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威，张高远

(1.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2.南京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Junction，Nexus与Rank
——Jespersen“词品”假说核心概念重读

郭 威1，张高远2

(1.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2.南京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Otto Jespersen “三品说”在国际语言学界广为人知，但对这一假说的源流及其逐步修正完善过程进行的探究却不多见。这种研究现状使得从历时角度重新解读Jespersen的“三品说”成为必要。

三品说；源流；历时角度

Though Jespersen is often invoked，he is little studied.

——Audrey Reynolds (1970:5)

一、引言

Otto Jespersen (奥托·叶斯柏森，1860—1943)的“词品”假说①(即“三品说”)最早见诸SprogetsLogik②(1913)一书[1]109,fn.2，迄今已逾百年。其间，东西方语言学界对Jespersen这一假说不断探讨研究，其中既有赞同支持，也有批评挑剔，更不乏误读误解。上述情况的出现，多半因立论者所处立场不同，其针对同一问题或现象采取的视角或思路自然不尽相同；也有作者立论所据之材料多属二手材料，而不是扎根于Jespersen原著，自然难免“失真”，以讹传讹，以至谬误频出。

Jespersen三品说主要见诸其以下论著：SprogetsLogik(1913)，ModernEnglishGrammarII(1914)，Detohovedarteravgrammattiskeforbindelser③(1921)，ThePhilosophyofGrammar(1924)，EssentialsofEnglishGrammar(1933a),TheSystemofGrammar(1933b)，AnalyticSyntax(1937)。此外，相关论述也散见于ModernEnglishGrammarIII(1927)和ModernEnglishGrammarIV(1931)等。Jespersen在ModernEnglishGrammarV(1940)的引言中开宗明义指出：他的语法体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发展而来的，虽然核心方面基本保持不变，但细节方面几经修订多有变化；同时，其采用的术语也在多方面与学界所通行者形成区别[2]。Jespersen语法体系修订之后的变化究竟体现于哪些方面？为此，笔者以上述作品为根据，按其版序，纵向比较三品说及其核心概念的变迁情况，旨在了解Jespersen理论的发展历程。

二、Jespersen词品假说之渊源

RoutledgeDictionaryofLanguageandLinguistics(2000)[3]收录了Jespersen“nexus” (连系式)和“junction”(组合式)两个术语。Nexus和junction源于拉丁语词汇nexus与jungere，分别意为“维系”(to bind together)和“联结”(to connect)。该字典未收录“rank”(品级)一词。Nelson Francis在OttoJespersenasGrammarian(1989)一文中指出Jespersen语法理论是“构建在词品、组合式、连系式这三个概念之上，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原创的(to a considerable degree original with him)”[4]81。Francis谈到的“原创性”并非指Jespersen创造了前述三个术语。词源学揭示[5]，“nexus”一词早在17世纪就已出现，而“junction”则于18世纪见诸文本。所谓“原创性”，当指Jespersen从句法学角度出发，创造性地拣选前述三个词语用以构建其语法体系。

Jespersen自传中述及的两件事实值得留意：其一，自1909年9月至1910年1月他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在该校英语系主讲“英语语法理论”课(a course on the principles of English grammar)。诚如其所言，这一学术交流经历为他著述增添了动力，ThePhilosophyoftheGrammar“是在此讲座内容基础之上逐渐扩展而成的”[6]167。其二，1913年秋，哥本哈根大学为其出版的小册子SprogetsLogik中首次正式提出“词类”“词品”等相关理论概念④，并“就丹麦语语用相关问题作了颇为具体的阐释，某种程度上补充完善了Byskov⑤的观点”[6]177，这一点可从Jespersen的SprogetsLogik中经常使用丹麦语例作对比可知。Jespersen在哥伦比亚大学授课讲稿虽是ThePhilosophyoftheGrammar一书的雏形，但至今无从确认此次讲学他是否论及词品问题。Jespersen自传承认Byskov两文(1907,1912)对创立三品说产生影响，但在他有关词品问题的论著中，只在SprogetsLogik的参考文献中含有Byskov的两篇文章，后来著作一概不见；何况Byskov主要讨论丹麦语，而Jespersen三品说主要源自他对于英语中词类与词在句中功能不对应问题的思考。

Jespersen在其著作中并未明确指出三品说受何人何书影响，但在他推出这一假说之前确已出现类似于此假说的概念及其相关研析[7-8]。从Jespersen著作中附加的“引用书目”可以见诸一斑。

Jespersen在Detohovedarteravgrammattiskeforbindelser[9]一文中承认Wiwel在Synspunkterfordansksproglre(《丹麦语言学习意见》)(1901)一书中发现了“连系式”结构。然而，英国学者Henry Sweet早在1891年的NewEnglishGrammar(Vol.1)[10]中已指出思想表达可通过词的“组合”得以实现。这种“组合”由修饰词(adjunct-word)和中心词(head-word) 构成，如他所举之例darkred，hehasaquickstep，hewalksquickly，其中dark，quick和quickly均属修饰词。然而，Sweet“组合”结构中“修饰词”与一般理解甚为不同。例如，在hesellsbooks中，sells属中心词，books则为修饰词。按Sweet观点，“books”作为修饰词使中心词“sells”意义更为明确。这与Jespersen在AnalyticSyntax(1937/1984)里提到的连系式中“首品”(充当主语和宾语的名词)和“次品”(谓语动词)的关系一致，亦即含义笼统的动词通过主语和(或)宾语而变得具体明确[1]124-125。Sweet认为一个思想至少由两个概念构成：要考虑的对象(subject)和针对这个对象要考虑施为或作出陈述(predicate)，而这两个概念可以以不同方式结合在一起，例如theearthisround这样陈述一种事实。Sweet将这种情形下的“陈述”称作属性词 (attribute word)。但相同的语言成分也可以别样组合，如theroundearth，而原属 “陈述” 的round在此种情形下则称作“假设性词” (assumptive word)。这样看，修饰词既可以表示“属性”(attribute)，也可以表示“假设性”(assumptive)。Jespersen的组合式和连系式与Sweet提出的“假设性组合”(assumptive combination)及“断定性组合”(predicative combination)大体相对应。Jespersen在SprogetsLogik第二章“语言品级(sprogets rangforordning)”中提到了Sweet使用的术语修饰词和中心词以及一些例子[11]28。

瑞典学者Noreen[12]在Vårtspråk(《我们的语言》，1904—1924)一书中运用了术语nexus，但与Jespersen对此词的用法不尽一致。Noreen首先将nexus分为adnexion和konnexion，相当于并列关系和从属关系；进而将konnexion再分为predikativ konnexion和adjunktiv konnexion，此后两个术语大致相当于Jespersen的独立连系式和从属连系式(非独立连系式)。Noreen虽然没有使用“首品”(primary)和“次品” (secondary)这类称述，而采用principal和accessory二词，但名异实同。

如上所述，Jespersen发表三品说之前已有学者提出类似的概念或分析模式，换言之，三品说不能完全归功于Jespersen一人。Jespersen的“独创性”在于把“组合式”“连系式” “词品”等概念一以贯之地运用于语言研究，以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语法理论大框架，该框架足以囊括英语语言结构现象。此即Jespersen有别于前人、足以启迪后人之处。

对于Jespersen三品说的来源，有人认为“Jespersen这一理论，受德国汉语文法学家Gabelentz⑥(1881)的词类范畴和句法功能二分理论之影响”[13]。不可否认，Jespersen在Language:ItsNature，DevelopmentandOrigin(1922)[14]中以专门篇幅论述了“汉语的结构”和“汉语的历史”，同时也述及Gabelentz，但仅引用其观点说明汉语在语言类型学中的地位而已。Jespersen也在日后自传[6]86中提及Gabelentz，但只说在莱比锡时短暂旁听过他讲授的汉语课程，而未曾涉及学术上的交流或在哪些方面受益于Gabelentz。但他在ThePhilosophyofGrammar[15]39中曾阐明如何受益于Gabelentz：他明言语法研究可以采取由外到内(由形式到意义或功能)或从内到外(由意义或功能到形式)这两种观察方式，而这种“双向考察”思路在Jespersen博士论文Studieroverengelskekasus(《英语格研究》)(1891)及日后出版的ProgressinLanguage(1894)等论著中均已提到。Jespersen承认Gabelentz在ChinesicheGrammatik(《汉文经纬》)(1881)中也有类似这种内外区分法，自己“大概受启迪于Gabelentz”[15]39,fn.2。

如前所述，Jespersen三品说主要针对英语研究，而Gabelentz作为汉学家其研究重点是在汉语句法以及非印欧语的类型学方面[16]，况且其侧重的是一种研究方法或路向，而不是词品区分。可见，Jespersen三品说不可能照搬Gabelentz理论。

三、Jespersen词品假说及其相关概念

Jespersen语法体系区分两组重要概念：其一为组合式与连系式，其二是词类与词品。前者是从语法结构的角度加以区分，后者则是将词的静态与动态综合考虑之后加以区分。Jespersen“词品”(rank)是指处于句法关系中的词在语法重要性上所处的地位，因此，结构(或曰“关系”)赋予具体词不同的“品级”，即首先必须有结构或关系，才有品级可言。换言之，先须有组合式和连系式，后才有词品这一概念；与组合式或连系式直接产生关系的是词品，而不是词类。品级会随着词在不同结构中的语法地位发生变化而变化。需要指出，词类和词品在句法结构分析中并不冲突。

(一)组合式与连系式

由于词的定品需结合具体句法结构，为此宜先考察Jespersen关于组合式和连系式关系的观点。这两种构式即两种句法关系，其中各要素按不同的关系结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不同类型的结构。Jespersen指出：“如果比较一下thebarkingdog和thedogbarks这两个结构，就会发现相同的两个概念以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虽然它们之间逻辑的从属关系是一样的。”[17]6进而他重申两者具有“相同的从属关系”[15]97，但他并未指明两者之间的“相同”是在逻辑方面。在AnalyticSyntax中，Jespersen详细描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把品级理论应用到组合式和连系式中，发现这两种结构具有很高的相似度，在(the)furiouslybarkingdog中，品级关系是3-2-1⑦；在(the)dogbarksfuriously中，品级关系是1-2-3。两者词序虽相反，但存在相同的级阶(scale) 。”[1]122-123有人认为这两个结构语法上并无相似之处，批评Jespersen忽视了限定动词能“构成完整句子”这一主要特征。对此，他做了辩解，强调自己没有忽视限定动词的主要特点，且将“组合式”和“连系式”两相对照、泾渭分明：组合式“一般只充当句子的成分”，连系式则“能构成完整句子(但未必如此)”。然而，这种造句能力⑧上的差异却无法抹煞两者“内部结构的相似性”[1]123。对这两种结构之间的相似性，Jespersen前后分别用“逻辑从属关系相同”[17]6“相同从属关系”[15]97及“内部结构相似性”[1]123等表述方式，而其关注点却在“内部”或“深层”语义关系。须知，唯有当相同概念以不同方式组合时才会出现上述“相似性”，这从Jespersen例证中可见一斑。

两种结构间的相异之处则更为明显：除了“以不同方式结合”之外，主要体现在品级之间的关系方面⑨。Jespersen在ModernEnglishGrammarII中认为：“动词以次品(adjunct)形式所紧密相连的那个首品词就是动词的主语”[17]7，但他在1927年为该卷增加的附录中却承认这句话有问题：“我不应该说动词作为某种‘次品’与主语相结合：这本是组合式与连系式之间的重要区别，但在1913年⑩，我尚未搞清这一点”[18]486。在Jespersen语法体系中，宾语和主语均为首品，而动词定为次品。如果作为首品的主语与动词具有紧密联系，那宾语与动词的关系又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无法规避。为了使整个语法体系更趋严密，应当在术语方面进行调整，为此Jespersen在ThePhilosophyofGrammar中修正了先前观点：“组合式中次品叫作修品(adjunct)，连系式中的次品叫作述品(adnex)”[15]97。“组合式中，次品词(修品)是作为一种标签或区别的记号与首品词结合的”[15]115；相反，“连系式总含有两个必定相互独立的概念：次品词(述品)增添了陈述对象新的意义”[15]116。然而，Jespersen在1937年的AnalyticSyntax中却又认为：“连系式中首品与次品的关系与组合式中两者的关系不同。组合式中的次品使首品的意义比后者单独出现时更加确定，但在连系式中情况迥然不同。我们甚至有充分理由认为动词表达的概念是通过主语而变得更加确定。”[1]124

比较Jespersen原著可以看出他在研究组合式和连系式过程中前后论述表现出某些变化：其早期著作只是笼统地提到在组合式与连系式中次品词对首品词具有同样作用，但在AnalyticSyntax中做了全面修正。具体而言，他首先区分两种结构，然后按结构不同而相应解释首品词与次品词之间的不同关系。他在ModernEnglishGrammarII认为：“从属系统的逻辑基础在于限定(specialization)程度”[17]3，而“限定”是逻辑意义上的限定。他在ThePhilosophyofGrammar中以“次品”为题专论组合式中修饰语如何使首品在意义上更加限定，又在AnalyticSyntax中指明品级之间“起决定作用的只是语法上的重要性，而不是内在重要性……而在组合式中这种重要性主要取决于限定与被限定之间的相互关系：次品限定首品(使首品特定化)”[1]111。从上述著作可看出Jespersen在ModernEnglishGrammarII和ThePhilosophyofGrammar中只结合组合式这类结构框架来讨论词品间的限定与被限定关系。到了AnalyticSyntax一书，Jespersen认定首品与次品之间关系因其所处结构(组合式或连系式)而有不同表现，认为组合式中次品词使首品词更为确定，而连系式中则是首品名词使次品动词在意义上更受限定。

(二)词类与词品

关于词类和词品的关系，首先应考察Jespersen本人对词类的态度以及他创立三品说之缘由。Jespersen认为划分词类是必要的，这一态度充分反映于其系列著作。学界针对诸如短语thepoor中poor的词性归属问题争议不休。面对这类旷日持久的“公案”，Jespersen认定必须另辟蹊径、寻找解决办法，于是建立词品概念和术语，而“首品、次品、末品”(overled，adled，underled)这三个术语最早见诸SprogetsLogik。此即三品说之缘起。这里有一个问题，由于 Jespersen运用“词品”既分析组合式，又分析连系式，因此，我们仅仅从词类角度探析Jespersen运用“词品”的渊源便是个不太全面的做法，似乎也该从句法功能的角度来找找缘由，笔者认为Jespersen还可能注意到结构中经常有语法主语与逻辑主语不对应的现象，便试图依靠“品级”加以分析。虽然Jespersen在任何著作中都未提到这点。

Jespersen在其著作中多次采用extremelyhotweather或thebarkingdog这类典型例证，难免造成“词类与词品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这种误解；而这类例子之所以“典型”，又恰恰在于其显示词类与词品之间整齐划一的对应关系。的确，Jespersen指出名词常作首品，形容词常作修品(次品)，而副词则常作末品，由此承认这三个词类与三品之间具有一定对应性，但强调这种对应并非整齐划一[17]4-5。Jespersen强调：词类是指字典中孤立之词，而词品则涉及关系中之词，并引用F. de Saussure的“语言-言语”这对术语，将词类划归语言，词品划归言语[1]109-110。Saussure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是社会集体所采用的一整套规约；这套规约存在于一个语言社群的集体思维中，是个人无法随意改变的。相比之下，言语属于说话者个人，是言语活动中受个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因此带有个人发音、用词、表达习惯等的特点。从这个角度看，Jespersen认为短语thepoor中的poor虽受定冠词修饰，但其词尾并无表示名词复数的屈折语素-s，因此仍属形容词[17]5，并非传统语法学家所说的“形容词名用”或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所谓的“形容词名词化”现象。从这一点看，Jespersen的处理方式符合“语言无法为个体所改变”这一看法。

Jespersen在词类和词品问题上的思想变化见诸其日后有关著作。在ModernEnglishGrammarII中他认为：“首品、次品和末品之间的区别是纯逻辑方面的，而(名词、形容词、副词)三个词类的区别是纯语法方面的”[17]5。而在1927年对该卷添加的附录中，Jespersen承认自己先前的认识有问题，指出“‘首品、次品和末品的区别是纯逻辑方面的’这句话不妥当；它们的区别在于‘功能’，而不在于‘意义’”[18]486。但他在ThePhilosophyofGrammar和EssentialsofEnglishGrammar(1933)中并未论及词品划分与词类划分两者之间有何具体不同：“词类与词品实在是两回事，各活动于不同领域”[15]98[19]78，而他系列论著中反复强调词类划分需从“形式” “功能”和“意义”三者出发进行综合考虑。到了AnalyticSyntax，Jespersen则详细论述了词类和词品的关系：“两者间主要区分在于：词类是探讨词典中孤立的词，亦即词汇义值，而词品探讨的不仅是词，而且还有词的组合。”[1]110我们可以通过词典查考具体词的类别归属，但词品“只有通过对词所在的整个结构作句法分析才能够确定。”[1]110他进而指出词类和词品之间所谓“对应关系”其实是残缺不齐的。例如：同样的副词类，在品级上却可能属于第三、第四，甚至第五品[1]110-120。Jespersen在AnalyticSyntax中认为词品需从句法分析中加以确定，这恰好符合他1927年在ModernEnglishGrammarII中“词品的区别是功能方面的”这一修正后的说法[18]486。在Jespersen语法体系中，“句法范畴”相当于“功能”，它犹如两面神，一面朝着形式，一面朝着意念，构成了语音世界和意念世界的纽带[15]56。

(三) 四品及其以下的词

在句法分析中是否必须区分三品以下的词品？了解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Jespersen对词类和词品之间关系的论述。

在ModernEnglishGrammarII中，Jespersen指出词类划分是单纯语法方面的，不同的语言可能有不同划分[17]5。可见，他认为词类划分并不像逻辑范畴一样具有普遍性。Jespersen在ModernEnglishGrammarII和ThePhilosophyofGrammar中均采用同一例子说明：在acertainlynotverycleverlywordedremark中，certainly、not和very三个词均属三品(末品)，因此从语法上说毫无差别，如certainlyacleverremark，notacleverremark，averycleverremark[17]2[15]96。虽然在EssentialsofEnglishGrammar中他改换了例子，但其仍然认为首品词“在语法上最重要”[19]78，因此，“词品”的划分是以结构中成分的“语法重要性”为基础的[1]111。同时，Jespersen认为一个结构中往往存在多于三品的可能性，但因为三品及其以下的品级在语法上没有形式区别，分析过程中便无须增设“四品”“五品”等术语——即使“四品”“五品”等从逻辑角度看是存在的。同一思想Jespersen在TheSystemofGrammar(1933)中也重申：“从逻辑的角度看，确实不止三种词品，因为三品词可以接受进一步限定……限定三品的词可以称为逻辑四品，只是由于不存在区分这类次要限定成分的语法标准，所以语法学家只须区分三种词品。”[20]总之，三品及其以下的品级虽在逻辑意义上有区别，但在语法形式或语法功能上没有区别，即certainly、not、very和cleverly在逻辑意义上有限定和被限定之别，但在语法形式或语法功能上均为相同，因而无须为三品以下的品级创设额外术语。概而言之，三品之内的词在语法重要性和逻辑意义上均有差别，并以语法重要性上的差别为主，但三品以下的品级只有逻辑意义上的差别，而没有语法重要性上的差别。词品与词类虽未形成整齐划一之对应关系，但品级划分又离不开词类这个基础。Jespersen在Mankind，Nation，andIndividualfromaLinguisticPointofView(1925/1946)中谈论Saussure区分“语言”和“言语”时指出：语言是储存在所有个人心灵中的文图(word-pictures)总和[21]。这正是每个个体言语活动的必要基础，即“语言”是“言语”的基础。Jespersen把词类划归语言，词品划归言语，这种处理符合上述观点。

(四)词品假说的普适性问题

在研究三品说普遍适用性之前，尚需考虑Jespersen对“语法范畴普遍性”与“语法普遍性”的看法。对于前者，Jespersen在ModernEnglishGrammarII中提到：“不同的语言之间语法范畴可能也不同”[17]5，这一观点在ThePhilosophyofGrammar中的“普遍语法？”“语言之间的差异”“范畴的确定”等小节也详加阐述，此不赘言。Jespersen指出：“我们应该从一门语言的语法中排除其他语言所具有但在该语言中没有表现形式的差异或范畴。”[15]51至于后者，Jespersen则认为“没有哪种语言可以完全脱离语法”[22]，不同的语言虽然通过不同的形式体现其语法特征，但凡语言皆有语法，这一事实是无法否定的。“品”在结构中的区分是以词的语法重要性为基础的，它是一个属于“语法范畴”的概念，即其适用性也不具有普遍性。正因如此，Nelson Francis认为“词品是一个次等或非核心概念(secondary notion)”[4]84。

L. Bloomfield在对ThePhilosophyofGrammar的书评[23]中谈到某些语言因“结构问题”而不适合采用Jespersen品级理论进行分析，比如阿尔贡金语。这里首先应搞清Bloomfield论及的究竟是什么“结构”类型：Bloomfield在文章例举的是anämunpakāmäwinäniw(狗-打-人，意为“人打狗”)和anämunsakē-pukinäniw(狗-咬-人，意为“狗咬人”)，遗憾的是，他并未说明这两例结构哪些方面不适合用三品说进行分析。然而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某些语言确实因为结构问题不适合采用三品说，其中的典型者当推美洲印第安语的多式综合语(polysynthetic language)。这种语言的结构特征是宾语置于动词形式中，即一个单独的词形可能包含一组关系单位，彼此在形式上无法分开，这就无法为结构中的成分定品(这一点Jespersen似未论及)。Jespersen在AnalyticSyntax中为证明三品说的普适性而提供了诸多语言的例子：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丹麦语、瑞典语、拉丁语、希腊语和芬兰语。除芬兰语属于乌拉尔语系外，其他均属印欧语系，难怪有人质疑：“假如他特别钟爱的研究对象不是英语，那么他是否还会提出词品这一理论概念”[4]84。

我国语法学家王力、吕叔湘在20世纪40年代引用Jespersen三品说中的术语及其方法，试图构建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王力等人是为解决汉语词类与句法功能不对应这一问题而引进三品说，此举引起了争议。王力本人在后期著作中也放弃了三品说。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三品说能否解决汉语词类问题？我们明白了词品概念的由来，揭示了词类和词品的关系，明确了三品说原本不是针对词类划分问题，因为词类划分并非以语法重要性为依据。为词定品来解决词类问题本身并非对症下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词类和词品本属不同层面，划分依据也不相同。

然而，三品说适用于汉语研究吗？试看“摆正”和“正版”两个短语：前者的“正”为副词，表示“摆”的结果，补充“摆”的意义，作末品；后者的“正”为形容词，修饰“版”，作次品。两例中的“正”显示语法重要性上的不同。可见，词品分析适用于汉语。再如，“萝卜”是词，不是短语结构，所以孤立出现时就无“品”可言。三品说应用于汉语必须以“词”为单位，而不应以“字”为单位，因为汉语的词可能不止一个字。Vetlen认为“Jespersen‘词品说’很适合于描写汉语这类发达语言的从属关系，但不太合适于描写非洲班图语的惯用语(Bantu)”[24]，这一观点颇值玩味。

“虽然三品说相比其他语法分析模式表现出更为显见的优势，但Jespersen本人却发现有些语法现象单靠三品说是无法获得恰当解释的。”[25]可见，三品说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Nelson Francis认为：“在综合程度很高的语言中，名词很可能总是首品，形容词和限定式动词几乎总是次品，而副词往往是末品。若情况果真如此，则词品这一概念实属多余。”[4]84因此，除了如希腊语、拉丁语这类综合程度很高的自然语言外，Jespersen十分推崇并在日后亲自创造的人工国际语也无需应用三品说，因为国际辅助语规定某些词缀标示对应词类，比如在Esperanto(世界语)中，可以用-o/-a/-e三个元音词尾标记名词、形容词、副词。由此不难理解其AnInternationalLanguage(Jespersen1928/2006)一书何以未曾提及词品问题。

四、词品假说何去何从？

Jespersen三品说不会被遗忘，百年以来的事实证明如此。虽然Jespersen以此假说为基础构建的英语语法分析框架备受争议[26]，但在其身后仍有学者或多或少地应用三品说。Jespersen明确说：ThePhilosophyofGrammar中的观点一定会影响为高级学习者编写的语法书，正如我的ModernEnglishGrammarII对于August Western的NorskRiksmaalgrammatik(《挪威标准语语法》(1921))产生的影响一样[15]346。McKay[27]提及的国际出版、体现Jespersen语法观点的某些语法著作证实了Jespersen的自评：(1) 丹麦语语法：Diderichsen的ElementrdanskGrammatik(1946)、Erik Rehling的Detdanskesprog(1951)；(2)英语语法：Curme的AGrammaroftheEnglishLanguage(1931—1933)、Scheurweghs的Present-dayEnglishSyntax:ASurveyofSentencePatterns(1959)、Ralph Long的TheSentenceanditsPart:AGrammarofContemporaryEnglish(1961)、Meyer-Myklestad的AnAdvancedEnglishGrammarforStudentsandTeachers(1968)、Kirchner的DiesyntaktischenEigentümlichkeitendesamerikanischenEnglisch(1970—1972)；(3)德语语法：Peter Jørgensen的Germangrammar(1959—1966)；(4)挪威语语法:August Western的Norsk-riksmåls-grammatikkforstuderendeoglaerere(1921)、Olav Naes的Norskgrammatikk(1972)、Finn-Erik Vinje的Kompendiumigrammatiskanalyse(1979)；(5)瑞典语语法：Olof Thorell的SvenskGrammatik(1973)、Ebba Lindberg的Beskrivandesvenskgrammatik(1980)。此外，国内张今的《英语句型的动态研究》(1990)[28]以及张今、刘光耀的《英语抽象名词研究》(1996)[29]也是以三品说及组合式、连系式理论为指导而撰写的英语语法论著。

从以上各国学者著作出版时间以及所涉语种可以看出，在过去一个世纪中，Jespersen三品说不仅未被抛弃，其某些方面仍可解决不同语言存在的问题。以笔者掌握的现有资料看，日本学者对Jespersen三品说十分推崇，其表现首先在于他们对Jespersen语法著作以及论文的翻译，如Fumio Nakajima翻译论文DiegrammatischenRangstufen(1934)，Takekazu Kikuchi翻译专著ThePhilosophyofGrammar(1936)。另外，Masatoshi Gensen Mori的专著[30]细致地介绍了Jespersen三品说。李葆嘉先生[31]则肯定法国从属关系语法(Dependency Grammar)或配价语法的创立者“特思尼耶尔的四级说与Jespersen词品三级说思路一致”，认为“从属关系语法与三品说存在渊源关系”。

虽然上文列出了一些受Jespersen语法体系尤其是三品说影响的语法著作，但我们无法否认Nelson Francis提到的一种现象：“Jespersen提出许多新思想，受到其身后语法学家不同的对待和处理——有的学者往往默默吸收了他的理论观点，进而应用于研究，却未必指明出处；另一些学者对其理论观点则干脆弃而不用或视而不见。”[4]79Jespersen词品假说的影响至今确实依然存在，但未能成为一种主流语法框架，因此并未引起后学者应有的重视和研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首先，该假说本身存在问题，比如，Jespersen未曾在组合式与连系式两者之间进行明确区分，也未提及哪些词类不具有品级，同时，Jespersen并未分析研究结构中各个品级的交际功能，虽然他在AnalyticSyntax中认识到品级理论应该研究言语中词的相互关系[1]3，但又似乎并未付诸实践，这说明Jespersen在处理品级说方面并未满足他始终强调的语言的本质在于交际；其次，Jespersen在语言研究过程中展现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和方法论(methodology)与当时的学术环境格格不入。在Bloomfield(1927)看来，thedoctor’sarrival与thedoctor’shouse是同类结构，即向心结构，而Jespersen则视前者为连系式，后者为组合式。Hjelmslev[32]认为Jespersen关注的是索绪尔的“言语”，而并非“语言”，以致Tom Lundskr-Nielsen断言：“只要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在语言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Jespersen句法理论就不可能受到重视。”[33]而Bloomfield与Hjelmslev均为结构主义代表性人物。

五、结语

十年前，张高远转引McCawley说：“对一个语言研究者来说，不知道有《分析句法》，犹如音乐研究者不知有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一样不可思议。”[34]众多语言研究者也许确实知道Jespersen三品说，然而，语言学界有多少学人能够深刻理解、全面认识三品说核心概念以及Jespersen本人对其理论所做的修正？相反，对该假说产生片面认识甚至误解者不在少数。比如，廖序东先生在ThePhilosophyofGrammar汉译版《序》中质问：“在主谓结构中，谓语动词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至少是和主语名词的地位一样重要，为什么是次品(或乙级)呢？”[35]倘若他研读了ThePhilosophyofGrammar，继而再细阅AnalyticSyntax，便不太可能作出这番议论了。看来，为了揭示Jespersen理论的本质及发展过程，准确把握词品假说，考察其源流并从历时角度对其核心概念进行整理和重新解读，确属十分必要。

注释：

①本文作者原拟用“‘词品’理论”这一表述方式，但E. F. K. Koerner认为宜用“假说”(hypothesis)，而不宜称之为“理论”(theory)，因为“假说”是以事实和科学知识为依据，具有推测性、尝试性和探索性，可以被接受，也可以被反驳，而“理论”则如“枷锁”，缺乏松动余地。斟酌之余遂接受“‘词品’假说”这一称述。为了表述简洁性及通行性，又因Jespersen主张词品区分无须超越“三品”(Jespersen1924:96)，故全文尽量采用“三品说”一称。

②中文译名：《语言逻辑》。1913年9月23日，值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生日之际，哥本哈根大学出版学术文集，《语言逻辑》便是其中一本，原文为丹麦语。

③中文译名：《两种主要的句法关系》，Jespersen以丹麦文发表的文章。

④1912年他在瑞典哥德堡召开的历史学暨语文学研讨会(The Conference of Historians and Philologists in Gothenburg)上宣读的论文其实已阐述了这些概念(Juul，A. ，H. F. Nielsen & J. E. Nielsen 1995:177)。此外，ModernEnglishGrammarII应该是1913年底提交给出版商，但直到1914年才正式出版。

⑤Jens Byskov(1867—1955)，丹麦教育家和语言学家，20世纪初在Danskestudier(《丹麦语研究》)杂志上先后发表了“Bestemmelsen af grundleddet i stninger af formen navneord+uselvstndigt udsagnsord +navneord”(《关于形式名词、独立动词以及名词结构中的主语的规则》1907)以及“Om nogle stninger med ‘der’ som foreløbigt grundled”(《论若干以“der”为临时主语的句子》1912)等文章，引起Jespersen关注。

⑥即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汉译为“嘉贝兰”(李葆嘉译)，曾在莱比锡大学任东亚语言学教授；ChinesicheGrammatik(《汉文经纬》，Gabelentz1881)是一部描写古汉语语法的著作。

⑦Jespersen在AnalyticSyntax中，多用数字表示“品”，数字1、2、3分别表示组合式中的首品、次品和末品。

⑧Jespersen认为限定动词的主要作用就是生成完整句子(“sentence-building power”“power of forming sentences”，Jespersen1924:87)

⑨Masatoshi Gensen Mori(1960)强调上下文在判别组合式和连系式时所起的作用，如asoldierwoundedinhisleftthigh一语可视上下文分解为组合式或连系式：(1) I met a soldier wounded in his thigh，i. e. a soldier who had been wounded，or who had a wound，in his left thigh(组合式)；(2) I saw a soldier wounded in his left thigh，i. e. I saw him as he was struck by a bullet，shell，or grenade，on the battlefield.

⑩据Reynolds(1970:100)，Jespersen最早在1921年Detohovedarteravgrammattiskeforbindelser一文即宣称组合式与连系式之间的区别无关乎是否有限定动词，而主要在于其逻辑语义特征：组合式表达一个单一概念，连系式则表达两个独立概念。“连系式名词”虽缺少限定动词，但与出现限定动词的连系式结构具有相同逻辑意义。如此看来，唯有综合考虑形式、功能和意义三者，才能区分组合式与连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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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yskov J. Bestemmelsen af grundleddet i stninger af formen navneord + uselvstndigt udsagnsord + navneord[J]. Danske studier，1907 (4):231-235.

[8]Byskov J. Om nogle stninger med ‘der’ som foreløbigt grundled[J]. Danske Studier，1912 (9):13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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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ction，NexusandRank:RereadingJespersen’sThreeRankfromaNewPerspective

GUO Wei1，ZHANG Gaoyuan2

(1.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Xi’an 710128，China;2.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46，China)

Danish linguist Otto Jespersen’s “three ranks” is known by linguistic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while few may know its source and its process of amendments. Such a study background makes it necessary to reinterpret “three ranks”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three ranks;source;diachronic perspective

H0-09

A

2095-2074(2015)01-0006-10

2014-08-26

郭威(1988-)，男，河北保定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张高远(1964-)，男，福建宁德人，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