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普鲁格尔著 魏开琼译

正在新自由主义化中的女权主义**译者注：原文刊登在《New Political Economy》2015, Vol. 20, No. 4, 614-631.

伊丽莎白·普鲁格尔著 魏开琼译

最近，对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同流合污并已成为政府治理工具的批判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文章把这些现象看成“女权主义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通过引入跨国消费品公司运作的赋权项目，其主要形式是和公共发展机构进行合作，以证明这种新自由主义化。这些公司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名义，投资于那些参与供应和营销链条的妇女，试图在某种新自由主义的治理逻辑内赋权她们。文章超越批判女权主义已被新自由主义吸纳的思路，认为在具体情境下检验女权主义运动观念被选择性整合进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方式会更有成效，也更有必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女权主义失去了什么，又可能得到了什么。

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企业社会责任；公—私合作模式

译者简介：魏开琼，女，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主义知识论、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资本主义父权制批判等。100101

20世纪80年代初，艾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预言，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具有激进的未来，妇女进入工作场所面临的矛盾会使私领域的屈从难以为继，公领域的歧视显而易见，并朝向一种结构性的改变(Eisenstein 1993)。三十年后，各条战线上的女权主义者，包括艾森斯坦（2007）都绝望地举起双手：当女权主义走进公司和国家权力大厅时，针对性别压迫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解决方案蓬勃发展，但是，它并没有挑战资本主义，反而与资本主义同床共枕，频繁出入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会议中，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度会议上。它吸引了商界、学界和政界中的男男女女，他们操着性别平衡与平等的新语汇，却把它们当作商业和经济发展的资产。学者们针对这种类型的女权主义创造了许多新名词，认为它似乎远离了致力于结构改变的理想。斯夸尔斯（Squires）和坎托拉（Kantola）(2012)说它是“市场女权主义”，艾森斯坦(2009)称它为“自由市场女权主义”；“霸权女权主义”、“帝国的”和“管理的女权主义”；罗伯茨(Roberts 2012)称之为“跨国商业女权主义”；哈利（Halley 2006)提到“治理女权主义”；伊莱亚斯(Elias 2013)则说是“后女权主义”；麦克罗比（McRobbie 2009)责其为“虚伪的女权主义”。弗雷泽（Nancy Fraser）提到一种女权主义形象，是女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私生子，它“是女权主义奇特而模糊的版本，是一种狡诈的女权主义翻版，女权主义既没有简单拥抱它，也没有完全拒绝它”（Fraser 2009）。针对这种变形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们由于不喜欢它的某些方面，因而批评也不一样，但对所有的批评者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靠的，因为它远离了对权力的挑战，这恰恰是热爱争论的女权主义运动的政治基础。

这些批评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运动的纯粹性都有某种程度的怀旧情绪，但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些怀旧是有问题的。首先，回到初始状态倾向于忽视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改变，治理的组织形式在这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不止包括国家，还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在南方尤其如此。其次，渴望回到社会主义的想法倾向于遗忘阶级、政治从来都过于狭隘，尤其是它忽视了在非正规部门和在家工作的人占了全球劳动力的很大比例。再次，向往过去的女权主义忘记了它通常具有排他性，而且无视第三世界妇女所面临的问题格局。最后，对纯粹女权主义运动的怀念会遭遇严重的定义问题，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唯一的女权主义，这场运动一直以来就是多种声音并存。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女权主义变成赝品了？我们怎么知道市场女权主义是一种回潮还是女权主义？尽管这些批评很尖刻，但某种程度上，它们走得并不够远，因为它们被回头看的幻象束缚住了。

本文尝试把女权主义的批判工作推进一步。我并不会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去发明新的女权主义，或者与女权主义切断联系(Halley 2006, Zalewski 2010)。我认为，在具体情境下检验女权主义运动理念被选择性整合进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方式，将更为有效，也更有必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女权主义失去了什么，又可能得到了什么。因此，在承认各种女权主义具有多样性和变化性以及它们的边界具有流动性时，我建议不要去谈新型的女权主义，而是谈论“女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①以前想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女权主义就遇到过麻烦。可以参见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在给历史上不同形式的行动派女权主义贴上标签时的争议(Offen 1988, DuBois 1989, Cott 1989)，或在联合国妇女大会情境下就什么样的议题看成是女权主义的有关争论(Tinker 1981, McIntosh 1981, Tinker and Jaquette 1987)。解决这个问题唯一可靠的方式就是把女权主义看成是一种具体历史情境下的社会运动，与这场运动和观念发生关联的人们某种程度上会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Mansbridge 1995)。至于官僚主义者、多样性管理者或企业社会责任官员在设法提升性别平等或赋权妇女时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是个经验层面的问题。从持续的研究中获得的初步证据显示，商业领域寻求提升妇女地位的人没几个会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不过，对国际组织中性别专家们的研究证据表明，情况比较复杂一些(Prügl and True 2014, Thompson 2013)。通过引入跨国消费品公司运作的赋权项目，其主要形式是和公共发展机构进行合作，证明了这种女权主义新自由主义化的矛盾后果。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名义下，这些公司投资于那些参与供应和营销链的妇女，试图在某种新自由主义的治理逻辑内为其赋权。

第一个项目是联合利华的沙克蒂（Shakti）项目，它通过金字塔底层营销方法发展妇女的企业家能力。第二个项目是李维斯（Levi & Strauss & Co.）资助的“健康带来回报”项目（HER），它设法将跨国公司和本地NGO联合起来，在供应商的工厂中运作以妇女为中心的保健项目。这两个项目都涉及公—私合作模式，设计上都强调赋权妇女。两个项目都在受益于经济自由化的行业中，经济自由化一方面为消费品创造了全球市场，另一方面使得国际化的生产线和寻找廉价资源成为可能。两个项目也都深深地嵌入在公司社会责任的努力中，它与福利国家的拆解同步同现，并以企业自愿行为取而代之，利用“位高责任重”的观念来平衡市场自由化带来的最恶劣影响（Kinderman 2012, Mrens 2012）。

当大多数国际合作模式聚焦在健康和环境议题时，跨国公司发现妇女赋权是一项值得投入的事业。②联合国国际伙伴关系基金的数据是个参数。截至2007年12月，基金已经提供了总额为10.28亿美元的支持，其中60%用于儿童健康，其次是环境（16%）和妇女/人口（13%）。不过，儿童健康项目只有72个，更多的项目与环境和妇女有关，它们分别有135个和94个，之所以如此，可能是考虑到这些项目具有横向特征。参见http://www.un.org/partnerships/financial_contributions. html.比如高盛公司的万名妇女倡议，它和全球商学院合作为女企业家提供企业培训，帮助她们扩大公司规模；世界经济论坛的女性领导与两性平等项目努力让经济与政治领域的性别鸿沟变得可见，增加妇女在决策领域的人数，设立论坛来讨论性别平等的议题；耐克基金会致力于推广女孩效应项目，认为对女孩的健康和教育进行投资，为她们提供经济机会，会对她们的兄弟、父母、社区、孩子和孙辈们带来连锁效应（Bexell2012, Roberts 2012, Grosser and Van Der Gaag 2013, Prügl and True 2014）。像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雅芳（Avon）、卡夫（Kraft）和可口可乐（Coca Cola）这些公司都在为针对妇女和女孩的项目进行投资，有效地利用女权主义关于妇女赋权的观念。我不想先入为主地把这些项目看成是一种吸纳，而是把它们看成是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并不确定的偶遇场所。除了预期会看到吸纳外，我也特别在这些项目中寻找新增的有关赋权的意义，寻找它们可能提供的讨论性别化权力关系的缝隙。

女权主义是如何被新自由主义化的

新自由主义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主变量，像可以敲打所有钉子的锤子一样什么都能适应，用来解释当代的许多现象，并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其他主要概念，诸如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全球化（Larner 2003）。由于被高度政治化，新自由主义经常被看成是驱动性的因果力量，为许多基本上被判定为负面的结果负责。要是再从它那里寻求女权主义犯错的解释，可能就有点令人生厌了。不过，这个概念具有的宽泛性为批评家们针对观察到的女权主义变形提供了新的解释空间。为了让新自由主义在方法论意义下派上用场，有必要超越对这一概念的固有理解，重新思考各种教义在传播和遭遇抵制的过程中呈现的灵活性，以及阶级和治理项目的过程方面。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教义具备多种表现形式，作为一个项目则显示出强大的转变和适应能力。由此，佩克（Peck 2008）描述了德国的正统自由主义和芝加哥风格的新自由主义所经历的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以及现有的新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的差异。佩克和蒂克尔(Tickell 2002)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的中心区域（比如美国和英国），出现了从20世纪80年代国家的撤出向90年代再管制化的转变（以管理穷人的形式）。另外，拉纳(Larner 2003)列举了新自由主义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形式。考虑到曾经出现过的新自由主义的多样性，佩克和蒂克尔(2002)建议，当代研究要更多地探索新自由主义化的多种过程，而不是描述新自由主义的一致影响。受该建议的启发，我将在本文中考察女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

被新自由主义化对女权主义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学术研究领域，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Larner 2000, Ferguson 2009）。首先，新自由主义化是一个政治项目，它与撒切尔和里根的政治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有关，后者使得去管制化、私有化和结构调整在后冷战情境下能在全球普遍化。其次，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经济学的教义或意识形态，哈耶克、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的著作对此进行了综合，它极为珍视私营企业和市场作用并高度怀疑国家的作用。最后，新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文化形式，一种福柯意义上的治理“逻辑”。比起经济教义或阶级项目来说，更应该把它和一种具体的政府管理机制联系在一起（Ferguson 2009）。这些机制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将私有化市场的驱动力运用到公共治理中。与此同时，又通过创造负责任的主体，反过来将自己塞进最私密的亲密关系领域。①要了解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的历史发展，可参见Centeno, M.A. and Cohen, J.N.：《The Arc of Neoliberalism》,载于《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12年第1期。Peck（2008）则讨论了当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样貌。

新自由主义的不同含义在女权主义者批判当代女权主义时都有所体现。它们描述了女权主义新自由主义化的三个不同面向：一是将女权主义吸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项目中，二是将女权主义整合到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三是将女权主义的理念编织到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逻辑和技术手段中。

女权主义被纳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项目中

研究者已经追溯过与福特制资本主义转型有联系的女权主义转型。在这种叙述中，女权主义遭遇了新自由主义启动的去管制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它发现自己在话语上被吸纳了。比如，弗雷泽（2009）认为，第二波女权主义出现在“国家组织化的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时刻，并对这种资本主义进行了经济、文化与政治批判。但这些不同的批判后来都分离了（女权主义过多集中在文化上帮了大忙），各种女权主义被选择性地征募进新自由主义事业中。承认政治的转向，妇女涌入劳动市场取代昂贵的男性工人，强调自决胜于国家保护，以反贫困为代价，将关注更多地放在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国际斗争中，所有这些都很好地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训令。女权主义选择性地亲近新自由主义，包括共享对传统权威的不信任，加速了它被纳入资本主义项目的进程。后果是女权主义观念陷入新自由主义的议程中，并为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转型提供了合法性。

弗雷泽的阐释得到艾森斯坦（2009）的支持，她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了第二波女权主义观念是如何被纳入全球精英项目中的。然而，芬克(Funk 2013）认为，弗雷泽和艾森斯坦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批判概括为所有女权主义的批判立场，错误地代表了第二波女权主义。事实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一直以来就处于霸权地位。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来说，性别平等是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现的。女权主义并不需要新自由主义带来自己的繁荣昌盛，尽管新自由主义倒可能真的需要女权主义。所以，某些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拥抱新自由主义，但并非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会如此（Funk 2013）。

出于对女权主义国际多样性以及可变性的敏感，罗伯茨（2012）将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提升到国际层面。她吸收了弗雷泽提到的社会驱动力的概念，认为作为公—私两种力量联合的跨国商业女权主义，包括女权主义组织、资本主义国家、地方和国际基金机构、NGO以及跨国公司，“它们集结在一起提升妇女的平等，尤其在全球南方国家”（Roberts 2012）。罗伯茨认为，跨国公司女权主义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后变得更为致命，因为它被看作可为“跨国公司男性气质”（Roberts 2012，Elias 2013）带来的问题进行矫正。过多的男性气质处于危机的底部，因此一剂“健康的雌激素”可能是部分解决之道的提议在此时的商业出版物中四处蔓延，妇女作为他者可以完善男性的迷思被当作一种解释危机的修辞（Kay and Shipman 2009, Prügl 2012）。罗伯茨把跨国公司女权主义及其强调让南方国家妇女可以获得财政和信贷支持看成是原始积累持续进行的助力。

女权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新自由主义化

罗伯茨和弗雷泽认为，带有女权主义论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持这种新的社会驱动力的聚合。从国际层面看，这种意识形态采取了“性别平等的商业案例”形式，它最初在世界银行的性别行动计划中得到阐述。在“性别平等是聪明经济”的口号下，世界银行认为，增加妇女和女孩的机会有助于减少贫困。它倡导赋权妇女，让她们可以获得信贷、土地、教育和健康，让她们在政治上有机会发声。为了实现这一议程，世界银行从私营部门寻求支持，特别是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欢迎公—私合作模式（Bedford 2009）。它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起了一个私营部门领袖论坛，寻找可以帮助实现性别行动计划项目的公司（Bexell 2012）。许多公司在自己的倡议中接受了这一邀请，或是采纳了公—私伙伴模式。

这些圈子认可的关键主张是，性别平等是有价值的目标，因为它促使各种社会的善得以实现：刺激经济增长，支持发展，减少饥饿；推动实现更好的公司管理，更好地理解顾客需求，从而增加利润；减少过多的冒险行为，从而提高金融稳定性。批评家们把这些主张阐释为从意识形态上对女权主义观念进行的吸纳。他们特别挑战了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几个方面。首先，这种女权主义把具体的个人抽象化，将妇女置于经济人的模式中，这样，性别赋权在微观层面的具体运作就是让妇女获得资产和机会。它期望妇女就像标准的理性经济人一样在市场上行动。矛盾的是，它又认为妇女在本质上与男性不同，比男性行为更为审慎，更有可能把收入用于改善家庭生活（Griffin 2009）。其次，这种女权主义把性别还原到异性恋规范的配置中，男女双方承诺互补共享，形成“幸福的家庭”，并因此稳定而不是搅乱现存的性别身份（Bedford 2007, Bedford 2012）。最后，性别仍然是个人层面的范畴。根据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妇女和男性发现他们面临着制度与歧视性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再也不会有被建构的市场性别劳动分工的概念，也不会有包含性别化技能定义的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自然也就不必讨论未付酬的关怀劳动的价值了（Razavi 2012）。新自由主义化的女权主义可能为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提供了一些论证，但是它保留了对理性主义、异性恋规范和无性别的经济结构这些意识形态的认可。

征募女权主义从事新自由主义的治理

女权主义新自由主义化也具有治理的维度。一方面，它需要女权主义运动和国家关系发生制度性改变；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把性别身份的概念纳入自我治理的技术中。

当然，女权主义被纳入国家制度中至少和第二波女权主义本身一样历史悠久，现在则大量出现在性别主流化的讨论中（Wetterer 2002，Lombardo and Meier 2006, Cornwall et al. 2007, Prügl 2009）。但是，随着国家官僚体制（国内与国际层面上）被指控为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与私营部门同流合污、采用激励驱动的管理手段，有些新的东西似乎不那么妥切了。坎托拉和斯夸尔斯（2012）认为，他们所说的“市场女权主义”已经取代了“国家女权主义”，比如在许多国家，妇女政策的行动主体和妇女运动的行动主义者联合起来，已经成功迫使国家回应了运动的声明。市场女权主义改变了女权主义的声明和妇女政策主体的优先诉求，把那些回应市场议程的女权主义声明置于主要位置。这可不只是观念的问题。这种让国家权力转轨到市民社会，利用越来越多的跨国性别专家网络的做法，需要运动的行动主义者们专业化和跨国化。

用福柯式的术语来说，新自由主义化的女权主义吸纳了新的治理逻辑，使用了新的治理技术。这种逻辑的基础就是个人自由、选择和赋权概念。它涉及的这些话语，把个人生产为自我的企业家，支持创造个体进行自我管理的外部环境，让他们能以与市场准则一致的方式控制自己。这种话语中的女权主义政治成为“负责任化”的事情（Bexell 2012），比如它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召唤主体为了新的跨国性别平等项目而改造自己。换句话说，解决之道不再从运动的组织化和文化政治中寻找，而是通过能力建设来转换态度，让妇女可以获得资源，培养个人的抱负和企业家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让妇女和男性负责任化和赋权。新自由主义通过这种方式建构了一种策略性项目，它受益于生命政治的权力基础，比如权力等同于值得依赖的个人，这些个人要对嵌入市场中的性别平等规范负起责任。

当女权主义观念被置入主流政治和制度化的生活中时，这种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尤其突出。性别主流化和多样性管理这两种技术起源于女权主义观念，并进入政府的官僚体制和私营部门中（Prugal 2011）。而且，公私合作模式帮助把女权主义观念扩散到新的发展情境中（Prügl and True 2014）。这些技术帮助把女权主义观念整合进新自由主义逻辑中，新的性别身份和差异给经济增长和商业利润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女权主义用这种方式成为治理力量，它得益于坚持自己负有责任的准则，通过网络和专家的知识生产来发挥作用。这种治理力量与女权主义运动一起因为去政治化的女权主义斗争而受到批判，尤其是它大大改变了社会运动行动派的政治工作，这些人把自己当成是转型的性别专家、公民社会的代理、国家的转包商（Alvarez 1999）。

总之，女权主义新自由化至少采取了三种形式，把妇女和性别平等观念整合到经济重构中，把女权主义整合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治理的逻辑和技术的相关变化过程中。很难想象一种女权主义，不受这种我们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历史转型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女权主义观念被创造性地挪用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然而，这样的挪用是更为广阔斗争的一部分，它们在衍生出多种意义的话语形式中运行。研究治理技术的学者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化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和矛盾，有时甚至为“进步”议程开启了空间（Peck and Tickell 2002, Larner and Craig 2005, Newman 2012）。它为行动主义者保留了“争取权力空间”以及再利用治理技术的可能（Ferguson 2009），甚至有可能把整体划一的资本主义再想象为包括具有创新的社会经济形式（Bergeron and Healy 2013）。

我采用这种立场来讨论两个特别不同的妇女赋权项目，它们在私营公司中运作，有时候也得到公共部门的支持。我会呈现这些项目新自由主义化女权主义的方式，同时认为，对这些项目进行简单化解释是女权主义被吸纳的例子，这也是有问题的。需要追问的是，它们产生了哪些具有潜能的矛盾？它们开启了什么不同的含义？它们又为女权主义政治分离出了什么样的空间？

公司的妇女赋权项目和女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

联合利华的沙克蒂项目和李维斯资助的HER项目都体现了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努力，其目标指向赋权妇女。两个项目都在高度全球化的消费品部门实施，认为妇女赋权对妇女和公司来说都会有收益。

虽然有这些共性，但两个项目在目标、激发和回应的社会力量以及运作的经济与文化情境等方面都不同。沙克蒂项目是为了在南亚乡村地区为联合利华产品扩张市场，而HER项目是为了稳定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减少NGO对它在服装厂实行的劳动管理模式的批判。沙克蒂项目置身于国际市场竞争背景下，针对的是它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与此相反，HER项目属于反对NGO和跨国公司（包括李维斯），争取改善劳动环境的国际斗争。最后，两个项目所处的经济和文化环境不同，针对的目标妇女群体也不同，沙克蒂项目致力于与乡村妇女合作，面向的是小生产者与小额交易，而HER项目与处在工业环境下的妇女合作，她们迁移到大城市并在全球市场的工厂中寻找工作。不同的经济与文化资源涉及不同的社会力量，限定了这些项目在运作过程中女权主义新自由化的条件。

联合利华的沙克蒂项目

联合利华的沙克蒂项目是在印度开始的，其运作以市场为导向，受到国际金融公司、本地NGO、安德拉邦省和其他地方政府的支持。它建立起了一个48000人的“Shakti Amma”（获得赋权的母亲）或者是“沙克蒂企业家”网络，把联合利华产品卖给成百上千村庄的乡村消费者。这一项目使得联合利华印度子公司印度斯坦利华可以接近乡村数以百万计的潜在消费者，那里没有零售网络，没有广告覆盖，道路崎岖，交通不便。它也创造了一个分销网络，在一个以文盲为主的地区让联合利华产品的名字获得广泛认可。对公司来说，关注南亚和其他地区正在出现的市场是个策略。这可以解释该公司2011年54%的整体增长，其销售增长最高的部门是个人洗护产品（2011年CEO评论）。这些产品的市场竞争相当残酷，联合利华的分销网络为它与其同类公司，主要是与保洁公司争夺“下一个十亿购买者”的竞争提供了核心武器。在《经济学家》杂志看来，沙克蒂网络帮助联合利华赢得了在印度的这场战争（为下一个十亿购买者而战，2012）。此后，联合利华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启动了同样的网络。在孟加拉国，它和CARE进行国际合作。在斯里兰卡，它则和国家机关合作。公司认为自己通过企业发展为乡村妇女提供了收入，让妇女得以自立，提升了她们的自尊和社会地位，并以此为傲。女权主义的赋权观念就这样移植到了主导全球市场的公司议程中。

当然，妇女被消费品公司视为消费者向来历史悠久。在金字塔底层营销案例中，它之所以新就新在认为市场营销不只是针对妇女，通过妇女能够促进性别平等，也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其他的目标，包括减少贫困、有利公共健康等。把全球资本主义扩展到乡村地区，把乡村地区的消费者和跨国产品绑缚在一起，成为提供公共品的手段。新自由主义化的女权主义就是利用了这种理解。它将赋权定义为企业能力，来更好地培养乡村妇女渴望经济成功的抱负。在多兰（Dolan 2012，引自Appadurai）看来，新自由主义观念规训妇女勤奋工作，努力灌输给她们“渴望的能力”，沙克蒂网络就是受益于新自由主义观念的这一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沙克蒂企业家具体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其自身就是努力治理乡村妇女的产品。

沙克蒂企业家也是治理技术的工具，凭借公司的解决方案，重新定义了公共健康（比如保健产品）的目标，改变了村民的行为模式。联合利华的一款经典肥皂产品就是沙克蒂企业家达成使命的工具，它自己也被建构为一种公共品(Cross and Street 2009)。沙克蒂项目通过开拓肥皂市场，使自己成了卫生、洗手和个人护理的信使，并因此为提升社区健康做出了贡献。在这一项目的使命中，赋权还包括培训女企业家进行公众演讲，以让村民相信这种卫生的好处。通过产生新的消费主体，这个项目借助私人生活用品帮助传递了健康信息。

那么，这个项目带来了哪些成效呢？它是如何重新安排权力关系的呢？首先，市场奖励那些渴望能改善沙克蒂企业家和她们家庭处境的人。当然，这种渴望很大程度上与联合利华有关。根据一项独立评估，沙克蒂企业家的收入大大提高了，“差不多是之前家庭收入的两倍”（Thekudan and Tandon 2009）。受访的企业家们也表示，她们很高兴参加这个项目，能为家庭经济做出贡献提高了她们的信心和对环境的理解，她们也从公众演讲培训中受益，觉得自己在村子里受到了尊重和承认。

但是，财富和自信并不总是带来家庭内权力关系的改变。虽然经销权可能是在妇女的名下，但对妇女活动的限制必然会卷进男性亲属。事实上，通常是丈夫们在从事经销（Thekkudan and Tandon 2009）。正如小额贷款项目一样，赋权如果被定义为提供物质资源的话，并不会自动带来家庭内权力关系的改变，或者提高妇女进行改变的能动性（Cornwall et al. 2008）。

新自由主义化的女权主义和乡村社会的相遇也可能不仅仅对家庭带来危险的后果。首先，在乡村地区建立联合利华的直销市场带来了联合利华的产品处于垄断的趋势。早期在喀拉拉邦想建立联合利华营销网络的努力就因为本地社区的反对而失败了，本地肥皂制造商担心，他们的家庭手工业会受到摧毁。同时，在安得拉邦，许多传统的小商店业主也成了沙克蒂企业家，他们被限制只能出售联合利华的产品，这样本地生产商或其他国际竞争者想要销售自己的产品就更加困难了。

其次，直销网络不仅给传统小商店业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竞争，还在妇女之间造成了同样的局面，它直接破坏了社区的团结。这些项目通过自助小组获准进入乡村，这些自助小组是政府和NGO支持的本地组织化的结果，沙克蒂企业家会以折扣价格销售给身为这一项目会员的自助小组成员。然而，随着小组成员越来越多地被招募进联合利华的网络中，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作为会员的小组变得不稳定，形成彼此之间的竞争局面（Thekkudan and Tandon 2009）。

第三，就算沙克蒂项目可以提高个人收入，但它声称个人洗护用品能有助公共健康也越来越站不住脚。联合利华项目在喀拉拉受到抵制时，社区领导人认为，提高公共健康与卫生需要的不是杀菌肥皂，而是社区可以获得安全且负担得起的饮用水。而且，杀菌肥皂在西方有争议的事实也并没有阻止斯坦利华在南亚市场上销售的肥皂中保留这种杀菌成分。相对来说，肥皂还是件有用的产品，在沙克蒂企业家们的其他产品分类中，比如美白产品Light & Lovely呢？公司坚持认为，妇女在美白皮肤后能自我感觉更好，这是另一种赋权的形式（Cross and Street 2009）。①还需要注意到，科学家们对任何护肤产品的美白效果都提出了质疑，人们用在美白上的钱很可能完全是浪费（Karnani 2007）。但是，通过一个公司的棱镜来定义公共健康，使得解决方案受到公司利益的驱动。

沙克蒂项目似乎验证了女权主义新自由主义化的所有问题。它使得女权主义处于为公司市场扩张提供服务的处境中，以公共品来掩盖私人收益。它结合了新自由主义技术以实现这一目的，即创造渴望全球产品的企业家和消费者，免费使用以往公共发展努力形成的网络（Goldsmith 2011）；诱使妇女在有限的市场内彼此竞争，从而破坏了社会团结；重新定义妇女与家庭的健康需求，以适应公司的议程。

上述解释几乎无懈可击，它表明了女权主义观念被彻底纳入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比起跨国公司控制市场的决心以及它们灵活挪用女权主义话语来说，挑战这些过程的社会力量和替代性话语都显得过于微弱。然而，扰乱这种阐释的追问还是值得的。如果个体的妇女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丈夫们控制整个运作），如果她们因此更为自信，提高了自己在社区中的地位，这些个人获得的收益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影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呢？社区中先前的权力关系是什么样的？沙克蒂企业家们的出现如何会使它们变得更不稳定？如果沙克蒂企业家作为领导出现，关心人的健康和关怀需求，她们怎么能一方面把公司的信息转化到本地情境中，另一方面又能实践能动性，重新阐释本地的健康需求呢？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指向权力关系的重组，新自由主义逻辑如何能限制这些改变的产生？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在沙克蒂网络中可能真的带来了一些有害的后果，但是狭义的赋权形式也可能产生新的含义和无意识的影响。

李维斯公司和HER项目

与金字塔底层营销模式对应的是供应链管理。20世纪80年代，随着福特制的终结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出现，全世界从低工资经济体寻求供货来源(Frobel et al. 1978)。南方国家的妇女在重构过程中扮演了明星角色，公司大量使用女性劳动力，她们因其“灵活的手指”受到颂扬（Elson and Pearson 1981）。李维斯公司是当时主要的牛仔服装生产商，像别的公司一样，也加入了将美国的生产工厂转移到南方的运动。①新自由主义的重构也意味着公司要失去在牛仔成衣市场的垄断地位，因为竞争对手在更为高端与低端产品上也成功获得发展。尽管2002年以来，李维斯公司和沃尔玛发展了伙伴关系，也在努力使供应链变得更为顺畅，以减少生产支出，但公司还是难以翻转收入与利润持续下降的趋势(Levi Strauss & Co. 2012, Doorey 2011, Girard 2003)。

比起其他成衣业来说，李维斯公司很早以前就把企业社会责任传播给了它的供应商。公司1991年导入一份工作场所行为准则，成为第一家认为自己对转包商劳动条件负有责任的跨国成衣公司，并与当时三十多家供应商终止了合同。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公司一直拒绝接受第三方监管，李维斯公司在2005年再次创造了历史。这一年，它和耐克公司一样，公开了一份供应商的名单，接受负责监管的NGO和工会的要求，为公司转包商的劳动条件承担责任（Doorey 2011）。李维斯公司的另一项创新举措是，2011年和它的利益相关方进行了更大范围的磋商，制定了一项由供应链管理转向“供应链约定（Engagement）”的计划。换句话说，公司采用新自由主义方法，有意改变供应商及其雇员的忠诚、渴望和身份，从而将他们从被动的供应者转为积极的合作伙伴，取代监管和规训技术（改善工人的福祉2012，Lubber 2012）。

这种新取向的模式就是HER项目提供的②HER指健康带来收益（Health Enables Returns）。，该项目2007年启动，主要资金来源于李维斯基金和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③该项目2013年3月获得荷兰政府额外的财政支持。协调者是企业社会责任（BSR）这个全球网络，该公司于1992年由李维斯和其他公司带头成立，其使命在于“建设一个公正且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有250多家公司参与其中（Bartley 2009）。这一项目建立起跨国公司与其供应工厂所在国家的NGO的联结，以便为成衣厂女工提供保健服务，提高她们的健康意识。项目培训工厂工人、拉长、诊所护士和人力资源部员工，他们再去进行性与生殖健康的朋辈教育，内容包括计划生育、预防性传播疾病，也包括营养、卫生、产前产后保健、传染病、疟疾和性骚扰与暴力。李维斯支持了在中国、埃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九家供应商实施这一项目（Yeager and Goldenberg 2012）。④HER项目已经在9个新兴经济体中的150多家工厂得以实施，除了李斯特公司外，这个项目也与其他大型成衣制造商合作，其他还包括香港利丰集团、玛莎百货、A&F公司和Timberland。这一项目正在计划将其理念运用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以鲜花和蔬菜种植为主的农业和园艺部门。参见项目网址：http://herproject.org/.

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机一样，这个项目也受到双赢意愿的驱动。一项对埃及的李维斯转包商进行的投资收益率研究显示，项目每投入一美元，会获得相当于四美元的回报，表现在旷工减少和员工流失率下降上。管理者还看到了其他好处，比如出错率降低，比起其他国家的转包商获得更良好的声誉。而工人们也表明，健康意识得到了提升；管理者注意到工人行为模式发生改变，包括更多使用工厂提供的健康服务（Yaeger and Goldenberg 2012）。

HER项目和沙克蒂项目一样，也说着“赋权妇女”的语言，不过它关注的是健康。项目管理者把目标人群界定为从乡村到城市的年轻女性移民工，她们只受过很少的教育，对健康议题的知识非常有限，跟那些可以提供相关信息的女性亲属又失去了联系。这种情况下，赋权就成了一件为她们在城市里提供如何解决健康问题信息的事情。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似乎是关于行为的简单改变，比如在经期使用卫生护垫，让她们可以从公司诊所中获取这些用品。⑤正如项目经理在访问过孟加拉国后说：“针对妇女的健康有些最奇怪的迷思和误判，妇女来月经时会消失两三天，因为她们不知道如何处理。文化告知她们这是件很羞耻的事情。”(Gunther 2012)不过，问题也可能是因为现实的局限，用HER项目在孟加拉国的经理的话说就是：我们在进到工厂后遇到的最普遍的问题之一是经期卫生。在村子里，女孩们有时候会用可以清洗和重新利用的布条，但在城镇里，她们住的贫民区里过道很窄，房间光线很暗，女孩们几乎没有机会来晾干这些布条（女工获得健康教育）。表面上看，堆在地上的废弃织物是她们的替代用品，但上面满是霉菌和昆虫，会引发疹子和感染。由工厂护士提供有补贴的卫生巾就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项目在这里把健康定义为纯粹的个人事务，但与沙克蒂不同的是，HER项目并没有把女权主义观点还原到纯粹个人层面上。健康取向的项目并不只是把工人看作狭隘意义上的经济角色，还把她们看成是母亲和关系中的伙伴。改变她们在生殖健康、营养和孩童照看上的行为，这些会影响她们在工厂之外的那些关系，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而且，关注诸如家庭暴力和性骚扰这样的议题不可避免是政治的，会质疑父权制的权力关系。

HER项目在行为改变上动用的技术也不同，像沙克蒂项目一样，它采用教育的手段。但与沙克蒂培训个人不同的是，它发展了朋辈教育的方法，建立起女工之间的联结。通过社会的方法论立场进行责任化，为问题化性别权力关系制造了空间。这种方式能提高妇女进行改变的能动性。而且，团队方法需要领导，这样，方法论中就要植入领导技能的培训。尽管获取的专业知识来自外部，但朋辈教育的运行机制也发展了自下而上的知识、团结以及与公民社会组织的联结。李维斯在埃及伊斯梅利亚供应商的一名朋辈教育者说：“这个项目提供给我们的知识赋予了我们权力，它提高了我们的自信，建立起我们彼此以及与其他工人之间的信任。”（为了更美好的世界，投资妇女2010，Yaeger 2011）

那么，关于这个项目改变权力关系的方式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像沙克蒂项目一样，个人从中获得了收益：妇女，当然还有她们的家庭更为健康了。这种个人收益也满足了工厂对可靠而有责任员工的需求。这种意义下，新自由主义化的女权主义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车轮抺上了润滑油。但是，女权主义观念被统合进HER项目的这种独特形式也开启了赋予技术新用途的可能性：促进女工的团结与提高女工的领导力，为家庭与工厂的改变提供了基础。有关生殖健康甚至基于性别暴力的课程并非注定会产生一样的结果。其实，把通过HER项目形成的小组看成是更独立于管理层的工会或其他组织的竞争者，与把这些小组视为工会和其他组织的盟友，两者并无优劣之分。但是仅仅把HER项目看成是女权主义被诱拐的另一个例子而消除，肯定是一个错误。

结论

公司妇女的赋权项目是女权主义新自由主义化的例子。在全球化的具体现实以及产品竞争国际市场之外是不可能想到这些项目的。正是在这种处境下，公司使用了女权主义话语，一方面在竞争市场份额中为自己获得优势，另一方面在面对社会力量质疑其活动的公共影响时，能为自己获得合法性。通过利用妇女对商业的敏锐，妇女赋权项目帮助跨国公司抓住了市场，通过培养女性劳动力的乐观情绪，稳定了公司的供应链，在全球经济体中获得了良好的公司公民声誉。通过这种方式，女权主义新自由主义化也把运动目标整合到全球市场的政治和经济项目中。

当女权主义语言从意识形态上被置于商业议程时，这种具体的吸纳给女权主义带来了影响。本文考察过的这些项目使用女权主义的赋权语言，清空了集体斗争的元素，再用企业能力发展和提升健康意识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样赋权就成了一件形塑责任主体的事情，妇女受到内在驱动要不断完善自己。在金字塔底层营销案例中，妇女成了嵌入全球市场的企业家和消费者。在供应链约定案例中，妇女成了健康的工人和积极促进发展的伙伴。

最后，女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在全球市场中需要对妇女进行治理的独特机制。它通常会用专家网络取代运动，重新定义妇女赋权的目标。它进一步利用一套技术，从有关卫生的培训课程，到适当奖励沙克蒂的女企业家们，以此鼓励个人行为和身份的改变。

女权主义新自由主义化的后果并非只具有单一的意义。两个项目在改变权力方向上的方式都具有矛盾效应，在强化一些社会力量的同时，也削弱了另一些社会力量。在沙克蒂项目中，现金收益和对个体妇女提高的尊重（也有可能对整体妇女带来尊重），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殖民化以及某些传统小组的弱化；HER项目中妇女获得健康和营养的信息，伴随着女工被纳入工厂生活中，仍然处于屈从地位的现实。这些矛盾结果带来的挑战是，要找到一个场所，在那里，女权主义的赋权含义能得到恢复，新自由主义技术从下而上为改变开启空间。HER项目实施的朋辈教育项目可能提供了这样的开口。在这里，赋权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它不只是赋予个人财富和健康，同时可能成为一种方法，提高妇女定义自己兴趣的能力，并采取行动来实现它们。

女权主义以多种方式遭遇了新自由主义经济项目、话语和技术，并带来了不同的后果。对学者来说，挑战在于如何更好地理解新自由主义化女权主义在什么条件下提供了改变压迫性权力关系的那道口子。①Compa（2008—2009）讲过墨西哥和斯里兰卡的两个案例，商标购买者的干预使得更为民主的工会得以建立。

责任编辑：张艳玲

Neoliberalising Feminism

Elisabeth Prügl, Translated by WEI Kaiqiong

There has recently been an avalanche of critiques of the way in which feminism has gone to bed with neoliberal capitalism and become an instrument of governmentality. In this paper, I look at these phenomena as processes of a‘neoliberalisation of feminism’. I illustrate such neoliberalisation by introducing women’s empowerment projects run by transnational consumer products companies, typically in partnership with public development actors. Under the label of‘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se companies invest in women in their supply and marketing chains, seeking to empower them within a neoliberal rationality of government. The paper is an effort to go beyond the critiques of feminism as co- opted. Rather than inventing newfeminisms or taking a break from feminism - as some have suggested，I propose that it is more fruitful and necessary to examine, in concrete contexts, the way in which select feminist movement ideas are being integrated into neoliberal rationales and logics, what is lost in the process and what is perhaps gained.

neoliberalism; feminism;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10.13277/j.cnki.jcwu.2015.06.007

2015-09-12

C913.68

A

1007-3698（2015）06-0046-10

伊丽莎白·普鲁格尔,女，瑞士日内瓦国际发展研究所国际关系教授，哈佛肯尼迪学院妇女与公共政策2014/2015年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中的性别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