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报纸与难民救助*

2015-01-31郭常英

中国出版 2015年18期

□文｜郭常英

抗战时期报纸与难民救助*

□文｜郭常英

抗战时期，中国报界在宣传和动员民众积极抗战的同时，也在发动社会开展难民救助、扶贫济困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报纸有效的信息传播、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使抗战期间的难民救助与之前有了很大不同。报纸舆论关注社会民生、倡行社会救助、营造关爱落难人群的社会氛围，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与官方话语并行且相制衡的舆论空间，体现出“社会守望者”与“民声传感器”的媒体角色，发挥了报纸作为文化传媒的特殊作用，也是近代报纸发展的历史见证。

抗日战争社会动员难民救助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卢沟桥驻军发动进攻，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队在中国各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滔天罪行，“日寇的炮火所到，日寇的铁蹄所到，不仅我们那里的男女同胞，或万、或千、或百、或无数的生命，横遭惨酷无伦的毁灭、屠杀和奸淫……”［1］这场战争历时8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尽的屈辱，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流离失所的难民无数，其中包括许多“失学、失业、流浪”的文人学子，他们也深刻感受到侵略者的罪恶与落难者的凄惨。在抗战开始之后，众多报刊大力宣传爱国救亡，鼓励民众团结抗战，在民众动员方面形成壮举。与此同时，报界对战时民生状态的关注则显示出与以往战争时期不同的特点，救助战争难民的问题成为报纸内容中一个重要主题，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现象。笔者对此试作探讨。

一、积极有效的社会动员

在近代中国，各种战乱与纷争几乎从未间断，战乱必然带来难民问题。不同时期大大小小的战争，都会导致多重社会灾难的发生和战争难民的出现，构成困扰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政府和社会都会对难民问题给予关注。然而，在抗战期间，社会民众对于难民的关切和救助，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广泛与深入。从材料所见，无论是从难民问题的提出，还是到各种救助方案的实施，均能显示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参与，救助难民成为不少民众投入抗战活动的自觉行动。

民众的积极参与还有力地改变了当时政府在难民救助方面的不足。抗日战争是由日寇大举侵华带给中国的一场全面战争，这场大规模的战争历时较久，造成的难民伤员数量众多。由于战争带来的资金紧张、物资匮乏等困难十分严重，当时政府的难民救助工作很难做到及时、到位和完善。此时民众的救助不仅募集了一定的资金和物资，还营造了对难民热情关爱的社会氛围，构成了政府与民众共同推动社会救助的态势。而这一局面的出现，是与当时报界的有效舆论宣传分不开的。各种报纸在难民救助问题上表现出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令人感动。

1.发布消息引发民众关注难民救助

抗战开始后，流离失所逃亡到上海的难民处境堪忧。《申报》曾载文发布1937年11月的有关情况：“近日本市天气突转寒冷，各收容所及沿街流浪难民，受寒冻死者，日渐增多，尤以南市难民区难民及灾童，因此死亡者，日有十数人，最足惊人……切望各界热心人士，慨捐衣被，火速予以救济”。［2］另有报道称：“难民区现有难民四万余人……粮食断绝，两日不获裹腹，生命频于危殆。”［3］关于难民生存的恶劣状态，不仅《申报》记者所关注，此类消息在战时报纸中比比皆是，由此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同情。

在敌寇入侵、战争来临之时，国家安危、民族存亡成了最为突出的问题。但同时，人们正常的社会生活遭遇重大冲击，民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危害，难民中挨饿受冻的儿童、孤弱无助的老人、作战负伤的伤员等，都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给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日寇大举入侵之下，严峻的战场形势、国力不足的困境，形成多种难解的社会问题，使本已窘困不堪的国民党政府，在面对战争难民和伤员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和矛盾交织——亟须解决难民问题，而又无力妥善解决，甚至是难以顾及。政府也曾为难民救助问题发出号召、作出部署，但“底气”不足，很难在救助难民问题上有实际作为。此时，报刊反映民情与民意的作用与社会发动的功能凸显出来。

报纸还登载义演广告进行难民救助宣传。1937年11月2日，《申报》登载“名票名媛演剧筹款救济难民”广告。此次演出由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分会举办，由于门票收入用于救助难民伤兵，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4］1939年5月25日，《申报》（香港版）登载中国救亡剧团举办义演广告，这场演出更轰动一时。广告显示，此为该剧团“第七四二次大规模义演”，“为香港各界赈联会筹款救济伤兵难民”，从5月25日至27日连演三晚，分别演出《台儿庄之春》等三部抗战史剧和国防名剧。广告宣传称，三场义演有“伟大的剧本”“精湛的演技”“宏丽的布景”“奇异的灯光”，吸引人们对演出的关注，有助于募捐活动的顺利进行。［5］

报纸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媒体，它关注战争时期的社会民生问题，着眼社会公益与慈善救助事业，倡行对难民与伤员的关爱与帮助，形成积极的社会影响，既在媒体传播界营造起反映民间疾苦、影响社会生活的声势，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与官方话语并行且相制衡的公共空间。同时，在中国尚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媒体影响下所形成的社会效应意义深远，一方面促进社会对中国救助事业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为战时民众生活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2.以舆论引导民众参与社会救助

舆论引导是报纸作为媒体的重要功能之一。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社会和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在民族危亡之际，特别需要全体民众的动员。报纸刊文鼓励民众参与抗战，并呼吁民众积极参与战争伤员救护与难民救助，所载文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人们认识到，参与伤员和难民救助，也是对国家做贡献，是支援抗战的有效方式。

《申报》曾刊文讲述救助活动与抗战关系：“一般人常常把救济难民，仅看作是慈善事业，与抗战并无多大关系。若干热血青年，且以为出钱救济难民，似不能表示其热心为国的精神。他们总希望自己捐出的钱，都能作政府买枪炮之用，打退侵略者出中国。这单纯的心情，我们极能理解，且表示无限钦佩。但确也太过单纯一点。抗战的第一个目的，即在求民族的生存，而所谓民族的生存，就是人民大众的生存的集合。如其在抗战期间，这些难胞的生存，不予相当的顾及，那就根本谈不上抗战……救济难民，本质上和抗战是有相同之点的。”文章还提出，“负枪前驱，为国效命，人人固须有此大决心；而站定岗位，量力而行，人人更须此大毅力。政无大小，事无巨细，均须奔赴于抗战建国这个大目标。”［6］当时报纸刊载此类文章非常多，起到民众思想动员与正面教育的效果。这一时期，上海各界人士以救助难民与伤员为宗旨，组织发起“节约救难运动”。这项活动得到上海各阶层、各行业人员的热烈响应，参与难民救助活动的人数也很多。

在抗战时期，报纸还将救助伤员难民与“救国救家救自己”的道理联系在一起，使人们认识到，参与难民救助工作是每一个国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大公报》在武汉以救助伤员一事刊文告知社会：“现在的武汉，人口的众多，商业的繁华，都是靠着前线战士的拼命苦斗。我们不要因为现地的安稳而忘记了国家与个人的危险，同时更不要忘记了在前线为我们拼命的战士……我们还不应该出些钱救助我们的战士吗？本报为负伤战士募救助费，承各界踊跃输捐，不胜感激。凡是大公报读者，都是爱国者，他必然不忍坐视负伤的战士而不救。望诸君尽力输捐，俾战士早痊，重返前线，为国杀敌！”［7］媒体将救助负伤战士与“抗敌救国”“社会良知”等民族大义问题连结在一起，以其特殊的社会角色发出呼吁，触及人们的心灵，激发民众的情感，产生出一定的社会动员作用。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长期与外来侵略者的抗争中坚强了意志，也在与西方列强侵略与压迫的斗争中积累了经验。虽然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在这一时期，国家和民众遭受的损失比中国近代以来任何一次外敌入侵所造成的损失都要惨重，［8］但是，抗日战争已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场全民族的战争，中华民族集百年“救亡图存”、奋争民族独立的经验，已逐步形成举国动员、团结抗敌、一致对外、誓夺全胜之势。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报刊媒体积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呼吁社会民众组织起来开展难民救助工作，也是中国社会的这种进步与发展的反映。

二、传媒作用的发挥与受众的认同

在上世纪30年代，刊载社会新闻的媒体仍是报纸，此期报纸还是重要的舆论工具。特别是《大公报》《申报》《新华日报》等大报要闻，不仅刊载人们所关注的战争消息，评论世界各国对战争的态度，对战争形势和发展走向进行评析，同时还及时通报战局与社会民生状况。这样的报道使民生状态以及难民的痛苦与不幸能够为社会所知晓，有助于引发民众对战争难民问题的关注，唤起对落难百姓的同情与关爱。报纸期望通过媒体的呼吁和帮助，解决集聚在城市中的社会难民问题，以使团结抗战有坚实的基础和后方，也使前线将士能够英勇地杀敌报国。许多上联国势、下接地气的报道，成为各阶层所关注的聚焦点。

就报纸与社会的关系而言，除了读者的订阅之外，社会对报刊的关注度和读者与报刊交流的参与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报纸的公众影响力。社会民众对于一种报纸的信任与认同，常体现在读者与编者交流和互动中，如向报刊提供信息、反映问题，受报刊影响参与有关社会活动，还有委托报刊表达或代办事务等。类似情况在抗战之前并非没有，但往往时无时现，而在抗战期间，这种报纸与读者的互动情况则相当集中而明显。此一现象反映出报纸主办者关注国家安全和社会民生，围绕救助难民与伤员问题，从传播信息、引导舆论、舆论监督等一系列环节上履行报纸的社会职能，体现出其媒体的“社会守望者”的角色。

随着抗战时局的变化，战事局面日益复杂，加之办报经费紧张等原因，许多报刊被迫停办或一度停办，也有的报纸发行量逐渐减少。但是，我们从《大公报》《申报》和《新华日报》等主要报纸所刊载的内容来看，其中有关救助难民伤员的消息依然较多，社会各界对报纸主张的难民救助措施认同感也较为明显。

如《申报》以《援助被难同胞的义务》为题，指出自全面抗战以来，战区同胞在日寇的蹂躏之下，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者仅上海及附近区城已不下数百万人。“我们全民族是一体的，在这次圣大的全民族抗战中间，战区同胞所受的灾难，都是换取民族生存和民族光荣的代价……救助他们不仅是慈善，还是无可避免的义务。如果只顾一身一家生活上的享乐，而漠视着战区同胞的流离失所，那就不能不受良心上严重的谴责了。”［9］

对于如何救助难民和伤员，许多报刊也纷纷提出各种建议和方案。如《大公报》（汉口版）在《难民伤兵》一文中，就妥善安顿伤残官兵一事提出三条建议：“（一）办理残废官兵调查登记，各按其残废的程度，利用其一手一足，片聪片明，分配与其所能负担的工作。（二）一切公私社团均应酌用残废官兵，使其精神得所安顿，国家得其贡献。（三）给予残废官兵荣誉证，使国民知所崇仰。”［10］《新华日报》的《怎样安置难胞》一文，就救助战争难民问题提出了三条方案：一是开放新建起来的市房大厦拨作难胞的宿舍；二是迅速发放募捐得款，保证全数用于难胞身上，并要公开收支账目，肃清贪污；三是除为难民介绍职业外，政府划拨专款和土地安置流亡难胞，使其生产自给。［11］

还有一些报纸以媒体自身优势和特点参与和关注救助工作，通过对社会捐款数量和走向的公布，或者抨击有关部门赈济管理过程中的弊端，有效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也赢得了社会和民众的信任。如1945年1月4日的《新华日报》，刊登了《饿的还是挨饿，宿的还是露宿，难民站职员倒很安闲》一文，披露了陪都重庆的某个“赈济委员会”的劣行，文章将其工作效率低下和不负责任的情况公布在社会民众面前。文章还对其提问道：这样能把事情办好吗？难胞们能得到救助吗？同时严厉地指出：“这种麻痹和无效率的情形，用官僚机构的一套，来应付救火一般的济难工作，实在是应该改革了。”［12］

民众对报纸在救助难民工作中作用的信任，还体现在人们以报社为依托，借助报纸组织救助活动，或者由报社代收捐款等。如由上海国际救济会中西会长共同署名，在《申报》刊登《上海国际救济会征募难民御寒旧棉衣被》，为他们所办各收容所中的难民募集不足之衣被。［13］1938年12月4日，《申报》登载了社会人士许孝格发动少年儿童为难民捐助的文章《向全沪小朋友劝募寒衣文》等。［14］笔者注意到，在《新华日报》的“读者园地”栏目里，仅在1943年的2月和3月间，就刊登有多篇有关难民救助的文章，如《扩大救济豫灾运动》《为灾民呐喊》《当前救济事业之重要》等。［15］

委托报社代收代转捐款是当时公众救助难民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各个报社并非仅仅履行代为转送这样的义务，而是对历次捐款的单位及个人，认真清晰地记录和公布其名单以及捐款的额度。尽管有一些捐助者（如小学生）的捐款数额非常小，有时可能仅有一两角钱，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表达的是心情和爱意，其中能体现捐助人的真挚情意，这样的事例，能够唤起全社会对难民救助的热情参与，也能使社会公众看到报纸主办者关注社会疾苦、以真情感动民众的良苦用心。《大公报》屡次刊载代收节约捐款者的名单，仅在1938年11月2日到12月29日，两个月之内，公布名单就多达46次。一些社会团体和个人委托报社代收捐款的情况还有很多，《大公报》《申报》《新华日报》等重要报纸都被社会各界所看重。可见，此时的报纸真正起到了文化中介的作用，为求助者和救助者之间架构起联通心灵的桥梁。

在抗战期间，《大公报》曾因日军对各地的侵占，社址多次迁徙，最早由天津迁至汉口，又迁至重庆等地。在汉口时期，自1938年4月19日起，在报纸头版头条经常刊登同一启事，告知读者，该报代收救护伤兵医药捐款，也接收外地助募者捐赠的款项，并写明了捐款的时间、地点及外埠捐助汇款事项等。报纸还坚持将每一笔捐款如数刊登公示，既张扬正气、鼓励捐助行为，又利于报刊的募捐管理接受社会监督，起到积极的社会宣传作用。1938年10月17日是《大公报》在汉口出版的最后一天，至此该报在汉口已刊登76次捐款报告，公布各界人士和民众通过该报为伤员捐款情况。该报当日发出最后一次在汉口的募款报告《本报代收救护伤兵医药捐款报告（七十六）》，公布76次捐款总额为“国币十四万六千七百零四元二角二分八厘”。［16］

《新华日报》被委托代收的救助捐款，既有香港归侨救济难侨的募捐，也有工厂员工们为遭受寇灾落难同胞而募集的钱款，还有单个的工友为前方士兵和战争难民积攒的捐款。一位工友在送来自己的募捐同时，还表述了想发起一个救济难民募捐运动的心愿，并通过报纸提出建议，希望政府部门和大的企业出面，组织全面的救助难民活动，认为上上下下都伸出救援之手，“可以救活无数的难民”，“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17］战时报刊积极开展难民和伤员救助工作，受到了社会公众的欢迎，也赢得了各界广泛的好评。《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12日刊登《义教实小学生募捐》一文，内容反映了《大公报》社发起的慰问伤兵活动得到了社会响应，以至连小学生都是非常热情地参与进来。该文为汉口义务教育第一实验小学全体学生写给报社编辑的信，信中写道：“前几天我们听到台儿庄大胜的消息，几乎快乐得发狂，可是静静的一想，胜利了固然是快乐，但是这次的胜利，完全是那些英勇抗战的将士们的生命和热血换得来的。我们想到了这一点，并且得到了老师的同意，就和许多同学去募捐，为受伤的将士们作医药费，现在连我们的糖果钱合共六十元零五分，送交贵报。”［18］报纸在难民救助问题上以多种形式加强与读者的交流与沟通，对推动抗战救助工作是个有效促进，对扩大报纸的社会影响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不仅起到了传递信息的功效，而且有利于拉近编者与读者的距离，真切地反映读者的心愿与情意，从而能够产生更好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抗战时期报纸媒体从事难民救助工作及取得的成效，使我们从中看到，它们在社会宣传和民众动员方面所做的努力，适应了抗战事业的需要，不仅对于救助和安抚战争落难百姓、对于服务战事和支援前线是个重要的贡献，同时这些报刊扩大了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获取了更多民众对其的认同和信任。

三、结语

观察近代百余年来中国报刊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如果说，其主要社会角色可概括为启蒙、革命与追求国家现代化的话，那么抗日战争时期，报纸在抗战救助方面的宣传活动，则是将民族解放事业与关注民生、社会发动的实际运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一幅“抗战不分前线后方，万众一心报国救亡”的壮丽画卷。新闻媒体特有的舆论导向功能和社会传播作用，要求它是一个有力的“接收—发送”传感器，能听到公众的诉求和时代的呼唤，能看到面临的任务和肩负的责任，能想到承担的使命和应有的作为，并能在此基础上向公众传播正能量，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从抗战之前报纸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曾在思想启蒙、救亡图存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因当时社会发展及报纸自身发展条件等因素制约，它所涉及的受众面是有限的，它所影响到的社会范围也相对较小。而相比之下，抗战时期报纸在民众发动中所起到的作用，则是之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仅从本文所述战时报纸与救助难民问题而言，报纸此方面消息所占篇幅之多、内容之丰富、说理之深刻，特别是其大力倡行的“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救助难民也是神圣抗战”等号召已经深入人心，并化为各个社会阶层和大众的热情行动，这是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也是近代报纸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新发展的历史见证。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15BZS092）研究成果

注释：

［1］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C］.刘增杰等.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12-13

［2］难民冻死日增急盼捐助衣被，各界慨捐给养方可无虑，普善山庄征募棺木经费［N］.申报，1937-11-27（5）

［3］难民区绝粮［N］.申报，1937-11-12（7）

［4］广告［N］.申报，1937-11-2（5）

［5］广告［N］.申报（香港版），1939-5-25（2）

［6］略论节约济难［N］.申报，1938-10-20（4）

［7］向本报读者呼吁［N］.大公报（汉口版），1938-4-6（第1张-3）

［8］荣维木.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5（8）

［9］援助被难同胞的义务［N］.申报，1937-1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