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荣臻

小说阅读教学需要阅读取向的观照
——也评张全民获奖课例《装在套子里的人》

居荣臻

张全民老师执教的《装在套子里的人》一课荣获第九届 “语文报杯”全国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然而这次获奖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课后评议，专家组意见歧出，课堂打分，众评委相差悬殊。赛后更是引发了更多人的思考。黄厚江老师认为“这节课教学内容的确定是有问题的”，“是典型的高位化阅读教学”；孙健老师认为，要把这篇小说最核心的教学价值也就是教学内容挖掘出来，“最值得教的正是这篇小说的 ‘叙述’”；在褚树荣老师和张全民老师的对话中，褚老师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

有怎样的小说本体观，就有相应的阅读方法论。原先，我们习惯从社会学角度进入小说：根据作品所涉及的历史时空，或依据作家所处的社会背景，或就读者所在的现实环境与关心的问题寻求出对作品内容和形式的解释。但有些颇有哲学视野的教师开始从人物的性格、心理、行为、遭际、类型化的情境和隐喻化的故事寻找人类的基本境遇，探索人性的复杂与深刻，读出人生的美好或无奈。

对这段话的理解，我们可以认为褚老师讲的只是文本解读，正好对应文学理论中的“社会中心论”“作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象征论”，从后文张全民老师的回答中，张老师就是这样理解的；我们也可以认为褚老师还讲了小说的阅读取向问题，在这里，恐怕褚老师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课程取向问题。“有怎样的小说本体观，就有相应的阅读方法论”这句话其实就是小说的阅读取向。“具体到阅读，取向问题也就是阅读的方法论问题，按照伽达默尔理解与解释一体化的观点，也就是文本解读方式问题。”根据王荣生先生的研究，“目前在语文教学实践中，至少混杂着四种取向的‘阅读’：一是概括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寻求‘思考与练习’‘正确答案’的‘作业者’取向；二是以分析课文形式为主，归结为生词、语法、修辞、章法（结构特点、语言特色等）的语文教师‘职业性阅读’取向；三是遵循2000年《大纲》，亦‘诵读’为主要样式的‘鉴赏者’取向；四是2001年《标准》所倡导的‘感受性阅读’，在教学中表现为对‘讨论法’的倚重（根据王荣生的著述，可以把这种取向也称为‘解读者’取向）”。王荣生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重大问题，就是有感于语文教育中存在着太多的“我以为”，“语文课程内容刻板僵化与随意性过大并存、语文教学花样百出与知识含量的极为贫乏共生，是语文教育的严重问题。”因此，任何一种取向的阅读都需要拿到桌面上来讨论，来审议。

张全民老师对《装在套子里的人》的阅读属于什么取向的阅读呢？读者的阅读目的、任务和阅读习惯等，决定其阅读的取向。张老师说：我在这堂课上的全部努力，其实是在找一种合理的阅读路径；小说阅读教学要关注小说独特的形式，这篇在叙述形式上已经具备现代特征的小说，我们除了意义的获得，更应该在发现这篇小说在叙述形式所运用的独特手法，如 “荒谬”“反讽”“象征”等；我倒没有强烈的意图把契诃夫和这篇小说当成一个“例子”，我更愿意用真实的阅读和合理的路径来贴近作家和小说，而不是技术上的冒险；我这堂课的七点和重点还是回到了契诃夫身上，我更希望和学生一起在短暂的时光里努力读懂这颗孤独而伟大的灵魂；所以，这堂课我把重心放在引导学生理解小说独特的表现方式以及深刻意义上。

张老师的这堂课反应出来的阅读取向问题主要体现在他对文本（文体）的独特认识上。正因为他认为《装在套子里的人》属于现代小说，而现代小说之现代主要表现在诸如“荒谬”“反讽”“象征”等文体特征上，所以需要探究《装在套子里的人》中“夸张”“反讽”“象征”的特殊意味，把握了这些，就意味着“找到了合理的阅读途径”“贴近了作家和小说”“读懂了作者孤独而伟大的灵魂”。这样就可以把张老师（阅读主体）的阅读目的概括为“以理解小说文体形式特征来理解作者”，需要注意的是“理解小说文体特征”也是阅读目的。显然张老师的阅读目的和他的阅读取向有极大的关联性。如果从文艺理论来说，张老师的小说阅读取向含有极强的“作者中心论”倾向；如从课程论来观照，从张老师课堂实际来看，他表现出来的小说阅读取向，既不同于上文的教师“职业阅读”取向，也不同于“鉴赏者”取向，似乎和“解读者”取向最为接近。关于“鉴赏者”取向，是“将别人的东西当做自己的东西来感受”，而 “解读者”取向，是“将别人的东西当作别人的东西去理解”。我们把握这一篇小说的文体特征是为了理解这篇小说的文体特征，而不是说这个文体特征好或不好，不是要给这种文体特征作出“有价值”或“无价值”等判断；我们“读懂作者孤独而伟大的灵魂”不是说为了向这种灵魂靠拢和学习，而是“扩展自己的见解和思考方法”。从张老师的课堂实际以及后来和褚树荣老师的对话中，张老师并没有清晰理解到这一点，他仍然经受着“鉴赏者”和“解读者”的煎熬，或者说对教师自身，张老师更靠近“解读者”，而学生是靠近“鉴赏者”还是靠近“解读者”，还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即使是张老师自身的这种“解读者”小说阅读取向，他在对话中已经作出了解释，但是解释本身的合理性，解释本身能否和课程目标相契合，仍然需要接受审议。

单就张老师课堂上引进的小说知识以及解读观来说，就有需要继续澄清的地方。比如说“夸张”“反讽”“象征”，是不是现代小说的唯一特征，是不是《装在套子里的人》这篇小说的艺术个性，是不是《装在套子里的人》和其他现代小说相区别的唯一性。“叙事学为了把所要研究的系统从具体文本中分离出来，既悬置小说的‘内容’而专注于它的形式，也把实际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放到了括号当中，这样，既放逐了内容，在事实上也取消了具体的文本，取消了作者。”孙绍振更是痛感西方文论对文学文本解读的低效甚至失效，文学理论与审美经验为敌，在对西方结构主义模式和叙事学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叙事学建构：打破常规和情感错位。他尖锐地指出：“在创作和阅读两个方面脱离了实践经验，就不能不在创作论和解读学的社会和教学的迫切需求面前闭目塞听，就不能不以形而上学的概念到概念的空中盘旋为能事，文学理论因而成为神圣的封闭体系。”所以，孙绍振极力追求文学文本解读的独一无二、不可重复。

那么现代小说的 “夸张”“反讽”“象征”是唯一的吗？《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唯一性又在那里呢？恐怕我们至今还无法准确地回答。那么，作为具有“解读者”阅读取向的教师，能否把处于隐性的阅读取向外显化，并且通过教材，实现学生由“鉴赏者”向“解读者”的转化，恐怕不是教师想的那么简单。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