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理据学构想：对象、观念与方法
2015-01-31李二占
李二占
(盐城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词语理据学构想：对象、观念与方法
李二占
(盐城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词语理据研究历时久远且语料丰富，但若无当代视角与学理建造，依然是散乱的旧内容而非清晰的新领域。从对象、观念与路径等方面，初步构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词语理据学框架，从而使其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词语理据学的对象指理据的定义、特征、丧失、考证等事实，观念指理据拓展或引领语言探索等的价值，方法指理据由内隐外化为言语表述的手段。词语理据学秉承名实之争的千年老题，符合认知转向的当代范式，必将有助于语言的哲学、心智、对比等多个维度的研究。
词语理据；内部形式；对象、观念和方法
一、引言
以词语为原型(prototype)的语言符号，具有两种相对的属性。一方面，例如“姊妹”的概念，与其能指sur无内在关系，它也可用别的法语音来表示；“牛”的能指在国界的这边是buf而那边为Ochs[1]102-103。这种现象即任意性，曾被亚里士多德、洛克、惠特尼等学者讨论过，但索绪尔赋予它现代语言学首要原则的地位。另一方面，liner(客轮)沿line(航线)行驶，故后者是前者的发生学缘由；群居于南极的鸟直立时似有所企望，所以叫“企鹅”。这种现象为理据性，虽与任意性一样早为人知，但曾因难以探究而被忽略；当代语言学的认知功能转向兴起之后，它才得到应有的重视。那么，我们能否像索绪尔对任意性那样，围绕它来构建词语理据学之类的理论呢？答曰：可以！首先，作为唯名论相对于唯实论，或者类比论相对于破格论的当代版本[2]101，理据性虽与任意性对立，却也是一些语言研究者所坚持的正当信念(faith)①；信念无对错之分，只有选择之别。其次，任意性凭借索绪尔的遗著《普通语言学教程》而升华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石，而理据性尽管拥有多年累积的语料支撑，却因学科意识的缺失而无法形成普遍性的理论。正反两面的经验都说明：理据研究迫切需要学理构建，否则只是任意论可有可无的参照物，难以实现自身的应然价值。我们为此从本体论(什么是词语理据)、认识论(为何研究词语理据)和方法论(怎样探究词语理据)的角度，初步构想词语理据学的框架，希望为新时期语言学的全面建设提供一些参考。
二、本体论：什么是词语理据？
词语理据容易丧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是预先就明确地存在于那里的研究对象。我们参考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提出的“观点创造对象”[3]8的学科建设原理，首先廓清理据的定义、特征、丧失与考证，使之构成词语理据学的本体论前提。
(一)定义
“理据”一词，依《汉语大词典》，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它在当代语言生活中日趋活跃，大致指理由、根据，被《现代汉语词典》第5、6版收录。在东西学术视界交融的今天，理据开始完全对应英语的motivation，例证见《ABC汉英大词典》等文献②。语言研究的语域之内，理据的涵义大致有三种：历史比较语言学视之为始源性的概念，似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力；索绪尔语言学视之为词语的内部形式所反射出的语义透明性；当代认知语言学视之为语言构式的发生学缘由，即如果一个语言符号(即“目标[target]”)的部分特征，由另一个语言或非语言的源体(source)，以及独立于语言的因素所赋予，那么它就是有理据的[4]9。我们把理据定义为：如果B源于A(1)，A为词语或认知经验而且能满足B的动因的最小解释(2)，B的语义或结构因此是透明或可分析的(3)，则B以A为自己的理据(4)。
该定义中的(1)旨在划定理据的范围特征，例如排除理据业已丧失的原生词③，也可避免B在无法找到A时，误以自身为发生学源流的矛盾或悖论。(2)是该定义的最核心要素，旨在明确理据的功能特征，即能够最少限度地说明某个词语为何如此得名④。(3)旨在指出理据与词的结构和语义特征之间所形成的因果关系。一方面，理据决定着词语的语法和语义：理据明，则后者明；另一方面，词语的形态结构、语素义等手段可被用于理据的显现或考证。(4)指出了理据与词语的可分离性。理据有时或隐藏得太深，或无法有幸通过词义、词的结构等而保全，遂由台前转入幕后，甚至湮没于语言生熵变异的历史长河。它解释了为何有的词理据透明而有的词理据丧失，即人们常说的有理据性和无理据性。无理据性即理据的潜隐或丧失，此时词语只能被贴上“任意性”的标签。这四条，尤其是(1)和(2)，可作为判定某词的理据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求出的标准。例如，满足条件(1)，只说明某词具有词源；同时满足条件(2)，才说明某词具有理据。(1)和(2)的满足，必然导致(3)和(4)的同时满足，反之亦然，二者互为充要条件。设词源为o，理据为m，则上述内容可形式化为：(1)→o；(1)∧(2)→m；(1)∧(2)→(3)∧(4)；(3)∧(4)→(1)∧(2)；(1)∧(2)≡(3)∧(4)。
(二)特征
与处于流通域的词音、词义等不同，理据不是词语使用的必要条件。作为一种非物质性的遗产，它表现出意念性、潜隐性、历时性、民族性、聚合性、从文字性、从语言表述性等特征。它们主次有别，比如意念性是首因，从语言表述性是后果。意念性指理据实质上是一种认知心理，例如widow’s peak(V型发尖)的理据——“民间认为V型发尖是早寡的预兆”，即反映了迷信的思维。理据因此被识解为“任何情形下引起行为的驱动力”[5]377或“影响某一行为之方向、能力或构成的调节性因素”[6]566。潜隐性指理据倾向于深藏词语后面，例如laconic(精练的)的理据“源于部落lakōn，该部族的人说话简明扼要”，若无相关记载，极难探求。历时性指理据表征和石化了某时代的社会文化面貌，即理据是一种凝固了的历时性资讯，而它造就的词语却常居于共时性的使用域，二者被时间鸿沟阻隔，而且时距在日益拉大。例如redcoat现指英国士兵，其理据“穿红色军服”则属历史概念，理据被时间销蚀的事实便体现了这一特征。民族性指理据自产生始即打上民族思维的印记，尽管理据性质是泛语言的和普遍的，例如英语的the Milky Way、goose flesh在汉语里却叫银河、鸡皮疙瘩。聚合性指派生、复合和句段诸词的理据，围绕根词、语素等构件而呈纵向网状，例如聚合在fore(前)周围的forearm(前臂)、forebode(预兆)、forecourt(前院)、before(前边)、therefore(因此)等。从文字性指词的理据通过书写或隐或显，例如概念“河马”写成hippopotamus则理据隐，而写成river horse则理据显；能指“yuánlái”写作“元来”是理据显(清郝懿行《晋宋书故·元由》：元，始初也；由，萌蘖也，论事所起，或言元起，或言元来，或言元故，或言元由，皆是也。今人为书，元俱作原字……盖起于前明初造，事涉元朝，文字簿书率皆易元为原)，写作“原来”则理据隐。从语言表述性指把意念范畴的理据，用语言表述成具体的知识点，即理据义。例如laurels(荣誉)的理据义是：古时用月桂树(laurel)编成王冠，象征胜利或荣誉。少量的理据义散见于各类书籍，而专门汇集理据义的是理据词典或词源词典；但严格意义上讲，词源词典中仅有一部分的内容属于理据范畴。
(三)丧失与考证
潜隐性等内因和曲折表达等外因，共同导致了词语理据的腐蚀。而考察丧失之因，既有助于重建旧词的历史理据，使其失而复得，也有益于记录新词的理据，以便传之后世[7]。有丧失就有考证，而考证可免丧失之虞。当然，理据完全丧失等情形不在考证范围之内。
就理据可考的词而言，一些理据是透明的，它们或与词义、内部形式等大体一致，或凭靠后者而得以显化、保存，因此一目了然，例如letter box(信箱)、remove(移除)、carefree(无虑的)等。一些词的理据比较晦涩，不但要考释，而且得由语言表述成理据义，即从认知到物化。例如《牛津简明英语词典》第12版给bikini(比基尼泳装)提供的理据是：以西太平洋的比基尼环礁命名，一枚原子弹于1946年在此爆炸(缘自这种衣服所产生的、据称是“爆炸性”的效果)。理据考证方法不一而足，例如古代汉语的因声求义、以形求义等。现代常用的有如下几种：一是词源理据追溯法，即“词的历史渊源决定或影响了词的意义，人们可以从它们的出处与其意义的关系找出词的理据”[8]57。这里有必要首先辨析词源和理据的关系。词源，即英语的etymon或origin。《劳特利奇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96)将之定义为一个词语的原初意义或形式；克里斯特尔《语言学与语音学词典》第6版(2008)认为，词源指词语的形式和意义的来源与历史。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词源指词语的起源，也泛指词语的发展变化情况。可见，词源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涵盖了某词的来源或派生、其变体形式的解释或评价、其语音演变的解释、其等价词或近义词、其历史及用法等[9]19，这其中也包括词的理据。因此词源是理据的上位概念，而理据是词源的充分条件——有理据必有词源，而有词源未必有理据。词源是理据考证的基础，理据是词源的细化和升华，所以应该将理据和词源区分开来，尤其是将之从宏大的词源范畴中独立出来，编写成《词语理据词典》。否则，继续让理据寄生于词源，付出的代价是其身份常被词源遮蔽，难以发挥自身独特的认知价值。《牛津英语词典》《韦氏国际英语词典》《英汉大词典》等，常以origin、because、from等元语言来表述词源，其中相当一部分都属于理据的范畴。如果理据管约着词义的理解，则它就会标注得更加明晰。例如Pandora’s box(祸患之源)的理据：来自希腊神话里的潘多拉(Pandora)，她被派往人间，将装满罪恶的盒子(box)打开。二是词素语义挂钩法，指构词语素使用了生僻、隐晦、拐弯或转喻化的义项，与词义很难连通；但若揭示之，理据即明。例如“行李”本是官职名，叫行理，相当于现在的外交使节，因古代的“李”和“理”通用，后演变为外出时所携物品。《新华词典》第4版往往标出了词语中生僻字的语素义，这几乎等于揭示出该词的理据信息。例如苗而不秀：庄稼虽生长，但不吐穗开花；秀，出穗。王艾录编著的《汉语理据词典》(2014)也多采用此法，例如阁手：无事可为；“阁”通“搁”，取放、搁置之意。三是内部形式展析法，即将语符的类似于文件压缩包的语法和语义结构，解码为易懂的形式，例如poor law(济贫法)：a law relating to the support of paupers(扶持穷人的法律)。再如秋波：秋天的水波，比喻美女的眼睛或眼神。不少词典中的词语释义，常常附带表达出词，尤其是合成词、复杂词的理据信息。
三、认识论：为何研究词语理据？
词语的理据问题深度关联语言结构分布的规律、组合聚合的缘由、发生演化的动因等事实，广泛涉及词源学、语义学、词典编纂、语文教学等学科。兹选若干，以探讨词语理据学之认识论价值。
(一)词语理据视野下的语言观
西方学界历经约定论和自然论对立的古典阶段，尤其是索绪尔任意性原则的经典阶段之后，围绕词与物以及词的音义关系的语言任意观遂独占主流地位。中国古代学者也曾持“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的类似思想，但基于词的音、形和义而成的音韵、文字与训诂学科，实为语言理据研究。清末民初，随西方语言学而来的任意论压制了我国固有的理据范式，中西语言观因此共遵任意论一派。20世纪下半叶起，结构主义语言学瑕弊渐显，任意论的不足得到反思，语言象似性(iconicity)与理据性研究重获重视。人们一方面关注美国哲学家皮尔斯(Peirce)的象似符号学，认为语符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定象似性，取得的成果主要是以Haiman为代表的“语言文学中的象似性(iconicity in language & literature)”系列研究。另一方面，索绪尔的“相对理据性(relative motivation)”观念被重新分析并得以发展，从而用来解释语言构式的形成动因，代表作是以Radden & Panther为首的语言理据研究(象似性和理据性都指语言的非任意性特征，其涵义大致相同)。国内语言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起，引入语言象似论，同时将西语的motivation研究与汉语固有的理据范式融合于普通语言学的框架之下，最终产生以王寅为代表的语言象似研究和以王艾录为代表的语言理据研究。
目前的语言理据研究处于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的崭新时代。中西语言学界面对日益增积的理据语料，基本上认可理据语言观是对激进任意论的修正。例如有学者认为生成语言学是从人类的生物基础上寻找理据，追问语言研究中的“为什么”问题，而这属于语言理据学的范畴[10]89。认知语言学从人的生理条件、社会自然环境、交际活动中寻找理据，认为语言现象大都有自己的动因解释[11]。再如“理据”概念已成为当代语言学的核心术语，被多部词典收录，而理据研究则沿着点、面展开。“点”指词语理据的语义本体论研究，例如理据的考证、分类、对比等；“面”指围绕词语理据并扩大至形态、句法、语篇等层面的语用方法论研究。这些成果夯实了词语理据研究的基础，使之具有持续探索的必要和可能。
(二)理据性对任意性的学理辩证
只承认任意性，会导致语言观难以更新；虽认可理据性，但若把对它的“立”与对任意性的“破”针锋相对，后果同样严重。适宜的看法是：二者平等和谐，辩证统一。
首先，任意性和理据性都得到了大量的语言事实的支持。任意性观念被索绪尔赋予语言基本特征和语言学第一律的双重价值，像教义一样为人们所接受，原因在于它有“语言间的差别和不同语言的存在”的“证明”，而且这样的证据随处可见、数量无限。故任意性原则“没有人反对”，“它的后果是不胜枚举的”，是“头等重要的”[1]103。同理，理据虽会磨灭，但保存至今的理据资讯依然足够丰富。例如《牛津袖珍英语词典》提供的许多词源信息就包含着大量的理据义。《现代汉语词典》词语释义里也遍布或显或隐的理据信息，新出的第6版更是有意加大这方面的力度，说明“现代汉语中，大多数词的意义均具有理据性”[12]81。
其次，理据性和任意性共同驱动语言现象的产生与发展。一般认为任意性是从普通和共时语言学角度所发现的语言性质，而词语理据是从个别语言与历时视野中求出的语言事实，二者似无交集，故它们对立的说法，似乎纯属“鸡同鸭讲”。然而各自的张力，使得它们密不可分，成为语言自组织系统的两大功能原则，例如同一概念的不同语言表达式以及个体语言里的一物多名现象，就是两者合力的结果。众多的、具体的词语理据，不但证实了个体语言的理据性，更确定了人类语言整体上的理据性特征，它和任意性一起，协同作用于词语和事物、语音和语义、内部形式和理性意义等两两相对的构件。因此，即使像索绪尔一样的激进任意论者，也不得不面对它们之间的学理辩证。
最后，理据性与任意性构成对立而非矛盾的关系。有人认为肯定任意性就否定了理据性，肯定理据性就否认了任意性，二者你死我活、非此即彼。这其实是混淆了对立概念和矛盾概念[13]。矛盾概念常用相互关联的派生词表达，例如arbitrariness(任意性)与nonarbitrariness(非任意性)，前者指语符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无自然的联系，而后者则指有自然的联系。肯定前者就否定后者，而肯定后者就否定前者。对立概念常用根词表达，例如motivatedness(理据性)和arbitrariness，二者呈梯度关系，蕴含着“相对理据性”“理据模糊”“理据丧失”“相对任意性”等中间项。肯定理据性绝不否定任意性，反之亦然。
(三)英汉词语的理据化模式对比
英汉语同为典型的分析语，因此二者的理据化有不少共同点。从普通语言学角度看，主要是句段词的理据比较透明，即内部形式充当了理据表露的窗口⑤，例如classroom、dislike、布鞋、打倒等的理据不言而喻。随着现代汉语词汇的双音复合化，以及英语复杂词与合成词的日渐增加，这种语言符号单位之间所形成的组合理据化模式逐渐成为主流与趋势。同时，组合理据与聚合理据相配，即索绪尔所说的“相对理据性的概念意味着：1)对某个词语的分析，即组合关系；2)唤起一个或更多的其他词语，即联想关系”[3]132。例如英语的here(这里)、hereabout(这附近)、hereafter(此后)、hereby(由此)等，汉语的句读、句号、句群、句式等。
然而以语言类型学观之，英汉词语的理据化模式不尽一致，即“各种语言常包含两类要素——根本上任意的和相对地可以论证的——但是比例极不相同，这是我们进行语言分类时可能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1]184。其一，许多英语词是他源的，涉及两种或多种语言，理据因此犬牙交错、线索难寻。例如有的词在原语中理据透明，但经过借入语的高度词化，理据外显形式被腐蚀。拉丁语infāns(婴儿)为可分析词，理据是“(婴儿)不会(in=not)说话(fāri=speech)”，但进入英语后的infant则属理据丧失的单纯词。当然，借词的理据除丧失外，也会有保留、转换、显化等情形。相比而言，自源的汉语则有文字理据的应和，例如“日”“月”等象形文字的理据，可与汉语单纯词的理据化原理互契；“休”“析”“消”“猫”等会意及形声文字理据，能和汉语合成词的理据化原则相符。结果是汉语富有历史悠久的理据探求方法论，例如曾昭聪在其《汉语词汇训诂专题研究导论》(2010)中，专设一节讨论汉语古今词的理据研究方法。其二，英汉最小理据载体及其运行方式不同，导致英语单纯词理据度低而任意度高，汉语单纯词理据度高而任意度低。最小理据载体指与意义相联系的语音感知单位[14]50-56，在汉语里为音节。有学者认为汉语最小理据载体是声和韵，因为它们早期可能是有意义的。鉴于可靠的证据不多，我们认为至少是声韵相结合的音节。汉语以“音近义同”的方式运行这一载体于单纯词，进而派生孳乳、同族共源，例如由“hea/赤色”而生成瑕、霞、葭、赮、鰕等[15]121，人们据此认为汉语是高理据性的语言[16]188。英语最小理据载体是cook、-er等自由或粘着词素，它无法像汉语那样，通过音节之音或文字之形将大量的单纯词理据化，人们遂曰英语是高任意性的语言。
四、方法论：怎样探究词语理据？
词语理据容易丧失，需通过语言表述的方式来物化成具体的理据义。理据义的考释或重构，既是词语理据的事实基础，更是词语理据探究的操作方法，可从事物名称、新词产生和词典编纂等切入。
(一)事物名称与理据
无论索绪尔“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1]101的断言，还是指称、主语、NP、论元、构式等核心名词术语的频现，均说明名物关系始终为语言研究的支撑点与试金石。词语理据学也同样要接受名物关系的核查。事实上，迄今为止的词语理据探究方法，大都是在名物关系的范围内展开的。
首先，词语理据研究始于名物关系，其后的语料积累也以此为最。古希腊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里，苏格拉底等三人讨论了词语定名事物的“自然”与“约定”，这可谓词语理据研究的雏形态与哲学观。再如以事物命名的缘由出发，分析词义构成的理据，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历史悠久、资料丰富[17]175。从古代的《释名》、近代的《物名溯原》，再到当代的《现代汉语探名词典》等，均记载了大量的名物理据。
其次，与名物关系密切的名词理据表露得最多，理据因此常被定义为得名之由。例如《牛津袖珍英语词典》中，名词理据涉及三大类：有“origin”标记的词源型、蕴含理据的释义型、可从词形推求理据的语法型。我们统计了A字母下的约1637个词条，发现这三类约有250个，占15%左右。即使排除词源与理据难分难解的情况，名词理据信息的比例依然颇高。再如第6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里，名词理据最多，一般用因此、所以、也叫、故名、因而称、原(旧)指、因(由)……得等给予提示[18]，如剪彩、汗青、花旗、吕宋烟、易拉罐、驴皮影等。据统计，“阿ā”字下有22个词条，其中“阿鼻地狱”等14条为名词理据；“伦”字下有8个词条，其中“伦巴线”等4条是名词理据。
最后，理据研究实践中，论证有力的用例也多是表名物的词。例如索绪尔阐述语言相对理据性时，基本上以法语名词敌人、值、铁铺、主人、牧童等为例。原因是我们给事物命名时，或抓住其凸显特征，或借助隐喻转喻，进而在拟声、拟像等原生理据和相似、通觉等继生理据的驱动下，编码出语义透明的符号。这一过程目前被构拟、重建、分析得最为透彻，它既是认识语言产生发展现象的窗口，也是展现理据研究普遍价值的桥梁。
(二)新词产生与理据
与历史理据相比，新词理据的探求相对容易。例如于根元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1994)或用“故称”“因”等提示符，或以直接释义的方式，从语素义、造词法、背景知识等方面，对许多“词语的理据进行标示”[19]76-80，部分地具有理据词典的功能。再如《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2015)以按语的形式，说明一些词语的由来，附带揭示了部分难解词的理据。譬如，因与周围地区无行政关系，宛若天外飞来，故名“飞地”；(排演)时要着戏服，要化妆，所以叫“彩排”。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研究者可以截取某一时段，通过报刊等多种媒介，既考察进入普通话领域新词的意义与用法，又挖掘其造词理据，提升认知价值，因为理据的研究有助于揭开人类认知奥秘和说明经验对语言系统的作用，而这些规律的发现对词典编纂和语言教学有积极的意义[20]279。
大型、开放的当代网络语言生活是词语理据探究最重要的平台之一，它便捷地促进了词语理据的传播、认知、记载与应用。例如草根、北漂、蚁族，PK、CPI、PPI，狗仔队、无厘头、手信，已被《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收录。它们的理据可通过百度、维基或互动百科等开放性的渠道，得到及时识解。以“北漂”为例，其理据的网络解释是：指那些从其他地方来到北京(“迁移”是“漂”的第一层含义)生活工作，但无北京户口的人群(“未扎根”应是“漂”的第二层含义)。更有甚者，即使不规范的词语如网络用语“酱紫(这样子)”，其理据也可通过网络获取。根据百度百科的网络释义，南平方言等将“这样子”三字连读，音变为“jiàngzǐ”，书写为“酱紫”，于是便有了网络语言“酱紫”。
再以《20世纪新词语词典》为例,它收录了从1900到1990年间的大约5000条英语词，每条都有详细的解释(包括词源、构词方式、词义等)，而造词方式不外乎旧词新义、老词重组、原词截短、借用外词、创造新词等五种[21]xi。大部分则是基于原形式的派生词，因此不少都有透明的理据，并且往往融于释义之中。例如，babelicious(性感的)是由babe“性感宝贝”和delicious“美味的”拼合而成(a blend of babe“sexually attractive young woman”and delicious)；Java(Java语言)暗指美国电脑程序员喜欢的爪哇咖啡(...alludes to Java coffee,a favourite drink of many US computer programmers...)。
(三)词典编纂与理据
理据是词语释义的因子，因而可以进入当代词典，并得到存储、扩散、使用。反过来看，我们也能整理、利用词典中的这类信息，为词语理据探究增添有力的方法手段。例如《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8版以“origin”的字样，标注了约231条的词源理据。譬如，blarney(花言巧语)源自爱尔兰的布拉尼城堡(Blarney)，那里有一块布拉尼石，相传此石具有魔力，吻了它可变得能言善辩；red tape(繁文缛节)源自用红色或粉红色的带子捆扎公文的习俗。再如《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不少词语及释义，同样包含着多种类型的理据。例如，白面儿指作为毒品的海洛因，因是白色晶体粉末，所以叫白面儿；败北指打败仗(“北”本来是二人相背的意思，因此军队打败仗背向敌人逃跑叫败北)；城府是城池和府库，借指人的心机；那摩温是旧时上海等地用来称工头的，也译作拿摩温(英number one)。我们认为《现代汉语词典》理据信息大致分为背景知识型、外来语型、隐喻型、内部形式型和释义型等五类[18]。前三类一般有专门的元语提示词，标释得比较明确。后两类基于语素或“字”，是理据资讯的主体，它们有的一目了然，有的则需推求才能激活。可惜《现代汉语词典》隐性的标注方式导致人们忽视了含于其间的理据，而且标注本身也存在指导目标欠明等不足。不过，它建立了国内辞书界融理据信息于语文词典的“二合一”范式，意义重大，不容小觑。
现当代英语词典更是大多提供词源，那么它与理据的关系如何？正如本文第二部分的第三小节所论，理据重在解释词语今生的深层动因，而词源偏于寻找词语前世的最早出处，但二者为上下义关系，许多时候重叠相交。以《牛津袖珍英语词典》为例，其第10版的使用指南说“本词典给许多单词提供了词源信息，这些信息解释了词汇来自何种语言，如果来源词与本词典所列出的英语单词意思不同时，也会列出来源词的含义”。这些词源就涵盖了不少的理据资讯，如果加上通过简单推求即可获得理据的复合词、派生词、拟声词等，其数量则会更多。另外，它不少词的理据或与词义一致，或融于释义，例如，passion flower(西番莲)指a climbing plant...objects associated with Jesus’s death on the cross (……联想到耶稣遇难的十字架)；lockjaw(破伤风)指a form...the jaws become stiff and tightly closed(牙关僵硬、紧闭)。
五、结论
词语理据研究，若以证实语言非任意性的存在为鹄的，难免会“把图像性、同构、动因、拟声等几种明显不同的语言现象归并在一起”，而“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它们中的每一个看来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否定语言符号的任意性”[22]。相反，如用学科视角统摄之，则它在实践方面能够构建和谐有序的语言，理论上可与任意论并行不悖，共同促进当代语言学的周遍发展。具体地说，词语理据学构想的程序首先为明确研究对象，即理据的定义、特点、考证、丧失等，它们可组成学科的本体论，回答词语理据“是什么”的问题。其次是设定研究视角，即理据对语言探索的价值、意义等要素，它们可奠基学科的认识论，回答“为什么”研究词语理据的问题。最后是选择研究手段，即内隐的理据如何物化为具体的操作形式——理据义，它们可支撑学科的方法论，回答“怎么样”探究词语理据的问题。一言蔽之，从历时积累而成的理据事实出发，借助普通语言学等工具性理论，构想出统一的词语理据学框架，再以共时的当代语料验证其有效性。换言之，通过事实、理论和事实对理论核查的“三步曲”，逐步建成完型自洽的词语理据学科，将最终给解释语言学注入新的动力。
注释：
①例如Joseph在其巨著Sauss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88)中说：词语的“理据性(motivation)”是一种“难以证明(unprovable)”的“信仰(faith)”。
②据美国汉学家德范克(DeFrancis)主编的《ABC汉英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559)，“理据”被翻译为“N.
③从逻辑上讲，不管是原生词还是继生词，无论是单纯词还是合成词，都是有理据的。正如姚小平在《西方语言学史》中所说：“一个符号失去原始的音义联系而变得不可论证，绝不等于从来就不存在某种理据”；“(历时语言学家)……而且应当抱持一个信念，坚信绝大多数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是能予论证的，……只是因为研究者的认识还欠深入，探索尚未达到那一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308)。但是语言从产生之初至现在，生熵变异、错综复杂，许多词语的理据已湮没丧失，根本无法考求，所以可行的做法是：探求尚有理据线索凭靠的派生词等语言现象。
④理据定义中(2)的“动因的最小解释”，指理据存在或运行的最低要求；如果小于该阀值，则说明理据已湮没丧失，无法考证出来；它与最大或最佳解释形成等级性的区间：(最小解释，最大/最佳解释)。关于“动因的最小解释”，例如feed(喂养)，据外研社2013年出版的《朗文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来自古英语的fedan，与food(食物)有关。其简短的一句“related tofood”，可激活我们大脑中的“转化法造词”“音近义通”等元语言知识，从而构拟出可信的理据：用食物喂养。关于“动因的最大/最佳解释”，例如mantis(亦作praying mantis、praying mantid，螳螂)，根据陆谷孙主编的《汉英大词典》第2版，缘于这种昆虫的姿态似祈祷(praying)的思考(mantis，来自希腊语或者印欧语的men-，表示“思考(to think)”)之状。
⑤内部形式大致指词语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总和，例如“初版”的语法结构是偏正式，语义结构是“书籍的第一版”；“节能”的语法结构是动宾式，语义结构是“节约能源”。内部形式反映的是人的一种心智结构，即人们在语言创造活动的某一时刻或某一场合所作出的理解。内部形式中隐含着丰富的理据信息，故学界常把二者视为一体。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2011年公布的《语言学名词》认为：词的理据(lexical motivation)即内部形式(internal form)，指词的语音形式表示意义内容的原因或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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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LexicalMotivations：Object,PerspectiveandMethod
LIErzhan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YanchengTeachersUniversity,Yancheng224002,China)
The inquiry of lexical motivations,though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copious data,is virtually an archaic and messy subject rather than a new and clarified discipline if not explored from the current viewpoint or in a constructive manner. Thus,in terms of its research object,perspective and method as well as for the sake of its effective operationality,a disciplinary framework of lexical motivations is tentatively proposed in the sense of ontology,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The object means the facts such as the definition,features,loss or reconstruction of lexical motivations;the perspective designates the significance that this motivation-based study could contribute to linguistics;and the method denotes the means by which the hidden motivations are externalized into their corresponding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s. The study of lexical motivations inherits the millennium-old argument ofphysisvs.nomos,concords the cognitive turn of the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and will definitely facilitate the philosophical,mind-based or contrastive researches of language.
lexical motivation;internal form;object,perspective and method
H0-05
A
2095-2074(2015)05-0025-09
2015-08-2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740043)；江苏高校品牌建设工程项目(PPZY2015A012)
李二占(1972-)，男，陕西府谷人，盐城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