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　晓　刘建辉

(1.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系，辽宁 辽阳 111000；

2.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 京都)



马礼逊的《英华字典》编纂与19世纪初在华新教传教士的文化活动

付晓1刘建辉2

(1.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系，辽宁 辽阳 111000；

2.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 京都)

摘要][内容 众所周知，我们之所以能与他人进行高度的思想交流，主要依据于相互共有一系列的固定概念。如果没有这些共同的概念，我们将无法知道对方话语的真正内涵。自古以来，中国文明虽早已创建并完善了自身的概念系统，但当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西力东渐、西学东渐的强烈冲击下，中国固有的概念体系开始瓦解，并不得不逐步地接受了来自西方的一整套概念。这一过程是如何开始，又是如何进行的呢？本文以19世纪初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为考察对象，在梳理了他们主要的文化活动后，尤其对这一群体的先驱者——罗伯特·莫里森(马礼逊)《华英·英华字典》的编撰过程进行了较详尽的考证与分析，指出了该字典的概念翻译即是中国乃至东亚近代概念的滥觞，虽然它们大部分还只是一种雏形，但却为我们日后进行近代思考与对话创造了最早的可能。

[关键词]马礼逊；《英华字典》；在华新教传教士；概念；翻译

一、19世纪初期广州十三行近代化背景

众所周知，19世纪初期，在广州郊外的十三行已经出现了具有浓厚“近代”性质的贸易体制，在相对比较自由的贸易条件下，有许多外国散商以及行外商在这里从事商业活动。正是由于他们的积极运作与幕后操作，十三行以及周边地区最终被作为一种开埠地的“小租界”而兴盛起来了。例如，在商品贸易过程中，需要将外币和文银进行兑换，从事兑换业务的银铺特别将“业务”范围不断扩大，甚至可以开始对珠江河口广阔海域上的走私船发行收受商品的发票。当时在珠江两岸林立着三十所以上这种发行发票的“大窑口”，俨然可以称作是一条小型的“银行街”。

事实上，所谓广州十三行一带的“近代性”之所以能够成立的条件，除了国内外商人的个人贸易活动之外，还有一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当时接踵来到广州的新教传教士所展开的各种文化活动。特别是他们提倡的区别于过去天主教而实行的文本传道、医疗传道等传道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在出版、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所设置的文化“设施”。

鉴于以上的历史背景，本文拟从新教传教士的先驱者罗伯特·莫里森(马礼逊)等相关研究出发，试就新教传教士群体在广州一带的网状组织性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所带来的文化冲击进行一下概括性的考察。

二、新教传教士的来华与其在华的网状组织性活动

马礼逊于1782年出生于苏格兰北部，先后在当地的神学院以及伦敦的传教士培养院校毕业之后，取得了从事海外传教工作不可或缺的牧师资格，并受到海外传教教会(差教)之伦敦会的派遣，经由美国千里迢迢来到了广州(绕行的原因是遭到了东印度公司所控直航船的拒载)。1807年，25岁的马礼逊到达了广州。到达广州初期，由于当局严格取缔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虽然通过努力得到了居住十三行的许可，但是可以说传教工作基本没有任何进展。这段时期，专心致力于学习中文是马礼逊的主要生活内容。一年半之后，他在澳门邂逅了英国女子玛利亚·摩顿，并结为夫妇。玛利亚·摩顿的父亲供职于东印度公司，在其推荐下，马礼逊幸运地作为一名汉语翻译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雇用。此后一直持续到1834年辞世为止，除去一度由于个人传教而被短期免职以外，总体来说马礼逊是比较顺利地一边从事这项译员工作，一边苦心地经营着他那传教活动的“本行”。

马礼逊最初在广州着手从事的工作是《圣经》的翻译和《华英字典》的编纂，这是他在来中国前就已经计划好的内容。在进行上述工作中，其本人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此外，还得到了中国籍助手葛茂和(负责订阅古籍、修改译文、校正原稿等)及蔡轩(负责撰写图书和资料、制作木刻版的草稿等)等人的协助和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及职员们的援助(设置小型图书馆、收集中国相关图书与资料、支援运营资金、提供印刷机、派遣印刷工人等)。翻译《圣经》和编纂《华英字典》虽然同时进行，但是完成时间有所差异。1813年他完成了《圣经·新约》的汉译本，接着在1815年出版了《华英·英华字典》(全部为三部六卷本，最终完成于1823年)的第一部《字典》，这些成果都是在澳门用木刻版技术印刷和出版的。

在此期间，为了进一步推动广州的传教事业，马礼逊多次向他的派遣教会即伦敦会提出增员的要求。这项要求最终得到了回应，1813年新成员威廉姆·米怜作为马礼逊的助手携家眷来到了广州。但是米怜没有像马礼逊一样的可以公开的社会职业身份，所以很难在广州长时间停留。通过各种探索和实地考察，1815年米怜最终决定在华侨聚居地马六甲设置传教据点，建立从马六甲支援广州的组织体制，于是他带着夫人转移至马六甲。

在马六甲，米怜运用从马礼逊那里学来的中文，首先与同来马六甲的中国印刷工人梁发(后来入教，中国第一位牧师)建立了印刷所，发行了中国第一份传教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创刊)。从那年开始到米怜病逝的1822年的七年间，他不仅通过这个杂志进行传教，还一直致力于将西洋的各种世情和新知识介绍给中国人。除了编辑这本杂志，米怜还帮助马礼逊翻译了一部分《圣经·旧约》，他的努力对于1823年出版的《圣经》全译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外，通过马礼逊的指示和支援，他与殖民地当局进行协商，并经历了一段十分艰难困苦的收集资金的阶段，终于在1818年创立了集传教、出版和教育于一身的综合性宗教设施——英华书院。书院成立后，仅有八名印刷工人，除了发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印中搜讯》(英文，以向中国和印度进行传教为目的的季刊杂志)这两种杂志，还发行了数量众多的传教出版物，此外，他们对于当地华侨的教育也不遗余力。直到1843年搬至香港，英华书院一直作为广州的后方据点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此之前，规划马六甲的传教事业发展，特别是考虑到传教印刷物的大量需求之初，为了保证米怜工作的顺利进行，马礼逊和米怜本人再三请求增派人手。于是伦敦会在1817年将麦都思派遣至马六甲，担任米怜的助手兼职印刷技师。在到达马六甲之后的大约两年间，麦都思协助管理印刷所并编辑《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后来出于业务扩大的需要，根据马礼逊等人的指示，麦都思于1819年转移至巴达维亚，从而建立起伦敦会在南洋的又一个传教据点。

在巴达维亚，麦都思于1823年创办了《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6年终刊)，这是继《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出版的第二份中文传教杂志。在编辑杂志的同时，他还灵活运用自己的技术，使用雕版和石版印刷并刊行了大概三十种中文传教书籍。而后马礼逊于1833年病逝，伦敦会在广州传教据点没有传教士，麦都思则于1835年来到了广州。

马礼逊病逝后，东印度公司新雇用的中文翻译是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出身于普鲁士的郭实腊从荷兰的神学院毕业后，受荷兰传道会的派遣在1827年到达巴达维亚并与麦都思相识。郭实腊本打算向巴达维亚的土著人群传教，但受到麦都思潜移默化的影响，他逐渐开始热衷于向中国人传教，而且热情地憧憬到中国本土去传教。于是，从1831年起他分别搭乘中国商船、东印度公司的考察船和渣甸的鸦片走私船，三次沿中国海岸线北上，考察直接向中国人传教的可行性之后，最终落脚于广州，并被东印度公司雇用。

在广州设立活动据点之后，郭实腊立刻在十三行创办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登载宗教内容的同时，也介绍西洋的历史与地理以及部分政治法律知识，刊载广州当地的新闻记事和贸易状况等。这份最多曾发行上千份的杂志是最初在中国本土刊行的“近代”杂志，后来其内容被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众多中国知识分子所征引，对于时人了解外国的情况具有十分重大的先驱性意义。而且，热衷于教育事业的郭实腊还帮助住在澳门的夫人创立了女子学堂(1834年)，学堂规模较小，但是开启了女童教育的先河。1835年东印度公司撤出广州后，郭实腊成为了受英国政府派遣贸易监督的翻译。1837年搭乘马礼逊号(马礼逊逝世之后，为了纪念他而命名的美国奥利芬公司的商船)与后文将要提及的卫三畏、伯驾等人，以遣送日本的漂流民为借口航行至当时的江户和鹿儿岛，结果均遭到炮击而被迫强行返回，后来他们作为引发马礼逊事件的人物在历史上为人所知。

郭实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连续发行至1836年(此后转移到新加坡，续刊两年)，经过一段空白期后，麦都思又在1838年创刊了另一部中文杂志《各国消息》。这份石版印刷的月刊杂志与之前的一系列杂志都有所不同，将宗教色彩最小化，大多数的文章都着力于介绍西洋世情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业信息。然而，这与后来的《遐迩贯珍》(1853年创刊于香港)和《六合丛谈》(1857年创刊于上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体现了在郭实腊的主导之下传教的具体形式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本研究提示ALDH2 Glu487Lys基因多态性与饮酒行为相关，野生型基因携带者饮酒量明显增加，但这种基因多态性与OSAHS易感性无明显相关，可能需要更多标本量参与及多基因多态性检测来进一步证实我们的研究结果。

在此之前，马礼逊在广州开始活动以后，并不局限于向伦敦会，当遇到机会时也会向以公理会为代表的美国各教会提出派遣人员进行中国地区传教的请求，而且这样的申诉一直没有间断。应该可以说是回应马礼逊的这份热情，美国公理会终于决定在1830年派遣裨治文到广州，筹备开启一条美国人在中国的传教之路。抵达十三行的裨治文受到马礼逊的热情欢迎，从那时开始到1847年转移到上海的十七年间，他不辜负马礼逊的厚望，热情地推进各项事业的进展。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0～1851)是由马礼逊提案，在裨治文到达广州不久后创办的英文杂志。裨治文在广州的一段期间，倾注心血最多的便是这个杂志的编辑工作。这份连续刊行了二十年左右的杂志凝聚了裨治文多年的工作成果，不仅向世界各国介绍了中国大量的历史与文化知识，还不时摆开论阵，强调对于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应当采取强硬态度的主张。

除了编辑《中国丛报》之外，裨治文还与马礼逊进行合作，积极开展多项事业的筹备与运营活动，并在马礼逊去世后成为这些活动的核心人物。例如，1830年建立“在华基督教协会”、1834年建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1836年建立“马礼逊教育会”、1838年建立“中华医药传教会”，此外，提倡出版《圣经》等西洋书籍，并于1839年在澳门创立马礼逊学堂等。实际上也正是由于裨治文的请求，公理会在1834年派遣具有医生和传教士双重身份的伯驾来华。伯驾到达后的第二年在十三行开设了眼科医疗部，这是在中国本土创立的第一所西洋医院，经历鸦片战争后，于1859年被发展成为博济医院。19世纪末，青年时代的孙文曾一度在其附属医学院学习，后来也曾在这所医院行医。目前这所医院已经规划为中山医科大学的一部分。

裨治文与郭实腊一样，也非常热衷于教育，早年就在自家开设小型私塾，培养梁发的儿子梁进德等五六名儿童，特别是梁进德后来成为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对外交往活动中的翻译官。而在那个时候，作为英国的翻译官正是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这不得不让人感慨历史的因缘与巧合。

表1　新教传教士在广州进行的

正如同伦敦会为了帮助米怜而将印刷技师麦都思派遣到马六甲(后转至巴达维亚)，美国公理会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丛报》的印刷和刊行工作，在1833年派遣印刷技师卫三畏来华以辅助裨治文。卫三畏在到达十三行的第二年，就在美国商馆后建成“公理会广州印刷所”，从事《中国丛报》杂志及各类书籍、宣传册的印刷。随后，印刷所迫于避开广州当局的取缔，另外为了可以使用东印度公司的中文活字设施，于1835年转移至澳门，这使得大量印刷中文相关书籍成为可能。而后，卫三畏也在从事印刷所工作的同时参与传教，不久就成为被公理会认可的传教士。他一直参与《中国丛报》的编辑工作，直到1851年这份杂志停刊，但使他声名鹊起的事件无疑是他曾作为佩里舰队的中文翻译于1853年与1854年两次抵达日本。不过他后来完全脱离了公理会，加入了美国驻中国外交官团，晚年又转行成为了耶鲁大学杰出的中国文学教授。

三、马礼逊的《华英·英华字典》编纂与近代诸概念的形成

如上所述，传教士的活动内容涉及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而在这些活动中特别引人瞩目的还是他们连续不断地出版了一系列刊物，也就是其在出版事业的成果。这些出版物并不是单纯介绍关于西洋的种种新知识，其中少部分词语甚至为我们的“近代性思考”成为可能而提供了便利——这些词语带来了概念。例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的“博爱”、“生命”、“总理”，《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中的“商事”、“世界”、“法律”、“自然”，《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学问”、“知识”、“宇宙”、“火蒸车(汽车)”、“炊气船(蒸汽船)”、“气舟(气球)”、“宗族(民族)”、“贸易”、“自主(民主)”、“翻译”、“新闻纸”、“经营”等等，现在这些词语已经以一种相近的意思或形式被运用，这个概念的登场无疑揭开了一场新的知识型生产的序幕。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传教士们的实践，包括他们在叙事和论述的过程中引进了白话文和标点符号，是与在那80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提倡的清末新文体活动，乃至“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相联系的，因此可以说是整个伟大事业取得成果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其中，马礼逊编著的《华英·英华字典》在近代概念诞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下文将对此进行简单的介绍。

马礼逊在《华英·英华字典》的第一部《字典》的三卷的序文中说明，编纂过程中基本以《康熙字典》(1716年)为参考，按照二一四部首的顺序收录了大约四万个词条，释义和例句都是用英文来撰写。但内容并不单单是原文的翻译，对于多数词条，不仅引用了《康熙字典》，还有《诗经》、《论语》、《大学》、《书经》、《孟子》、《中庸》、《易经》、《礼经》、《左传》、《庄子》、《老子》、《汉书》、《史记》、《尚书》、《荀子》等二十七种经典古籍，还参考并运用了《字汇》、《正字通》、《说文解字》、《尔雅》等字典以及《孝经》、《初学明镜》、《三国志》、《历代统纪表》、《历代名臣言录》、《二十四图赞》、《大清律例》、《科场条例》、《圣谕》、《少年体注》、《千字文》、《三字经》、《本草纲目》、《三才图会》、《故事琼林》、《神仙通鉴》、《红楼梦》、《太平广记》、《二十一史》、《京报》、《政府布告》、《五车韵府》等一系列的启蒙书、小说、民间故事、百科书和公文的内容。在表达方式上加入了一些口语内容(日常对话以及白话文之类)，使释义和例文更加简洁易懂。

此外，第二部《五车韵府》二卷、即第一部《字典》的简易版，不是按照部首的顺序，而是根据汉语的发音按照字母的顺序进行排序的，共收录12 674字。释义和例文尽量避免经典古籍的表述形式，取而代之的是一般化口语。书名《五车韵府》出自明末清初学者陈荩谟(1600？—1692？)的同名著作(陈本人的原著作称为《元音统韵》全22卷，后经原慎思堂将其中的9卷至18卷再版后，改名为《五车韵府》)，除了音节的分类方法和引用了少量释文，与原著并没有很多关联[1]。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字典因运用了便于读者查阅的词条字母顺序排序法以及简约明了的释义而受到好评，后经多次再版，被欧美地区的中文学习者以及东亚地区的英语学习者所广泛使用。

另外，第三部《英华字典》的封皮不仅写有中文书名，还写着“English and Chinese”的字样，全一卷大约收录一万个英语单词。从卷首的“英吉利国字语小引”关于字母说明的内容来看，这本书考虑到了中国读者的情况，其初衷是方便英语学习而重新编辑而成的。由于上述原因，这本《英华字典》仅有480页，与《字典》和《五车韵府》相比内容略显单薄，但是这本书不仅在最初作为正式的“英华字典”而存在，对其后“英华字典”的编纂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作为近代才产生的“翻译”概念的促成性因素，它实现了提供一个实体性实践的“场所”，因此是十分重要的一本著作。

就这样，马礼逊历经了十三载春秋完成了《华英·英华字典》这部巨典的编纂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将《康熙字典》作为第一基础的参考资料之外，他还在《字典》的第一卷“序言”和“部首表”中特意指出还多处参考了另外两部著作。

其中一本是于康熙年间在中国传教长达20年之久的意大利弗朗西斯科会的传教士Basile De Glemona(中文名为叶宗贤，1648—1704)所编纂的汉语·拉丁语字典《汉字西译》(1694年、部首顺序、收录大约7 000字)以及增补版(1699年、收录大约9 000字)。推测马礼逊是在来华之前在伦敦将这本字典复制后带到了广州。在广州，他进一步将这本词典的英译本以及曾居住在广州的法国人C.L.Joseph de Guigne(中文名为德金，1759—1845)翻译并增补的中文·拉丁文·法语的《汉字西译》(1713年在巴黎出版，收录约14 000词条)收集起来，我们可以推测在词条的排列、发音的表述以及释义等各个方面马礼逊对上述词典进行了参考。

另一本是乾隆、嘉庆年间的语言学家、书法家沙木(字青岩，出身于浙江嘉兴)编纂的《艺文备览》(1807年刊、四十二卷)。这是一本主要内容为汉字音韵以及书体解说的字典。马礼逊在《字典》三卷以及《五车韵府》二卷的编纂过程中参考了《艺文备览》的部首分类以及排列，还采用了《艺文备览》在列举出的六种书体中选择楷书、篆书等四种字体为汉字正体的方式[2]。

一直以来，以马礼逊的《华英·英华字典》为对象的语言学角度研究十分常见。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偏重于释义内容或者这部字典与先行或者后来出现的字典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例文的出典等关注，且往往非常重视第一部《字典》和第二部《五车韵府》，并致力于其内容的具体研究。然而，倘若略将视野放大，即从近代思维的开端以致近代知识活动的形成等问题意识角度来重新审视这部字典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摆脱拘泥于古典内容的限制，而大量使用口语资料的第三部《英华字典》丝毫也不逊色于前两者。实际在这一点上，在当初字典出版之际以致后来很长时间都引来了非常激烈的批评，但也有部分汉学者称赞这是“非常有益处” 的[2]。如上文所述，第三部《英华字典》将这些分散的词汇(概念)进行直接性的“翻译”性质的实践，可以说正是我们所说的“近代”概念所诞生那一瞬间的生动体现。表2将随意选择出该字典中的部分内容，列举其不同归类项目下的一些词汇。

表2　马礼逊《英华字典》的译语归类

在此仅将其简单罗列，并没有详细区分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类，但是我们一眼就可以发现这些词汇(即概念)已经被翻译成一种与今天的现代语非常相近的形态，虽然大量词汇还具有一种处于概念生成阶段的性质，但是部分词汇已经成了完全规范性的“现代汉语”。当然，《英华字典》所收录的近一万个词汇，实际上大多仍停留在某种“说明”的阶段，这种状态尚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突破。而在其后的近80年间，唯有通过中日交流而构成的话语空间，这些内容才逐渐被完善并趋于成熟，最终为我们构建出了系统的近代知识活动基础。

[参 考 文 献]

[1] 朱凤.马礼逊的《华英·英华字典》与东西文化交流[M].白帝社，2009.

[2] 杨慧玲.十九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责任编辑：郭冬梅]

Robert Morrison’s Compiling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and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Culture Activities in China in the 19th Century

FU Xiao1LIU Jian-hui2

(1.Liaoyang Vocational Technical Institute，Liaoyang，Liaoning，111000；

2.International Japanese Culture Studies，Kyoto，Japan)

Abstract：It has been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without a series of common fixed concept，which people are so dependent for communication，profound exchange of ideas couldn’t have be accomplished both exactly and accurately，or the true meaning behind the word couldn’t have be fully understood. Although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concerning terms of communication，conceptual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developed and improved，inherent conceptual system in China began to collapse by the impact of wester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late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early in the 19th century. In this situation，the whole system of concept from west was to be accepted by all means. How did this start and proceed? Detailed textual researches and analys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e compilation of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by studying the activitie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among whom Robert Morrison pioneered the early development. The study shows that in moder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a set of ideas in communication and expression originated from the concept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is very dictionary. They made it an earliest possibility that thinking and talking by terms of Modern could be performed，even if some of them were just barely in embryo.

Key words：Robert Morrison；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Protestant missionary；conception；translation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5)04-0042-06

[中图分类号]K249

[作者简介]付晓(1978-)，女，辽宁辽阳人，辽阳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讲师；刘建辉(1961-)，男，辽宁辽阳人，日本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收稿日期]2015-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