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发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河南 郑州 450042）

建设服务型政党的动力机制，指的是建设服务型政党过程中各动力因素的内在本质联系，以及在其有序运行中相互联系、协调、制约，从而实现服务型政党良性循环功能所形成的综合体。从制度设计和运用层面谋求一套符合发展实际且为自身需要的动力机制，就能调动、培育和整合各种动力因素以形成有效合力，这是建设服务型政党取得成功的核心保证。换言之，动力机制是建设服务型政党的生命之所在，解决动力问题当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党的核心问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建设服务型政党方面无疑是成功的，它能够成为世界上实行多党制国家中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关键在于一贯恪守“人民为大”的服务理念，“形成了一套以民为本、联系民众、服务民众的机制，通过平时的点滴诚心来经营一座牢固的民意长城，并因此赢得了人民的认同和支持。”[1]党的十八大后，建设服务型执政党已成为我党建设的重大历史课题，为更好地适应这一“新常态”，科学分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建设服务型政党的动力机制，对我们党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一、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建设服务型政党的生命力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党章》 开宗明义阐明其立党的宗旨是“党应成为全心全意为国家和人民的福利进步服务的国家运动”[2]。根据该党创始人、开国总理李光耀的说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它是“为人民而行动的党”，该党执政的基本理念是以民为本、心系群众、关怀草根。早在建国之初的1959年，人民行动党党报的中央机关报——《行动报》 就指出，“群众是主体，他们在等待、注视和期望。”[3](P136)李光耀曾说过，人民行动党在接见选民上“至今保持不变的是接见选民的宗旨还是跟以前一样，那就是为人民服务。”[4]此外，他还经常告诫党员：我们是民众的仆人，不是主人，每一名党员都要以人民为中心，要设身处地为民众着想，尽心为民众服务；即使有人提出了无理要求，也要而且应该以礼貌的态度回应；我们的责任是让人民快乐的生活，而不是从人民的苦难中获利，如果我们不是为人民谋取福祉、过上好的生活而奋斗，只是为填满个人的腰包就是自取灭亡等等。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民行动党经历过两次分裂，由“工人党”变为“中间党”，它“不反对工人，但它现在开始认识到，人民行动党作为一个政党，必须为全国的利益尽力，不是为一个阶级尽力。”[3](P137)此外，对于践行为民服务意识的重要性，李显龙也同样对党员提出了严正警告：“记住，我们是来服务人民的。我们不是他们的主子，绝对不能以主子自居。他们依赖我们，你也许有影响他们人生的权力，但你永远都必须保持谦卑。”他要求“我们从现在起就在全国的层面开始备战，把政策搞好，把组织机构搞好，强化对外联系及沟通。”[5]这些朴素的思想和语言，凝聚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关于“政府政策应当基于国家生存、民众福利、人民富裕”的核心价值观，指引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凝聚在人民行动党每一个党员实实在在的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中，把注重民意、关注民生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致力于国内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富裕安康，从而受到民众的长期衷心拥戴。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以科学的体制机制真正地、彻底地、一点不打折扣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贯彻党的宗旨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学习国外政党先进经验的精华。

二、竞争性选举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建设服务型政党的推动力

对于新加坡的执政生态，一些学者颇有微词。比如，有不少学者将新加坡归纳为“一党独大”体制或“新加坡式民主”，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一书中甚至将其视为“威权国家而非民主国家”。但毋庸置疑的是，新加坡是一个多党制国家，实行的是一党优势下的多党并存的政党制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自从1959年以来在参加竞选的政党竞争中一直保持绝对优势地位，在连续赢得大选的情况下长期合法执政。另一方面，各政治派别都有成立政党的权利和自由，5人以上即可组织政党。目前已经注册的有工人党、人民党、国民团结党、民主党、革新党、民主联盟等24个合法政党。新加坡宪法规定，新加坡实行议会共和制，各政党必须通过竞选进入国会参与政治活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才有权组织政府，反对党也可提出其独立政纲以争取选民支持，谋求在国会的更多议席。因此，在法理上，各反对党与现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地位是平等的，只有获得大多数选民支持的政党才有机会成为执政党。在此种政治体制框架下，人民行动党不得不充分重视选民的作用，扎根基层倾听民声和吸纳民意，尽最大可能争取选票也成为势所必然。

尽管长期以来反对党的发展空间有限，甚至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受到排挤和压制，但新加坡宪法并未规定人民行动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宽容了反对党的长期合法存在。就连一直奉行“精英主义”的李光耀也理性地认为：“我希望集选区有竞选对手，如果太多年没有对手来挑战，行动党支部的党员都会松懈下来。有竞选对选区和行动党都是好事。”[6]早在1999年吴作栋在南洋理工大学发表演讲时，就从尊重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顺应民主政治发展大势出发，明确鼓励学生成立支持不同政党的政治学会。现实中，反对党的存在本身对人民行动党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压力，并且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各反对党逐渐累积了一定的民意基础，逐渐形成了一股制约力量。如在2011年国会大选中，就有7个反对党报名参与竞选，除传统政治强人李光耀领衔竞选的丹戎巴葛集选区之外，反对党在其他26个选区都参与了选举角逐，这为选民表达反对意见和宣泄不满情绪提供了机会和平台。现阶段，尽管各反对党并不奢求即刻成为改变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替代”性政党，但是迫切希望成为国会中的“平衡”性政党，以改变新加坡长期以来“一党独大”的政治现状。如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就表示，只有反对党强大，才能改变行动党；又如人民行动党警告反对党在大选中若争夺领导国家的“方向盘”将阻碍和危害国家发展时，反对党却非常具有政治智慧地巧妙回应，认为国家目前迫切需要“备用轮胎”。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都是以谋取和巩固政权为根本目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不例外。全面考察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不难看出，在多党并存、相互监督和制约的政党体制中，人民行动党不得不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深入社区，以求真实了解社情民意，争取尽早发现民困、缓解民怨、促进民生，以赢得选民支持、谋求长期执政。这恰恰是人民行动党扎根基层为民服务的内在原因和根本动力。

相对于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轮流执政模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强调只要政府是人民自由选举出来的，同时这个选举是在公开与平等的方式下进行的，当选者富于自律而能够组织一个廉能政府，那么是否实行多党制是无关紧要的事。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模式与我们党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模式具有某种相似性，从而使得该党成功的执政经验和建设服务型政党的经验较为便于我们借鉴。我国的宪法规定了我们党在国家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但是正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所说，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党要实现长期执政，一个根本的问题也是要在干部选拔制度上更好更多地实现党的十八大做要求的“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使得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更多地体现相当负责和向人民负责的统一，从而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扎扎实实地推进服务型政党建设，以实际行动获得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

三、干部带头服务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建设服务型政党的示范力

人民行动党遵循现代政治发展规律，在尊重国家基本选举制度的前提下，前瞻性地顺应民意发展大势，建立了干部带头服务民众良好机制。定期接见民众是新加坡国会议员的一项例行工作，也是人民行动党通过加强其议员的服务性、亲和性以增强自身代表力的有效方式。议员接见民众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每个议员都有自己的接见民众日，每星期一次。一般都是晚上八点开始，往往一直要到深夜。多数情况下，每次接待求助的选民大约有40～50 位。据统计，有的议员一年接待过50000多个选民。接待室一般是议员在社区租用的幼儿园、社区活动中心等公共场所，由党的社区领袖（基层骨干）为求助者登记、录入、摘要、分类和提出处理建议等。不管来多少求助者，议员当晚都要接待完。在1970年代，人民主要忧虑的失业和没有房子住，议员们则经常替民众写信申请的士牌照、小贩执照或是申请组屋，或是要求在被徙置时获得更好的补偿。到了1980、1990年代，人民主要忧虑的问题从生活问题转向提高生活素质问题，如为孩子争取学校名额，换一间新的更大的房子等。帮助居民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方式是给来访者提供正确解决问题的途径和信息，对一些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建议转交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或是要求政府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来现场办公，当场解决一些选民的投诉。不管投诉者提出的问题是否能解决，有关部门都要给投诉者答复或给一个合理的解释。李显龙曾提到过他接见民众时，一位选民投诉住家附近蚊子滋生，他还带来许许多多被打死的蚊子为证，这些蚊子贴在三张纸上。李显龙把这些蚊子转交给主管市镇理事会的议员，最后蚊子问题得以解决。

人民行动党还建立了议员定期回访选区制度，作为“议员接待日”制度的重要补充。硬性要求议员要由选区党部成员跟随定期拜访其所代表的选区，在四年任期内至少到每个选区家庭拜访一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议员定期回访选区制度又被推广到部长层面，各部部长作为国会议员不仅要定期访问所代表选区，还要不定期走访其他选区。此类访问选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每周进行一次挨家挨户的访问，一户一户地认识居民；一种则是撒网式的，利用半天时间走访选区内的几个点。要确保大选前访问每一座组屋的每个家庭至少两次。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了解普通居民的生活和需求，以争取选民的支持。回访选区制度有利于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层更好的了解民情、参与民生、反映民意、争取民心、关怀民需，并及时地根据民众的需要科学地调整相关政策。

“议员接待日”制度和议员回访选区制度已成为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的联系民众制度。正是通过这些制度，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才能获得人民委托，从而代表人民讨论、决定和管理国家事物。同时，借助这两大平台，人民行动党及时听取了选民的诉求，强化了“权为选民所赋”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巩固执政地位，赢取选民支持的本质意图。人民行动党建党十五周年特刊中写到：“部长、国会议员和政治秘书以及尽职的党的干部必须遵循这项原则：议员从人民中来，就得回到人民中去，孜孜不倦地、持续不断地为人民服务。”[4](P48)正如李光耀评价说：“当领袖的人不能自私自利或以自我为中心。人民行动党的每个干部都必须抱着利他主义，有一种为同胞做事的气概。”[7]由此可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民服务”决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我们党加强和改进干部队伍建设，既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建设服务型政党的重要保证。这就要求我们党要进一步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把服务这个“软任务”变成“硬任务”，通过制度来管服务、促服务，实现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立场，进一步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提高服务能力，改进服务作风。

四、健全服务组织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建设服务型政党的保障力

为民执政强调依靠人民，而依靠人民的具体落实，则有赖于基层组织的建设和巩固。人民行动党在每个选区都建有一个基层支部，有该选区的本党议员担任支部主席，并设支部秘书和委员，负责日常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兼职，均不领取报酬。其他工作人员则都是社区志愿者（也称义工），既有国家公务员，也有普通居民；既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风华正茂的青年。基层支部的工作除了协助议员接见选民，主要是搜集民意，为民众服务，密切与民众的联系。基层支部有时还提供财务援助，有些是提供奖学金或其他形式的协助，如捐赠食品，协助居民找工作等。在为民解困的过程中，发出去的信件数以千计，拔出去的电话数以百计，不间断地搭建桥梁，让提供援助者可以协助需要的援助者。人民行动党将这些工作当作同民众保持联系的最重要环节。

以基层支部为核心，人民行动党还建立起一系列的组织。1959年执政之初，人民行动党以原有的28个联络所和5个青年俱乐部为基础成立了人民协会，逐步把多个宗乡会馆、商会、消闲俱乐部等收编为团体会员，让他们在人民行动党设立的100多个民众联络所提供咨询和服务。这些联络所主办识字班、缝纫班、烹饪班等，还开班教人学习修理汽车和收音机、电视机等技术。目前，人民行动党的基层组织主要包括公民咨询委员会、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俱乐部管理委员会、邻里委员会、社区体育俱乐部以及社区民防协调委员会等。这些基层组织都具有直接服务民众的功能。参加选举的人民行动党候选人，都必须有在基层组织的工作经历和经验，以便直接为民众服务。如公民咨询委员会，是人民行动党在每个选区基层民众中的群众组织，说白了就是“区议会”，其中心活动就是把选区内居民的愿望、意见、要求反映给政府，并为实现这些要求与政府有关各部门一起研究商量。30多年来，公民咨询委员会共创办了28种定期期刊和15个俱乐部，分发了几百万新元福利救济金，用于帮助困难或突遭灾祸的居民渡过难关，还拨款几百万新元作为奖学金、助学金以及书籍津贴费，用于帮助家境贫困的学生。这些款物，靠的几乎全是捐助。[8]又如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实际上就是社区活动中心，主要为选区内某一地段的居民举办福利和康乐活动，一般有排球、篮球、乒乓球、拳术、音乐以及专为女性安排的裁缝、插花、手工艺等活动。还有幼儿园，这些“公办”幼儿园比私立的费用低，而且能较为方便地就近入学。再如居民委员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搬进新建组屋，过去主要按照族群聚居的状况得以改变，过去按族群聚居自然形成的民间组织随之瓦解。为了强化党和民众的联系，人民行动党成立了居民委员会。作为人民行动党的基层组织，每个居民委员会负责为六到十座组屋服务。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组织社区文体、娱乐、美化、卫生等工作，协调社区群众之间的纷争，为生活困难的老年人解决生活费用，帮助家境贫困的学生解决学费问题，收集社区群众的意见等，负责人民行动党与群众之间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工作。这些工作都贴近民众、贴近生活，使民众深切感受到人民行动党与他们心连心。

这些组织成为人民行动党和广大民众联系最密切的组织。功能齐全的基层组织是开展为民服务活动的重要保障，是人民行动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途径。人民行动党正是通过数十年如一日地开展为民服务活动，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使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赢得了民众的衷心拥戴，确保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这些成功经验，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结语

建设服务型政党不会一蹴而就，必须要有一套科学规范的动力机制。借助这一动力机制，执政党才能拥有更广阔的施政舞台和更坚实的执政基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建设服务型政党方面的做法为我们党在新时期搞好服务型执政党建设工作提供了不少有益借鉴，一是要切实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理念；二是要正确应对和克服来自于社会各方面的执政压力；三是要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在践行宗旨理念方面的带头作用；四是要建立健全为人民服务的制度保障。依靠什么力量推动服务型政党建设，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还要倾注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和解决。

[1]秦德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背后的政治哲学[J].新视野,2013(4).

[2]《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党章》，http：//www.pap.org.sb/about-pap/party-manifesto.

[3]冯清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党的历史、组织和领导[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36.

[4]吕元礼.新加坡为什么能上[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48.

[5]黄卫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困境[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1).

[6]新加坡大选选民须谨慎考虑国家前途[N],联合早报,2006-02-27.

[7]李光耀总理在人民行动党干部大会致辞全文[N].联合早报,1996-11-26.

[8]凌翔.李光耀传[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4: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