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君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

浅析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特点

刘雅君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

蒙学教材是中国古代社会专门为儿童编写的启蒙教材，其大都兼备传授知识与道德教育的双重功能，而且在体裁、文字等方面也体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不仅是古代蒙学教育的载体，也是我们研究古代语文教育非常宝贵的资料。蒙学教材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基础教育，它的内容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一些封建落后的思想，但从教材编写的角度来看，蒙学教材有着许多独具的特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特点

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历史悠久，而教材作为教育的主要载体，在编写的过程之中不断总结前人的智慧与经验，形成了一些独具的特色。

一、知识的综合性

儿童进入学习的初级阶段时，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就需要儿童在一定时间内掌握相当数量的文字、事物、现象、常识、思想等。这就要求所学教材内容的丰富性，而我国古代的蒙学教材就体现出这种特性，达到“一本多用”的效果，既可以用来教导识字、传授知识，也可以用来讲述历史，进行德育教育，同时具备了多重功能，具有综合性。

比如《千字文》，全篇只有1000个字，但其行文流畅，辞藻华丽，气势膀礴，富有音乐美。虽然是侧重于自然诗教，可内容却相当丰富。全书包括开天辟地，人的品德修养与做人标准，京城的名胜古迹、豪华宫殿、辽阔疆域、秀美风景，地理常识、历史人物、耕作农事，还有士人隐居的田园生活，人们的饮食起居与日常家庭生活，并勉励学子们珍惜时间，抓紧读书学习等内容。而且，它不仅包含着较为丰富的知识，其韵律还非常优美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把知识性和艺术性近乎完美地统一起来。

因此，许多蒙学教材不仅是教儿童识字认字、遣词造句的工具，同时还是介绍事物常识，体会人生哲理的日常读物。这就使得某一本教材并不是孤立地去讲解某一个内容，而是让蒙童可以在每一阶段的学习当中都有多种方面收获，并且在此后的学习中又能够不断地巩固加强，甚至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二、类型的多样性

蒙学教材类型多种多样，台湾学者郑阿财将其分为三大类十二小类。第一类为识字类，其又包含5种类型：综合性识字、要用杂字型、字样型、俗字型、习字型。第二类为知识类，包含4种类型：综合知识型、历史知识类、习文知识型、算术知识型。第三类为思想类，包含3种类型：语录型、家训型、格言诗型。[1]由于蒙学教材的内容比较丰富，知识面广，因此采用不同编排方式可以使教材显得灵活多样、不呆板。在教授蒙童的过程当中往往是几种不同类型的教材配合使用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蒙学教材类型的多样性不仅可以为儿童学习不同类型的知识提供范本，而且这样的搭配有助于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也符合他们的学习心理。

三、适应儿童心理发展的需要

美国心理学家布卢姆通过20多年的时间，对1000多人进行了跟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假设一个人在他17岁时的智力为100%，那么1-4岁就获得其中的50%，4-8岁获得其中的30%，8-17岁获得剩下的20%[2]。这说明：孩童时期是一个人智力发展的关键时期，其潜能发展的关键时期在1-8岁，因此，一定要把握好这段时间，加强对儿童的正确教导。古代蒙学教育十分重视对儿童在身心特征方面的分析与把握，并且在教材的编写上，注重去选用一些较为新颖、浅显、有趣的内容。

儿童的认知能力有限，喜欢新鲜事物，爱听故事、看图画，且集中力不强，这是儿童期的最大特点。古代蒙学读本中那些浅显、简短而又图文并茂的故事书，很好地适应了儿童此时的兴趣特点。

在我国古代蒙学教材中，图文并茂最典型的便是《二十四孝》，这本书主要是对儿童进行孝道教育。此书是由24个故事汇聚而成，每个故事后都配有一首可以概括其内容的五言绝句。这些故事讲的都是孝亲孝子，符合我国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还配有图画，深得儿童喜爱，因此流传甚广。

四、句式整齐，音韵和谐

蒙学教材内容大多句式简短整齐，很讲究对仗押韵，读越来朗朗上口，既方便诵读与记忆，又能提高儿童的兴趣，很适合蒙童学习。

首先，蒙学教材大多文字简洁，形式整齐。全篇三字一句的有《弟子规》等，四字一句的有《千字文》、《蒙求》等，五字一句的有《五言鉴》等，混合编排的有《急就篇》等。“从声音的角度说，顺畅和谐，朗朗上口，听来悦耳。从内容的角度说，或类比，或反衬，让人印象深刻，便于记忆，其境界给人以优美隽永之感。”[3]

其次，讲究对仗押韵，节奏感强，极富音乐性与趣味性，如《千家诗》，词句押韵，音韵流畅，“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老少妇孺皆能诵其一二。在编排上，《千家诗》的选材都比较简短，只选择五七言律绝二体，蒙童便于诵读与记忆。如描写自然景物的《初春小雨》、介绍民俗的《元日》等，都通俗易诵，便于记忆。

五、贴近生活，实用性强

朱熹认为，蒙童的年龄小，教授深奥的义理对他们很难理解。不如“只教之以事”，使儿童在“洒扫应对”之间可以潜移默化地学习道理。经典的蒙学教材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它们贴近生活，适应于蒙童的理解能力。蒙学读物所教授的知识大多都是识字认字、日常行为、历史人物等，所宣扬的道德，大多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邻里之间具体应该怎样相处。此外，还有一些对于仪态、礼仪、饮食上的规定。一般只要求蒙童按照规范，把尊重长辈、待人接物之类的礼节掌握好即可。总之，就是教给儿童日常生活知识与日常行为规范。

如《幼学琼林》中有许多关于日常物品的介绍，如笔墨纸砚的别称等[4]。《训蒙骈句》中也描写了许多生活中的常见事物，如花草、燕子、房屋等。这些书籍对儿童的日常生活知识与日常行为规范有了很好的指导与借鉴作用。

六、注重伦理道德教育

古人认为，如果要养成奋发向上的意志，就必须在儿童启蒙时期用合适的行为准则来引导他们。以朱熹、王阳明为代表的不少学者认为，儿童启蒙时期的教育目的就是让他们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道德素养，即“明人伦”，以求有功于社会教化。“蒙养极大事，亦最难事。盖终身事业此为根本，而混沌初开，非可以旦夕取效者。”[5]不少蒙学教材对此也深有体现。

有些教材较为直接地宣扬道德教育，如《女儿经》等宣扬妇女道德，《童蒙须知》等宣传性理学说。其中对于儿童尤其是对于女子的行为做了较为严格的规范与限定。当然其中不免有封建糟粕，但是那些宣扬仁爱、勤俭、宽容的方面却也是十分必要的。还有一些教材则通过在识字认字、阅读教学的同时对蒙童进行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如《增广贤文》，包括居家篇、冶性篇、交往篇、为事篇、警诫篇五篇，又细化为五十类。有人评述《增广贤文》是“一部古代中国百姓的伦理道德格言，是一部不是十分严谨规范的中国古代百姓的处世哲学”[6]。古人对蒙童的这种道德也是很符合教育规律与儿童成长需求的。

总之，在语文教材的建设方面，对古代蒙学教材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在承认它存在封建糟粕的基础上，更要注重发现其科学合理的地方，吸取其中的教育精华，并加以学习和完善，使其对现今的教材编写有所启发与帮助。

注释：

[1] 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238.

[2] 张大均.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3.

[3]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77.

[4] 曹黎光，姚芳注析.蒙学六种［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152.

[5] 徐梓，王雪梅.蒙学要义[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39.

[6] 卓铭，得玉.为人处事与增广贤文（序）[M].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2.

[1]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2]张大均.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3]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4]曹黎光，姚芳注析.蒙学六种［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5]徐梓，王雪梅.蒙学要义[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

[6]卓铭，得玉.为人处事与增广贤文（序）[M].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

G09

A

刘雅君（1991-），女，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语文教学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