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高峰

抗战时期新闻出版人从业生态*

□文｜陆高峰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无论对整个中华民族，还是对新闻出版人来说，都是一场沉重的灾难。战争导致新闻出版生产设备毁坏，交通通讯受阻，言论表达受限，报刊书籍消费能力降低。新闻出版单位为了躲避战火不得不多次辗转迁徙，甚至停刊歇业。这给新闻出版人的生活工作环境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新闻出版人有的在战争中因战火直接死亡，有的被日伪暗杀袭击死伤，有的生活在恐吓威胁的阴影中，有的因职业动荡而艰难度日，有的则为了躲避暗杀而颠沛流离，流亡他乡。在抗日战争中，一些新闻出版人也经受了考验，表现出崇高的职业精神和伟大的民族责任感。

抗战新闻人出版人职业

战争期间往往是人们对生存、时局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信息需求迫切的特殊时期，也是新闻出版从业人员获取、传播信息环境最为艰难、险恶的特殊时期。战争时期的新闻出版人往往承受着比和平年代更多的从业压力和更加困厄的从业体验。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在整个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长达14年时间里，除了少数新闻出版从业人员偷生变节，绝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出版从业人员为抗日战争期间的信息传播工作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牺牲，体现了新闻出版从业人员的职业责任。

一、战争、暗杀和政治迫害严重危害人身和职业安全

战争时期的新闻获取与传播往往是以生命为代价来完成的。抗战期间一共有多少新闻工作人员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目前尚无准确数据。但是有记载的因战争死亡的新闻工作人员，仅《晋察冀日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两家报社就近百人。《晋察冀日报》在1937年创刊后的10年多时间里，就有 38 位同志牺牲在战斗中，其中有应唯鲁、李双秋等33人牺牲在抗战期间。华北解放区太行《新华日报》仅在1942 年 5 月反抗日军扫荡突围中，就有总编辑何云等57位报社人员壮烈牺牲。

其他已知因为战争而牺牲和失踪的人员还有，中外新闻学社、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及《大公报》战地特派员方大曾，《新华日报》新闻工作者黄君珏，晋绥军区《战斗报》的记者丁基，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团晋察冀组长雷烨等。其中，美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事务》月刊记者汉斯·希伯，是第一位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的外国记者。

抗战期间，除了战争造成新闻出版人非正常死亡和人身伤害以外，日伪和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暗杀袭击、政治迫害和恐吓威胁，也是危害新闻出版人人身安全的重要因素。

抗战期间敌伪通过暗杀、炸弹袭击和政治迫害等方式造成新闻出版人直接死亡的就多达数十人。1946年9月2日《联合晚报》报道的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牺牲的15名新闻记者，大都为日伪暗杀而死。有的一家报社就有数人遭到暗杀和炸弹袭击。

由于抗日态度激烈，《大美晚报》成了日伪攻击的重点目标，也成了受害的重灾区。不仅有报馆经理张似旭在内的四名报人被杀，报馆在1940年也受到汪伪特务的武装血洗。“4月27日，特工总部第六行动大队长潘公亚率一队手下，带着手榴弹和机关枪，准备血洗《大美晚报》。天将破晓时，先由两人扮作报贩，从报馆后门闯进机器房，引发了炸弹；接着，大门外的枪手与堡垒内的法国兵发生激烈交火，不多时又有巡警开着警备车赶来弹压，追逐驾车向外白渡桥方向逃跑的袭击者。一时间，爱多亚路上枪声大作，子弹横飞，犹如一场大战爆发。”

除了《大美晚报》《文汇报》《申报》《新闻报》都曾因为宣传抗日而多次受到日伪使用炸弹、枪支袭击，造成多人伤亡。

有的新闻出版人虽然侥幸躲过日伪暗杀袭击，但是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死亡和暴力恐吓的阴影中。为了迫使一些坚持反伪抗日的新闻出版人就范，汪伪特务机关曾故意放出风声，列出一份多达83人的暗杀黑名单，其中新闻从业者占40%，达三十余人。仅《申报》和《新闻报》就有约二十人被列入“黑名单”。

面对日伪的恐怖袭击，就连当时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哈雷特·阿班也难逃厄运。他在上海的住所和办公场所多次遭到日本士兵和便衣的搜查，本人也多次受到暗杀威胁、诬陷和殴打。后来为了采访外出安全，他雇佣一名长相凶悍的俄国人作为武装贴身保镖。最终出于安全考虑，仍不得不匆匆逃离上海。

他在回忆录中评价一次日军殴打经历时写道：“日本人对我的袭击，可谓残忍到极点。他们将我压跪在地后，还对着我的腹部及腰部猛踢，留下大片淤青。由于手臂被强行扭至背后，连着数日，我都无法举手梳头。”

此外，抗战期间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生存工作环境艰苦险恶，也是导致新闻出版人非正常死亡，成为威胁新闻出版人人身安全的一个原因。据统计，仅《晋察冀日报》在抗战期间就有 14 位印刷、发行和编辑同志病逝在繁重的工作岗位上。

二、战时审查、交通阻断加大了信息采集与传播阻力

战争期间政府和敌对势力均以战争为借口加强舆论管制。新闻出版人的言论、信息表达与传播自由受到很大限制。

1934年，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制定公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所有书局、社团或著作人出版的文艺及社会科学书刊，均应在付印前将稿本呈送审查，未经审查擅自出版者，按出版法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概行扣押’”。有资料显示，“据统计，从1927年到1937年间，被查禁的各类书刊达到2500种以上”。仅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就指令上海特别市党部一次查禁149种鼓吹阶级斗争的图书。

1938年7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并在一些城市设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审查处，“审查官可以任意删改原稿，甚至加入违反作者原意的词句、段落，也可以任意禁止稿件刊登”。

日本侵略者也随着对我国领土的侵略和占领，对于占领区，以及公共租界的报刊出版物进行审查控制。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后，日军接管了国民党设在虹口的新闻检查所，通过租界当局通知设在租界内的华文报纸：“从当月15日开始检查各报小样，未经审查之新闻，一概不准登载。”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日军进入租界，对新闻出版管制工作更是变本加厉。原本利用租界特殊环境坚持出版的进步报刊、书店，包括一些挂靠英美洋人为发行人，从而躲避日本新闻审查的“洋旗报”均被查封。12月9日，《申报》等11家报纸被封，12月26日，商务、中华、世界等8家出版社被封。

抗战期间，日伪组织除了通过新闻审查压制新闻出版人的表达自由，还采取暗杀袭击和恐吓威胁等卑劣手段压制新闻出版人的抗日报道和言论。

《华美晨报》编辑部就曾收到一个装在精致礼盒中的血淋淋的手臂和一封恐吓信。威胁报社人员“如果贵报再不改变抗日立场，这就是你们的下场”。《文汇报》主笔徐铸成在发表一封讽刺日伪的社论后，也曾收到一个包装成礼品模样的“血淋淋的手臂”。里面还附了一张署名“血光团”的条子，上写“主笔先生：如再不改你的毒笔，有如此手！”

一些抵制新闻审查的报社和报人更是受到公然袭击。1939年下半年，汪伪特务对拒绝送检、抗日言论激烈的《中美日报》和《大晚报》进行攻击，捣毁报社设备并打死打伤工人。

据《新闻报》协理旺仲伟回忆：“是年7月22日晚8时，‘七十六号’特务成群结队袭击《中美日报》，这是一家挂美国旗的报纸。眼捷手快的看门保镖，急匆匆拉上铁门，歹徒无法冲入，便又一窝蜂似地跑到《时事新报》附设的大晚报馆大打出手，捣毁排字房，打死、打伤了排字工各一人。巡捕房闻讯赶到，歹徒们公然开枪拒捕，一时枪弹横飞，在行人如织的文化街上展开了一场恶战。”

战争还导致邮路、交通中断，日常的信息沟通渠道被打乱、破坏，给新闻人正常的采访、信息通讯造成很大困难。很多正常通过电报传送的信息，由于涉及战争双方利益等敏感内容，无法通过正常渠道传送出去。只能利用人力传递，有的发往海外的信息还需要借助关系可靠的轮船、飞机，甚至第三方的军舰等工具带往海外安全地区，再通过电报等发送、投递。一些图书报纸等印刷品，也面临因为战争断邮，或者因为新闻出版审查而被截留或拒绝邮寄的情况。

哈雷特·阿班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描述了他在卢沟桥事变后采访的艰难历程：“大规模的战事，使北方局势一片混乱。7月底，我准备将冲突区的报道工作转交手下的驻北平记者接手，动身南下。却发现，所有交通工具已全部瘫痪，要不便是落入了日本人之手。从天津到上海，我居然走了整整十八天。而和平时期，这段行程只需五小时飞机，或三十小时火车，或四十八小时轮船，即可完成。”

三、战局多变、生产艰难加剧职业动荡和生活困境

整个抗战期间，大部分的新闻出版人的职业和生活都处于剧烈动荡之中。国统区战争防线不断收缩和敌后“扫荡”与“反扫荡”的反复拉锯战，使得国统区和敌后的新闻出版人都过着不断迁徙的生活。

随着战火不断向内地蔓延，很多原本在上海的新闻出版机构先后迁往汉口、长沙、桂林和重庆等地。商务印书馆就曾先后在长沙和重庆设立总管理处。《申报》的境遇更是复杂坎坷，曾先后在汉口、香港、上海租界等地复刊、停刊，一度被日军查封接管，为日军和汉奸所控制。

敌后抗日根据地报刊在日伪频繁的“扫荡”围攻中更是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有的报社甚至没有固定地址，三天两头突围。《新华日报》华北版为了适应游击战争需要，全部印刷电台等家当“只需三、四匹骡马就可以驮走”。常常是一边出报，一边还要参加战斗，被称为是“背着报馆打游击”。

华北新华书店“为了方便工作，工作人员每搬到一地，就打一套埋藏全部物资的窑洞，以便情况紧急时迅速隐蔽机器。他们又把铅字盘改小，用两匹牲口驮上字盘和一台小型印刷机，外加一部电台，在游击中坚持工作”。

为了逃避日伪势力暗杀袭击、恐吓威胁和政治迫害，一些新闻出版人或远走他乡异国，或小心翼翼四处躲避，过着有家不能回的日子。生活书店的主要负责人邹韬奋在抗战期间就因为积极参加民主抗日活动而受到国民党迫害，一度不得不流亡国外，回国后又曾作为“七君子”之一被国民党逮捕，皖南事变后又被迫流亡香港，后辗转进入苏北解放区，不久病逝。

被汪伪列入暗杀名单的《大美晚报》编辑高季琳为了躲避暗杀，改名换姓为“丁松年”，只得寄宿在警卫森严的报馆里。他回忆当时的生活时说，“当时我住在《大美晚报》，情同拘囚，行动很不便……”《大美晚报》副经理李骏英在经理张似旭被暗杀后，睡在报社办公室里长达一年之久，但仍然在一次外出时被敌伪枪手射杀。

战争还导致印刷出版材料供应紧张、价格飞涨。有资料显示，“1945年市场上的纸张价格和出版书刊的工本费比战前上涨了数千倍，寄书邮资更是上涨了5万倍。当时政府供应一些平价纸张，但只给官办或与政府有关的出版厂家，民营出版社只能购买比平价高出20倍的黑市纸张”。

华北根据地由于敌人封锁严密，印刷材料十分缺乏，工人们不得不克服各种困难自己动手制作材料和简易设备。他们“自造打版机、浇版机，搜购铅、锡等材料制作铅字；又用云母粉和雁皮纸做原料，打出纸型；用蓖麻油和松烟制造油墨；用麻做成麻纸”。

抗战期间，民生凋敝，新闻出版业经营艰难，报刊出版单位停业停刊较多，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极度不稳定，收入和生活难以保障。有资料显示，抗战期间，由于新闻出版业务缩减，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新闻出版机构，不得不大量裁撤员工，导致很多编辑人员失去生活来源。以中华书局编辑所为例，抗战前职员总数一度达到l66人之多，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后，该所仅留少数人员从事资料文件保管和对外联络工作，其余人员均被解聘。

因为反抗日伪态度坚决，后来被汪伪特务狙击的朱惺公。初到上海谋生时，边从事广告设计工作，边给报社撰稿。后来抗战开始后失业，一度家徒四壁，穷困潦倒，为了谋生，“和朋友一起开过印书社，在法租界的街头上摆过旧书摊，最窘迫时，家里甚至无米下锅，有一次通过写字条的方式，向老同事请求接济了半担米，才得度日。”

战争还对新闻出版工作造成了直接破坏。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涵芬楼、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皆被日军炸毁、烧毁。1937年“八一三”事变期间，“各书店在虹口、闸北、南市一带的仓库、印刷所首遭劫难，各店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受到打击最重的是开明书店，它全部资产的八成以上在这次战争中焚毁。”

四、不畏日伪淫威，体现民族和职业责任感

抗日战争期间，一些新闻出版人员尽管生活艰辛，工作环境艰险，但是却能够顶住高压和敌伪威逼利诱的各种压力，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和职业精神。

朱惺公在发表《汉奸史话》后，面对恼羞成怒的汪伪特务发出的死亡威胁，他丝毫不为其所惧，大义凛然发表了一篇针锋相对的“自供”，“余对于死，乃绝无所畏。……今贵部将判余死刑矣！此诚余之宠幸也！盖以如此死法，死为烈士矣。烈士，死之最光荣者也”。

日本占领上海租界期间，留守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在日本占领租界后，上海商务出版社被封，他多次拒绝日伪的威逼利诱。“为了维持生计，这位七十六岁的老翁，宁愿卖字过活”。

日军占领租界后，除了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生活等八家出版社均因宣传抗日被同时关闭，绝大多数编辑出版人，宁愿书店被封失业，也不肯屈服日伪淫威。一些编辑在书店被封后，不肯闲着，开始编纂辞典和字典等需要较长时间的工作。“他们怀着一种长夜待旦的心情，想在这漫漫的黑夜里，做些有益的事，期待着胜利的到来。”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日方在租界内设立了新闻检查所，一些报纸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报纸不愿接受日军新闻审查而先后宣布自动停刊。《时报》《新闻报》等愿意接受日军新闻审查的报纸，受到了一些爱国编辑的抵制。“为了抵制《新闻报》屈从日方新闻检查的命令，该报老编辑郭步陶先生联合几位爱国同事一起辞职，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大公报》在发布拒检“通告”后更是发表了措辞激烈的社评《暂别上海读者》，“我们是奉中华民国正朔的，自然不受异族干涉，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我们在不受干涉不受辱的前提之下，昨天的‘通告’使我们决定与上海读者暂时告别”。

《申报》在抗战时期一贯坚持抗日立场。在租界复刊后，一再强调“主和即汉奸”“ 媾和即灭亡”的观点。副刊主编王任叔在“自由谈”副刊时曾发出这样慷慨悲壮的呐喊：“没有路，就铺一条血路；不自由，就抛一个头颅；个人的生命也会碰到幻灭，然而自由将永生在我手里！”

在抗日救亡的关键时刻，一些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进步新闻出版人，深知新闻出版工作在抗日救亡中重要作用，克服各种困难出版大量报刊和图书。《全民抗战》《民主》《抗敌新闻》《抗战文艺》等一大批抗战报刊先后创办。《西行漫记》《抗日民族战线论》《怎样进行持久抗战》等一批抗战图书也先后出版。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本研究系浙江理工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13122189-Y）和浙江理工大学专业建设新闻学院共建专项（xwzx）系列成果

［1］姚福申.中国编辑史（修订本）［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张功臣.民国报人——新闻史上的隐秘一页［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3］［美］哈雷特·阿班.民国采访战——《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阿班回忆录［M］.杨志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刘俐娜.出版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5］李晓波.何云、李竹如和新闻界抗日烈士［J］.出版参考，2005（9）

［6］孔燕子.不朽的精神——抗战烽火中的中国记者［J］.军事记者，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