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 100080)

今年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中华民族抗战能取得胜利有许多重要原因，包括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进行以台儿庄血战为代表的重大战役的影响、以张自忠为代表的抗日英杰的抗战精神和国民党最终坚持抗战的立场，都不应抹杀。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存在是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过去常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个形象性的表述，是毛泽东在1941年5月最早讲的。他说:“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1］P804－805

“中流砥柱”这个成语源于宋代朱熹书中，比喻能担当重任、支撑危局的人或势力，如屹立于黄河之中的砥柱山。毛泽东使用这个成语旨在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抗战中的巨大作用，给予那些抹杀、忽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者以回击。这里，尽管没有很明确的具体定位，但这又成了不定位的历史定位。70多年来，人们广泛地使用了这个表述。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为了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有一个更清晰的概念，我认为可采用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的说法。洛川会议决定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2］P325－326尽管这是抗战伊始共产党对自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提出的要求，但纵观8年抗战历史全局，中国共产党在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历程中践行了这个诺言，成为了全民族抗战的实际核心。

怎样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实际核心呢?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一、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对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实行全民族抗战起了独一无二的指导作用

中华民族有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九一八”事变强占我东北三省后，国内政治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外敌入侵、国难当头、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顺应全国人民的愿望，倡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凝聚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实行全民族抗战起了本应当由国民党中央政府所起的但没有起的指导作用。

(一)艰难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政治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尽管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追捕、屠杀，多年内战，血海深仇，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仍以民族大义为重，多次发表宣言，冀以民族革命战争抗击日本侵略军;并且号召全国人民弘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积极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斗争中来。早在1933年1月，中共中央就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愿与国民党订立国内和平、对日抗战的协定，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民族矛盾正在成为国家主要矛盾的新变化，讨论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提出“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和红军不但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发挥“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3］P155，1571936 年 3 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全国丧亡迫在眼前。它乃我中华最大之敌人。“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4］P383这篇雄文所发出的弘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呼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同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2］P86在 1937 年“七七事变”后的次日，中国共产党迅即通电全国，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

相比之下，蒋介石国民政府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之后，却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迅速地改变政策，号召举国抗击外侮侵略，而是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认为“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必须“先清内匪再言抗日”［5］P35。为此，仍集中数十万军队继续“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企图一举消灭而后快。但是，工农红军有顽强的生命力，经过极端艰难困苦的长征转战，奇迹般地在陕北落脚生根，形成新的发展局面。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在全国上下都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才不得不改变政策，同意抗日。

这样，历史的发展就让中国共产党高高地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如果说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传统，那么，中国共产党号召迅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弘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实际载体。

(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持久战理论是全民族抗战的理论基础

尽管认为中国抗战是持久战这一研判结论的不只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家认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也有过“持久消耗战”等主张，但提出完整的持久战理论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家创造。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战争如何发展，中国抗战能否取得胜利，顿时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一个时候，“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颇有市场，既严重地影响人们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忧虑，也在部分群体中滋长了盲目乐观情绪。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提出持久战理论，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对中日双方的基本国情，包括军事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和自然资源状况，以及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等诸多要素作了精辟分析，充分地论证了这场中日战争是持久的而不是速决的，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是日本的结论。他指出:中日战争是一场生死决战。在这场决战中，中日双方存在着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他具体地分析道:日本作为帝国主义强国有很强大的战争力量，中国是个经济军事落后的弱国，这一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会在中国横行一时，而中国不能速胜，中国抗战要经历一段异常艰苦过程。因此，“速胜论”是错误的。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野蛮的、非正义的，其疯狂的战争冒险只会加剧自身内外矛盾，走向灭亡。况且它是个小国，人力物力不能支持长期战争。再则，它的侵略扩张政策还威胁和损害其他国家利益，必然会遭到国际正义力量的反对，因而它失道寡助。与此相反，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正在觉悟，中国抗战反对侵略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能够利用地大人多的有利条件来支持长期的战争，并将得到国际进步力量的广泛援助。因此，“亡国论”和“悲观论”者是站不住的。

中国抗战既然是持久战，那么持久战的具体进程怎样?《论持久战》根据上述诸因素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提出中国抗战将经历三个阶段:一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二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战略准备反攻的战略相持阶段;三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相持阶段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毛泽东分析了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说明了在相持阶段的战争状态下敌我优劣形势转换的种种因素，指出中国抗战力量的生长主要在这个阶段。这时，游击战将成为我方的主要作战形式。经过相持阶段的努力，中国的力量将由弱变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随后中国抗战就能进入反攻阶段。因此，相持阶段是中国持久抗战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段论述是持久战理论的精髓。

为了实现中国抗战是持久战这一总的战略方针，《论持久战》还提出了一套具体的作战方针。这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实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毛泽东解释道:由于敌强我弱，敌在战略上采取进攻的、速战速决的和进行外线作战的方针，我则采取防御的、持久的和进行内线作战的方针;由于敌小我大，敌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领中国一部分领土，我则有对敌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极其广大的地盘。这样，在战役中对于部分敌人，我可能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地进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具体战斗中，敌可由强者变为弱者，由优势变为劣势;我则相反，可由弱者变为强者，由劣势变为优势，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积小胜为大胜，将逐渐改变总的敌我形势。毛泽东说，这是以弱胜强必须采取的方针，是中国抗战的整个战争应当采取的战略方针。

这个持久战理论不仅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和解放区战场起了战略指导作用，而且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也有重大影响。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对持久战理论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经蒋介石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理论是全民族抗战的理论基础。

(三)促进民族觉醒、振奋民族精神，是坚持全民族抗战的群众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疯狂掠夺、残暴屠杀的过程，经过揭露和宣传，进而成为促进民族觉醒、振奋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主张就是要努力激发民族意识，促进民族觉醒，昂扬民族精神，掀起全民族的抗战热潮。还在华北危机加深之际，共产党员作家和作曲家就创作了后来成为新中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立即成为唤起民族觉醒、激励民族精神的时代强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后，全国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支援前线、参军参战的热潮蓬勃兴起。连工商界也踊跃认购救国公债，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热烈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支援祖国抗战。

在日本侵略军对国家首都南京城残酷地屠杀血洗后，号称“九省通衢”的大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团到达武汉会商国共合作具体事宜，并领导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4月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和“七七献金活动”将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推向了高潮。为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开展的大规模“献金活动”，首先不是为了募钱，而是通过宣传募捐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人们争先恐后到各个献金台献金，除纸币外，还有银元宝、金银手饰等。当时媒体形容献金的热情说:这捐献的不是钱，是中国人对敌军的仇恨，是对胜利的希望。“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武汉抗战宣传是全国抗战宣传的缩影。在其他一些大中城市，共产党地方组织也发动了各种形式的抗战宣传活动。为什么只有共产党开展而国民党不开展广泛的抗战宣传活动呢?这就是两种抗战观对立的具体表现。国民党当局害怕宣传组织起来的群众会危及它的统治地位。共产党主张全民族抗战就必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乃至武装群众。

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民族抗战立场，利用一切宣传形式唤起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同仇敌忾，对凝聚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起了巨大指导作用，为赢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奠定了深厚群众基础。正如习近平引述毛泽东的话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6］P8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开辟敌后战场进行人民战争，对打击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胜利起了举足轻重的中坚作用

过去讲抗战的一些史书对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抗战讲得不够，使人们对中国抗战历史的了解不够全面，这是个缺陷。这些年来，克服了认识上的片面性，比较充分地论述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对中国抗战胜利的巨大贡献，这是明显的进步。但是，又出现另一种倾向，忽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和解放区战场对抗战胜利的伟大贡献，一些贬损的说法不绝于耳。还原历史真相，不是克服了一种极端，又走向另一种极端。前已指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抗日战争的实际核心，具体来说，就是在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上有三大法宝，对打击日本侵略者起了巨大的中坚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来进行人民战争，是发挥中坚作用的一大法宝

国共合作后，两党的抗战立场一致了，但两党的抗战路线却是相反的。中国共产党主张全民总动员，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认为只有实行这样的路线，才能引导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人民战争的方针政策。会议通过的决定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开始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制定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为推动抗战成为全民抗战的人民战争奠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基础。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7］P511，512共产党主张的全面抗战路线非常鲜明，展示了坚持这条路线抗战必胜的充分自信。

与共产党相反，国民党由于阶级立场所使然，表现出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表现，打了像血战台儿庄那样著名的战役;另一方面，又只主张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反对武装民众，十分害怕人民抗日力量发展壮大。这样，政府始终不实行全面抗战路线，而是片面抗战路线。国民党军队虽然打了很多大仗，但有些仗打得不好，军队损失很大;而且到抗战中后期，正面战场还出现大溃败。这除了有战略部署不当和战争指挥不力等原因外，不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配合和支持，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始终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他们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将一切青壮年男女组织在自卫军中，其精干力量组织成民兵，逐渐形成地方部队。他们同主力部队一起，分别在所属战区参加作战，对国民党军队予以积极配合;或根据实际情况，抓住有利战机，独立自主地进行作战。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到抗战中后期，尽管日军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但侵略者及其培植的汉奸政权只能控制一些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附近地区，广大农村则始终掌握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正因为如此，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党领导解放区军民最后承担了开展对日全面反攻作战的任务。

(二)中国共产党将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始终实行“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广泛而又持久的游击战争，是发挥实际核心作用的另一大法宝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从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实际战斗力出发，从人民战争路线的要求出发，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认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可以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它将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发挥很大威力，“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7］P499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将一般认为只是战术层面的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层面，使之成为指导抗战的战略方针呢?毛泽东对此作了精辟分析。他说: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那样强大，是一个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却遭到“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因日军强大，其在中国占地甚广，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但是，日军兵力不足，在其占领区留下很多空虚地方，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同时，由于中国有领导的坚强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存在，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一全套的东西、根据地的问题和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都发生了。这样，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就超出了战术范围，而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认识。随着战事的发展，毛泽东对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方针作了科学概括:“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7］P496，500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游击战争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毛泽东说:“不要看轻这‘游击战争’四个字，这是我们十八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是“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7］P609在华北地区正面战场的作战基本结束后，八路军实行大幅度分兵，向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发展游击战争。随着游击战争的普遍展开和党领导的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游击战争就在战略上造成对日、伪重点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从抗战全局看，它构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呼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策应的、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战场。这个敌后战场，不仅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直接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而且钳制大量日军，迫使日军将原先用于进攻的兵力转用于防守占领区，从而对停止日军的战略进攻起了重要作用。敌后游击战争在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形态。

当然，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也进行过像百团大战那样大规模的战役，并取得了辉煌战果。但是，就整个抗日战争来讲，中共中央强调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主要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以分散游击方式，在广大地区内进行无数次小的战斗，即打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组织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等多种形式进行战斗。这样的战斗天天进行，处处发生，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到1943年，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至抗战结束，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对日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毛泽东说: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8］P32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开辟敌后根据地作为坚持人民战争的基地，是发挥实际核心作用的第三大法宝

早在洛川会议上，对我军参加抗战规定的五条基本任务的第一条就是创造根据地。在山西抗战期间和其后，八路军各师主力分别在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和晋西南地区实行战略展开，在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发展游击战争同时，开辟敌后根据地。因为在敌后作战脱离了自己的后方，要开展并坚持持久广泛的游击战争，就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作为保存、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到1938年底，八路军各部先后在日伪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开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西北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华中的新四军在组建后即进入长江南北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皖南、苏南等地为建立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这些根据地的发展，成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依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以军事“扫荡”为主的毁灭性打击政策，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承受着空前巨大的军事压力，出现严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强调在新的残酷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根据地广大军民，正确处理各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战胜困难。对外，通过精兵强军，坚决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积极开展对日、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对内，加强政权建设和增进党政军民团结，深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从1943年起，各抗日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先后扭转。1944年，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部分沦陷区还变成了根据地。在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遭遇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溃败后，党领导的敌后军民抗战的战略作用更加凸显。各抗日根据地不仅得到完全恢复和巩固，而且还开辟了一些新的解放区。到1945年春，包括原有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内，全国已有18个解放区，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近100万，还有民兵220万。这些力量的积蓄，为对日全面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也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突发事件，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地抓住上述三大法宝不放，因而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实际核心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根据两国三方关系不断变化的特殊格局，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对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起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导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不是孤零零地中日两国双方的战争，而牵涉到多国关系和多方利益。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方战略的调整都深刻地影响着国内两党关系，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抗战形势发展。随着抗战深入展开，中国的抗战形势越来越错综复杂。如果说日本政府是企图吞并中国的疯狂侵略者，那么国民党顽固派则可称为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局势的麻烦制造者。处理不好这内外多方关系，中国抗战随时都有中途妥协乃至失败和重新爆发内战的危险。谁能处理好这诸多关系?只有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特别是两国三方关系的特殊格局，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才使国共两党坚持合作抗战到底，从而对夺取中国抗战胜利起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导作用。

(一)深刻分析不断变化的中国抗战形势，正确处理两国三方关系，对引导中国抗战胜利起了领航性主导作用

蒋介石不具有宏大的政治战略眼光，既不能把握变化莫测的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向，也拿不出如何领导抗战走向胜利的务实主张。国民党中央政府作为国家主要领导力量，对中国抗战胜利没有起到应有的主导作用，而且还不断制造事端，妨碍抗战的顺利发展。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优势和高瞻远瞩的大局意识。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正确处理两国三方关系不断变化的特殊格局，使中国抗战不断克服困难乃至危机，最后走向胜利。

先看国内关系。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虽然进行了一些有影响的会战，但抵挡不住日军的强大进攻。在一年零三个月内，正面战场丢失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与此相反，八路军、新四军等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既有效地打击和牵制了日军进攻，且自身得到很大发展。两条抗战路线，两种抗战结果，必然影响两党关系。政府当局对于丢失大片国土不恐慌和惧怕，对于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和巨大发展却忧心如焚，从1939年初始转向“溶共”、“防共”、“限共”、“反共”。这样，两党关系不断出现紧张局面，乃至在全民族抗战处于困难之时，在局部地区燃起了内战硝烟，统一战线濒于破裂。直至抗战结束，两党关系时好时坏。

再看国际关系对中国抗战形势的影响。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政府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这对中国抗战有极大破坏力。汪精卫在1938年12月叛国投敌后，日本方面继续对蒋介石集团开展诱降活动。英、法、美等国在德国没有西进吞并一些西欧国家以前，对日本侵华采取“绥靖主义”政策。1940年夏，日本暴露入侵英美殖民地的野心后，英美政府才放弃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换取日本妥协的“绥靖主义”，转而积极拉拢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以遏制日本南进。到1940年10月，国际上诸多力量对蒋介石或拉、或诱、或援的结果，使他顿时感到身价陡增，开始飘飘然了。毛泽东描述蒋介石那时的心态说:“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如果日美战争能早日爆发，并有胜利把握，他是愿意做戴高乐的。一个月来，他已利用德意日的声势，不久他还会利用日本向他的让步，向英美再敲一笔竹杠，并要英美自己用卡车送进来，目前是蒋介石最得意的时候”，“他是在干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勾当”。［9］

这样，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两党过去的关系主要是阶级斗争关系，我们党对此积累了不少经验。抗战初期，尽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错，但由于国民党还积极抗日，两党关系总的说来和平相安。但在国民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方针，且在发动反共的武装冲突情势下，如何处理两党关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共产党就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困难不在于要不要开展两方面的斗争，而在于如何审时度势，使抵御内阋之争不影响抗击外侮之敌。

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已经成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导演过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的大党。它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深刻认识，对于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也有深刻洞察。毛泽东说:“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3］P157－158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抗战形势的逆转和两党关系的恶化，以及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已作了充分思想准备，并酝酿了相应的对付措施，因而在两次打退反共高潮时，一方面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又密切关注抗日战争的发展走势，不仅使两国三方关系的特殊格局没有因两党关系恶化失去掌控，而且迫使国民党政府回到继续抗日的正确方向，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积累了政治和军事力量。

(二)深刻分析不断变化的国内阶级关系，对增强最大的抗战力量起到了凝聚性主导作用

这首先反映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变化上。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首次从各阶级对待抗日的态度上，特别是对大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对待抗日的态度作了深入分析。他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对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尽管在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但“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7］P748。半年后，他还指出:大资产阶级在抗战问题上分为三派:(1)右派，投降派;(2)中派，即顽固派，包括蒋介石，阎锡山，他们又要反共又要抗战，又抗战又准备投降;(3)顽固派中的左派，是可变派。我们对投降派要打倒，完全孤立他们。对中派要团结，同时斗争。对左派要团结，要帮助。1941年6月下旬，他继续阐述对待大资产阶级的政策，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在抗日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打一拉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10］P356这是根据抗日形势变化所采取的正确方针。对大资产阶级认识上的这个重大变化，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发展。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对“中间势力”作了深刻分析，不断扩大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所谓“中间势力”，不仅指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还包括对待抗战的态度。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把争取中间势力提高到关系抗战形势发展的关键意义上来认识，强调党的任务就是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这一步骤如果不做到，转变时局是不可能的”。在打退两次反共高潮过程中，中共中央明确地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要求逐渐地扩大属于中间势力的对象范围，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毛泽东将中间势力扩大为包括:地方实力派，即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各小党派;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党员、团员的大部分;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和黄埔生等。他指出: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做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极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11］在1939年后，中国共产党不断扩大中间势力对象，实行争取和团结政策，并极力从顽固势力中分化出一部分作为中间势力来对待。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也无论对打退两次反共高潮还是共同抗日的斗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政策，中间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不仅对于调整国共两党关系，而且对于推动全民族共同抗日，逐渐形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三)深刻分析国民党政府不断变化的对日立场和对共产党的态度，提出“三个坚持、三个反对”等一整套政策和策略，对推动国民党抗战到底起了督促性主导作用

中共中央总结我们党10多年来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教训，深化了我党与国民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原则，以推动蒋介石国民党共同抗日。择其最主要者有:

1.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方针。自1939年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与我党的磨擦和冲突事件越来越频繁。中共中央指出: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但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同时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党的任务是既要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又要竭尽一切可能维护团结抗战局面。是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全国抗战两周年发表的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切实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方针。这样，“三个坚持、三个反对”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基本方针，也是号召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政治口号。

2.揭示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多层次多侧面关系，强调以斗争求团结。1940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高干会上就团结与斗争关系的不同情况作了具体分析:1.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2.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3.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4.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抗日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5.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6.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斗争，因为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7.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摩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韩德勤向苏北根据地的进攻。这种多层面的分析，对应对第二次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是年底，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既有现在与将来之分，也有反共的高潮与低潮之分。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处理关系。总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这些原则，既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又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提出了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上述又联合又斗争关系，既是一个政治原则，也是一门政治艺术。中共中央一直在思索怎么具体把握好这个问题。1939年5月，毛泽东阐释此前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原则说:巩固边区有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对于人家的捣乱给以无情打击，决不让步。两条原则的第一条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同他讲亲爱、讲团结;要是对我们不客气，就来第二条“人要犯我，我必犯人”。这叫摩擦，人家摩擦来，我们摩擦去。抓紧这条原则，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寇。6月10日，毛泽东又提出了“摩而不裂”的“有节”思想。12月，他将上述思想概括为“有理、有利、有节”原则。随后，又指出:“有理”是自卫原则，体现了斗争的防御性;“有利”是胜利原则，体现了斗争的局部性;“有节”是休战原则，体现了斗争的暂时性。坚持这三个原则，就能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报告中，他还说:“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则要同它斗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举进攻共产党，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一个目标上去。”［12］P138中国共产党的“三有”原则，为坚持两党合作抗日确立了准绳。正因为如此，两党才最后共同夺取了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转折。70年过去了，历经各种磨难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征途上，将铭记历史的经验教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始终坚持它的先进性，带领中国人民把国家建设好，去夺取更加伟大的胜利，实现复兴强盛的美丽梦想。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蒋介石.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1933年4月6日)［A］.秦存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C］.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

［6］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9］1940年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电［R］.

［10］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1940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的批语［R］.

［12］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