，涉及金融体系中各种不同类型比例的相对构成关系。可见金融结构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因个人选取的角度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切入点，本文认为应从整个体系中各种不同类型的融资方式所占结构方面来衡量。金融资产包含很多内容，最重要的是存贷款，对我国来说有些数据无法获得（各省市M2、有价证券等），用金融机构存贷款/GDP可以近似衡量。

除此之外，基于对现有理论中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加入金融效率、FDI作为控制变量。各控制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预测如下：外企直接投资直接决定了生产种类和数量，从而直接改变原来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且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也可能会间接影响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金融效率代表了金融系统中资金的使用效率，使用效率越高代表资金配置效果越好，其作为要素投入的重要一方面将可能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

本文数据来自1995-2012年度《中国金融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各地区宏观数据。其中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产业结构指标均采用相对值并取对数，FDI则采用当年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转化后取对数值。表1为主要指标的统计性描述，具体使用STATA软件操作。

实证检验

（一）面板数据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目前被广泛使用的进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方法主要有IPS（Im，Pesearn，Shin，2003）和LLC（Levin，Lin，Chu，2002）两种。考虑到异质性问题，本文采用IPS检验方法。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的计量检验结果显示，金融结构指数、金融效率指数和FDI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过程。而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在不考虑扰动项自相关的情况下也为一阶单整过程。

目前被广泛使用的进行面板数据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两类：以EG两步法为基础的协整检验方法，包括Kao检验和Pedroni检验；以Johansen协整为基础的协整检验方法，本文将考虑Kao检验方法，Kao检验的原假设为：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计量检验结果表明，伴随概率P值显著地拒绝了“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说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或长期均衡关系，可以有效地避免虚假回归问题。

（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上文检验结果证实了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下面接着讨论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方向。相关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方向及其经济学含义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从金融结构到产业结构升级的单向因果关系意味着金融结构的调整有助于产业升级的推进；从产业结构升级到金融结构调整的单向因果关系意味着产业升级有助于金融结构的优化；双向因果关系则意味着产业升级与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之间互相影响。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三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影响关系，本文进行了金融结构与产业升级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结果表明，金融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互为因果关系，从实证层面印证了本文理论部分的探索，即金融结构的合理调整有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结构调整也提出了要求。实证方面的结果为本文下一步的检验工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文章后续部分将围绕分析影响作用来进行。

（三）面板数据检验与估计

面板数据模型根据个体效应项是否与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相关可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所以，在估计模型之前，本文首先进行了模型的设定和检验，即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个体效应项是否与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相关。如果存在相关性，则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则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显示，本文对模型（1）和模型（2）的Hausman检验统计量值分别为3.56和5.76，均为卡方分布的临界值，且相应的伴随概率p值分别为0.7360和0.4507，表明不能拒绝原假设“面板数据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说明本文面板模型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且参数估计量具有一致性。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模型估计结果优良性质的不利影响，在模型估计中，采用核心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步最小二乘法。另外，本文还考虑了样本选择对估计结果稳健性的影响，采用类似的度量指标对模型进行了估计。模型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以计量模型（1）为基础，以金融结构作为解释变量、金融效率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控制变量对产业结构进行回归，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同时考虑到面板数据的异方差和自相关性问题，采用迭代式FGLS（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计算，得到拟合结果表5。关键变量金融结构系数为0.0990，显著为正，表明金融结构每提升1%，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9.9%，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金融结构平方项系数值为负数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说明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从控制变量来看，金融效率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该结果与朱玉杰（2014）结果一致；FDI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FDI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与绝大多数实证结果是一致的。

以计量模型（2）为基础，得到拟合结果表5。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各地区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均存在促进作用，其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系数为0.0887，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西部地区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中部地区金融结构系数为0.08587且显著为正，相对西部地区而言，中部地区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正向作用稍有所收敛，这可能与中部地区仍然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与试图升级的产业结构的不匹配有关；东部地区金融结构系数为0.0145且显著为正，相比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的这种正向作用最弱，这也说明在东部地区，以银行为优势的传统金融结构与东部地区现代产业结构不完全匹配。模型（2）的实证结果基本证实了假设2的结论。

结论与政策启示

从以上实证检验结果来看，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但不存在倒U型关系。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我国的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一定的不匹配，其中东部地区不匹配程度最严重，中部次之。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金融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最明显，其次是中部和东部。表明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越匹配，两者促进作用越强，反之亦然。

综合本文研究结论，可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优化金融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本文实证结果可以看出，目前不同地区金融结构发展情况还存在差异，可尝试从融资结构多样、业务结构丰富、市场结构广阔和开放程度领先这四个方面着手，逐步调整单一的金融结构，使得金融资产、工具和中介等各项功能得以合理配置，各自发挥出特定的作用，才能从不同角度适配产业结构升级中各项需求。

第二，金融结构应适应产业发展水平。这与当前“最优金融结构”相关的研究结论吻合，以国内数据实证对此进行了验证，即不存在一种适应各种情况的金融结构。金融结构的调整和发展一定要匹配产业发展水平，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已经探讨出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结构调整的反向作用，以产业发展需求为方向调整金融结构，否则过度发展将会造成泡沫，而滞后发展则会抑制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对金融结构和金融政策进行适宜调整，从实证研究趋势来看，配合当地产业发展水平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