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转型是深化简政放权的重点

迟福林在2015年7月28日《瞭望》撰文指出，市场监管转型滞后已经成为简政放权改革一大掣肘。一是市场监管体制机制不统一的矛盾仍比较突出。比如有的地方把工商局、食品药品监管局、质量监督局合并为“市场监管局”，但工作机制尚未改变，仍未真正统一。二是市场监管转型同政府放权的进程不相适应。以资本市场为例，原计划今年或明年推出的注册制改革，在证券法尚未修改、监管转型滞后的背景下，改革不可避免受到影响。三是监管转型滞后于市场化改革进程。比如企业自主登记制度，总体来看，以行政监管为主的市场监管模式弊多利少。未来几年，要适应市场环境的新要求，形成法治监管为主的新模式。一是有效区分事前审批和事后监管，依法界定行政权力；二是有效的市场监管需建立科学的技术安全标准，而科学的技术标准，必须以法治为依据；三是市场监管的公开化、透明化，这就需要依法设定合理的监管程序。

加快权力清单制度的立法和监督机制创新

陈伟、杨超在《南方论刊》2015年第7期撰文，建议尽快制定出台《行政权力清单条例》，以全面规范全国范围内的权力清单制度建设。该条例可包括几方面内容：一是明确规定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组织领导、权责关系、奖惩办法和保障机制；二是明确界定权力清单编制和公开的主体及主体权限、客体的范围、权力清单的性质和效力及适用范围；三是明确界定权力清单与其建设有关的政府组织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以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关系；四是其它内容。建议创新权力清单制度的监督机制。一是编制与权力清单相对应的责任清单，并建立两份清单都在内的网络公开运行系统，接受公众和社会的监督，进而强化权利对权力的监督；二是既要对权力清单的编制、公开、运行等各个环节进行全程化、普遍化监督，也要对重点领域的权力清单进行专门化监督；三是监督机制要及时更新。

确保经济转型成功的战略布局

《新华文摘》2015年第14期刊登了印度尼西亚信息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席乌玛尔·朱沃诺关于对中国“四个全面”认识的文章。他认为，中国有能力发展出一种政府和市场机制相互协同的体系。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竞争提高效率。同时，政府的职责主要是提供法律依据和确保经济发展公平公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于中国避免重蹈其他国家经济转型失败的覆辙具有重大意义。“四个全面”将强化中国经济的特有优势，在国家的合理指导下逐步完善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依法治国以及合理配置资源等。这些优势有助于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实现由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增长。

创新城市基层治理体系

《公共行政》2015年第7期刊登了陈伟东、吴恒同的文章，对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建立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创新治理体系过程的开端，创新的重点是培育政府之外的治理主体并激发其活力。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改革，首先调整了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分权，在政府之外造就了新的治理主体。2000年以来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改革走过的是一条以政府行动为主导的不断探索创新之路，完成了基层政权架构搭建和国家权力向基层延伸的任务，实现了从“管制”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战略转变。这项改革启动了政府向社会分权的过程。城市基层治理创新面临着如何进一步调整国家和社会关系，以有效增强基层社会活力的新课题。以往改革都是围绕提高行政效能而在行政体系内部寻求解决办法。社会成长带来的压力使得创新社会工作体系以吸纳不断增长的社会参与摆上治理创新的日程，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居委会自然就充当了社会工作的载体。但是，在实际上承担了大量行政工作的居委会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工作承担者。因此，在行政体系之外构建一个平行于政府的社会工作体系，形成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平行对接的治理结构，把提高行政效能和扩大社会参与统合起来，就成为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改革的创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