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善根

（宁波大学，浙江 宁波 315000）

近代宁波帮与宁波教育事业

孙善根

（宁波大学，浙江 宁波 315000）

近代以来，富有经济实力又具现代观念的宁波帮纷纷在家乡捐资办学。在简要论述了不同历史阶段宁波帮在家乡宁波的办学情况的基础上，指出此起彼伏、经久不衰的宁波帮办学活动及其传统不仅是推动近代宁波教育近代化的强大力量，而且也是当代宁波教育兴旺发达的源头活水。

近代宁波帮；宁波教育；民间办学

近代宁波教育事业发达，许多方面在省内外居于领先地位，对此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以来，以宁波商人为代表的宁波民间办学活动此起彼伏，高潮迭起，且经久不衰，薪火相传，并把捐资重点转向各类新式教育，成为推动宁波教育事业发展与进步的强大力量，并影响至今。

一

近代宁波帮在家乡的办学活动持续进行，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办学形式与办学重点有所不同，办学规模也有所差异。

早在清代后期，在外经商富有实力的宁波商人就开始在家乡兴办义庄。义庄以田租、庄屋租金收入，用于救济族内贫困者，并设立义塾培养子弟读书科举。咸丰六年（1856年）鄞县商人蔡筠在县东潘火桥创办蔡氏树德堂义庄，置地2100余亩，并有市房若干供出租，按季赡养鳏寡孤独，还设立敦本义塾。①《鄞县通志·政教志》第1478页。敦本义塾民国后改名为敦本小学。蔡氏敦本小学校歌：欧风美雨输文明，学校及时新，花雨春风须培植，青云直上腾，栋梁之才是基础。蔡氏宗族族歌：惟我蔡公，兴办义学义庄，兴办义学义庄，使鳏老孤独得到颐养，使乡里儿童就学有方，太公恩德永世难忘，太公事业日月同光，太公事业日月同光。——此为笔者采访蔡氏后人蔡体谅所得。同治七年(1868年)，鄞县人屠继烈在竹林巷创办屠氏乔荫堂义庄，有房44间，置田1000余亩，以恤族之穷而无告者，附设义塾两所。1878年，镇海旅沪商人叶澄衷，自念幼贫失学，在家乡庄市镇设叶氏义塾。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其后人又增募办学基金2万元，改义塾为叶氏中兴学堂。据不完全统计，仅咸丰至光绪年间，仅鄞县一地即设有义塾73所。①乐承耀.宁波近代史纲[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9：211.义塾一般设在义庄、宗祠、家庙之内，也有单独建立的。经费主要靠私人捐助，以所置学田为基金，学生以同宗同族为主，也有兼及异姓近邻的。

1894年中国军队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惨败，举国为之震惊，严重的民族危机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也有力地推进了近代宁波民间助学的发展。受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思潮影响，以宁波帮为代表的宁波民间社会纷纷发起创办各类学堂特别是各类新式教育而乐此不疲。其捐资主体既有本地绅商，更多的是宁波帮商人；办学形式则以初级国民教育为主，也有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平民教育乃至传统义塾等，不一而足。助学重点以创办或资助学校为主，也有对师生的捐助等。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近代旅沪著名宁波商人严信厚等协助宁波知府程云俶创办以 “革新图强，储备人才”为宗旨的储才学堂，该校后改名为宁波府中学堂（宁波中学前身），成为宁波本地新式学校之始。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鄞县监生石志相，“自念起家工艺，无补桑梓，慨合族之清贫，慕昔贤之义举”，先设义庄，后于义庄前建筑校舍，创办存义小学堂，共捐银19000余元。清政府曾于宣统元年建坊旌表。②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教育志[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507.

光绪二十九年（1903），镇海旅沪商人李征五在江北岸创办益智学堂。同年，镇海商人樊棻在镇海创立便蒙两等小学堂，用银34200余元；1910年，又捐资创办勤稼女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1905），旅日华侨吴锦堂在家乡慈溪东头山购地50亩，创办锦堂学校。先后捐资达28万多银元，并相继为该校购置图书、标本、器具，后又为学校购置新升海地1206亩、浙江铁路优先股票200股计6.6万元，以其租息利息为学校常年经费，可谓用心良苦。1911年省、县教育当局对学校作实地查勘后赞美有加：“逐一履勘，委系工坚料固，名实相副，而规模之广大，设置之周妥，器具之精良，无一不臻完美，洵为浙江省各私立学堂之冠”。③慈溪市教育志编委会编.慈溪教育志·第12章《人物传略·吴作谟》[M].内部印行.

1906年，由镇海商人方舜年倡议，方积钰等襄助，在镇海县桕墅方村创建方氏培玉两等小学堂，拨方氏义塾师范堂公款银8万余元，特建新舍及充办学经费。后方舜年又捐银2万元助学。同年，余姚人经褚氏夫病故后，得悉里人黄守斋创办正蒙学堂，捐献良田30亩办学校，且经常出钱供贫苦儿童免费读书。时地方士绅富户大为震惊，皆愧不如一个普通妇人。④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教育志[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507.

1906年，慈溪鸣鹤乡人叶鸿年，创设敬乐两等小学堂—所（今鸣鹤镇中心小学）。开办经费除向叶氏各祀户劝募外，概由其补助。1914年，他感女界风气闭塞，又创办柔强女学校，一切捐办各法如敬乐，后又添设第一、第二两所单级小学。

镇海青峙（今北仑区）人吴吉三，受维新变法思想影响，矢志在家乡兴办教育。1907年，试办新学，名为青峙学堂，自任校长。1908年，集资五千余金，新建校舍，名为七星延陵学校，并将祖产丰泰帆船出让，所得六干金全部作为学校经费。

光绪三十三年（1907）前后，甬上各业相继发起创办子弟学校而引人瞩目，如城区各肉铺创设商办承志小学堂一所，议定每肉一斤抽捐二文，以充经费。尚有不敷，由各铺酌量补助。同年甬东冰业拟设明新两等学堂，借定朱桑都殿为校舍。当业捐资在君子营创办商业学堂一所。冰业捐资创办鄞镇实业初等庶德蒙小学堂，暂借冰业公所为校舍，额设学生60名。①典业创办学堂[N].申报，1907-1-7；创设立承志小学堂[N].申报，1907-2-2-日；冰业公立学堂将次开校[N].申报，1907-3-3；商业学堂开校[N].申报，1907-9-1.

进入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宁波商人捐资兴学之风益盛，其中光绪末年镇海旅沪商人谢天锡，捐田产房屋与里人假西方寺办求精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起谢氏独资承办，出资建西式洋房楼房5间，健身房3间，辟体育场2.4亩。1918年5月15日上海《申报》以《巨商热心兴学》为题报导说：“镇海谢蘅牕，沪巨商也，凡遇到地方公益、慈善之举，靡不慨输巨款，对于桑梓教育事业，尤尽力提倡。民国前六年时，乡间学校尚稀，谢君在鄞镇交界梅墟地方，独出巨资创办求精国民小学，越年复添设高小部。历年成绩卓著，入学者众，校舍不敷，去冬出资万余，建筑西式校舍。而谢君犹以本乡各处未获教育普及为憾，今春复择地设立分校十所（已成立者八所），以宏造就。热心学务如谢君者，求之社会中，诚不易觏也。”到1947年统计，谢氏办学40余年，在鄞县、镇海等地先后办起以求精为名的学校10所，出资总额在国币50亿元以上。②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教育志[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507.

1909年，镇海旅沪商人董杏荪捐资15000银元，在庄市乡老鹰湾创办轫初国民学校。1920年3月23日《申报》以《捐资兴学之获奖》为题报道说：“镇海县商民董杏荪，前在原籍东管区老鹰湾兴办轫初国民学校，捐助房屋及历年经常费，暨添造校舍费，先后共银一万七千余元，由该校长沈舜年，呈请褒奖。兹已奉令给予敬教劝学匾额，由教育部将褒章执照各件，令发浙江教育厅，转令镇海县知事查照，转发该民祗领矣。”

当时甬上各大家族亦以协助当地办学为荣，竞相设立各类学校，仅镇海一地清末民初就办起樊氏便蒙、董氏轫初、叶氏中兴、洪氏尚志、方氏培玉、李氏养正、李氏敬德、虞氏述志、乌氏养中、陈氏思本等有影响的学堂。

二

1911年辛亥革命以及随后中华民国的成立，进一步激发了宁波帮办学的热情，乃至高潮迭起，经久不衰，到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期间虞洽卿、朱葆三、秦润卿、乐振葆、刘鸿生、孙梅堂、孙衡甫、徐庆云、薛文泰等近代著名宁波帮商人都有在家乡办学的经历，其中不少人更是将办学作为自己的事业而不离不弃，竭尽心力。相关活动也时常见诸上海、宁波等地报端，如1918年3月23日《申报》以《绅商兴学》为题报道说说：“镇海城中私立困勉第一第二国民学校开办迄今十有余载，颇为发达。该校系私立性质，历年开支各费均由本城绅商周星北、史晋笙、盛竹书、胡芑水诸君，遍向津汉上海各埠劝募而来，热心毅力十余年如一日云。”不久即5月16日《申报》以《商民创办学校》报道说：“镇海北乡杨家溪，人烟稠密，学童众多，向无学校，以致一般学龄儿童未受教育。兹闻该处商民杨振涛、贺志强倡议于杨氏宗祠内设立单级学校一所，聘请王静岚为主任教员。刻已整顿完备，拟具简章送县立案矣。”1922年7月29日以 《热心兴学之请奖》为题报道说：“奉化县金溪乡庙后周永镇国民学校，系周永升独自出资，创建校舍，培植同族子弟，现在校舍落成，拟于秋季开学，先于暑假期内开成立大会，由族众协议进行，届时请就地官绅莅会，并将周永升热心办学禀县请奖，颁给匾额，俾资矜式云。”宁波本地报刊的相关报导更是连篇累牍，如1925年5月27日《时事公报》以《巨商兴学之可嘉》为题报道说：“鄞南陈鉴桥地方，村落狭小，风气闭塞，其地并无小学校，一般就学子弟常有向隅之叹。兹悉该地旅沪巨商陈君磬裁有鉴于此，拟于该村办小学校一所，情愿独出巨资六千元，建造校舍三栋，并乐助学田三百亩，为常年经费，聘定教员三人，分级教授。”

当时宁波帮办学活动还经常受到官方的表彰。如1925年5月间，经鄞县教育局呈请，一大批本地绅商受到北洋政府学部及浙江省的褒奖。报道说：鄞县教育局前以该邑绅商张天锡等捐资助学呈省请奖，以示鼓励。兹闻该局已此案呈由省长公署奉令照准。录其获奖人员姓名捐数以及奖等于下……。其中一等金色褒章1人，银色一等褒章3人，银色二等褒章2人，和丰纱厂捐资银300元，给予五等褒状；银色三等褒章48人。①绅商捐资兴学得褒奖[N].时事公报，1925-5-27.一年后又有吴昌等8人获银色三等褒章。②捐资兴学之获奖[N].时事公报，1926-7-4.

1916年，慈溪商人秦润卿，与李寿山、王荣卿等集资创办慈溪私立普迪小学，寓“普及文化，启迪民智”之意。学生数百人，免交学费，由学校供给书籍笔墨等文具。“教师只求安心教学，待遇从丰，全部经费由润老（指秦润卿）筹拨。”1925年，因学生激增，校舍不敷，又建普迪二校于慈城北门校士馆旧址。盛时两校学生达2000人。1941年，县境沦陷，学校停办。1945年抗战胜利后，两校恢复，修建需资千万元。秦把自己身后抚恤金提前拨付应用，坚持办学到1952年，持续时间30余年。

有鄞县乡贤之称的乐振葆1916年独资在家乡宝幢创办高标准的 “宝林小学”，在乡村中分外注目。其校舍全都是洋式结构，共有30多间。他厚待教师，专门建“十间楼”，供教师家属居住。另有图书、浴室、膳厅、学生宿舍、运动场地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为培育家乡学子，规定凡本族子弟免费入学，异姓子弟家境贫困的也减免学杂费，对于学业优秀的学生，则分等予以奖励。由于乐振葆的鼎力支持，“宝林”创办几十年，成绩斐然，成为闻名遐迩的名校。

1917年，从事钱业的鄞县商人严康懋独资办康懋小学，建西式楼房三楼三底，辟操场3亩，并在城区买屋数间为校产，置校田34亩，以所入为常年经费，共出资13400元。镇海人李光墀、李光坫奉母曹氏命创办静德女子国民学校，捐基金1万元。

1918年，余姚人王昆浩捐助瑶湖国民学校银13364元，吴建昌捐助建昌国民学校银11180元，沈启渭捐助沈氏学校10874元，均获国民政府金色一等褒章嘉奖。

1920年，奉化人江良通捐助锦沙小学11522元，1923年族人江良达续捐助锦沙小学11455元，均获金色一等褒章。

1921年，慈溪人孙宏达，捐助宏达小学11757元，获教育部金色一等褒章。

1922年，鄞县莫枝人李志芳和朱丰沛、朱丰浩兄弟捐资8万元，创办志芳小学，并购上海闸北水电厂股票5万元为基金。次年，鄞县人张延钟捐银4万两，置田10亩，创办云龙高等小学校，购宁波永耀电力公司股票4万元为学校基金。

1923年，有上海钟表大王之称的鄞县商人孙梅堂出资16299元，创办启贤国民学校。③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教育志[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507.

据鄞县、余姚、慈溪、镇海、奉化5个县的不完全统计，自1909年至1923年捐资兴学千元以上报请政府褒奖的74人，其中万元以上的15人。④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教育志[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507-508.

1926年，鄞县商人陈圣佐捐资10、4万元重建陈氏翰香小学，获教育部金色一等褒章。上海纱业巨子、鄞县古林人俞福谦捐银圆6万元，办“福谦小学”，获教育部金色一等褒章，里人在校园为其建铜像。

30年代前后，宁波一地民间办学继续高潮迭起，期间除个人或数人捐资办学外，还出现了以团体力量举办的学校，如著名的正始中学，1931年8月由鄞县公立中等工业学校 （由1912年创办的宁波公立中等工业学校演变而来）校友会筹资创办附属初级中学，许多宁波商人踊跃捐资。1934年，该校高级部奉令改归省办，附设初中改为私立正始初级中学。

1933年，慈溪县政府拟创办慈溪县立初级中学，立即得到秦润卿等宁波帮人士的大力支持，该校不仅得以迅速成立，而且很快发展成为浙东一座著名的学府。当年就学于该校的袁上岳认为：慈溪县立初级中学实际上县经费仅占三分之一，大半靠秦润卿先生为首募集支持。①地方零讯[N].宁波日报，1947-11-8.

三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旅外宁波商人也不例外，特别是1941年4月宁波沦陷后4年多时间，宁波一地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教育事业也遭受重大挫折。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宁波帮办学活动仍不绝如缕，生生不息。

战争初期，由于战火一时还没有烧到宁波，宁波教育事业还基本上保持原有的格局与状态，宁波帮办学活动也没有受到大的困扰与破坏。1941年宁波沦陷后，教育设施多遭毁损，校田歉收，办学经费益显困绌。在此情况下，宁波商人尽管处于困境中，仍多方施以援手，使许多学校得以维系，甚至有新办学校者。如1942年，鄞县旅外人士翁心梓联络社会名流在宁波城区创办中原学校。1943年，横溪栎华小学校董杨抚生向学校捐资36.75万元。次年，沪商任水阳在家乡韩岭购房10余间办义城小学，且承担学校经费。宝幢王东园等向宝林学校等33校捐谷39万余斤，国币17万余元。四明区时敏初小学董周福敏助田27.8亩，桃江乡鲍和卿捐资5万元给蛾术小学，浦口乡吴舜臣等5人捐资120万元给曙光小学。1941年4月宁波沦陷后，镇海中学被迫停办，次年曹峰、周维新等借霞浦小学校址恢复县中。慈溪普迪学校、慈溪县立初级中学于宁波沦陷后，在秦润卿等支持下，化整为零，迁到乡下坚持办学。

1938年，旅沪奉化商人竺梅先及其夫人徐锦华，为抢救因战火而流浪街头的孤儿，在奉化县东泰清寺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初创时，募款5万元，后竺、徐从自办实业中陆续捐款25万元，负担600多名孤儿的全部生活、教育费用达5年多时间。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宁波与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山河残破，百废待兴，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经济恢复与重建任务，其中如何复兴教育事业成为社会重建的重要一环。而当时政府财力严重不足，难以对教育进行有效的投入。为此社会各界特别是宁波帮商人迅速行动起来，他们捐资修复旧校或新办学校，或捐赠良田房屋，以维永久，或资助贫寒师生。助学主体既有团体或家族，更多的是个人或数人合力，当然也有以团体出面进行的，如1947年11月前后，由于经费无着，鄞东月宫山小学“延未开学。”该校校董即赴沪劝募，结果东山旅沪联谊会“群起解囊，集资数千万元汇解到校，故已告复课。”[1]办学形式既有中小学及职业学校等学校教育，也有业余补习或夜校等临时性教学活动。由于宁波帮商人为代表的地方社会的努力，有效地地克服了经济等方面的困难，使战后宁波地方教育事业较快地得到恢复，甚至有所发展。

1946年5月，董正丰向鄞南董家跳崇德学校捐田40亩，获教育部一等奖状，同时该校创办人董文荣及旅沪同乡董庭瑶等负责经常费。

1947年，仅鄞县一地战后办学著名者就有旅沪巨商陈庆兆向善卫乡武陵代用中心国民学校捐2.5亿元及民田200余亩，作为学校基金。善卫乡王远海独捐20亿元国币在乡里建校，陈嘉财捐资3500万元给塘碳孔文小学，横溪黄如良捐资1亿元，并会同当地人氏筹集基地20余亩扩建正始中学校舍，教育部分别给予褒奖，县政府向他们赠送匾额。当时，捐资1000万到1500刀元获教育部金质奖的有塘碶乡的丁允寿、丁方坤、张守真、朱永年，天然乡的陈隆缘。捐资500万元到900万元获教育部银奖的有塘碶乡的丁德甫、丁贻表、丁钦泰、丁惠炳、丁孝秋、盛若年和陇明乡的陈锡礼、陈明诚等49人共捐币50.5亿元，获省褒奖。①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教育志[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509.

四

当然，办学活动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事业，所谓孤掌难鸣，近代宁波帮办学活动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在于得到了以新式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地方社会的支持。可以说近代商人与知识分子是推动宁波近代教育事业发展与进步的两大力量。其原因在于两者对于教育的价值与意义的高度认同。首先宁波商人在经营实践中，认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而他们通过与外人的交往或在海外的实地考察，又使其对教育与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的内在联系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如“五金大王”叶澄衷长期从事五金业，与洋人打交道，晚年痛感早年失学之苦，表示中国之积弱由于积贫，积贫由于无知，无知由于不学”，以为“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②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宁波帮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157.为此，早在1872年，他即捐3万银元在家乡庄市创办叶氏义塾对族中子弟进行免费教育，并惠及同乡子弟。后发展叶氏中兴学校。由于师资优良，设备齐全，闻名遐迩。现在享誉海内外的邵逸夫、包玉刚、包从兴、赵安中、叶谋遵等宁波帮人士早年都曾在此求学。叶澄衷还在上海于1899年创办第一年由中国人自己兴办的“西式学堂”——澄衷蒙学堂，培养出以胡适、竺可桢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长期在日本经商的吴锦堂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教育立国留下深刻的印象，深感教育乃立国之本。他说“国民失养，就无以为生，国民失教难以争存”。于是慨故里之学校不兴，毅然引为己任。

其次，接受了新式教育又主要在宁波本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本土知识分子大多认同教育救国的思想与先乡后国的理念，具有改造地方社会的强烈愿望与乡土情节，而教育是他们认为是改造地方进而建设家乡的最佳也是最易着手的领域。可见，正是出于对教育于个人和地方发展乃至民族振兴价值的认同，加之造福家乡的桑梓情怀，使两者一拍即合走在了一起，进而汇聚成重教兴学的强大力量。由于商人多在外忙于经营活动，其助学活动多委托本地知识分子进行，而后者也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奔走联络以及主持校务等活动。如长期在社会从事钱业的钱业巨子秦润卿其在家乡的助学活动多委托长期担任效实中学、慈溪县立初中校长的陈谦夫进行。在上海从事家具业的乐振葆其在家乡鄞县宝幢创办的宝林学校校务则委托任职于宁波《时事公报》的王东园。

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代宁波，除普通的国民教育外，堕民、僧徒、贫民、孤儿、妇女等特殊社会群体的教育问题也受到了宁波帮商人的高度关注。浙东宁绍两府，旧有丐户堕民群体，极受社会歧视，其子弟虽有才智而不得上进。对此，鄞县旅汉商人卢洪昶极感不平，“必拯之出以全人道”。为此，他奔走呼号，呼吁特旨开放堕籍。光绪三十年（1904），朝廷颁旨准奏，宁绍两地堕民遂得以脱籍。尔后，为使堕民子弟“稗得普通知识，从事农工实业”，卢氏又筹巨资，倾其所有，联合陈训正等创办三所学校（其中宁波两所：城西育德初等农工学校，江东育德小学；绍兴一所：同仁小学），招收堕民出籍子弟，并因材施教，使学生所学各有成就。卢氏此举，获得社会舆论的高度赞扬，甚至比之为美国林肯之解放黑奴。①周时奋主编.鄞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6：2068.

20年代前后，宁波佛教孤儿院、四明孤儿院、四明贫儿院及镇海、慈溪、奉化、余姚等县孤儿院先后发起成立，且无一例外地都是由以商人为代表的民间社会出资设立。孤儿院是以收养、教育贫民子弟为内容的近代型慈善教育机构，实际上已与一般的国民教育相差无异。1917年冬，天童寺住持寄禅上人圆瑛与士绅陈训正等发起成立宁波佛教孤儿院，以佛教普益学校旧址为院舍，以各寺庵常捐、水陆捐作为经费，不足之数向社会各界捐募。收养7-12岁孤儿，次年即收容孤儿60名，1922年达到150名。为筹集经费，该院先后在宁波帮比较集中的上海、天津、汉口等地设立董事部，许多宁波商人都成为该院董事，总数达200余人。就在佛教孤儿院成立的第二年，由旅居京津沪汉及宁波本地人士柳贤栋、徐杰等在城区南门外发起创办四明孤儿院。由于得到旅外宁波商人的大力支持，该院经费相当充裕，收养人数迅速增加，最多时收养孤儿达200余人。为了使孤儿长大后能够自立于社会，这些孤儿院除开设小学课程外，往往设有工厂、商店与农场等，这就使原来旨在救恤的孤儿教育，办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新型职业教育。

1947年4月，吴兴籍聋哑人章春坡创办鄞县私济喑聋哑学校，校址孝闻街131号林氏宗祠内，得到王文翰、周大烈等绅商的大力支持，学校建立校董会，负责筹募经费。是为宁波特殊教育之始。

综上所述，长期以来，宁波帮办学活动相沿成风，绵延不绝，特别是清末以后更是高潮迭起，蔚为壮观，乃至成为一代代宁波帮的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从而汇成为推动地方教育事业发展与进步的强大力量。在近代中国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宁波近代教育得以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原因无疑在于宁波帮为代表的民间办学的广泛开展。如1909年慈溪县以旅外商人为主的私人捐助教育费22554元，占当年教育经费52%。②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教育志[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12.宁波帮办学活动的有效进行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而且有力地推动全社会尊师重教风尚的形成，更为普及新式教育以及探索新式教育的发展途经提供了珍贵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在商人主办的学校中，往往十分注重教育与实业、社会的结合和协调发展，积极与世界潮流接轨，如重视英语、计算科目以及教学实践环节，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形式实现对新式教育本土化的改造，从而有力地带动宁波近代教育的革新与发展。同时将行之有效的企业制度引入到教育领域，如民国时期宁波许多学校都设立校董，对学校的重大决策负有全部责任。这是宁波商人根据企业的投资制度与西方教育的某些成例所建立的教育投资制度，它实际上是商人自发组织的教育慈善基金会，而不是绑在某个企业或个人身上的负担，因而学校不会以企业或个人的兴衰而起落，从而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黄素华】

Modern “Ningbo Gang” and Ningbo Education

SUN Shan-gen（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000， China）

Modern “Ningbo Gang”has been donating money to run schools in Ningbo.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ir running of schools in hometown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pointing out that the tradition of their successive running of schools strongly promotes Ningbo modern education.

modern “Ningbo Gang”； Ningbo education； non-governmental running of schools

G527

A

1671-9565（2015）03-001-07

2015-08-22

孙善根（1962-），男，浙江宁波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宁波商帮与近代宁波社会方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