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文

(长江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8100)

洪堡特语言学观的语用学分析

吴 文

(长江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8100)

洪堡特在论述词语的客观性时，把语言本身的对话结构引入其中。这表示在洪堡特的语言学观中，语言并非只是用词语或语句来表象世界，而更是把它们用来作为进行沟通的言说。因此,洪堡特在他的语言哲学论述中已开始显现出了语用学基本理论的雏形。通过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理论和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理论的对比分析,洪堡特的语言哲学在语用学方面的先见之明得以彰显，但同时也暴露了时代局限性。

洪堡特；语言学观；语用学

在论及词语的客观性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把语言本身的对话结构引入其中，并提出“语言并非只是用词语或语句来再现现实世界，而更是把它们用来作为进行沟通的言说”[1]256。如赫尔德所言：“人类的第一个思想，按其本质而言，是做出能够与他人进行对话的准备。第一个为我所掌握的标记，对我来说是一个标记词，对于他人来说则是一个传达词。由此人类就发明了词语与名称，并用之以标识声音与思想。”[2]73-74言说即是在进行交谈或者对话，然而交谈则必定有交谈的内容。说者发起的对话涉及“我与你的沟通关系”的交互主体性的建立，听者的理解则涉及我们谈及的“对象世界的客观普遍性”。在“双重区分音节”的过程中，洪堡特从赫尔德论述词语参与表象建构的“区分音节的综合”，过渡到他自己论述的“你—我—他”这三个人称代名词系统所形成的“对话的综合”，这显示出洪堡特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语用学理论所讨论的“言谈的双重结构”[1]261。依据这种观点，每一个完整的表达句，其实都可以区分出建立“说者与听者”沟通关系的“施为式言语行为”，与表达我们对于在交谈中论及对象的“命题内容”这两个部分。在当代语言学或语言哲学中，与洪堡特的语言学观发展旨趣最为接近的，不是主张萨丕尔-沃尔夫假设的语言相对论者，也不是持乔姆斯基深层语法学派理论的语言普遍主义者，而是奥斯汀(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与哈贝马斯(Habermas)的普遍语用学以及阿佩尔(Apel)的先验语用学理论。本文将透过当代言语行为理论与普遍和先验语用学的理论对洪堡特的语言哲学加以阐释，以凸显其在语用学方面的先见之明，但同时也指出洪堡特语言理论的不足之处。

一、洪堡特的语言学观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洪堡特不接受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语言哲学传统，也不认为语言的作用只是在描述或表象世界，并试图跳出语言哲学只专注于研究有真假可言的命题逻辑语法的偏见，而“强调(如同在诗学或修辞学中)说明语言的情感表达与协调行动作用的重要性”[3]236。这与奥斯汀的观点不谋而合。就奥斯汀看来，那些认为语言表达的唯一任务就是在对事实的描述中，做出要不是“真”就是“假”的判断的哲学家们犯了“描述的谬误” (the descriptive fallacy)[4]233。对于“主张除了描述事实的语句之外，其他的语句都无意义”的语言哲学论点，奥斯汀则反驳说：“难道这些语句就不能根本不是在陈述事实，而是在以各种方式影响人们，或是以各种方式发泄情感吗？”[4]245洪堡特也提出“(我们)使用语言以标指事物与传递讯息，但是我们怎能因此就说，语言的本质只在于它具有标指事物的记号功能与传递讯息的媒介功能。”[5]124相对于亚里士多德以来，语言哲学大都只重视对描述事态的命题进行语义学的分析，奥斯汀和洪堡特则主张语言的意义并不能只从语句的字面意义去理解：语句的表达必须遵守使用它的规则，并在恰当的情境中说出，其意义才能被理解[6]。当我们能理解表达句的意义时，我们也不只是单单为了理解，而是为了行动的完成。言谈的主要目的在于完成“以言行事”，而非仅仅进行世界表象的描述。

当我们把洪堡特的语言学观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进行深入比较，也可发现洪堡特的语言学观仍有其时代局限性。洪堡特虽然已经把自我与他人的社群关系提升到对话的发言与回应沟通关系中来说明，但他却没有超出语言哲学视野中的语义学研究[7]。洪堡特认为“‘我与你之间的言语合作’所进行的对话的综合，是以对象的客观性为基础的主体性活动”[5]146，而没有把“我与你”在对话交谈中透过发言与回应所建构的一致理解当成是透过沟通而达成共识，进而建构“以言行事效力的理性基础”的行动协调活动。然而在当代语用学理论中，特别是在奥斯汀与塞尔(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所建构出来的“交际行为理论”中，“语言表达的以言行事效力之所以能产生出来，是因为基于我们能兑现自己在言谈中所提出的‘有效性宣称’”[8]368。例如，我们在言谈中向他人说话，即隐含我们正在向他人宣称我所说的内容是“真”的事实，或我所要求的行动方式是“对”的规范等等。这必须在讨论的过程中，透过介于说者与听者之间的反驳与证实，以达到我们对世界的解释或对行动规范的建议有一致同意的理解。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理性地接受在语言表达中的“以言行事”作用的影响，而推动完成彼此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言语行为互动。

由于洪堡特未能认识到：在言谈的双重结构中完成“施为行为”是作为透过介于“我与你”之间的发言与回应，从而建构对于论及的事物的一致性理解；且这种理性的对话作为一种沟通的理性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协调的生活实践方式[9]。因而他直接跳过对于那些使交谈的发言与回应能达到一致同意的语用学规范条件的分析，而提出有结构差异性的现实存在的民族语言对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5]。比如，洪堡特认为：“语言的表达可以协调日常生活的行为实践；然而，民族语言的母语结构所表现的不同世界观对于该语言社群内成员的思想与行动具有决定性的限制作用。”[10]175由此可见，洪堡特的语言哲学之所以难以摆脱语言世界观的相对主义或语言的精神决定论，最根本原因在于洪堡特并没有澄清“能保证‘我与你’在交谈的发言与回应中达成一致意见的语用规范条件，以为语言沟通的‘以言行事效力’仅仅是以民族为单位的语言社群在其历史发展的生活形式中的偶然结果”[7]124。奥斯汀则认为我与你之间的言语沟通必须透过限制性的个人之间的共识或相互约定来实践建构起来的语言使用规则。洪堡特用语言感、语言内在形式或语言类型这些术语所表达的理解结构，其实还只是以这种语言民族社群在特定社会生活形式下所实现的语言互动方式，来作为影响甚或决定我们的思想与行动的基本条件。

总而言之，洪堡特没有意识到，作为前理解意义结构的语言内在形式或语言类型，并不能保证言说的以言行事能发挥真正的效力，因而它若真能作为决定我们的思想与行动的基础，那么语言哲学的不同声音就得在透过沟通共识所产生的理性促动力之外，再额外加上一种毫无基础的决定论主张。否则就得承认从这种语言前结构的世界理解中，并不能直接引申出它对日常的生活实践具有行动协调的作用。洪堡特的时代局限使他的语言学观缺乏“语言与行动之间能够被建构而达到共识”的理论高度，即缺乏对语言的相互理解能达成的语用学规范条件的分析，就直接跳到主张语言结构的差异性对于人类精神在个别民族发展中有决定性的影响力[2]124-125。因而，洪堡特虽然能以介于我与你之间的发言与回应的交谈对话，作为语言的原型来说明理性的对话性，并主张人的语言使用的自由性，主张我们可不受语言世界观的限制。但由于他并未再深入分析使“讨论的共识形成”成为可能的先验条件，因而始终无法为他自己主张的“个人的言说具有改变语言世界观之决定性的自由原则”[5]157，提出充分的理论支持。

二、洪堡特的语言学观及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理论

洪堡特并不只是在语义学观点下研究语言的认知功能，而是在认同语言表象世界图像的语义学功能与交谈的形式语用学之间具有分工互补的作用下进行论述的。语用学的功能在于致力提供理解过程的普遍主义，而语义学则强调语言作为开显个别世界观的诠释性建构。哈贝马斯赞赏洪堡特对于解决当代诠释学理论根本难题的先见之明。当代各种诠释学理论的根本难题在于，他们在原则上都不反对“不同语言之间能够互相翻译”[10]215，但问题只是他们无法说明“语义学间距的不可沟通性”作为先验的事实将如何被克服[11]210。当洪堡特提出“所有的理解同时就是某种不理解”[10]231的说法时，他事实上就已经意识到不同语言之间具有无法相互沟通的语义学间距的问题。哈贝马斯指出，洪堡特的解决之道，在于把沟通的语言使用与认知的使用，聚合在交谈所共同论及的客观世界的语用学预设上[8]。因为一旦语言的沟通使用是在追求对于所说内容的共同理解，那么我们在发言与回应中透过沟通建立共识的期待，即能对我们之间的共同领域进行兑现彼此“真理性声称”的讨论，而以此致力于理解他人或使他人理解我所说的话。哈贝马斯认为，洪堡特对于人称代名词系统所作的分析，即是试图把语言的沟通功能与认知的承诺联系在一起，以说明我们在讨论中如何理解他人异议的可能性，以使个人的世界观去中心化地扩大到大家都能参与的共识，而达到彼此之间一致的共同理解[12]123-126。

洪堡特在论“你—我—他”这三个人称代名词的互相支持与互相决定的对话结构中，虽然已经理解到“以语言的交谈讨论作为原型，才能真正解释人类的沟通理性结构或人类精神真正的交互主体性”[5]186，但洪堡特透过将“他人”区分成非“我与你”的不同，以凸显主客二元对立的主体性哲学与语用关系哲学之间存在着哲学研究的范式差异时，并没有看出沟通参与者所采取的施为态度的重要性。哈贝马斯因而补充说：“我们可以自行决定我们自己怎么表达第一人称的内在体验与第三人称的世界描述，但言谈者对于第二人称的态度，亦即当他对沟通伙伴有所言说时，却只能以非强迫的自由对等方式，争取听者也愿意采取沟通参与的态度。”[13]78只有当语言哲学的不同声音通过语言沟通交流时，双方才必然“需要毫无保留地以自由对等的方式”来建立彼此的关系。可见，洪堡特如果真要说明我们能有追求一致理解的沟通自由，那么他就必须把语言的交谈进一步落实在协调人际互动关系的交际行为理论中加以分析。

三、洪堡特的语言学观及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理论

针对洪堡特的语言哲学， 阿佩尔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使“讨论的共识形成”能成立的先验语用规范条件[14]，而不能像魏斯格博等人的新洪堡特主义，只是延续洪堡特对于民族语言的世界观差异性的讨论，结果造成与语言世界观的相对主义或语言的精神决定论始终纠缠不清。因而他说：

相对于人工语言系统的结构或形式，自然语言的结构并非独立于语用的诠释之外。关于自然语言我们可以(甚至有必要)这样加以思考：一方面，它们所具有的内在形式的结构力量，例如所谓语义场的结构，事实上是经由语言在数千年来，在社会互动与世界诠释方面的使用所表现出来的。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想象，在语言使用的语用学向度中，成功沟通的效应，长远而言终将能改变语言的语义学系统结构……借着沟通资质的发展，特别是借着能反思语言系统与语用普遍性结构的内在资质的发展……“不同语言”系统结构的不可通约性将有可能被克服，因此就能够被我们理解了。[15]106-107

波勒(D. Böhler)基于其师阿佩尔的观点，对于内在于洪堡特语言哲学中的语用学作了详细补充说明。他指出洪堡特所推动的“哲学的语用学转向”是以对语言对话的反思作为哲学自我奠基的最终基础。在语言的对话中，我们作为一个思想者是处在与所思的内容以及作为谈话伙伴的他人的关系之中。在此，我们总是与我们自己、具体的他人或所有可能的他人共同处于讨论的时空中。因而以“说”为主导线索，而非在“看”的束缚之下，洪堡特才能一方面突破哲学在方法论上的独我论、相对主义与怀疑论；而在另一方面，又能以语用的三向度关系(同时涉及说者、其他说者与谈论对象等三方面)取代以观看为思想主导模式的主客二元论。这也使得洪堡特能以对话的模式重构语言，并由此揭发西欧理论传统中的主导预设即以一单独的主体面对事物世界图像的虚构性。

所有的言说都是一种交谈，即使在思想中也是在与一个他者说话[9]。波勒因而认为洪堡特能以对话作为语言的原型，即表示他发现了那种能够标示出人类思想或每一可能“对谈”的“沟通中介性”。我们的思想必须透过这种沟通的中介性，才能将认知对象的主客体关系安置在由交互主体性所确保的客观普遍性基础上[16]158。波勒因而总结说，洪堡特在其语言哲学中所阐释出来的语用学，即在于他能在虚构的独我思想中追踪到“对话的内在语言形式”与“语言社群的世界建构”[16]153。这使得我们最终能在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式中发现，我们应当以社群沟通的范式取代单独的认知主体的范式；并且承认，社群沟通的语言意义虽具有历史的特殊性而能被言谈者个别地加以塑造或决定，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可忽略社群的沟通结构始终必须是在对话的交互性中，虚拟而普遍地关联到每一言说的“有效性宣称”的兑现之上。阿佩尔与波勒的先验语用学构想，即是由此出发再进一步去分析使“讨论的共识形成”能成立的语用学规范条件。

四、结束语

洪堡特主张语言学研究的目的，应在于建立一门普遍的语言学。但与大多数重视“语言”(不论是结构主义或功能主义学派) 而不重视“言说”的语言哲学不同，洪堡特所要建立的普遍语言学，其实是一门关于“真实言说”的语言科学，而非视语言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科学。对于洪堡特来说，唯有重视真实的言说，语言学的研究才具有独立的意义。否则如果依据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语言哲学传统，主张各民族语言的差异只是语音与符号的不同，而对世界的本质性理解没有影响，那么语言学研究在哲学的研究中将只具有次要的意义。洪堡特基于“真实言说”的语言学观其实质与当代语用学理论的宗旨基本一致，通过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与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或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理论的对比阐释，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洪堡特的语言哲学在语用学方面的先见之明。当然，洪堡特因其所处时代语言哲学发展的局限，其语用学观点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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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maticAnalysisofHumboldt’sLinguisticViews

WU W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8100，China)

When discussing the objectivity of words，Humboldt emphasized the structure of dialogue，which indicated that words could not only be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world，but also be regarded as tools for human communication. This shows the pragmatics view of Humbold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Humboldt’s pragmatic theory by comparing Austin’s Speech Act Theory，Habermas’s Universal Pragmatics and Apel’s Philosophy of 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

Humboldt;linguistic views;pragmatics

H0-09

A

2095-2074(2015)01-0001-05

2014-10-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XYY011)

吴文(1976-)，男，重庆涪陵人，长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