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杜海军(1957－)，男，河南内黄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杜　昭(1986－)，男，河南内黄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近思录集说点校”(13JDJN02YB)

《近思录集说》为浙东学术的清末民国间成就，台州黄岩人管赞程著。

《近思录》是南宋浙东学术领袖吕祖谦与朱熹在淳熙初年编选周敦颐及程颢、程颐、张载等人著述语而成的理学基础著作， ①是一部语录形式的书，录有前述四人的十数种书的语录六百二十二条，对我国理学的普及与传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被人们视为一部重要的理学经典。对于这样一部著作，自其产生以后，学者便开始以集解的方式予以解读，阐释宋人的理学观念以帮助初学之人更好地接受并增强个人的内在修养以获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功。随着历史的延续，解读之家日渐众多，直到民国时候还有未艾的势头。这些集解的《近思录》，有些广为人知，特别是一些早期著作，如南宋人叶采、清代人茅星来以及江永等人者，而晚期的同类著述，如清末民初的一些著作却关注者较少，《近思录集说》便是其中一种。其实，这些晚出的著述不仅代表了后人对《近思录》的理解，也代表着《近思录》在一定时代的思想价值，一定时代的哲学观政治观等，也是值得关注的。

管赞程(1872－1952)，原名协寅，庠名赞成，更名赞程，字匡平，号向定。 ②清末民国间浙东台州黄岩人。《新桥管氏宗谱》卷十称管赞程“性恬淡谦退，好读性理书，不喜治举子业”，师事同治进士工部营缮司主事夏震武(即鲁迅等人反对的木瓜之役的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的校长)。清亡，管赞程笄发古服，一志于程朱之学，勉勉循循，不敢稍旷，居敬穷理，数十年如一日，有遗老情结。曾任今新桥中学第一任校长(代)，可谓浙东学术的殿军。

管赞程生平喜交当世知名之士，图收切磋之益。所交主要有张绍价(范卿)、孙乃琨(仲玉)、李直慎(习斋，朝鲜人)等，皆治理学之人。所为文自称远绍昌黎，近追灵峰(夏震武)，一扫末世萎靡之弊，而有以振之。 ③著有《鞭里录四维堂存稿》若干卷，总修《新桥管氏宗谱》若干卷，《四维堂日记》(44册，1951年被台州专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接收，今佚)，而《近思录集说》14卷可谓是其代表作品。

《近思录集说》成书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 ④由浙江印刷所承印发行，是至今流传的唯一版本，或者说惟一的一本，藏浙江省图书馆，是为数不多的清末民国人关于《近思录》的著述。该书前附管赞程《近思录集说序》、《近思录》引用书目及朱熹、吕祖谦原序、朱熹《论〈近思录〉》《周子〈太极图〉》，后附管赞程《〈近思录集说〉后序》。

管赞程解《近思录》与其喜谈圣人传授心法有关。凡他与人书，所论者以谈心法为多，因此他特别撰写了《孔门传授心法》一文，大谈“颜渊问仁孔子之教，称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而对《近思录》在此方面的建树评价甚高。他本人以为《近思录》是得圣人心法的绝佳著作，他说:“朱吕序《近思》教人玩心，此书足以得门而入，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始乎为士，终乎为圣。”(《重修颍阳精舍记》) ⑤对于这样一部有成就之书，他认为，世人的研究是未能揭其秘的。他说:“(《近思录》)前人所注数家，未言求端之方，渐次经由之实。朱子编辑之意既晦，学者渐进之路又塞，则此书虽存而能知其贵者盖鲜。” ［1］序以此管赞程“历选前圣之书，论其科级具备，序次详明，以及艰难曲折”，撰成《近思录集说》(以下简称《集说》)。

《集说》一书共14卷，大概由三类内容构成:首引《近思录》原文;次引古今人关于《近思录》的论述或相关佐证文献，以证《近思录》宗旨;最后是管赞程自己对《近思录》的解说。解说的内容包括字词的读音、字词的原意、典故出处以及文中之意、各段句的文意、理学意义等。从形式上看，管赞程的解说有两种形式:一是每段文字下由管赞程写按语(有些前置“程按”二字，有些直接发表议论);二是根据内容将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段落划分作章，阐述其内容。

《集说》与其他《近思录》集注本比较，有着自己的明显特点，就是集说者本着《近思录》“切问近思”的编纂宗旨，揭示呂祖谦的“科级”意识，为了让读者更容易领会并接受《近思录》的内容，在继承以往叶采、江永、茅星来等人《近思录》的集解传统的基础上，方法与解读内容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改进与创新。这种改进创新更贴近《近思录》本意，是其存在的价值，包括:一是切近读者的解读方式;二是揭示《近思录》的“艰难曲折”，三是将近思与现实社会生活相联系。

一、切近读者的解读方式

《近思录》强调“切问近思”。

《近思录》本为“穷乡晚进”又无硕儒名师之教的初学而编纂。编者希望通过此书的阅读，能够让读者达到懂得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并循是而进，自卑升髙、自近而远的目的。然而，这些读者对象是入门学者，相对而言文化修养层次稍低，再加上《近思录》是一本讲理学道理之书，道理抽象，理解又有专业的难度，以朱熹的话说就是《近思录》“乍看这文字，也是难。有时前面恁地说，后面又不是恁地。这里说得如此，那里又却不如此”。 ［2］2630两个字总结，就是“难看”。对于这样一本书，如何实现编纂者的初衷，达到读者读得懂而修养身心的目的，《集说》作者于此做了充分的考虑，因此，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诸如为生词注音、解释字义、解释历史典故及理学名词等甚是初级的措施。此外大概又引述他人的著述以为佐证，还有就是管赞程本人的解释。就此二点而言，从形式上看与前人集说并无大的不同，叶采、江永、茅星来等人的集解都做到了这一步;但是若从解释内容方面看，却有自己的特点，体现了对读者的深度关照，也体现了管赞程对《近思录》的理解。这种特点主要是引用典故范围的扩大，包括引述作者范围和引用事例范围的拓宽两个方面。

先说引述作者范围的拓宽。

考《近思录》的解说著述，自叶采以下至于民国，如江永、茅星来等，集解他人之说多取自朱熹文集或者黎靖德的《朱子语类》，采用他人之说处虽有，但也极少。也就是说，凡解说《近思录》者，基本是以朱熹一人语录解说为准的，取自他人言论者甚少，是以理学解理学，这大概是尊朱思想的一种延续。而管赞程《近思录集说》为使《近思录》更易为人理解，其集说则在尊朱的基础上，取径范围有极大的拓宽。所取言论，自西汉人至民国间人，无所不备，多达五十人以上，大概是受浙东学术重文献之影响。如西汉司马迁、匡衡;西晋范宁;唐人韩愈;北宋吕希哲(原明)、胡安国(文定)、司马光(温公)、尹焞(彦明)、谢良佐(上蔡)、黄庭坚、岳飞(忠武)、陈与义(简斋);南宋李侗(延平)、朱熹、吕祖谦(东莱)、张栻(南轩)、叶梦得、李方子(果斋)、真德秀(西山)、赵汝楳、叶采、王应麟(伯厚)、张孝先;元人马端临(贵与)、程端学;明人秦别隐、李世达、袁了凡、薛瑄(敬轩)、罗钦顺(整庵)、胡居仁(敬斋)、沈诚庵;清人施璜(虹玉)、熊赐履(文端)、茅星来、江永(慎修)、徐谼(青山)、陈沆、王懋竑(白田)、陈沅、秦蕙田、徐乾学、吴必大;民国人夏震武(灵峯)、张绍价(范卿)。这其间有理学家，如朱熹、吕祖谦，更多则是与理学家相距较远或者根本无关者，如军事家岳飞、戚继光，历史学家司马光，音乐家李维思，科学家竺可桢，文学家韩愈、黄庭坚等。所取之文献也多与理学无关者，突破了四书五经的范围，如《韩诗外传》《荀子》《史记》《汉书》《新序》《唐会典》《唐书》、岳飞用兵之道、袁了凡的《律法新书》、李维思的《中国音乐形态基础》等。解说具体词句也取易晓故事为例，如第八卷《解》卦“有攸往，夙吉”条，《易传》解“谓尚有当解之事，则早为之乃吉也。当解而未尽者，不早去，则将复盛;事之复生者，不早为则将渐大，故夙则吉也”。《集说》引张范卿举历史事例续解得更具体:“‘当解而未尽者，不早去，则将复盛’，如张柬之不杀武三思，而武氏再乱唐室，诸人亦卒不保其身是也。‘事之复生’者，不早为，则将渐大，如安史之乱，初平以降，将薛嵩、田承嗣、李怀仙为河北诸镇节度使，而唐失河北实自此始是也。”《集说》解释细致入微。前人解释通常按照《近思录》的自然段来展开，而《集说》又将自然段拆分，甚至一句话做一解释。《集说》不但解《近思录》语，而且解朱熹语，可以说是以常识(历史常识、生活常识)解理学，因此使得《近思录》更易于理解，更适合于初学者。

再看引述事例范围的拓宽。

《近思录》这种理学类的著作，本来说理抽象枯燥，内容深奥，对于初学者而言，有难入其门之虞;而将多方面学者及多类型学术甚至其他类著作引入对《近思录》的解释的做法，有助于多方面地解释《近思录》，也有利于提高《近思录》的亲和性、可读性，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利于读者对《近思录》的理解。特别是引入当代(民国)人论述，更让人有一种亲切感，有利于当代人的理解与接受，这对于推广《近思录》是有帮助的。如卷九引周敦颐《通书》说:“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论复古乐，管赞程引李维思的话说:“欲变今乐，必先定中声，然后可复古乐。今有古乐大家李维思言‘中乐声音，庄丽盛大，和平华贵，一切道德伦理尽在其中’。著《中国音乐形态基础》，自元迄夏周古乐，造成图形，以示乐之行动，吾愿此辈出而兴古乐焉。”古乐对于一般人而言，是一种比较遥远且抽象的东西，看不明、听不见、触不觉;但今人论乐却近在咫尺，是可以感触的，这就化却了古乐与今人之间时间的隔阂，使人容易体悟到音乐是否如周敦颐说的“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又如卷九录程颐“管辖人亦须有法，从严不济事。今师千人，能使千人依时及节得饭吃，只如此者亦能有几人?”管赞程引岳飞论用兵之法佐解曰:“仁信智勇严，仁信勇尚己智亦最要。智优于百人者，方能管辖百人，智优于千人者，方能管辖千人。智不足而徒以严相尚，适足以取怒士卒，激之溃叛己耳，事奚由济?”程颐以军论学本非其长，岳飞是著名的军事家，其说会更有助于初学对程颐所论问题的把握。这些理学家之外的事例引用，使得传播《近思录》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揭示《近思录》的艰难曲折

《近思录》本书是以分卷的形式，将周敦颐等人的语录按照道体、为学大要、格物穷理、存养、改过迁善克己复礼、齐家之道、出处退进辞受、治国平天下、制度、教学之道、改过及人心疵病、异端之学、圣贤气象等作14卷编制。这14卷，从整体看，显示了朱熹与吕祖谦教人进步的“阶梯”思想，就如吕祖谦在《近思录》序言中说的“且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髙、自近及远”的“纂集之指”，也可以说是对一个完成生知以下者至圣人修养的完整过程的刻画，是一部具备体系思维的著作。又如朱熹所说:“却自中间有个路陌推寻。通得四五十条后，又却只是一个道理。” ［2］2630但从形式上看，这部著作原本由六百二十二段不相统属的零碎自然小段构成。传统的解释者着眼点主要在于阐述《近思录》中的各自然小段、句子及单个字词的要义，而对各自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近思录》的整体意义，即朱熹说的“一个道理”是涉及不多甚至没涉及的，这样对《近思录》的理解只能是肤浅而不全面的，是不符合朱熹、吕祖谦的编纂原旨的。而《集说》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仅同传统的解释者一样，条分缕析地阐述了《近思录》中的各自然小段及字词的要义，同时，更注意到了《近思录》论说的“一个道理”性，按管赞程在《集说》序中的说法，就是《近思录》“虽掇拾各书而成，而卷中前后浅深，联络一片，如天衣无缝”。这也成为《集说》解释《近思录》的思想纲领。管赞程又对自己《近思录》的集说成绩非常自信，他说自己:“历选前圣之书，论其科级具备，序次详明，以及艰难曲折，补偏救弊考功，惟此为密。”为了揭示《近思录》的序次详明与艰难曲折，《集说》从两个方面用力，一是分章，二是将前后文注释互见。

先说分章。为了更好地揭示《近思录》的主旨，《集说》在原有卷次的基础上，对每卷中所有自然段根据内容相近或相同的原则归纳分章。如卷一作七章，卷二作十三章，卷三作五章，卷十一作六章，卷十四作四章等。《集说》的分章，反映出了各卷内在的结构，如卷六按照朱熹的说法是论“齐家之道”，《集说》类分作五章:1．言事亲以顺; 2．言治家以严为正; 3．言孝弟慈爱、夫妇之节义、慈及人之子; 4．言太中公(二程之父)治家律己、孝友慈爱、侯夫人事上御下有法、修身有道，可为齐家者取法; 5．言齐家以顺亲为首，而次及兄弟友、夫妇正，而末兼言御婢仆之道等等。又如卷十一朱熹说是“此卷教学之道”，《集说》又分作六章:1．言变化气质之道; 2．言教人以豫为先; 3．言教人以读书修德、歌诗学礼为要; 4．言教人始于诚实，中于有序，终于自得; 5．言孔子教法之良; 6．言以身立教为本，以由诚尽材为法，使以忠信格其非心以归于正。于每章之末，《集说》作章旨论述，拈出大意，就一章而言，可见各章布局之深意。如第一卷论道体，将自卷首至“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断为一章，点明“此学圣人良法，通生知以下而言，故列首以明道之大原、圣人之至，而为此书之纲领焉”。第四卷第一章“总括卷四而为纲领，故列首以为学者准的焉”，最后一则按语“言始学有得，而终可以成德，言为仁之本者，则成德之事尽于此矣。故以此结之”。第九卷第一章《集说》指出“自篇首至此为一章。礼乐为教化之本，必由此而后可臻极治，故以此为称首焉”。将诸章联系，可见各卷之结构。如卷六各章是一个从长至幼、从尊至卑，从近及远的顺序，卷十一是指示教学之道的内容，包括教学的目的、教学的方法等。这种章的划分，揭示了《近思录》段与段的不同，从而也显示出了每章在全卷全书中的位置与联系，就是吕祖谦说的“科级”，将《近思录》的论述近一步细化、具体化、形象化、可操作化，使学者知道了以如何的层次步骤去施行处己治世之道。

再说互见。《集说》又将前后文标明互见，指示行文布局之间的联系与缘由。一是指出章与章之间的承继关系。如第十一卷第一段自“濂溪先生曰刚善”至“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为一章，《集说》说“其脉上承卷一一、二两章，卷二首章，卷四首条至纯亦不已，卷五至卷十之首章皆是也。卷五以上，皆论为学之方，当以第一义为标准。卷六以下，论应物之道，当以第一义自勉”;二是指出全书内容之间的关系。如第十卷自篇首至“不容而后去，又何嫌乎”为一章，《集说》指出“朱子于此书卷一、卷二、卷四、卷五及此卷皆以此义(处事以至诚感人为第一义)为首，联络一片，发明乾道圣人之学行，读者详之”。

以上是从大的方面指示行文间的互见。最详细的互见，是《集说》指出了各自然小段之间的互见。如卷三解说“学原于思”条，管赞程按语曰:“与卷二‘时复思绎，浃洽于中’”条相发明，并说当“参看而详味之”。卷八“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纲，分正百职，顺天时以制事。至于创制立度，尽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圣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条，管赞程按语曰:“‘平天下’，惟道与法二端而已。‘治纲’，说见上文。‘顺天时以制事’，如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命太史守典奉法，命学正入学习舞之类。‘创制立度’，说详卷九。‘道’‘法’，下文详之。”卷十二注释“改过”，说与卷五“克己复礼”不同。卷四“其工夫次第，下二章详之”。卷五“仁之难成久矣”，说此与上文“大抵人有身”条相发，当反身思之。卷七“孟子辨舜、跖之分”条指出“义利相去所争毫厘者，承上文实理有得于心而言，故能辨之微而见之明”。卷九“明道先生言于朝”条，说“致知主敬之节序，此书卷三卷四备矣”。“三曰经界”条云:“井地为圣王之制，其法至善，议者皆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而不知以无妄之诚可以感之。其说详于下文《吕与叔撰横渠先生行状》条。”

上述可见《集说》对于《近思录》前后文之间的互见，或指上或引下，联络作一片，揭示了《近思录》的一个道理与天衣无缝，包括从字到句到段到全书，这是解释《近思录》的一种新成就。这种互见，人们可借之寻绎各章之间的内在脉络，把握血脉贯通的完整面貌，了解《近思录》的“渐次经由之实”或者“艰难曲折”，从而明白“圣人可学而至而不懈于用力”，应该有利于初学者认识并达到“沉潜反复、优柔厌饫，以致其博而反诸约焉”的过程与目的，正合于朱熹“却自中间有个路陌推寻。通得四五十条后，又却只是一个道理”的构思， ［2］2630为人们全面理解《近思录》指出了方向，也正是管赞程骄傲地自称“救弊考功，惟此为密”处。

三、近思的实践期待

《近思录》本为切问近思而作，最终要达到“处己治人”的“儒者之效”，也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3］但在《集说》出现以前，凡解《近思录》者重在于处己处用力，而于治国平天下方面甚少人予以关注。《集说》于此不但注意到处己处用力，也注意到了治国平天下，以合《近思录》的著述之旨。

《集说》的作者身处清末民国之交，国家正是新旧交替之时。这样一个特殊阶段，一方面旧的封建余思尚在，而且是根深蒂固;又一方面西学东渐，民主的思潮方兴未艾，这些现实政治在《集说》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如第七卷“谢湜自蜀之京师”条，原为二程批评旧制欲以考试得教官职位的不当，《集说》引张范卿的话却扩展到对民国人因运动(拉关系)得职位的可耻之事的批评，说:“昔之训导教谕出自捐纳，今之校长教员出自运动。卑污苟贱，廉耻扫地，使程子见之，又将以为何如也!”此见《集说》作者试图将读《近思录》与现代社会治理联系起来的努力。但是应该指出者在于，《集说》作者观念陈旧，不能理解并接受进步的社会潮流，因此所主张多不可取。比如第八卷将民国时“泯泯棼棼，天下嚣然”的社会动乱，归咎于提倡西学者主张的“自由平等”，说是“上下亡等，民志不定”。又如要提倡井田制以抵抗共产主义运动;第九卷则反对以西方音乐取代古乐;第十二卷要提倡男尊女卑，夫唱妇随，反对男女平等，以为主张婚姻自由是“变人类为禽兽”。以今看来，这些观点的确有悖常理，不可思议，完全是逆潮流的，不值一驳。这些理论，有引自他人观点，有为管赞程自述，但无疑又都是管赞程的主张。此等主张自今日看来，可谓无一是处，可以说再无人苟同;但这种将读书与治国相联系的做法，应该是与《近思录》的编纂初衷相一致的，对于治《近思录》而言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又可以借之了解到晚清与民国时期一些遗老们的思想状态，或者说是思想界存在的顽固的意识形态，也就知道了所以张勋复辟，甚至袁世凯做皇帝等事，也不是一个人的、偶发的问题。《近思录集说》使得我们了解到了晚清与民国这一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社会问题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了解到时代进步的艰难性。

上论可见，《近思录集说》体现了管赞程对理学的理解与对《近思录》的理解——无论从方法还是内容来看，都可以这样说;也可以说反映了管赞程个人或者说时代的社会意识，同时代学者即墨人张绍价题《管向定像赞》称赞《近思录集说》“唯我向定，独得真诠。阐明奥旨，精蕴毕宣……祖述鲁叟，步趋宋贤。《近思》一编，尤所精研”， ［1］卷首即是印证。这是《近思录集说》的学术贡献，《近思录》是吕祖谦的心血凝聚，亦见浙东学术吕祖谦的影响之深远吧。 ［3］

注释:

①关于吕祖谦的浙东学术地位，参见拙著《论吕祖谦研究中的偏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谈吕祖谦浙东学术的领袖地位》，《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2期。

②见管衡、管赞程总修《新桥管氏宗谱》，民国壬申年(1932)重修，自印本。管赞程生卒年据其孙女管慧樨陈述。

③见管衡、管赞程总修《新桥管氏宗谱》卷十第33页，民国壬申年(1932)重修，自印本。

④据管赞程《〈近思录集说〉后序》标注日期“夏正丙子二月”可知。

⑤据管衡、管赞程总修《新桥管氏宗谱》卷六第18页，2004年重修，自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