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炳秀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风险是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风险因素不断累积，风险类型不断变化，风险危害程度不断激增。风险已经成为我们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干扰、阻碍。邓小平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通过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形势进行辩证思考和分析判断,把风险概念从思想认识和领导方法的高度,提到全党面前。他警示全党,对于反映客观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的危险和灾祸的风险，应该在更加全面理解其性质的基础上，充分实现有效的风险沟通，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直面各种风险，才能战胜和抵御各种困难和风险,最后取得胜利。

一、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人们对风险应有清醒的认识

邓小平对我国进行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他知道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多变，这项事业一定充满各种风险。这些风险有来自经济、政治领域的，也有来自文化、生态和社会领域的；有可以预见的，也有不可预见的；有内源性的，也有外源性的。邓小平把对风险识别同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价值标准紧密联系起来,要充分认识和评估涉及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风险,明确标识,及早防范。他指出要确保重大政策能够正确反映公众的心态，必须通过澄清影响风险感知的因素，才能为重大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为公众接受和认可，最大程度发挥政策预期的社会效果。

（一）经济建设有风险。首先，邓小平认为对内改革存在风险。他通过总结近代不同国家发展的经验认为，贫穷就落后，落后就挨打，经济建设搞不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就会动摇，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得不到改善，政治就不稳定，发生的风险就大。因此，要搞活经济，必须进行改革。但经济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会带来很大的风险。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1](P113)“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1](P268)。特别是在谈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时，邓小平指出:“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复杂得多,难免出差错,冒风险。我们意识到了这点”[1](P138)。其次，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也存在风险。他认为：“开放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1](P139)。

（二）政治建设有风险。首先，邓小平认为政治领域有和平演变的风险。美国为了在全球扩大他们的利益，不断地输出美式价值观，把向全世界推行美国政治价值观作为其施政的战略目标。政治上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那里是根深蒂固的，这是由他们的国家本质决定的。他们利用所谓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反恐等问题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也是一以贯之的。其次，邓小平认为党内有腐败的风险。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把腐败现象看成我们党面临的一大执政风险。他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P313)邓小平始终认为，反腐败关系到人心向背，执政党腐败问题深为广大人民群众不满和痛恨，是激化社会矛盾、动摇执政根基的重要原因。为了防控政治风险，他把反腐败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要求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三）文化建设有风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一些人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造，理想信念动摇，精神萎靡不振，意志消沉。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时，认为精神污染导致的风险会很大，足以祸国殃民。邓小平曾把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的情况以及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称为“精神污染”，他曾经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1](P45)。“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9](P156)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2](P218)如果文化建设出了问题，民族精神懈怠了，意志消沉了，就会引发思想僵化、道德滑坡、创新停滞、奋斗精神泯灭的一系列风险，社会治理能力就会降低，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就不能及时作出反应，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

（四）社会建设有风险。邓小平认为进行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在前进中我们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风险。他分析和预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风险：一是改革开放可能导致两极分化的风险。他认为我们之所以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目的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如果在改革开放中出现政策失误，就会导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出现贫富分化，引起社会动荡。二是改革开放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风险。邓小平多次强调维护社会稳定对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1](P248)由于国际和国内某些因素的存在与影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会发生一些不稳定现象，妨碍我们事业的顺利发展。他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进行社会建设，关键是防控动乱的风险。

（五）生态文明建设有风险。邓小平认为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对自然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邓小平在描绘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时，始终把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统筹考虑。他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2](P163-164)他主张实行优生优育和大力发展教育，以提高人口素质。他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P120)他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人类必须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下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和对自然环境合理的开发，减少生态问题的发生。

二、既要直面风险，又要抵御和化解风险

邓小平在直面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必然存在风险的同时，提出了既要直面风险，又要抵御和化解风险的战略思想。对改革开放中存在的各种风险,邓小平以政治家、改革家的雄才大略，一方面强调风险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不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面对各种风险,我们不能前怕狼后怕虎,消极悲观，无所作为,既要敢于直面风险,又要善于抵御和化解风险。

（一）敢于直面各种风险，正确预测与积极防范风险。敢于冒风险，敢作敢为，是伟人所具备的素养。邓小平多次指出，领导干部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样的大事，不考虑周到不行，不预防风险更不行。由于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完全没有风险是不可能的,因此，冒一点风险也不怕。邓小平就是一位敢于冒风险的伟人。他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试验，试验就有风险，但这些风险并不可怕，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冒点风险，失败了也不要紧，没有通过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对于各种风险，我们除了勇敢面对，还必须正确预测，积极防范。邓小平凭借他深邃的洞察力和卓越的科学预见能力，在分析和预示具体的风险问题时,总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有关原理和方法，从偶然性中找到风险问题的必然性,并对改革开放中每一项决策可能带来的风险及问题都做出了正确的预测。这就使我们遇到风险时心中有数、有的放矢,即使出现大的问题,我们也能及时稳妥地处理。没有做出正确的预测就不能防患于未然,就会在出现问题时不知所措,处于被动。邓小平一再强调预测风险，就是要求我们必须事前考虑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以减少因为没有预先考虑和预先准备而带来的损失。

（二）要对风险进行评估，尽量保持社会稳定。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做出一系列要冒一定风险的重大决策时，既大胆“闯”，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又审慎从事,确定范围,明确思路。“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1](P117)。邓小平认为看准了再做,看准了再改，就可以减少风险。他对盲目冒风险和敢于冒风险做了正确的划分。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针对当时“左”与“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对风险判断的标准，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认为，要从根本上防范风险，最为紧要的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使人民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P63)。他始终把经济工作视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要求其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或服务于这个中心，都应从整体出发，从全局着眼，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生产力解放了，经济发展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了，就能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许多风险就能抵御和化解。

（三）要对风险进行识别和规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人，也是抵御和战胜风险的力量源泉，识别和规避风险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在，是千百万人的共同事业。识别每一项改革开放政策的风险，都要把“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作为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认为对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消极因素，对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东西，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逐步加以克服。邓小平指出:“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2](P152)。因此，我们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出台各项政策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提高识别和规避风险的能力。

（四）要及时总结防范风险经验。即正确处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在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去检验过去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并及时进行总结、反思、评估。邓小平认为对在改革开放中所犯的错误要及时总结经验，防范更大的风险。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每走一步都应该胆大心细,不断检验各项方针政策在实践中的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做到既时刻警惕潜在的风险,又对前途充满信心,不被风险所吓倒。既要注重在改革开放中稳步前进,又要吸取经验教训,把各种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而涉险过关,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预定轨道顺利进行。他要求人们要保持高度的警觉，随时纠正各种偏差，破除“越左越安全，越右越正义”的错误观念，要注意克服和防止两方面的偏向，既要防止右坐失发展的大好机遇又要防止“左”盲目冒进。要用辩证的思维、世界的眼光和极强的机遇意识，善于从目前形势和周边环境的变化中以及国际间各种矛盾的发展演化中发现机遇，善于从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风险中获得机遇。

三、邓小平风险思想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风险二字在党的领导人讲话和党的重要文献中时常出现，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3]，又如“风险责任”、“执政风险”、“腐败风险”、“意识形态风险”、“自然风险”、“金融风险”、“债务风险”、“市场风险”等等，这表明我们已经把风险意识具体化了。邓小平风险思想处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思想，是高超的领导艺术的体现，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良好心理素质在风险问题上的集中体现。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如何应对各种风险是党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邓小平风险思想，对于我们抵御和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国社会治理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我们党要巩固执政根基，要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防范风险是当务之急。虽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抵御风险的物质条件得到加强，但长期积累下来的风险日益凸显，经济发展中潜伏着不可持续的问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不够高，经济发展方式与结构不够合理，资源、环境、生态代价过大等，在平衡社会利益、统筹社会力量、规范社会行为与调节社会关系等方面将会遇到更为棘手的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随时都有可能激化和爆发。此外，“西藏新疆问题”、“宗教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暴力恐怖活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日益成为我国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跨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国内外风险叠加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我们必须加强防范风险，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军事、科技、信息、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依托，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因此，我们一定要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思想，清醒地认识改革开放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道路上可能遇到的诸多风险和困难。尽快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的社会风险管理体系，运用国际国内先进的风险预警、风险控制、风险补偿等多种措施和手段，全面、系统、综合、动态地处置新形势下我国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平稳和可持续发展。

（二）保持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提高抵御风险的物质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各种风险，最终要靠深化改革开放来抵御和化解。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为世界第二位，许多产品均处于世界第一位，但人均GDP占有量却偏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长期以来，我国GDP增长呈现典型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速度”与“低产出、低效率、低效益、低附加值”的特征。我国许多产品的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人口、资源和环境对发展的约束越来越大。我国人均耕地仅为世界的二分之一，无论地表还是地下的资源都相对贫乏，人均水资源不到世界的三分之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65岁以上的老人大约占总人口的10%，预计到2020年将超过20%，届时很可能出现未富先老的风险。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保障粮食安全难度加大，宏观债务水平持续上升，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恶化，食品药品质量堪忧等突出问题仍没有缓解等等。事实证明，坚持稳中求进，保持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个既积极又稳妥的方法，既能保持社会稳定，防控各种风险，又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增强发展后劲。从三十多年的发展看，中国执政党的政治效能是得到认可的，尽管中国的这套发展模式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因此，解决中国所有问题关键是靠发展，生产得到发展，综合国力得到增强，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我们才有抵御和战胜风险的物质保障。

（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汇集抵御风险的力量源泉。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我们党战胜困难与风险的一大法宝就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邓小平提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抵御各种风险的法宝。“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有许多大案要案都是靠人民群众网曝出来的。我们要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就要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动员人民群众自觉地、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体制、社会政治体制的建构中来。十八大以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真正实现了人民群众在权力结构中主体地位的改革。事实上，只有我们在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只有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最终汇集抵御风险的力量源泉。因此，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解决我是谁为了谁的利益等问题，才能在风险到来时，人民群众同党和衷共济，众志成城，共抗风险。

（四）发扬民主，为防范和抵御风险提供制度保障。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发扬民主是规避和抵御风险的最可靠途径。要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必须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民主发扬得越充分，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就越强，党执政的认可度就越高,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所犯的失误就越少，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小,人民群众的支持度就越高,化解各种风险的能力就越大。防范和抵御风险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发扬民主，就是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不受侵犯，不断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为防范和抵御风险提供力量源泉和智力支持。

（五）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增强法治思维，善于用法治方式化解风险。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触及到的深层次问题越来越多，各种风险和挑战也越来越多。改革的风险能否防控，越来越取决于法治体系是否健全，取决于人们法治思维是否增强。因此，要不断提高人们特别是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防范风险的能力。要把对法律的敬畏以及对法治的尊崇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做到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深刻认识法治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自觉在法治基础上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善于用法治方式化解各种风险，使各项举措做到于法有据。新常态一定要有新观念，树立法治思维就是新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要进一步强化法治思维在化解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保障作用，强化法治在维护群众利益中的权威地位，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依法治理，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增强抵御风险中坚力量。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一切事业关键在于党，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建设的好坏直接决定着我们党抵御风险的能力高低。党的正确领导是抵御风险、化解风险的强大武器。中国如果出风险，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实践证明，在我国革命和建设充满风险的关头，正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才使之化险为夷。当前我国要化解“执政”风险，必须继续坚持反腐高压态势，坚决清除腐败现象，保持党的纯洁性。惩治各个领域的腐败，打击各种犯罪，决不能手软。要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艰苦创业精神。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努力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党成为防范、战胜各种风险的核心力量和可以依赖的组织者、领导者。同时，还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四风”，坚决做到“三严三实”，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汇聚各方的力量，得到各方的支持和拥护。总之，搞好党的建设,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着人民的福祉。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只有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自身建设，才能有效防范和应对各种风险。

[1]邓小平文选: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