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 红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节日中存在的集市贸易现象，认为少数民族节日与集市贸易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节日大都联系着当地民众的消费生活，从而为进行大规模的物品交易提供了可能，也为区域间的经贸交流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一、中国西南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

节日是人类文明孕育出的重要的人文景观之一，其时间和地点的选择是由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决定的。民众的休闲、娱乐、消费大量集中在各种节日期间。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节日众多，形式丰富多彩，有祭祀类、农事类、男女交游类、岁时类、纪庆类和综合类等各种不同类型的节日。这些节日在不同程度上联系着当地民众的消费生活，其中还有不少发展为集贸节日，形成了较大、较为集中的文化集市与其他商品集市。

祭天、祭祖是西南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在中国西南许多民族的意识中，天神、祖先为现今的世界奠定了基础，造就了本民族的文化，理当被尊为至上，并要以本民族最为隆重盛大的祭典来祭祀。祭祀活动的时间往往与各民族的年节相重合，从而形成了最为盛大的民族节日。①黄泽：《西南民族节日文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2页。例如，永宁摩梭人的“转山节”、西盟佤族的“拉木鼓”等，都属于这类祭祀性节日。这一类型的节日反映了人们求神保佑、除旧布新、生命轮回等综合的文化意识。

农事节日，主要是围绕农事而举行的各项生产性祝祭及由此发展而来的节日，这类节日也都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西南地区农耕民族较为普遍的农事节日有春祈“开秧门”和秋报“尝新节”（俗称吃新节）等，前者的文化内涵是随着春耕节令的到来，大地转绿，田水回暖，春意盎然，以此仪式寓意一年中万物滋生、成长繁茂的农事之始，并伴以祈求丰产、降雨的习俗活动，甚至还有以人类两性交往、集会、生殖及狂欢来比喻、祈求大地丰产、五谷丰登的习俗。后者则有庆贺丰收、感谢天神、土地神、谷神赐给粮食，或感谢带来谷种的文化英雄，祈望来年再获丰收等文化内涵。

男女交游节日，有些民族将此内容归入年节等其他节日当中。例如，贵州苗族流行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娱乐庆典“跳场”，又名跳厂、跳布、跳月、跳花场、芦笙会等等，是年轻的苗族小伙子向苗族姑娘求爱的好机会，所以，也可以说是苗族的“情人节”。由于跳场是苗族过汉式农历春节时在正月间举行的一项主要活动，既可以把它当作春节习俗来看，也可以单列出来作为主题明确的民俗节日。当然，在西南地区的不少民族中也存在着以两性社交为主的交游节日，例如，壮族的“歌圩”、壮侗苗等民族盛行的“三月三”、傣族的开门节、哈尼族的“仰阿纳”、傈僳族的“汤泉歌会”、纳西族的“白水台歌会”、彝族的“三月会”、“赛歇会”和“插花会”、白族的“石宝山歌会”和“绕三灵”等。这类节日往往在春季举行，其间伴以歌舞，表现着人类种族繁衍的主题，也是人类性爱文明化的反映。各民族创造的交游节日也规范了婚恋习俗，使人类生殖、种族繁衍、性心理等处于有序的状态，其间蕴藏着一定的性道德观念、伦理价值观念、审美习尚等文化内涵。

综合性节日则具有多重主题，兼有年节、祭天、祭祖、祭祀本民族英雄，以及男女交游、庆贺、歌舞、集市贸易等多项内容，它是由前几类节日综合演化而成，其文化内涵也是多重的。①参见黄泽：《西南民族节日文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4页。

此外，还有岁时节日与纪庆节日。岁时节日是指在一年之中，随着季节、时序的变化而形成的民俗节日。中国西南地区有些民族因受到汉族农历的影响，也过农历的岁时节日，例如纳西族、瑶族等民族就过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另外，西南的少数民族也创造了自己特有的历法，如藏历、傣历、彝族的十月太阳历、苗历、佤族的星月历、哈尼族及独龙族等民族的物候历。虽然这些历法发育程度不一，但都因之形成了本民族的岁时节日。藏历新年、傣历年（泼水节）、彝历年、彝历小年（火把节）、哈尼族的六月年（苦扎扎）和十月年、基诺族的“特毛且”、独龙族的“卡雀哇”等就属于这一类的岁时节日。

西南少数民族的纪庆节日，是具有一定纪念和庆典内容的节日，以纪念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而约定俗成，有着明确的纪念对象、庆贺方式，主题较为单一明确。傈僳族的“刀杆节”、瑶族的“盘王节”就属于这一类型。

二、节日集会中的集市交易

前文提到的西南少数民族的各类节日，只是就其文化内涵进行的粗略划分。实际上，各种类型的节日在内容上往往互相渗透、交错融通，并没有特别严格的界线，只不过有其最突出的主题而已。例如，白族著名的节日“三月街”，最初起源于男女交游性的集会，佛教传入之后则演变为以宗教祭祀为主的节日，并加进了商品交换的内容，以后逐渐发展成以集市贸易为主的集贸节日。

由于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多数民族对产品交换的要求不高。虽然在一些生产力较为发达，农副产品剩余较多，手工业比较发达的民族如傣族、白族等地区，形成了日日为市的集市、集镇，但多数处于山区、半山区的民族，在其固有的经济生活形态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的各样需求的情况下，通常表现为在一定时期借助本民族举行的节日集会进行物品的交换。即便是傣族、白族等经济较为发达的民族，至今仍然保留有在民族传统节日中互相交换产品，购买各地客商产品的习惯，只是其节日的交易规模和影响面都要大得多。

历史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由节日集会而形成的集市有不少，特别是源于氏族外婚制的定期的男女交游性节日集会，是不同氏族、部落间通过大规模接触而从事商品交换的良好时机。峨山彝族的“花街”就是一例。

居住在云南省峨山县的彝族，自称“纳苏”、“聂苏”、“勒苏”和“赊苏”。彝族赊苏人主要聚居在绿汁江畔大西山。20世纪50年代以前，赊苏人还沿袭“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与外界接触较少，他们的婚姻多为自由交往。作为婚姻习俗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男女青年的集会。

“花街”是赊苏人主要的传统集会之一。“花街”位于海拔二千多公尺的大西山顶。所谓“花街”，并无市民邑聚、商贾铺面，唯有高山草坪。每逢集期，赊苏男女青年身着民族盛装，怀抱月琴，汇聚于“花街”，围成一个个大圆圈，伴着短笛和月琴的节奏，跳起“扎拉卓”舞蹈。钟情者用一块洁白手绢为定情信物，相互抛掷，以订婚约。然后，约定一个地点，确定一个日期，由男青年邀约其伙伴发动“拖婚”仪式，把姑娘拖回家完婚。

“花街”原是与赊苏人的传统婚俗相适应的男女集会节日，青年男女在集会之际，也逐渐加入了集市交易的内容。每逢集期，远近几十里六诏山和哀牢山的彝族，也赶来参加集会和集市。他们带来各自生产的物品，在草坪一端摆设地摊，以牲口、竹篾用具、木制生产工具、土特产品、药材、水果、小吃等买卖为主。牲口交易有黄牛和水牛；竹制品有箩筐、簸箕、竹筛等；木制品有木犁、锄把等；土特产品有棕片、木耳、竹笋、香菇、鸡棕等；药材有三七、佛手、茯苓等；小吃有羊肉汤锅、糖果、荞糕等。在进行大牲畜交易之前，往往还要举行以山寨为单位的斗牛竞技。

峨山县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只有城关、甸中、小街等几个集场，广大彝族山区没有集场，通常采取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余缺调剂，基本上借助各种传统的节日集会进行。因而“花街”成为较大规模的节日型集市也就在所难免了。①龙建民：《市场起源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7、88页。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高峰区的节日集会也具有节日型集市的性质。这一地区属乌蒙山缓丘陵地带，当地的彝族“纳苏颇”人居住较为分散，以产玉米为主，基本上自给自足。全区境内没有集场，纳苏颇人之间的余缺调剂主要是以物易物。除了汉商货郎担着物品走村串寨与他们进行交换外，他们内部相互间的交换也多借传统集会之时进行。

全区一年之内主要有四个传统节日集会：1.夏历二月初八庙会，是在老王坡村青峰寺举行的宗教集会，并在青峰寺外侧的草坪进行集市交易。2.三月十三日“赶花会”，在搓琪山举行盛大的歌舞集会和集市交易。3.六月二十四日“火把会”，在现区公所西侧山坡举行。一年一小集，历时一天，三年一大集，历时三天，白天集市，夜晚集会。最后还举行刀舞仪式送祖。4.八月十五日集会，在李家村西侧山坡举行歌舞集会与集市。

少数民族的节日通常会有盛大的歌舞庆祝活动，因此，集会歌舞与集市交易并行，是上述四个传统节日的共同特征。由于纳苏颇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居住的分散性，使传统节日集会不仅具有民族文化生活的社会性质，而且也具有定期的余缺调剂的经济职能。其中尤以三月十三日“赶花会”最为典型。

三月十三“赶花会”，习称“花山节”，地址固定在搓琪山半坡。这里方圆数里无人居住，每逢三月十三日，不仅高峰区纳苏颇人云聚于此，而且远至楚雄、元谋、武定、牟定、双柏等县的彝族群众也赶来参加集会。会期虽只一天，却非常的热闹。远道赶来的彝族纳苏颇人多半还要在土主庙和马樱花树下烧香献礼。彝族男女青年在半坡两侧举行盛大的歌舞集会。顺半坡梁子，人们用树杈搭起百余间树棚，买卖羊肉汤锅，百货小吃等。另外还有大量地摊，进行竹木农具和生活用具的买卖，其中有木犁耙、木犁头、木牛担、木水桶、木柜、木勺、篾箩、背篓、竹筛、粪箕、山草蓑衣、山草背绳、八角月琴、鸡、小猪等等土特产品和家畜产品。①龙建民：《市场起源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1、92页。

在贵州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域，也有类似的节日集会型集市。例如，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城北8公里处的邦洞集贸市场，大约形成于清代康熙年间。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当地群众在此聚会，青年男女对唱山歌，遂成为歌场。后来人们在赶歌场的同时，还带些物品进行交易，于是逐渐形成了集市。随着物品交换的频繁，人们后来就将农历每月的四日、八日定为场期，至今未变。该集市主要上市的物资有大牲畜、桐油、土布、盐巴、蓝靛、大米、黄豆、生猪、禽蛋等。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市除上市工业品、农副产品外，主要以交易大牲畜为主，淡季上市大牲畜500头左右，旺季每场上市大牲畜达1200多头。除天柱邻近地区的客商进行大牲畜交易外，还有安顺、关岭等地的大牲畜客商运牛马进场交易。该场的大牲畜还远销四川、湖北、安徽、湖南、江西、江苏、河南等省，成为黔东南地区有名的大牲畜市场。这是一则典型的由歌场发展为集场的例子。②黔东南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工商行政管理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页。

其他例子，如贵州苗族至今依然盛行的“跳花场”，作为青年男女择偶交往的歌舞集会节日，也逐渐加进了物资交流的项目；再如壮、侗等民族的“三月三”、歌圩等，也都具有集市交易的性质。

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下，市场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中较多地依附于节日的规律，不仅表现在男女交游节日上，很多其他年节、祭天祭祖等节日，也都不同程度地接纳了众多的集市贸易的成分，例如火把节、泼水节、目脑纵歌等都具有集贸内容。但有一种现象不容忽视，即集市贸易有时候只是作为一种外加的成分，或只能依附于已产生了有集市贸易需求的民族节日中，而符合这一条件的，往往是那些较具开放性的节日。例如彝族的火把节，就是属于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造成的开放性节日，这些节日的参加者已不限于单一的民族。在具有民族内部交流属性的同时，还要具备同一地域环境内有不同的民族杂居的条件，才有可能提供不同的经济模式，在相互对比中，互补所需，从而形成节日集会型的集市贸易。

三、西南民族地区的集贸性节日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类节日中，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类节日，与集市交易的关系尤为密切，这就是所谓的集贸性节日。集贸性节日往往具有区域性，为一个地区内的一个或几个民族所共同创造，它存在于经济生活较为发达的少数民族社会或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中。由于这些地区的生产分工较为明确，因而各种生产生活用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够得到。在西南地区的各民族中，较多的情况是，处于同一地理单元呈立体分布的民族，因其单一的经济模式而必须与其他民族相互交换产品，补充所缺，由此容易形成集市。现今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以及许多民族重新恢复的节日中都逐渐加重了集市贸易的色彩。再有，西南各民族依据农事生产、节令的需要创造了一些单纯主题的集贸性节日或物资交流大会，例如“丽江骡马会”、“鹤庆骡马会”、“白沙农具会”等。这类节日的文化内涵是促进产品流通，方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保证家庭收入以及日常开支，使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处于活跃的有序运转的状态。

借助于定期举行的民族节日，尤其是男女交游集会节日，便形成了西南少数民族最初的集市贸易，但集贸的成分在这类节日中有时候并不占有主导地位。在尚未形成日日为市，或已初步形成但还不能完全取代节日的集贸功能的阶段上，西南各民族依据其农事生产、节令的需要还创造了一些单纯主题的集贸节日，形成了西南民族地区颇具特色的另一类型的节日集市。这与依附于男女交游歌舞集会、年节、祭天祭祖等节日的集市，同时构成了西南民族表现于节日中的集市贸易的内容和形式。

例如，云南丽江的骡马会便是西南民族地区集贸性节日的一个典型代表。据天启《滇志》称：么西族（纳西族）“好畜牛羊，产麝香、名马。”边疆民族的生活离不了马，自古畜牧业发达的丽江便提供了远近闻名的优质马。丽江马驮着纳西人的历史，走遍了滇、川、藏边区的高山峡谷。一首纳西祖先留传下来的《赶马》叙事长诗，囊括了丽江人对马的赞美：

骏马生四蹄，足迹遍四方。

处处留脚印，赶马来聚欢。

上有拉萨城，拉萨产氆氇。

下有昆明城，昆明出丝绸。

赶马去北方，去驮红氆氇。

赶马去南方，去驮白丝绸。

氆氇裁坎肩，妹也更漂亮。

丝绸缝小褂，哥也更荣光。

......

叙事诗中还有关于马的来历，如何选马、买马，制作鞍具等的描绘。①欧之德：《世界瑰宝——丽江四方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9页。

丽江的骡马会一般是一年二度，即“三月会”与“七月会”。“三月会”原为黑龙潭会，为清代以来纳西族群众进行祭祀龙王、祈求丰收及物资交流的节日集会活动。时间定在农历三月中旬，会期5—7天。会场原在丽江黑龙潭边广场中。

“七月会”始于民国元年，以大牲畜交易为主，时间在农历七月中下旬，会期十天左右。会址原在丽江狮子山后坡。七月骡马会有着悠久的历史，始创于清朝末年，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过去以骡马等大牲畜交易为主，故称骡马会，上市骡马多时达万头。买主多系外地人，因为丽江马早已名声在外，深深吸引着远道而来的大理人、中甸人、拉萨人等。20世纪70年代初，两会会址改在大研镇东北郊的红星会场。安徽、河南、河北、山东及东北等省区客商云集丽江，1982年仅牲口交易额即达70余万元。①牛鸿斌主编：《云南集镇》，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1998年起，为加强丽江古城卫生管理，骡马会场又迁至拉市乡恩宗。

随着时代的发展，丽江骡马会也不再是骡马独霸的交易市场。由于节日中举行的赛马、歌舞等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的群众和外地的游人，以致于茶馆酒铺饭店、以及贩卖烟酒糖茶和各种土特产品的生意也逐渐兴隆起来。其中的骡马市场则多成为农村男人们经营的生意。

“骡马交易会”这一集贸性节日为丽江带来了更大的知名度和经济效益。现在，每年上市的骡马已逾万头。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节日集会所具有的广泛的群众性，为进行大规模的物品交易提供了可能，也为区域间的经贸交流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发展民族市场的时候，我们应注意到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例如，在市场问题上，其特殊性之一就表现为节日集会由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和行为惯性，即便在已产生了日日为市的市镇、城市，还依然充当着“市场”的角色，集会兼集市的双重功能在现代化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不仅不曾减弱，相反却达到了奇妙的融合。如今，西南各民族的大型节日，同时也大都是大型的物资交易会、经贸洽谈会、订货会，在吸引国内外客商和加强交易规模、交易品种方面都为一般集市所不及。这完全得益于各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所形成的魅力，以及民族节日的集会兼集市传统功能的铺垫作用。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来充实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生活，同时刺激当地民众的消费欲望，改变其传统的消费观念，从而带动西南地区民族文化与民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