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美 敬少丽 郭爱妹

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高校女教师的合作发展

李欧美 敬少丽 郭爱妹

教师合作研究是国际教师教育研究的新热点。相对于男教师，高校女教师群体的职业发展更为普遍地遇到上升瓶颈，寻求合作团队的支持尤为重要。生态女性主义作为提倡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性后现代理论，从基于生态伦理的平等观出发，强调建立尊重差异的多元化视角，在发展中注重有机联系与合作互依，认为合作分享才是自我实现的有效途径，为促进高校教师特别是女教师之间的合作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撑。为了建立开放而又学科多样化的生态合作学术团队，一方面要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彼此互动，构建多样化的沟通交流平台；另一方面也要选择合理而又科学的团队组成模式，保持合作团队的持续性和创新性。

高校女教师；生态女性主义；教师合作发展

一、教师合作：国际教师教育研究的新方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师合作走到了世界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前台，但当时我国教育界对教师的合作发展研究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教育理论界在教师个体发展策略和途径研究方面的进展，教师的专业合作发展遂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但近年来教师合作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小学教师的教学合作途径和模式的构建，对高校教师的合作发展研究关注甚微。在后现代语境下，不论是中小学教师之间的教学相长性合作，还是高校教师之间的学术发展性合作，都需要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索性的实践。本文中，笔者尝试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探讨高校教师特别是女教师的合作团体的建构与持续发展。

合作的范畴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国外学者弗里恩德和库克( Friend and Cook)对合作做了一个“比较笼统的定义”:人际间的合作是至少两个相互平等的当事方之间的直接互动方式,他们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工作目标而自愿地参与共同决策。而关于教师之间的合作，结合中外学者的观点，饶从满认为，所谓教师合作,就是教师们为了改善学校教育实践,以自愿、平等的方式,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共同探讨解决的办法,从而形成的一种批判性互动关系。[1]

现代化发展的后果之一，就是宗教和真理祛魅之后的大写的个人呈现，崇尚个人主义，关切个体存在的价值，强调发现自我和身份认同。但这种认同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孤芳自赏和面壁反思的后果，而是在生活实践中，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他人是自我发现的镜子，人依赖于社群存在，在关系、互动与合作中更能发现个人的多面性与价值生成。人在工作与生活中，总离不开方方面面的合作或协作，而合作的达成与构建来自于社会关系，人们由于某个共同的目标而自主自愿地开展合作。人的社会关系包括同事关系、家庭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只有当这些关系是健康的、良性的、互助的，才能形成共同的愿景，合作才可以实现。当然，这些合作关系层次不一，有显性的，有隐性的，有松散的，有固定的，有暂时的，有长期的，有表面的，有深度的，有良性的，有负面的，等等。合作质量的评判取决于环境、制度等外在因素和合作方自身的选择与素质、能力等内在因素。无疑，方方面面的合作，给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影响，也对个人的自我定位、生活质量和事业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具体到教师的合作上，我国各级学校特别是高校中长期存在着自我封闭、专业孤立、技术心态以及专业意识模糊等问题，成为教师专业成长与发展的一大障碍。国外研究者称之为个人主义的教师文化，国内研究者称之为隔离型教师文化。隔离型教师文化是教师之间疏于合作、羞于评定、信奉独立、相互隔离的特定联结方式和习惯表征,其主要特征是独立性、封闭性和保守性。[2]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教师自身具有自主发展、寻求独特创新的主观诉求，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合作平台，受到环境的外在限制，此外，可能还有知识分子“文人相轻”观念作梗等。隔离型教师文化限制了教师的群体合作，造成了高校教师在专业发展上主要依赖个体自己的普遍现象。

当前，我国高校越来越注重教师团队建设，不论是教学管理部门对教学团队的创建与评优，还是科研管理部门对学术科研项目团队的鼓励与推动，抑或教师个人基于课题或兴趣而自发自主地组成学科或跨学科团队等，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许多高校通过引进大量的国内外人才，改善学缘结构，在校内鼓励交叉学科建设，铺设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的各种平台，力推跨学科项目，以打造可持续、高绩效的教师团队。但总体来看，我国高校内的教师团队建设还处在摸索期，特别是高校女教师之间的合作，更是呈现出数量上的稀少和组织上的涣散问题，缺乏团队应有的凝聚力。

高校教师中女性群体日益增多，一方面她们和男教师遵从同一个发展体系，路径单一狭窄，缺乏回应和交互，发展前景不可预期；另一方面，相对于男教师，女教师对家庭事务、孩子养育投入更多的精力，家庭责任与日俱增，特别是中青年女教师，事业和家庭往往难以兼顾。由此带来了女教师职业发展中若干普遍特征：第一是心理健康水平堪忧，由于家庭照护与职业发展的矛盾，引发的焦虑程度高于男教师；第二是职业倦怠程度严重，成就动机降低，更多将重心放在家庭或个人兴趣上，对教学与科研任务疲于应对；第三是合作意识淡薄，发展视野狭窄，被边缘化或主动将自己边缘化，缺乏团队支持。

关于高校女教师的职业发展，我国学者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索，尤其是2003年至2010年，出现了聚焦高校女教师发展的研究热潮，研究成果数百篇。它们重点从女教师的成就动机、角色冲突、职业倦怠、职业阻隔、边缘化、话语剥夺等方面，探讨了高层次女知识分子职业发展障碍的内外成因和突破途径，而解决途径一般着眼于女教师个体观念的改变，提高成就的内驱力和职业发展的信心，增强职业身份认同感，并从外在的政策干预和提升上，提高社会的认同度，拓展发展空间。笔者认为，不论外界的动力环境如何改变，女性个体的力量毕竟是单薄的，要想在以男性学术精英为主导的高校学术圈发出自己的声音，开发高层次知识女性的学术潜力，改变被背景化的学术定位，女教师必须携起手来，创建女性生态合作团队，打造具有女性自身特色的学术风景。

二、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合作相融

本文借鉴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认为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提倡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性后现代理论，对教师之间的合作文化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支撑。它尊重差异，提倡多元发展和人与他人、自然的息息相关等，都与当今语境中的合作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界开始集中关注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近年来，国内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日趋多元化，从前期的哲学、宗教学、伦理学领域，到近年来文学、经济学、历史学、管理学等纷纷引入生态女性主义的论点，生态女性主义成为国内人文学界不容小觑的研究视野。[3]生态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多元共存、注重差异、淡化竞争、和谐共处的视角，在当代崇尚平等、解构权威的主流理论思潮中颇受欢迎和青睐。它不仅试图推翻男性中心和人类理性逻各斯的统治，还意在消弭各种形式的阻隔，包括国家、种族、性别、知识领域、心理人际等的阻隔，以兼容开放的态度，吸收现当代一些重要思潮，如现代基督教神学、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的精华，保持理论的先锋特色并不断完善。

生态女性主义( Ecofeminism)作为女性主义（Feminism）的一个主要流派,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一般认为是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理论交汇融合的产物。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和自然之间的天然认同关系，认为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语境中都处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被压迫地位，批判目标指向父权中心和人类理性凌驾于自然的二元对立价值体系，从批判男权思想、揭开现代社会性别歧视的隐形面纱入手，把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压迫有机整合，寻求解放女性和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思潮的代表人物包括卡伦·J·沃伦( Karen J.Warren)、查伦·斯普瑞特耐克( Charlene Spretnak)、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瓦尔·普鲁姆伍德( Val Plumwood)、苏姗·格里芬( Susan Griffin)等人。发展至今，生态女性主义逐渐生成了四个公认的基础性理论支点：（1）自然与女性互为隐喻，被理性或逻各斯排斥在外；（2）如同自然界的生物无高低贵贱之分一样，女性更加看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构成的平等网络；（3）强调生态的多样性和个体的多样性；（4）人类压迫自然的行为与男性压迫女性的行为肇始于同样的二元对立逻辑，解决其中一个必然有利于另外一个问题的解决。[4]4生态女性主义批判地吸收了深层生态哲学和女性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倡导一种平等、多元、分享、合作的生态价值观。

（一）生态伦理的平等观

生态女性主义虽然内部分支众多，理论庞杂，但都坚持生态中所有生物包括人类的生而平等。生态女性主义吸收了深层生态学对于自然万物包括人类的内在价值平等观，认为一切生命体都具有内在目的性，它们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平等地位，没有等级差别。[5]116由此，生态女性主义反对男性与女性、人类和自然、情感与理性等概念所带来的主导、对立或附属关系，指出这种二分法是性别压迫和生态危机的根源，倡导自然万物包括人与人、人与动植物天然平等的生态伦理，认为不论是父权制下的现代文明，还是人类中心主义，都导致了不平等的社会现状，认为应该摒弃任何形式的统治逻辑或二元论视角，要敬畏自然，敬畏每一个生存的个体。

（二)尊重差异的多元化视角

生态女性主义尊重个体的多样性和生态的多样性，对此，伊内斯特拉·金有着精辟的阐述:一种包括人类与非人类生命在内的健康平衡的生态制度必须保持多样化，遵循差异哲学，反对先天的逻各斯或理性的中心主义，主张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内在联系、相辅相成的，要正视男女之间的差异和世间万物的差异，倡导文化多样性、合作、无等级的价值观,提倡在与他人积极互动的关系中建立生态自我。“他者以其足够的差异性为自我创造出了一个边界和轮廓，而在与他者的积极交换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亲密。”[6] 167尊重差异不代表支持个体自我意识的无限膨胀，而是希望在差异中建立积极的“和而不同”的关系，以期实现持续合作中的共同福祉。

（三）注重有机联系与合作分享

生态女性主义注重个体与环境（自然环境和人际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当形成分享式的伙伴关系，将分享作为社会的基本原则。它信奉的是，人类文明的目的只是为了丰富和方便人类的生活，而不是资本的增值利益与少数人的强权。分享原则要求提高个人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用提高人类尊严的方式消除痛苦，用更具合作性的相互协作方式来取代那种宣传支配和控制的文化伦理，鼓励人们关心那些他们所属群体之外的人，超越性别和其他差异建立起一种相互尊重的积极负责的关系。[5]161生态女性主义始终追求“共鸣与差异的有机结合”[6]166，并在理论和实践中奉行这个原则，使其理论阵营一直呈现着开放包容的气象。

（四）合作是自我实现的有效途径

生态女性主义者注重实现每一个个体的价值，并认为这种自我的实现只有通过合作和互动才能完成。“人类自我是内嵌于与他人的关系网络之中的，这种关系可以是亲密与切近的，也可以是在更宽广的层面上的。”[6] 164这种合作与关系否定抽象的个人主义，认为它只能带来以自我为中心的危害，最后导致个人对环境的失责。认为要想实现个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于周遭的环境，在关系中合作，并实现自己。其将女性与自然生态上的天然相亲延续到人际生态，认为女性特质在某种程度上更利于人际的共通与相融。生态女性主义的分支——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达霍克总结了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三个核心概念:内在价值、相互联系、相互关爱。[7]作为女性整体的某种优势，女性在建构人际生态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当然，生态女性主义者也意识到自身存在着对于女性群体的过多的天真设想，比如认为凭借发挥女性的美德，就能挽救整个世界。“一种流行的当代绿色女性主义……将女性的‘家中天使’（Angel in the House)替换成了‘生态系统天使’（Angel in the Ecosystem)”，薇尔认为这种生态系统天使的神话，都只能算是对女性特质的简单化肯定。[6]11所以，创建高校女性合作团队，不是强化两性差异，建立另一种意义上的二元对立，女性团队需要男性学人的接纳和补充，不是对男性学者关起门来开辟女人乐园；而应以女性为主导，吸纳有共同志向的男教师自愿加入，利用女性自身的合作视野与优势，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开发未知的交叉学科领域。

三、对我国高校女教师合作发展的思考

（一）高校女教师群体发展的制约性

统观高校整个学术共同体，高校女性知识分子仍处在这个学术共同体的边缘。表现在女教师个人发展力量偏弱，学术地位偏低，虽有少数女教授成果卓著，但学术共同体的高端大多为男性，女性知识分子的“被分母化”日趋严重。从数量上看，我国高校中的女教师比例逐年上升，已经占据高校教师群体的半壁江山。“2009年，女性高校教师人数比例已经占到45.96%，初级和无职称比例已占50%以上，中级职称没有显著差距，副高职称有15.80%的差距，正高职称差距最大，为48.64%。”[8]可以看到，女性知识分子在高校学术金字塔中占据了中下层的大多数，缺乏话语权是公认的事实。高校男女教师自我存在与发展当然存在着先天的平等性，但现实的金字塔效应使很多女教师在发展的道路上很容易给自己画上句号，自认能力有限，成就动机降低，加上我国高校科层制的存在与影响，一些女教师甘愿充当助手或附庸，专业发展前景黯淡。

（二）高校女教师自我实现的多元化途径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开放、灵活而又颇具锋芒的当代理论流派，无论这个阵营内存在着多么复杂的观点交锋，但都对那种以经济增长作为唯一考量的发展价值观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延伸开来说，生态女性主义注重多元化和平等合作的思想精髓，使其对所有预先设定的单一和绝对路线不能苟同。同样，教师的发展不应该遵循唯一的模式，如果仅仅以论文或项目的数量为唯一考量，很容易忽略掉无法用数据衡量的社会价值。高校教师作为社会群体中的知识精英，一方面要在高校中教书育人，潜心科研；另一方面，各行各业也都需要专家和学者的指导与知识普及，高校教师应走入更广阔的空间，创造更大的价值。作为一名教师，即使在职称上没有实现的预期，但在其他领域挖掘自身的潜力，也能很好地服务社会。就如笔者所在学校建立的妇女/性别研究基地，在2009年至2011年，与南京市妇联合作，建立了母亲学堂，组成了在宁高校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以女教师为主的讲师团30多人，深入社区、农村开展讲座，使数万民众受益。讲师团的部分青年老师也许在高校内部并没有取得骄人的成就，但由于具备扎实的专业背景和出色的宣讲能力，在母亲学堂收获了最大的价值感。母亲学堂的成功，不仅仅来源于高校女性群体的合作，也来源于与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多方面力量的共同支持。

（三）合作发展的自主选择

从人学研究的角度看，高校教师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其存在是一种关系的存在，而这种关系包括人所建立的自然关系、社会关系和自我关系，它们统一于人的实践与交往活动中。其中，自然关系是人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自我关系是人能够意识到自我的主体性和发展性的前提，而社会关系则决定着人的本质的生成与发展。在当代社会，随着信息交流的集约化与碎片化，人的关系生成也趋向于多元化。社会关系更加丰富与复杂，社会关系的丰富与发展表征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增长，而关系的选择与适应则是人的发展的关键。[9]141高校教师需要重新认识到自我与被工具化的他人之间的联系。自我成就的取得与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和他人及环境的和谐共处。正如普卢姆伍德所说：“当你自己的利益从本质上与他人的福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并不需要放弃你自己的利益，因为在追求他人的福利时，你也在（并非偶然地）追求自己的利益。”[6]163从个体来看，高校教师目前的职业发展大体上还是一个人的奋斗史，纵然有自己的导师和研究生加以指导和辅助，但在学术团队的建设上仍然举步维艰。

四、构建高校女教师合作团队的措施和建议

女性生态团队的创建，应把观念和认同放在首位。即不是建立封闭的女性小团体，而是本着求同存异、和谐发展的目标，自发自愿地建立开放的生态团队，使团队实现可持续发展。加拿大学者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 A.)分析了教师合作文化的五种特征:自发性、自愿性、发展取向性、超越时空性以及成果的不可预测性。[1]按照这些特征，教师合作团队在成立之初就要拟定中长期发展目标，根据团队各成员的优势，确定每位成员在团队中的角色和发展趋向；而不能凭着一时兴起的激情，随意组建团队，或者管理松散，导致目标游移不定，合作难以为继。可以说，教师团队合作的主体是具有共生关系的教师团队，是教师主动的自我建构与社会建构的经验获得过程，是一种适应性而非规定性的模式。理想的合作结果则是一种积极的互依，它所带来的人际互动表现为彼此促进成功，从而导致个体较高的成就、积极的人际关系以及个体健康的心理状态。[10]由此，教师的合作也具有不可预知的前景风险，能否建立一个理想的可持续的生态合作团队，需要具备和遵守一定的组织管理规则，从组织发展的角度对团队进行适度的管理和经营。

具体来看，女性团队的合作，首先，要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坚守和而不同，实现学科交叉和文理贯通，更新自己的知识谱系，改变学缘结构。其次，选择团队的组成模式也至关重要。根据目前国内外的经验,教师组成团队时,一般采取整体团队和核心互补团队这两种方式。整体团队作为相对封闭性的合作模式，团队成员比较固定，角色定位明确，操作有序,合作起来更容易协调。但是,当不可预期的意外情况出现时,这种人员相对固化的合作方式容易出现任务衔接上的中断，严重影响合作团队的整体运行。而核心互补团队与之相比，成员角色管理比较灵活，一般有3—5名核心成员，随着团队发展的需要，不断吸收新成员参加，成员定位与承担任务也会随着团队整体的运转效果而适时调整。缺点是过于灵活机动的组织管理，容易让团队成员无法明确自己的定位，个人发展方向模糊淡化等。[11]两种模式都有利有弊，女性教学科研团队可适当综合两种模式，在人员相对固定、角色定位明确的基础上，保持开放，接纳每一位想要加入团队的成员，坚持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创设学科间的有机联系，以扩充更多的合作空间。

女性教师团队合作，更多地体现为人际间的互动。这种教师间的互动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般包括专业互动和非专业互动(社会—情感互动)两个方面。二者在教师合作中的关系应该是，专业互动为社会—情感互动确定方向和边界,而社会—情感互动则为专业互动提供基础。[1]所以，为了增加团队的归属感，女教师不仅要在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活动上合作，还要将日常生活元素加入到合作互动范围内。生活与工作有时候是能够实现奇妙统一的，女性对于家庭生活的热爱，往往会延续到工作中，对合作带来更多的灵感和契机。

同时，为了保持女性合作团队的持续性和创新性，构建多样化沟通交流平台也是非常必要的。现代的科技传媒技术使团队之间的群对话或两两对话都可以即时进行，一个成员的奇思妙想，都可能点燃整个团队的激情。格里菲思和坦恩指出，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会形成一些自认为理所当然的个人知识，这些知识如果没有通过对话来公开化，就有可能会因为缺乏严格的检视而沦为“愚昧的理论”。[12]除了网络和移动传媒上的沟通平台，定期开会也是保持团队活力的一个有效形式。开会地点不一定局限在枯燥的办公室，可以放到户外，将休闲与工作结合在一起，在真正的生态自然中，人的头脑会更愿意接受头脑风暴的洗礼。不管开会地点是在哪里，每一次会议都应力求质量，寻求建立深度对话模式，捕捉一些稍纵即逝的想法，让相互表达和对话畅通无阻，而不能沦为妇女之间的家长里短和闲话别谈。

为了防止女性合作团队最后陷入人员游离、目标涣散的窘境，也要对女教师个体和团队提出长远的目标和阶段性的要求。一个生态的、和谐的、共赢的女性团队，依然需要精明能干的领导者和协调者。好的领导和协调，能够有效利用团队中每个人的兴趣、特点，发挥各自所长，提供人性化的多样化支持，引领整个团队的发展方向。

生态主义作家基德认为，女性成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存在于一生的各个阶段，并且强调女性之间相互关爱、团结互助是推动成长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4]175在高校已经占据半壁江山的女教师，为了寻求自我职业发展的突破，需要学会在隐形的“玻璃天花板”下戴着“镣铐”跳舞，发挥“女性特质”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建立可持续、多向度的生态团队；并在构建团队的实践中，借鉴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注重差异和共存，团队成员间尊重每一位个体的价值，相互联系，相互关爱，开创一片合作发展的领地。

[1]饶从满,张贵新.教师合作:教师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J].教师教育研究，2007,（1）.

[2]钱旭升,靳玉乐.教师个体专业发展与教师群体专业发展[J].教育科学，2007,（4）.

[3]吴琳.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研究略论[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2）.

[4]南宫梅芳，朱红梅，武田田.生态女性主义——性别、文化与自然的文学解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5]袁玲红.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6]（澳）薇尔·普鲁姆德.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M].马天杰，李丽丽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7]季君君.生态女性主义“和而不同”思想探究[J].理论与创作，2010，（4）.

[8]新浪教育.中国大学连续26年男女教师职称比例纵览[EB/OL].http://edu.sina.com.cn/l/2011-09-26/1223207276.shtml，2011-09-26.

[9]张治库.现代社会关系视阈下人的发展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10]陈雅玲.教师团队合作学习：生态取向的教师发展机制[J].当代教育科学，2011,（15）.

[11]程晓红.研究性学习中的教师团队合作模式初探[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6）.

[12] Griffiths, M. & Tann S.. Using Reflective Practive to Link Personaland Public Theories[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for Teaching, 1992,（1）.

责任编辑：董力婕

Research on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Female Professors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feminism

LI Oumei，JINGShaoli，GUOAimei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has already become the new trend in the studies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 Compared with male faculties, it is more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for female professors in universities to establish good teamwork and collaboration so as to break their development bottleneck. Ecofeminism is a postmodern theory focusing o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idea of equality from ecological ethics, ecofeminism emphasizes the adoption of 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respect of differences, as well as the organic connection and cooperation in development. It also believes that sharing and collaboration are effective ways of achieving self- actualization. Thus, ecofeminism provides a stro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professors in universities, especially female professors. In order to establish such an open and multi- 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academic team,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the walls between different disciplines to increase their interactions and build a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 platform; whilst on the other hand, ensuring a more rational and scientific model for the collaboration, to guarantee the sustainability and creativity ofthe team.

female professors in universities; ecofeminism; teachers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10.13277 /j.cnki.jcwu.2015.06.005

2015-09-16

G776

A

1007-3698（2015）06-0035-06

李欧美，女，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敬少丽，女，南京师范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教育学；郭爱妹，女，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教育学。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