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冀平

怀念乔石同志

文/陈冀平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记，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6月14日在北京逝世。《中国法治文化》特刊载陈冀平同志的怀念文章，以志纪念。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乔石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些日子，我时时回想起在他身边工作时的情景，他那严肃而又透出温和的面容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实在而又饱含深思的话语常常萦绕在我的耳边；有关他的许多往事不断地涌上我的心头，那么亲切，那么熟悉，让我对他深深地怀念。

1985年9月，乔石同志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其后不久，经中组部向中央推荐，我调到乔石同志身边工作，担任他的秘书，一直到1993年3月，乔石同志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才离开。在他身边工作的这些年，我不仅受到了理论上、思想上、作风上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以领导同志为榜样，学习如何对待事业、学习如何做一个好干部。时至今日，乔石同志坚持改革开放的立场、勤政务实的精神、严于律己的作风仍然令人记忆犹新，备受激励。

乔石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践行者

乔石同志是坚定的改革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错误思潮。1987年，党的十三大把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来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确定为党的基本路线，后来又写入了宪法。乔石同志始终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定的坚持者、捍卫者和实践者。我至今仍然记得一个细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上首次提出的；后来，中央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科学命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只是改了一个字，但乔石同志认为改得好，他说，归根到底在于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走自己的道路。

乔石同志旗帜鲜明地响应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了改变中国改革进程的南方谈话。同年1月16日，乔石同志也在广东视察，并准备于1月20日至24日在珠海主持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对于这次会议该如何开、自己在会上应该谈些什么，乔石同志一直在思考。他让我找出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讲话，仔细研究。他告诉我说：“这次的会议，还是要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开放的思想，不要简单地就政法工作谈政法工作，要把政法工作放在改革开放里头去谈。”会议期间，他听到了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兴奋地跟我说：“我这个会好开了!”在会上，他的讲话充分反映了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并按谈话精神部署了年度政法、综治工作，强调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牢固树立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思想，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更大的成绩。

乔石同志对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解得非常深。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当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乔石同志，在历次党校讲话里都强调要认真学习、深入钻研、贯彻落实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主张和重要谈话精神。1992年3月2日，中央党校举行春季开学典礼。在准备这次讲话时，他告诉我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髓在于实事求是，党校的校训是实事求是，这次讲话，我不讲别的，就讲实事求是”。典礼上，乔石同志在这篇题为《学习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促进我国建设和改革步伐不断向前迈进》的讲话中强调，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按照小平同志谈话的精神，真心实意、踏踏实实地去干。6月3日，他在参加中央党校第12期省部班研讨时发表即兴讲话，进一步强调，学习贯彻小平同志南方谈话，首先要解放思想，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他指出，联系过去几年的实际，对“主要是防止‘左’”，思想上要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右应当反对，但“左”对我们确实危害很大。不彻底解决“左”的问题，就难以真正做到解放思想。他说：“过去几年为什么总是翻来覆去，总有摆不平的时候呢？根子在哪儿呢？当然有右的东西，右的东西比较明显，比较好处理一点，因为右的东西普遍被认为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而‘左’的东西往往带着革命的色彩，容易被认为是要革命的。所以，这个问题在全党，特别是在高级干部思想中要有个数。”他敏锐地指出，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议经济学界再仔细地研究一下，干脆就叫市场经济。他同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有紧迫感；再不改，就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他还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问题，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问题，理论学习和党校的教学改革问题作了阐述。后来，小平同志在评价乔石同志党校讲话时说：“很久没看到这么好的讲话了。”

乔石同志先后从事的工作比较多，在所有工作里他都强调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从实际出发，不断地去探索、去落实。他长期从事政法工作，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倡导者、推动者和组织者。我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老兵，是乔石同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思想、理论的见证者、践行者和受益者。乔石同志认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方针，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根本途径和必由之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他系统地提出和论证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原则、主体、对象、力量、手段、措施等方面的观点，形成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比较全面的思想和理论。他兼任中央综治委主任时提出，社会治安工作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强调预防为主；要坚持专门机关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进行有效地综合治理；要注重运用法律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方面的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实现依法治理。从中央确立和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本方针的20多年以来，社会治安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乔石同志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高瞻远瞩的思考和很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对当前做好政法工作和综治工作仍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乔石同志十分重视开展调查研究

乔石同志特别务实，工作作风十分严谨。各地方、各部门报来的文件、材料，他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凡看过的文件都圈一下，表示看过了，应看、应处理的文件几乎都不过夜；如果遇到有些不清楚的地方，他就让我们去了解、核实一下。一切从实际出发，依靠调查研究作决策是他始终坚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经常强调，作决策首先要把情况了解清楚。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深入到基层、社区、企业，直接与基层干部、群众交谈，听他们的意见。他告诉我们说，直接与基层和群众接触，面对面地了解情况和商讨问题，努力把真实情况掌握得更多一些，这对我们在认识上和感受上所起的作用跟间接看材料是不同的。

1985年10月21日至11月9日，乔石同志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伊始，就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在广东省、上海市调研工作。针对广东产生的社会治安问题，他指出，要注意港澳黑社会对内地的影响，对于潜入进来进行犯罪活动的黑社会组织，要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发现一个，就立即打掉一个，绝不能让他们在内地有立足之地；在上海，他指出，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和加强综合治理的办法，更好地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服务，这对我们做好对外开放新形势下的政法工作非常具有指导意义。他在给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调研报告中提出，“在全面改革和进一步开放、搞活的条件下，只要全党重视抓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搞好整党，加强城市管理和农村党、政基层组织建设，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社会治安是可以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的。”

乔石同志思维缜密，想事情既深又远。他每次开会发言时间都不长，但都很实在，立意也很高。我记得，为大力推进海南经济特区建设，乔石同志几次前往海南考察。第一次是1985年11月，第二次是1991年10月，我都是亲历者。第二次来海南，他发现海南建省以后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执行中央部署，发展比较快，海口、三亚市等有了明显的变化，非常高兴。他指出，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完全正确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我们要冷静观察国际形势，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如果我们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干下去，干它几十年，到21世纪中叶，10多亿人口的中国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会充分显示出来，事实就将证明马克思主义确实没有过时，而且在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希望海南的同志能够踏踏实实地工作，把海南经济特区的建设往前推进一大步。他说：“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实践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才有发言权。”“海南的改革开放，建设经济特区，当然要靠海南人民在中央总的路线方针指导下，根据海南的实际进行实践。”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乔石同志到西藏调研。1988年3月，拉萨发生了骚乱。乔石同志直接指挥平息了骚乱。后来，为处理好西藏事务，他决定亲自去西藏考察。出发前检查身体，发现他的心律有些问题，医生建议他不要去高原，但他说，不去又怎么能了解情况？坚持要去。1988年6月，在两个保健医生的随同下，乔石同志赴西藏调研指导。他一路舟车劳顿，不仅去了拉萨，还去了日喀则、山南、林芝等地深入考察。我清楚地记得，路上颠簸，加之内外气压差较大，车上的易拉罐饮料封口一个个崩开，几乎全部洒了出来。一到拉萨，乔石同志马上听取自治区几位常委的汇报，并且与他们一对一进行分别谈话，有时能谈两三个小时。乔石同志一一询问他们对西藏工作现状的认识理解、有什么想法或意见，谈得很透。随后，他还进入发生骚乱的寺庙，跟活佛进行沟通。车子停在外面，还有人往停车场砸石头。经过调研，他跟我说，“看样子，我这回要讲讲话。”之后，乔石同志对西藏局级以上干部作了一次讲话，旗帜鲜明地谈了对西藏工作的看法。回到北京后，乔石同志向中央汇报了考察情况，提出了稳定发展西藏的意见。他的调研，对后来加强西藏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乔石同志对自己和身边人员坚持从严要求

乔石同志生活上非常朴素，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干什么事情他都要让我们看看有什么规定，坚持按制度、按规定办事。他出差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往往只有秘书和警卫陪同，对接待工作他也要求一切从简，尤其到贫困地区，都要我们再三打招呼，吃饭要简单，甚至吃碗面条即可。

古人云：百德孝为先。“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乔石同志为人至孝。他母亲在世时，他每天上班都要向母亲打招呼，下班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先看望老母亲，陪老人聊聊天，尽心侍奉老人。

虽然是一个很重亲情的人，但乔石同志公私分明，对家庭和身边人的要求特别严格。我清晰记得他当年跟我们说的话：办什么事情都要坚持原则，不该办的事情坚决不要办。我刚到他身边工作的时候，乔石同志就专门嘱咐，如果他的亲属找我们办事，必须经过他同意。我在他身边工作那么多年，他的家属子女从来没有向我们提出过任何要求。中南海里不少的人都说，你们首长管得严。还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1986年，我跟着乔石同志去南方某省视察。离开时，当地送了一些土特产，乔石同志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我们。第二个月，他领了工资后，便让我从中扣出一些钱，寄给当地，钱数远远超过了土特产的价值。

乔石同志非常注重学习。他坚持看大量的材料，即便是退休以后仍然如此；有时我提醒他说：乔石同志，您可以少看一点儿，但他还是坚持要看。他要求我们，要珍惜工作机会，抓住现在好的工作环境加强学习，通过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加强自身修养。首先是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和政治水平。其次是要主动了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强思考，训练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提供给领导决策参考。

乔石同志特别要求我们对各地方、各部门的同志要谦虚，要抱着为人服务、为人解决问题的态度去做事情，不要盛气凌人。这促使我们养成了诚敬对待事业、认真对待工作、热情对待他人、严格要求自己的良好作风态度，受益终身。

1998年，乔石同志退休。2008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乔石同志资料整理组”，我担任组长。2012年5月，资料整理组编辑出版了《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乔石和郁文同志对书稿作了审定。目前，资料整理组根据乔石同志的讲话正在陆续整理《乔石谈改革与发展》和《乔石谈党建》。但遗憾的是，还没有看到这两本书的初稿，斯人已逝。

我们将从乔石同志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努力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做出新的贡献。

(本文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