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15-03-10

作者简介:俞樟华(1956－)，男，浙江临安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芳芳(1991－)，女，浙江余姚人，浙江师范大学人

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13＆ZD111)

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文章评点大繁荣时期，产生了大量文评著作。其中不乏颇具系统性的理论之作，“辑”而不述的资料汇编式著作，随笔性质的“文话”，以及随文评点的文章选集或评点专著。无论是上述何种著作，文章妙绝千古的《史记》都是文人借以阐释自家理论的重要参考书，尤其以《史记》为评点对象的文章选集更是一经出现便受时人追捧，迅速风靡一时。现可见的明清《史记》评点专著主要有:明代杨慎的《史记题评》、茅坤的《史记抄》、凌稚隆的《史记评林》，清代牛运震的《史记评注》、汤谐的《史记半解》、储欣的《史记选》、吴见思的《史记论文》，还有由清末桐城派作家王拯编纂，集合归有光、方苞及王拯本人的《史记》评点为一本的《归方评点史记合笔》等。王又朴(1681－1763)是桐城派鼻祖方苞的弟子，为矫正世人对《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的评价，他从《史记》世家、列传中精选出《项羽本纪》《外戚世家》《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等七篇文法高妙而主旨尤为世人误读的文章进行读法示范。他先在各篇选文前撰写独立的读法文章，阐明文中所蕴含的儒家大道，接着通过随文圈点的方式在文本中明示其读法。这七篇读法与经过圈点的选文合为一本，名曰《史记七篇读法》。该书与同时期的其他《史记》评点之作一样，都特别注意随文揭示《史记》文章章法以阐明史公之微旨，是为一般读者准备的开示古文门径的导读性选本。类似于《史记七篇读法》这种评点结合、指示古文阅读与文章写作的评点之作之所以能在明清兴盛不衰，有其时代原因，与文章学理论的发展更是密切相关。

一、以古文说时文，以时文说古文

王水照先生在《历代文话序》中指出，文评著作繁荣于明清，实则“受时文(八股)兴盛之刺激与驱动”。明清以八股取士，应举士子需要指示写作技巧的指导性读物，因而“‘以古文说时文’或‘以时文说古文’成为一时风尚”。 ［1］4《史记》在明清两代被视为文章典范，以《史记》精彩篇章作为底本，将作文之法细化到篇、章、句、字的《史记》评点之作，实为广大举子学习作文的不二之选。再者，明清各个重要的古文流派对《史记》皆推崇备至，如明代唐宋派主要人物皆好读、爱学《史记》:归有光一生评点《史记》数十次，对太史公文法作了深入研究，世传有《归震川评点本史记》;茅坤尤其欣赏《史记》之风神，颇能领会太史公字里行间涌动的强烈情感，著有《史记抄》。其他如唐顺之、王慎中也都有《史记》评点著作传世。而且明清《史记》评点者不少即为八股文高手，能在评点过程中指示为文关键，这使得他们的评点之作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而受到备考诸生的欢迎。有的文人在编纂时正有帮助阅读者参加科举的意图，如茅坤在《刻〈史记抄〉引》中表明《史记抄》是他罢官归家后，“以督训儿辈为文辞” ［2］而镌刻的。大家大族的族学、家学所培养的大多是将要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以光耀门楣的士子，这样看来茅坤该书应当是其家塾中专授文章作法，尤其是八股文作法的教科书。既然有这样广阔的市场需求，又有优秀的作者群体，《史记》评点之作能兴盛于当时就不足为奇了。王又朴是雍正元年(1723)进士，对八股文创作有切身的体会，他不仅自己擅长古文，还热心传授。他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在天津发起三取书院，并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辞官回乡担任该院山长，延师授课。三取书院是天津第一所培养科举人才的书院，“三取”取“乡试、会试、殿试”三试皆取之意。《史记七篇读法》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第一卷《项羽本纪读法》作于乾隆二年(1737)，其他六篇作于乾隆十九年(1754))，很有可能是他在书院中用以教授学生古文的教科书。此外，使王又朴名扬全国的是他的《圣谕广训衍》。在此书中，王又朴对康熙帝所编、用古文写作的《圣谕广训》 ①进行白话注解，生动直白，广受欢迎。除《史记七篇读法》外，王又朴还撰写了《孟子读法》十五卷，可见他很善于编写普及性读物，《史记七篇读法》即具有较强的普及作用。

对比明清两代《史记》评点我们还能发现，清代古文家更加注意在阅读过程中阐发《史记》的深文微旨，尤其注意探寻《史记》的文章形式之美。相应地，评点者对《史记》读法、文章写法的指导具有更加明确的指示性，这与评点者所接受的理论指导关系密切。清代独占文坛的桐城派古文能绵延二百余年，成为一代古文正宗，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该派具有学习古文的独特的文论体系，即“义法”说。“义法”说首倡于桐城派奠基人方苞，后经刘大櫆、姚鼐等人的充实、阐发与修正，逐渐成为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体系。而“义法”说的发生、发展与《史记》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此，我们已经在《桐城‘义法’源于〈史记〉》一文中作了详细阐释。 ［3］354－365方苞的“义法”说本就来自于对《史记》的解读，换而言之，方苞在解读《史记》时运用了他的“义法”说，但方苞对《史记》的“义法”解读一般都是具有启发性的简短语句。王又朴作为桐城派学者，直接师从方苞，堪称清代中期天津最有成就的散文家。他的古文批评与创作可谓深得方苞真传，尤其是其古文批评更是对“义法”说的继承与发扬。正如余祖坤先生在《王又朴的古文批评及其价值》一文中所说:“王又朴古文批评的首要特征，就是以义法作为理论基础，注重通过对文法的细致剖析，揭示文章的微言大义。” ［4］43《史记七篇读法》对《史记》的解读，所用的理论工具即为方苞的“义法”说，作者在书中屡屡提到恩师阅读《史记》的体会以及恩师对自己的指导。如在《萧相国世家读法》一文中，他直接引用方苞的话来补充自己的观点， ②而《曹相国世家读法》直接就是对方苞之意的推广，他说:“昔余在都初见望溪先生时，先生为言萧、曹二世家史公笔法。今萧相论已见文集，余亦推其意而广之。” ［5］85随后他又征引了方苞的原话作为本篇读法的提纲。再则，他在《项羽本纪读法》后序中说:“若他篇之佳，则先儒论之详矣，余又何庸喋喋为!” ［5］59其中的“先儒”必然包括方苞，而先儒对其他篇章的精彩阐发则多指方苞对《史记》的评点。《史记七篇读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方苞评点《史记》的补充。那么，王又朴又是如何将“义法”说具体运用到解读《史记》文章之中的，又是如何通过这种读法来指导应举士子阅读古文、创作文章的呢?且看下文的分析。

二、会此意而推之，则无书不可读

王又朴在《项羽本纪读法》后序中说明了他编撰《史记七篇读法》的最终目的:“余说繁，而意在醒世之聩聩者，使能会此意而推之，则无书不可

读，而岂惟《史记》?” ［5］59－60也就是说，该书是为了

给不会读书的人提供一套适合于阅读任何古文的读书方法，他在文章选择上就包含这种目的。首先，他说的“书”应当是指具有完整结构的古文。不同于某些选家截取一篇文章中精彩片段的作法，王又朴所收录的文章都是首尾完整的全篇。其次，历来《史记》选本收录文章的标准虽然不尽相同，但文人大都会根据《史记》的文章布局，分别从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中选取若干篇目以保留《史记》原本的编撰体例。这种选法体现了对《史记》体例独特性的尊重。而王又朴却直接省去书、表，从最能体现为文之法的本纪、世家、列传中选择文章，这些文章自身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可进行单篇阅读。梁启超先生在《读史记法一》中按照不同研究目的将《史记》读法分为三种，其中的第三种即为“以研究文章技术为目的而读之”的读法，他认为出于这种目的读《史记》“宜择其尤为杰出之十数篇精读之”。 ［6］4635随后他列出了平生最爱读的十篇《史记》文章。王又朴选择的七篇文章虽和梁启超的十篇不尽相同，但他的选文目的却与梁启超相似。为达到“无书不可读”的目的，王又朴在具体的读法指导上也煞费苦心。他有感于老师方苞论文“语特简妙”而无法使自己的真知灼见有效地传达，于是例取“千古细心善读书”的金圣叹阅读“稗官野乘”的方法， ［3］59详细地阐发选文的“义法”。他从读书态度、读书技巧以及读书笔记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读法指导。

(一)在阅读时“不可不预执己见，亦不可执前人之见以为己见”

方苞“义法”说的内涵，概而言之就是他在《书〈货殖传〉后》里所说的:“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7］58文章是切实的内容与适合的表现形式、技巧的结合，形式与技巧的运用则要为表现切实的内容服务。王又朴所说的“义”具有明确的内涵，他坚信“文以载道”， ［5］3认为历来优秀的古文无不包含有崇“道”精神。“道”指的就是夫子之道，简而言之就是儒家的天地君亲、人伦道德。班固批评《史记》“重货殖而轻仁义，进游侠而轻道德”， ［5］3世人也多不以为忤，认为“史公能文而未知道”; ［5］3但“道之显者为文”， ［5］3“言之不文，无以行远”， ［5］3司马迁既然不崇道，那他的《史记》又是怎么做到“传后至于千百世，历久而弥新”的呢?基于这个矛盾，王又朴经年累月反复寻味《史记》，最后才领会《史记》要领，进而“深悉其故”， ［5］3以确认班固之说为非。根据这一阅读体验，王又朴提出读书之前应该“不可不预执己见，亦不可执前人之见以为己见”。 ③后者指的是不能人云亦云，要多方对比先人意见，当众人意见不同时，则取圣人之见。这种说法看似和朱熹的读书“虚心”说相似——朱熹认为“看文字须是虚心。莫先立己意，少刻多错了。……圣贤言语，当虚心看，不可先自立说去撑拄，便斜了”。 ［8］179如何虚心呢?就是要退一步思考，就是“不要自作意思，只虚此心将古人语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杀向何处去。如此玩心，

方可得古人意，有长进处” ［8］180——但朱熹要求读

者不预执己见，要彻底去除成见，根据文字的意思，实事求是地理解古人的原意;王又朴虽也说去成见，但他去成见的态度是不彻底的，因为他还要求读者读书前“不可不预执己见”。这种“己见”虽包含有“带着疑问”读书的积极意义，但它更重视以儒家理论解读古文。王又朴“预执己见”的读书态度实则是朱熹所反对的“先自立了意后方观，尽率古人语言入做自家意思中来” ［8］180的读

法。他要让读者相信好的古文一定是援经佐道的，相信“君子之为文，非徒以自娱悦而已，必将有关于天下之大，是非得失之故”，君子作文的目的是为了“使后世之人，读吾书者莫不有所观感而以为鉴”。 ［5］3因而他在指示读法时首先用儒家思想点明各篇所含的劝诫世人的人伦大道，如他认为《项羽本纪》的创作目的在于指明项羽得失天下之始末的原因以为后世圣帝明王作借鉴，使世人明白得失之道全在于民心，即“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5］5《外戚世家》与《李将军列传》二文，世人多认为司马迁是在言说天命，王又朴则说“君子不谓命”，认为前者是为了通过说明夫妇、君臣之礼以言说“人道之大伦”; ［5］64后者则通过说明李广不得封侯的原因是他诈坑降虏，从而指出德行有亏则有损大道，碍于道则功业难成。《萧相国世家》论萧何因为崇尚俭德而在淮阴、黔布皆诛灭后独善其身，也是言道;《曹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则从正反两面说明了“学道谦让”的重要性。王又朴不仅在揭示整篇文章主旨时以儒道为宗，在讨论历史事件真相时也常常出于维护儒道而根据结果反推原因。如《项羽本纪》中记载了汉王的“分羹之言”，刘邦因此常为人所诟病;王又朴则认为“世固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也，亦未有不仁于其亲而仁于天下之人者也”。 ［5］19在他看来，能执掌天下的人皆怀有仁者之心;刘邦既然能得到天下，那么他必然是常怀善心的仁者，不可能真的做出与项羽“分羹食父”的事情。由此王又朴反复阅读相关文章，最后得出刘邦“分羹之言”其实是缓兵之计，是他为保证父亲安全想出的计谋，这个计谋最后成功了，而“汉之得策，即楚之所以失策”， ［5］21以汉王之得写项羽之失才是史公的“不言之旨”。他还在读法中屡屡发出“谁谓史公不知道乎” ④的感慨，以时刻提醒读者读书一定要心细如尘，不可依样画葫芦，否则必然错失古人真意，为古人耻笑。可见，与其说王又朴提倡“去成见”读书，不若说是要求读者以“宗经”“明道”的思想去读书。而无论是选取这七篇尤为世人误读的文章作为读法指导的底本，还是这种带着己见读书的态度，都体现了他想要纠正士子“文心”的目的。这是为了科举考试而采取的“以古文说时文”的方法，这种专制的作法显然会导致读者错失《史记》丰富的内涵。那么如何在阅读过程中读出太史公的崇道思想呢?对此，王又朴提出了“一气读”“分段细读”的读书技巧。

(二)在读的过程中“先当一气读，又当分段细读”

《项羽本纪读法》是王又朴最早撰写的《史记》读法文章，最能体现其读法的特点。他在《项羽本纪读法》题词中先阐明了《项羽本纪》所含大旨，其后为详细说明本文文章技法，提出了“先当一气读，又当分段细读”的读书技巧。他说:

至其行文之妙，则先当一气读。不一气读，则不能悉其本末意义、脉络通贯，而旨趣不得而出也。然又须分段细读，不分读则不能得其顺逆、反正、隐显、断续、开合、呼应诸法，而旨趣亦有不得而贯通也。 ［5］8

其一，文章要分次读，先着眼于大方面，再关注小方面;其二，无论是读大方面以求总体脉络，还是从小方面读出写作技巧，最终落脚点都在于读出文章旨趣。王又朴其实是从读法的角度来阐明“义”与“法”的关系，即通过掌握“法”来理解“义”。那么“一气读”与“分段细读”具体如何操作呢?“一气读”要求读者先浏览全文，了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主要历史人物的精神品貌了然于胸，从文章大结构中领会史公大义，不可偏执于人物某方面的品质而错失作者本意。如《李将军列传》写李广率兵作战以及与兵同甘苦时的材武、胆略、勇敢、宽仁、骁捷皆无人能敌，因而能“为士大夫所爱慕而矜惜”， ［5］116这是李广忠信的一面;但司马迁不惟如此，他还写李广诱敌杀降、报复霸陵卫的事情以显示李广奸诈、器量小的一面。所谓“忠则不欺，信则不诈”， ［5］116李广独于俘虏用欺诈，那么他到底不是真正的“身正令行”的人，司马迁在赞语中引孔子之言就是为了从反面说明李广因不忠不信而不得封侯的主旨。由此可见，如果不通读全文，就无法全面了解李广的性格品质，从而无法得出文章大旨。一般都认为《李将军列传》结尾的“太史公曰”是从正面肯定、赞扬李广的，而王又朴则认为司马迁是在说“反话”，有批评之意，这种见识是非常独到的。再如王又朴说《项羽本纪》一文用了“大关锁法”，文章“首以姓项氏起，末以赐姓刘氏结”，展现了项氏的盛衰兴亡。但司马迁的用意不在于展示一姓一族之兴亡，而是要通过这种“大关锁法”以引发我们思考项氏的兴衰原因。当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再回头阅读全文时就会发现，文中包含着“项氏不仁，所以失天下之心” ［5］28的大旨意。可见好的谋篇布局能够更加有效地传达文心，“法”的选择是为了满足表达“义”的需要，从读者角度而言，掌握谋篇布局是读出文心的重要途径。

另外，王又朴还注意到了《史记》各篇《赞》揭示主旨的作用，而对赞的理解也要以阅读全篇为基础。梁启超先生在《史记读法》中认为出于“研究古代史迹”而读书，要用“观大略”的读法，即“将全篇一气呵成浏览一过，再用自己眼光寻出每个时代之关键点所在”。 ［6］4634王又朴的“一气读”与梁启超的“观大略”却并不相同。首先，梁启超所观的当是一代之史，是要将整本《史记》通读一遍;王又朴所读的仅限于一篇古文，一人生平之始末。相较而言，前者眼光要大得多。其次，读的目的也不一样。梁启超是出于历史的目的，所带的是历史的眼光;王又朴则出于文章学习的目的，是文章学的眼光。因而王又朴才十分注重让读者寻找整篇文章的脉络、眼目、立柱。最后，梁启超要求读者用自己的眼光认识历史;王又朴则要求读者用“道”的眼光去看古文。两者的区别实则是基于阅读需求的不同——梁启超的读法是为了学习历史与古文的全部精神，领略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而王又朴则是出于适应时文的需要。

王又朴在《项羽本纪读法》题词中指出，世人之所以难得司马迁真意以至于讥其是非谬于圣人，是因为司马迁为文“多恢弘谲诡之词，不肯显言正论，又时以他事闲文自掩其笔墨之迹，且文辞浩瀚，读之者目眩神骇，往往一篇不能尽”， ［5］3即《史记》变化莫测的文法和丰富的文章笔法阻碍了读者对文义的正确把握。的确，《史记》各篇文章不尽相同，太史公时而全篇只用正笔，时而于正笔中杂入反笔、曲笔，时而全用曲笔，有时在一篇之中也极尽变化之能事，如《项羽本纪》一文已经到了段段变化、无法不备的地步。章法、段法如此，句法、字法也是变化多端，令人难以捉摸。因此，读者如果只对文章通读一遍，而不对行文进行反复寻味、条分缕析，不做到对其章法字句了然于心，则不可得其真谛。由此在“一气读”之后还要“分段细读”，了解文章“顺逆、反正、隐显、断续、开合、呼应”等笔法技巧，以拨开文辞的迷雾，寻求史公之真意。要“分段细读”，首先就得在技术上对文章进行分段。如读《项羽本纪》，王又朴认为应当先分两大段读，“于‘各就国’画住，上是写羽之得，下是写羽之失”。 ［5］8－9这是以主要人物的人生起落作为分段标准;然后再在两大段中“分作六段读”。这六段分别是“首叙羽起事为一段，次叙巨鹿之战为一段，又次叙入关为一段，又次叙封王诸侯为一段，又次叙楚汉相持为一段，又次叙垓下亡羽为一段”。 ［5］9这是按照历史事件进展来分段。如此分段使得每一段既能互相联系，又能相对独立，便于解读。王又朴极赞这六段在叙事上“段段浓郁，段段变化，无法不备，无美不臻”，是“天下之奇文也，大文也，神文也，至文也”， ［5］9因而在分段后对各段都要反复寻味、细细分析，要注意司马迁在每段中所用的文章之法。之后他就通过解读各段技法来阐明各段义理。以楚汉相争一段为例，该段起自“汉王部五诸兵伐楚”，结于“请今进兵止”。首先，从全段看，这段在历史时间上跨越四年(“汉二年春”到“五年”楚灭亡)，料想期间应有不少关于项羽的事，但“不关天下得失，史公故不录焉”。 ［5］18也就是说本段所录之事皆与项羽得天下与失天下相关，即与本文主旨相关，这就体现了选材要为表达文义服务的“义法”关系。另外，从整段布局与脉络看，本段以项羽怀疑范增与刘邦信任张良、陈平作为“大关目”，以军粮为文“骨”，全段将刘邦、项羽在用人方面做了对比:项羽不能用范增而刘邦能用陈平、张良，则项羽失人，刘邦得人;“粮食”是楚汉矛盾的焦点，汉军粮食短缺而请求和解，项羽不许，则项羽不仁，最后楚军又亡于缺粮，则粮食实为两军相争之关键。可见，文段的大关目与骨架结构也是为传达文心服务的。其次，段中叙述事件时用了不少隐笔、闲笔与正笔。如写汉王“分羹之言”的旨意在于言外， ⑤是为隐笔。此处又插入“侯公之封”的闲笔。所谓闲笔，是指在主要事件之中插入与本事貌似不相关的人事。归有光称这种在热闹文字中插入的“闲字闲话”是“极有味”的。“有味者”在王又朴看来是“与前后大旨妙有关会” ［5］21的意思。原文说侯公:“此天下辩士，所至倾国，故号为平国君。” ［5］21王又朴认为侯公以辩才封侯，且其封侯之事在“分羹”事件时写出，那么他能够封侯应该与“分羹”事件有关，这就暗示了汉王当时实际无“分羹”之意的言外之意，这样看来这一闲话确实是与文章大旨相关了。再如写滕公、纪信、周苛、外黄舍人叛楚，写项羽疑范增、听项伯、用龙且等人皆用正笔明明写出，表明项羽无一人可用，隐含着项羽失谋士之心的深意。各件事情之间还多用两两对照之法，如汉军之绝粮请和与楚军之食尽求和，表明楚之失与汉之得。在各小场景描写时还多用叠笔，如汉王“推堕子女车下”的场景。最后，在用字上还用了复笔手法，如文中屡用“项王怒”三字写其性格。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皆说明了“法”以达“义”的“义法”关系，皆是读者需要留心之处。

除了《项羽本纪读法》外，王又朴在其他读法文章中虽未对读法进行如此详细的讲解，但也常常对文章进行分段再说明，如《萧相国世家》分三段读;《淮阴侯列传》分两大段读;《魏其武安侯列传》分两段读。在“分段细读”后，王又朴又对全文再作回顾，以解读文章所用的修辞。他在《项羽本纪读法》的最后借用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指出的叙事手法，举例说明本篇所用的艺术手法，包括大关锁法、段段关锁法、大落墨法、零星点次法、埋伏法、照应法;明写处、暗写处;极详处、极略处、上下相形处;急脉缓受法、缓脉急递法;语言中夹叙事者、叙事中间夹叙别事者、语未完而即接叙事者、以语言代叙事者;文字互救处等等， ［5］32这些都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写作的技巧。王又朴不惜笔墨一一道出，不仅说明他对《史记》高超的写作技法的钦佩，也说明他撰写读法实是为了为读者明示写作方法。除了“一气读”“分段细读”、再读全文的读法外，王又朴在读文章时还运用了各篇参看的读法——如他认为《曹相国世家》须得与《淮阴侯列传》参看——但他对这种读法并未多加论述，说明他对《史记》全书的体例并不重视，他的目的只在于指导单篇古文的读法，进而使读者领会其写法。“一气读”“分段细读”的读法在强调阅读范围的同时，实际上也强调了阅读的次数，这与王又朴自身的阅读经验和所提倡的阅读态度是一致的。这种分篇、分段、再分段的读法指导与茅坤等人在选文之前撰写总的《史记》读法的作法不同:虽然两者都强调读太史公之文须“息心静气，聚精会神，细细寻其条理脉络”， ［5］4“须痛自理会方能识得真景且太史公所擅” ［2］附史记读法，但茅坤的读法文章实则适合于所有选文，着重强调选文的意义，而且依然强调读者读书要自行领会;王又朴则将读法具体到各篇各段，具体而详尽，是要带着读者读书。《史记七篇读法》又与吴见思的《史记论文》、李景星的《史记评议》不同:后者著书以发表自己的阅读感受，是略有领会就随笔写下的一己之见，其论述的内容更加丰富，且较少涉及具体读法;前者虽也阐明自我感悟，但往往是“法”与“义”结合着讲，要求读者读出文章脉络筋骨，读出文法修辞，进而领会“法”与“义”的关系。

(三)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王又朴还通过随文圈点的方法来配合讲解文章章法，以明读法

随文圈点是一种从宋末开始发展起来的文学批评形式，指评点者通过对文本眉批、旁批、夹批等形式加入随文评语，并用不同符号，比如圈、点、抹、删等，在文本中留下阅读记号。《史记》的评点本也多有随文圈点，如归有光、方苞就是较早用彩色笔对《史记》进行过随文圈点的学者。评点者一般还会撰写读法凡例以说明各种符号的作用。如《归评史记》在例意中对“五色圈点”符号作了如下说明:

《史记》起头处来得勇猛者，圈缓些者点，然须见得不得不圈、不得不点处乃得。

黄圈点者人难晓，朱圈点者人易晓。

朱圈点处总是意句与叙事好处，黄圈点处总是气脉。

亦有转折处用黄圈而事乃联下去者。

墨掷是背理处，青掷是不好要紧处，朱掷是好要紧处，黄掷是一篇要紧处。 ［9］89

“起头”“意句”“叙事”“气脉”“转折”“背理处”“不好要紧处”“好要紧处”“要紧处”等，都是粗略的文章章法概念，可见圈点的作用是在提示文章的作法，茅坤《史记抄》凡例对符号的说明也可为证。 ［2］凡例直至清代，我国文章学发展成熟，文章学之体系更加完备，评点所用专业名词也更加规范。试看《史记七篇读法·凡例》:

凡通篇主脑大关目，用双圆圈或大圈其字;

凡通篇立柱抒写处及通篇眼目，用双尖圈;

凡各段中主脑，用圆点;

凡文字大结构精采处，用单圆圈;

凡文字用意处，用单尖圈;

凡文字小波澜处，用斜点。 ［5］读法凡例

对比归有光与王又朴的凡例，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主要的不同体现在两点:其一，王又朴所用词语更加简练、专业、书面化，且用词指意明确，如“主脑大关目”“立柱书写处”“大结构精采(彩)处”，是指文章结构;“通篇眼目”处、“各段主脑”处，是指全篇或整段点明主旨的地方，也可见其圈点也是“法”“义”并重的;归评用词则偏向于口语化，“一篇要紧”“叙事好处”等用词指意较为模糊。从两者关系来看，王又朴的圈点其实是对归评中“叙事好处”的具体化。其二，归有光执著于文字语言的运用，更关注语言之妙，如他对开头写法的提示;而王又朴则更关注于文章结构，且在指点读法时更有层次。他先注明通篇的关目结构，再对各段进行指示，最后着眼于文字用意处，从篇法到段法，再到句法、字法，由高到低排列，这种分层指点的方法体现了其随文圈点与读法文章配套的特点，即随文圈点与“一气读”“分段细读”相互配合。王又朴的圈点与其同时代的汤谐(1661－1724)不同，汤谐的《史记半解》在选文中加入了大量的评语，评语与圈点是同时出现的;而《史记七篇读法》随文的评语不多，它的圈点与读法是相互分开又相互呼应的。评点与圈点同时出现说明了评语所指示的读法只针对于选文，读法的相对独立则使得每一篇的读法都既具有针对性又具有普适性。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特色，让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一气读”旨在得文章之大脉络与大旨趣，为此王又朴在文中通过双圆圈或大圈其字标注出通篇主脑，即显示文章大旨趣处。如《外戚世家》读法中说本篇旨意不在于说天命，而在于说明阴阳之交、人伦大道。在文本中，王又朴就在“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人能弘道”，以及“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 ［5］63两处点明了弘道主旨与不言命之意的地方，以大圈标记作为对读法的呼应。他又用双尖圈符号标出通篇立柱抒写与眼目处，以提示文章谋篇布局，说明文章大结构，指示事件的发展进程。如《项羽本纪读法》说项氏一族的盛衰兴废是本文的大关锁，因而文中凡写项氏子弟处他都用双尖圈标出，如“八千人”“八千人渡江而西”“凡六七万人”“兵四十万”“八百余人”“百余人”“乃有二十八骑”“亡其两骑耳”等。他还认为项羽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项羽的残忍不得人心，换而言之，全篇的眼目就在于项羽之“不仁”。所谓眼目，即透过它可以窥见文章大旨。因而文中凡体现项羽残忍与不得人心处，王又朴也一一用双尖圈标出，如“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皆坑之”“诸将皆慴服，莫敢枝梧”等。“文字大结构精彩处”有时指文章中的某些语句，这些语句在全篇结构中起总结全文的作用，或在传主一生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曹相国世家》中叙述曹参军功一段，既是全文前半段的总结，也是曹参前半生的总结，因此也要标记。

与“分段细读”对应的就是对各段主脑、用意处、波澜处的标记。这种标记指示的多是段法、句法与字法。如《萧相国世家读法》将文本分为三大段，其中第一段写何之识，从开始到“何固请得毋行”。其中凡说明萧何眼光好的地方都是此段用意所在，因而王又朴都作了对应的标记，如“何数以吏事护高祖”“常左右”“何独以”“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等处。“文字用意处”是指某些人、某些事只是为了突出主要人物、事件，单看这些陪衬无法得出文章主旨，如《魏其武安侯列传读法》说:“其宾客之趋避炎凉，不过为文中之渲染，非正文也。” ［5］130写宾客是为了渲染魏其、武安、灌夫的形象，与主旨无直接关系，魏其、武安、灌夫本身的言行才与本文主旨相关。因此，凡是文中有关宾客行为的语句都用单尖圈标出，如“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武安”“士亦以此多之”等处。“文字小波澜处”指的是对故事情节作曲折描写的地方，如《项羽本纪读法》说鸿门一段文字，“写得极紧簇、生动”， ［5］14人人都以为楚汉成败于此定局，但王又朴认为这段只是楚汉之争中的波澜而已，项羽的失败是由他不仁的性格决定的，即使当时杀了沛公，他“亦必不能有天下”。 ［5］15在文本中此段用斜点标记的文字也最多，如项伯夜驰沛公军一段都是波澜处。

从归有光对《史记》的圈点到王又朴对《史记》的圈点，可以看出文人圈点古文的目的由助己阅读发展到了指示读法以助人阅读。归有光圈点《史记》虽也出自学习八股文的章法，但重在自得，圈点是提示自己用的;而王又朴的圈点符号指示性强，是给应举士子看的，是指导他人用的，条理不清楚、用语不规范就不能保证意思的有效传达，这说明后来的《史记》评点选本越来越追求于满足士子的应考需要了。随文圈点的方法最能标明文章章法，将随文圈点与篇前读法相配合，更能具体细致地说明读法，使读法指示更具有直观性和可操作性。

三、只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

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用方苞的“义法”说来讲解古文文法，为应举士子开示作文门径，对应举是有意义的。然而这种事无巨细、无微不至的讲解方式，使它最终成为一种死板的作文指导，在这种读书方法的指导下，人们难以领略《史记》博大精深的文学成就。就理论方面而言，方苞“义法”说的内涵其实是比较狭隘的。由他编选用以作为八旗子弟古文学习的《古文约选》只选录“义法之精可见”的古文，对类似于《客难》《解嘲》《答宾戏》《典引》等在主旨上有违儒家中正儒雅的文章则不予收录，对那些在文法上“汪洋自恣，不可绳以篇法”，使学者“无从窥寻而妄摹其字

句”的古文也不选录。 ［7］612－616方苞所标榜的“法”

也多是有迹可循的修辞、布局之法。“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在《与陈硕士书》中即坦言:“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只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 ［10］75在他看来，用“义法”论文只能学习古文

的外在形式，且是一些比较容易理解的文章章法，而对古文所包含的精神、思想则难以企及。王又朴对“义法”的运用基本以方苞为尊，他对“义法”的理解甚至比方苞更偏狭。方苞在《古文约选》中对于《史记》只录《太史公自序》，他在《古文约选序例》中说明了原因:“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三《传》《国语》《国策》《史记》为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体;学者必熟复全书，而后

能辨其门径，入其窔穾”。 ［7］613－614可见，方苞认为

《史记》的“义法”必须通读全书才能得其全部;而王又朴则只录了其中的七篇，甚至没有保留《史记》五体的体例，他的“义法”解读仅仅适用于单篇古文。概而言之，王又朴所尊的“义”是儒道，其“法”也偏重于文章结构与修辞技巧，其阅读眼光之偏狭比方苞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撰书目的来看，以“义法”说为工具解读文章的段落乃至字句是为了详细地说明读法，这种读法指示是为了指点八股文的作法。章学诚对这种明示读法而不给读者留有自得空间的评点之作颇为不满，他在《文史通义·文理》一文中说:

时文当知法度，古文亦知法度。时文法度显而易言，古文法度隐而难喻，能熟于古文，当自得之。执古文而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归震川氏取《史记》之文，五色标识，以示义法;今之通人，如

闻其事必窃笑之，余不能为归氏解也。 ［11］413－414

章学诚批评的是归有光，但王又朴对读法的指示比归有光更具体、明确，想来更为章氏所诟病。章学诚认为古文文法变化无穷、难以括尽，读者如果能够熟读古文，就自然能够对古文法度得心应手;用标记指示义法的作法，是舍去自得而去追求文章形式与古人形似，想要“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

于一时有限之心手”， ［11］411这样做只能得古文的皮毛，难以学到古文的精髓。但章学诚又说这种评点法“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尝不可资其领会;

特不足据为传授之秘尔”。 ［11］414章氏的意思是，如果只是对文章法度略作提示，初学者还是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的;但要是传授的意思太过明显，“以己之道，施诸彼身”，那就是不可取的了。遗憾的是，王又朴却怀有将自己的读法作为“万能读法”，以期推而广之的意图。他想为读者提供阅读的范本，因而尤其详细地说明了自己的读法，由此必然会限制读者的想象力，遏制读者的阅读欲望。

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是清代《史记》评点著作的代表。王又朴自觉继承了方苞倡导的“义法”说，并将其具体运用到对古文的解读中，从读法的角度诠释了“法”以“义”为转移的原则，要求读者通过读出文章之“法”以理解文章之“义”。由于对“义”与“法”的理解太过狭隘，其读法最终只适应于八股作文的需要，而不能使读者领略古文真正的魅力，其缺陷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①《圣谕广训》是雍正二年雍正帝在康熙帝劝善诏书《圣谕》基础上编写的，用来告诉百姓做人的道理和应遵守的规章制度的诏书。本文用文言文写作，百姓难以听懂、看懂。

②方苞原话为:“文中止举收图籍、举淮阴、守关中、荐曹参数事，而何之相业已夐绝千古，其余则皆不足论耳!此史公见大处。”见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第77－78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③该说本专用于读《项羽本纪》，但因《项羽本纪读法》是王又朴为纠正班固之论而举的例子，这一态度实际上也适用于其他六篇。见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第4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④如《外戚世家读法》第60页，《萧相国世家读法》第78页，《淮阴侯列传读法》第96页。

⑤此处言外之旨前文已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