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北京 100080)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1931年至1934年曾在赣南工作、战斗4年，先后担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团委书记，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临时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等职，在赣南的大地上留下了他艰苦奋斗的足迹，也留下了他重视开展群众工作的事迹。以往人们对邓小平在赣南瑞金一段工作探讨较多，而对他率领红七军在崇义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涉及甚少。崇义工作期间是邓小平在赣南很重要的一段经历。探讨这期间邓小平开展群众工作的特点，对我们今天做好群众工作仍有许多启示。

一、邓小平及红七军到赣南前所做的群众工作

邓小平在赣南的群众工作，是从1931年初率领红七军到江西开始的。此前，邓小平曾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接触和了解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情况。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提出了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邓小平当时在留守中央工作。中共六大结束后，李立三等回国，于8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别会议传达六大情况时，邓小平在会上担任记录工作。期间，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各地工作。因此，邓小平对1928年中共六大提出的争取群众的总任务十分了解和熟悉，而且积极拥护和贯彻落实。

到赣南前，邓小平从事的群众工作，主要是在广西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这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根据地，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邓小平于1929年9月上旬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广西，到俞作柏处开展统战工作，领导广西党组织的全面工作。邓小平和广西的雷经天、陈豪人、俞作豫等研究决定发动群众，抓紧恢复和发展党组织，为武装斗争做准备等等。他主持召开部队党的领导成员开会，会上作出的决定之一，就是公开在百色的部队和群众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邓小平和张云逸、陈豪人等多次到百色中学演讲，向师生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号召学生参加革命。

192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在广西西部的百色举行声势浩大的百色起义，宣布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接着，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由雷经天任主席的右江苏维埃政府。12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红七军前委发出指示信，提出红七军前委总的策略“必须更加坚决地扩大和发展当地的红军及农民的武装组织，普遍地广大地动员右江的群众斗争，建立和发展苏维埃区域，并深入土地革命是目前的中心任务”。因此，红七军负有动员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务。而关于红七军发展的方向，广东省委认为，“毫无疑义是应向前湘粤边界，只有这样才能与广东的群众革命运动和朱毛的游击战争相联系，这对于推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有极重要的意义。”［1］P58

龙州起义前夕，邓小平连续两天主持召开有20多名党员干部参加的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作出派干部深入左江各县建立党组织，发展新党员，做宣传发动等决定。1930年2月1日，按照邓小平、张云逸的部署，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举行龙州起义，在万人大会上宣布成立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俞作豫任军长，李明瑞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邓小平随后不久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不久，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红八军失败，左江根据地丧失。红八军余部经过艰苦斗争，于11月初在黔桂边与红七军取得联系，会合后编入红七军。

这时，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经过艰苦作战和当地党组织、人民群众的支持，已于1930年春初步形成了包括兴国、于都、宁都、瑞金、赣县、安远、寻乌、信丰、南康等县的赣南根据地和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等县的闽西根据地。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对包括左右江地区在内的各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的作用。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红七军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组织农民，掀起了土地革命的浩大声势。右江革命根据地发展到了13个县，100万人口，成为全国瞩目的红色根据地。这年10月，红七军接到“立三路线”统治下的中央指示:离开右江地区去攻打柳州、桂林，在小北江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广东军阀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中央这个“左”倾冒险主义的决定，不仅丧失了正在发展中的右江革命根据地，而且使红七军遭受严重损失。红七军指战员按中央要求，一路攻打敌人，向柳州、桂林挺进。1931年1月2日，红七军在全州召开前委会议，取消了“攻打柳州、桂林”的冒险，决定立足北江，然后靠拢江西。2月2日，红七军在湘粤交界的广东乳源县梅花一带和敌军激战，歼敌1000余人，红七军伤亡四五百人，干部伤亡过半，部队被迫退入山中。红七军前委决定放弃建立粤北根据地计划，速出乐昌，退出北江地区，到江西寻找苏区。在渡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堵截，分为两段。邓小平和红七军指战员们一起翻山越岭，艰难行军，向中央苏区进发。

二、邓小平率红七军进入崇义后开展的群众工作

1931年2月11日，邓小平和李明瑞率红七军第五十五团辗转进入江西崇义县境，在文英镇遭遇土匪武装，与其激战后击溃土匪。此时，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第五十八团也沿湘粤边界迂回，向江西前进。2月14日，邓小平和李明瑞率部进占了崇义县城，红七军在崇义的群众工作也随之展开。第二天，邓小平和崇义县委书记兼红色警卫营政治指导员周泰侃和上(犹)崇(义)南(康)游击大队长古达培谈话，了解当地情况。接着，邓小平又于2月17日和中共赣南行动委员会(后改为赣南特委)书记陈致中会面。在初步了解江西崇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邓小平主持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决定在崇义创造巩固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加紧党的工作，整顿和扩大红军。

2月下旬，邓小平领导红七军加紧党的工作，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区、乡苏维埃政府，领导成立赤卫队、雇农工会、贫民农团等组织，开展土地革命。为做好群众工作，邓小平领导红七军政治部首先从培训干部开始。在崇义长潭圩，红七军专为崇义和上犹两县的地方党组织举办了“地方党团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23人，大部分是党团员，也有一些进步青年。邓小平亲自讲课，主要是讲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共产主义ABC等。红七军派了好几位干部到训练班讲课。许卓担任训练班主任，主持训练班工作。在两周的培训期间，这些地方干部和党团员不仅通过政治课学习掌握革命道理和党的方针政策，还按部队的要求进行了军事训练。以后，驻赣州的国民党军马昆旅向崇义苏区发起进攻，企图围攻红七军时，训练班的学员迫切要求参加红七军。但红七军政治部要学员们回到地方开展活动，进行土地革命。同时，红七军还留下林材等一批干部帮助地方工作。以后，上犹、崇义苏区地方部队中的骨干力量都是红七军留下的干部，他们对崇义土地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2］

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还派人做群众工作，派干部加强地方武装。红七军到崇义时，崇义有一支小游击队。这支游击队是由长潭、茶滩暴动失败后剩下的4支枪和12个人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布置将崇义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独立营，由县委书记周泰侃任营长兼政治委员，古达培为副营长。红七军拨给崇义县苏维埃政府和独立营80支枪。这对赣南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对红军的发展也很有帮助。红军独立营在崇义和上犹边境开展游击活动，打了不少胜仗，参加这支地方武装的青年越来越多，以后又改编为崇义红军独立团，建立了游击根据地。这和红七军在崇义所做的群众工作是分不开的。在红七军离开崇义后不久，1931年5月13日，赣粤边界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中共赣南特委书记陈致中担任主席。崇义县游击大队也于1931年6月组建起来。

邓小平领导红七军在崇义深入基层，发动和动员群众起来进行土地革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红军分散游击，以一连一营为单位，一方面对付敌人，一方面做群众工作，既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有效地动员和组织了人民群众，扩大了革命影响。邓小平对红七军在崇义的群众工作有这样的评价:“动员全军以一连一营为单位分散游击，经常给以工作方式的指导，结果经过二十余日的工夫做了相当成绩，创造了三个区苏维埃，几个乡苏维埃，找出贫苦农民到苏维埃工作，组织赤卫队、雇农工会、贫民农团等组织，群众情绪还好。”［3］P19

邓小平率领红七军进崇义县城时，许多居民听信谣言离开家躲到了山上。邓小平带了警卫员来到城北萝卜巷，敲了几家的门都没人答应。邓小平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说:我们应赶快把群众找回来，宣传红军政策。快过年了，要让群众过个安全的春节。当他们来到一间茅草房外时，听见婴儿的啼哭和女人的哭声。邓小平和警卫员推开虚掩着的门，只见一位中年妇女抱着襁褓中的婴儿。邓小平摸摸孩子额头正发高烧，马上让卫生员来给孩子治病。卫生员因为药品珍贵而犹豫，邓小平说:“快给小孩用药吧，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不就是为了劳苦大众，不为群众着想，还算什么共产党人?!”听了邓小平的话，卫生员迅速给小孩打针、吃药。孩子止住了啼哭，情况好转了。孩子母亲感动得跪到地上说:“大恩人，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呀!”邓小平忙将大嫂扶起说:“大嫂，别这样，我们是红军，红军是专为穷苦百姓的。”并告诉大嫂，要按时给小孩服药。躲在山上的群众了解到红军有严明纪律，陆续回到城里。邓小平在临时搭起的会场上对群众发表讲话说:老乡们，让你们受惊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从千里外的广西而来。我们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肃清贪官污吏，解除民众痛苦，让贫苦大众翻身作主人!邓小平的讲话得到群众热烈的掌声。会后有不少青年报名要求参加红军。［4］P42

在崇义期间，邓小平还同中共赣南特委书记陈致中商议发展赣南革命斗争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崇义群众基础极薄弱，红七军力量亦不雄厚，一旦敌人袭来，很难站住脚。信丰苏区即因红三十五军离开后无武装保护而遭受了损失，如红七军去信丰，可以巩固当地红色政权，更易实现扰敌后方的任务，作用更大。于是，研究决定红七军第二天出发前往信丰。在此之前，红七军前委决定改称红七军团委(又称小前委)，由邓小平任团委书记。在邓小平回上海向中央汇报红七军工作期间，由团委成员许卓任代理团委书记。

邓小平和代理团委书记许卓在长潭慰问红军医院伤病员后，准备返回崇义县城时，在途中听到消息，敌人正进攻县城，部队已在转移。于是，邓小平和许卓商量，许卓回部队，邓小平按原计划离开崇义回上海汇报红七军工作。于是两人分手。同天，李明瑞率部队撤出崇义县城，后经过埠、金坑和上犹县营前向遂川转移。不久到达永新，和湘赣边区红军独立师第三团会师。4月初，在江西永新县天河与张云逸率领的第五十八团会合，参加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

三、邓小平向中央汇报时总结了崇义群众工作的经验

回到上海的邓小平，于4月29日撰写了给中共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其中对红七军、红八军的建立和战斗经过，左右江地区地方党的状况及土地革命的工作，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经验教训作了详实的报告，还专门分析和总结了这一阶段忽视群众工作的教训。邓小平指出:因为处处以军事为中心，而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所以一路处在被动地位，到处站不住脚，一直跑到赣南。邓小平认为，红七军留在右江作用太小，且给养等等都发生困难。所以到江西是对的，不过应一路执行正确的发动群众的路线，而不是一路跑到江西。

邓小平在崇义时间并不长，只从1931年2月11日至3月10日，但对崇义党的群众工作却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专门涉及到群众基础问题，建议着力纠正不注意群众基础的错误观念。他指出，因为“没有丝毫注意去创造群众的基础”，所以就没有真正的暴动。他发现，大余一带有钨矿工人数千人，共产党“仅有相当影响，赤色工会未组织起来，附近农民未发动起来”。所以，当中共赣南行动委员会决定来一个暴动时，结果是没有暴动起来。

邓小平认为，群众基础的创造和党的工作密切相关。他认为，在崇义，有一些党员但没有得到很好的组织，“支部很少开会，没有经常工作”，结果“天天在那里叫暴动，或者是同志拿暴动两字来要求党给暴动费，或者是几个同志做一点土匪式的抢劫就算暴动”。同时，崇义的党组织处于非常松散的状态，已经达到“当地党的同志没有统计”的地步，即全县有多少共产党员也不是特别清楚;而且，党员成分也不好，党员“成分多流氓分子”;地方干部更是缺乏。因此，邓小平在崇义特别注意“创造党的组织”，同时纠正不注意创造群众基础的错误观念，要党组织“很艰苦地去创造群众基础”。［3］P18

面对崇义缺乏党的地方组织和群众基础的情况，邓小平充分发挥红七军的党组织作用，也就是报告中所说:“我们到后完全由军中党来做，同时办训练班”，以训练干部。但因为党员的“成分不很好，收效亦不大”。实际上，训练效果如何并不完全取决于党员成分。既使是好的党员成分，也需要教育。同时，教育不是短期内就可以一次完成。红七军在崇义县仅驻扎了一个月时间，不可能在党员教育方面立竿见影。据邓小平的观察，崇义的群众基础虽说成立有两个乡苏维埃，“但是挂名的”，且是新成立的。［3］P19

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红七军到崇义后毫不懈怠，立即“动员全军经常对地方给工作方式的指导，结果经过二十余日的工夫做了相当成绩”。邓小平高兴地看到，在红七军到崇义后，“创造了三个区苏维埃，几个乡苏维埃，找出贫苦农民到苏维埃工作，组织赤卫队、雇农工会、贫民农团等组织，群众情绪还好”。通过红七军在崇义20多日的群众工作，“向无党及群众的基础”，干部缺乏的崇义，不仅创造了几个区乡苏维埃政权，而且“开始提出分配土地的问题”。［3］P18假使没有敌人重兵来犯，这一前途在当时用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有可能的。

邓小平十分重视党的建设问题。党组织的状况，会直接影响到群众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当时地方党组织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流氓意识的影响”。红七军注意发动尖锐的斗争，力图消灭流氓意识。经过工作之后，崇义的党组织、苏维埃略有发展和改造，开展群众工作就更有力度。可惜为时不久，方进到分配土地时(赣南当时口号是彻底平分土地)，敌人来了，故红七军“在崇义工作只能说有点影响，说不上创造了什么基础”。［3］P19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在群众中产生一些影响，已属不易。

1931年7月，红七军转战桂、湘、粤、赣四省，历时10个月，粉碎敌人围追堵截，战胜了各种困难，和中央红军会合。在这千里转战的过程中，包括在赣南崇义地区，红七军沿途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恢复和建立党组织，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邓小平也通过对此阶段中在各地开展的群众工作的深刻思考，进行了很好的概括和总结。

四、邓小平率红七军在崇义开展群众工作的特点和启示

邓小平率红七军在崇义开展群众工作虽然时间不长，却体现出鲜明的特点，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启示。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充分发挥部队做群众工作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红七军所到之处，都把群众工作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一项工作，没有群众做基础，党和红军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是充分发挥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的作用。邓小平在从广西到江西的途中，非常注重查找“党的组织及群众组织”，并作为开展工作的依靠。但很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太有限了，“连州有几个湘南失败逃亡的同志组织了一个支部，但无工作”，“很多湘南逃亡的同志未组织起来”。湘南驻粤工作委员会“该处亦无群众组织”。所以，红七军到崇义后能够找到“一点党和群众的组织”［3］P14，18，已经非常高兴了。红七军“到崇义后敌已退，知离城二十五里有红军三十五军的独立营，有苏维埃政府，经三日才联络到，并会见赣南行委之一路行委(管大、南、上、崇四县工作)，当即决定在该处工作”。邓小平提出红七军到信丰，也是因为红七军“必须在信丰这样的地方与群众会合起来才能实现其任务”。

三是必须掌握群众工作的目标和任务。当时红七军在崇义的群众工作，是和“以崇义为中心创造巩固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同时加紧创造党的工作及整顿发展红军。发展方向是粤赣大道，实现扰敌后方的任务”［3］P13紧密相连的，群众工作的内容也和目标、任务不可分离。

四是注意群众工作的长期性。邓小平看到:“一路群众，穷苦的对红军感觉是好，不满豪绅、民团、县政府、国民党，亦能对我们宣传表示接受”，但“发动斗争不是几天的事，群众还是害怕”。［3］P18这也说明邓小平关心、注意群众的反映和难处。通过红七军在崇义的努力，“只能说群众是开始起来，但如达到巩固的赤色政权，还要一个时期的艰苦工作”。［3］P13

五是通过群众工作，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包括红七军在全国的政治影响。1931年2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谈到红七军的工作。［5］P83邓小平在谈到龙州起义的筹备时分析说:“左江的发动是刻不容缓，如左江能发动，这对全国的政治影响更大。这种斗争发展的方面，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向湘、粤边发展，以造成与朱、毛、彭、黄会合的前途”。［1］P64红七军由桂湘粤边到赣南，一路上与群众接触，极大地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六是做好群众工作必须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红七军能够在赣南崇义卓有成效地开展群众工作，主要是党的组织的完备和有力，党员能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历次作战死伤的大半是党员同志。党的组织形成一个系统。总指导机关是前敌委员会，下有师团营委，连有支部，每级均有士兵同志参加。虽然“极弱”，但对联系群众极有帮助。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2］黄志勇.红七军在崇义［A］.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央苏区风云录［C］.内部资料，1991.

［3］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

［4］危仁晸.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