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官却加

内容提要：藏传佛教格鲁派自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传入蒙古各部后，为了将其永久性地传播和植根于蒙古民族和蒙古地区，历辈东科尔呼图克图作为达赖喇嘛的代表，为之做了不懈的努力。格鲁派之所以能够在明末清初得到和硕特蒙古部首领固始汗的军事支持，这与东科尔活佛早期在漠西厄鲁特部弘传佛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青海省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多民族汇聚、分布的地区，同时也是我国西部一个重要的多民族文化传播的交汇地和聚焦区，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尤其是明朝万历年东蒙古部首领俺答汗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的会晤，揭开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弘传蒙古地区的序幕和蒙藏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青海作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故乡，在格鲁派向蒙古民族和蒙古地区的传播中发挥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一代又一代的格鲁派高僧以青海为根据地，历经千难万险，打破了民族与地域的界限，来回穿梭于蒙藏地区，最终将藏传佛教格鲁派传播和扎根于蒙古民族之中，并以其为纽带，将这两个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蒙藏两族的文化在这里交汇共鸣和传播发展，使得蒙古族这个昔日称雄世界的强悍民族，在藏传佛教的熏陶下，一改过去勇往善战的剽悍心理，开始在佛教慈悲为怀的神光中寻找比较和平的发展路经。在藏传佛教格鲁派弘传蒙古地区过程中，东科寺及其活佛系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

东科寺位于青海省湟源县城西南30余公里处日月藏族乡的寺滩村，在日月山北麓(黑山)与东科河的南岸。东科寺亦称“东科尔”、“洞阔尔”“丹噶尔”等，是藏语的音译，藏语全称为“东科尔具善法轮洲”，据称其佛号来源与东科寺第一世活佛的出生地有关，现名称之为“东科尔佛教讲修洲”。寺院坐北朝南，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寺滩村为藏汉民族共同杂居的村庄，主要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

东科寺与四川甘孜的东谷寺(亦称东科寺)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东谷寺，位于四川甘孜县东北部，距县城60公里，这里原来是一片水草丰茂、鸟兽聚集且荒无人烟的草原而得名“东谷”。后来被青海霍尔人开发定居。这里的霍尔人据称与明朝中期西居青海进而入居该地的西蒙古部众有很大关系，如西套蒙古小王子等部最后都入居到这些地方。这里的原住民藏族，跟古代一样称来自北方的蒙古人为“霍尔”，并在他们的人名或地名前冠加“霍尔”，如甘孜也称“霍尔甘孜”，这与青海一些藏区的蒙古族人名前冠以“苏合”一样，以区别于原住藏族居民。东谷寺是康区最早建立的蒙古族格鲁派寺院。东谷地方后来由霍尔东谷土司管辖，并逐步发展到千寨，“东谷”也有“千寨地”之意。由于藏语地域方言翻译差别的原因，“东谷寺”在青海就称之为“东科寺”。

东谷寺，于藏历第八个绕迥木马年（1474年）由东谷寺第一世活佛达瓦嘉措在康区甘孜东谷地方建成，法名“桑钦多杰林”，属格鲁派（黄教）寺庙。1655年,五世达赖喇嘛派其弟子霍尔曲吉昂翁彭措到康区霍尔地区,修建格鲁派寺庙,以弘扬格鲁派施主固实汗之功德,1662年昂翁彭措对原有的东谷寺进行了扩建,成为当时霍尔十三寺之一。由于康区东谷寺，特别是青海东科寺在蒙藏历史上与中央王朝接纳关系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寺院分别受到统治阶级的拢宠和赏赐，汇聚了许多珍贵宝物，陆续送归母寺集中保存。所以，该寺成为目前当地珍贵文物保存比较集中的寺院之一。

青海东科寺在清顺治三年(1646)，四世东科尔活佛多居嘉措（嘉样嘉措）入藏朝拜，并向五世达赖和固实汗建议在河湟地带划地建寺弘法，同意后指派他来安多建寺弘法。顺治五年(1648)，于今青海省湟源县城垣东门外始建东科尔寺，寺名藏语称“东科噶丹曲科岭”，意为“东科尔具善法轮洲”①[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杰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80页。，应该说它就是康区东谷寺在青海地区所建的分寺，简称东科尔寺。为了便于区别康区的东科寺（东谷寺），又称西宁东科寺。因得到和硕特蒙古王固实汗的大力支持，划青海湖东南(今湟源县)部一带的多卡尔、多查子、库苦库图、道达耶、哈拉库图、日月山、塔尔湾库图、拉萨札子（皆为湟源辖区）等地作为东科尔寺的溪卡，并颁有金印卷书为凭。②[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杰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78页。自此，凭借五世达赖喇嘛和当时掌握青藏高原实权的和硕特蒙古汗王固实汗的大力支持，东科寺在青海地区的地位得以迅速提高，并且也成为东科尔活佛的根本寺院。

雍正元年(1723)青海蒙古王罗卜藏丹津举兵反清，东科尔寺毁于兵燹，其遗址在今湟源县城东百米处，当地称作“旧寺台”。乾隆元年(1736)，由东科寺五世活佛索南嘉措于今湟源县日月山北麓(黑山)与东科河南岸寺摊村重建东科尔寺，乾隆皇帝特赐金匾“特普天邪丹书林”又赐名“嘉善寺”。寺院占地约30亩，所建正殿大经堂5间，耳殿2间，正门5间，均为柏木地板，松木天花板，门扇装饰有兽头铜环，金钉镶嵌。佛祖释迦牟尼，文殊、普贤菩萨及宗喀巴等均为镀金铜像。殿柱红底金龙缠绕，各种佛像千姿百态，巧夺天工，还有许多宝幡佛龛与珍贵唐卡。殿前社火院一平如砥，并修有僧舍、厨房、库房、议事房数百间，其中活佛昂欠备极精美。此后，又集中八方布施，装饰点缀，仅从北京购请大小镀金铜佛达数千尊，骆驼驮运取道绥远、包头运至寺院，特建楼阁供奉，遂成为丹噶尔首屈一指的藏传佛教大寺。东科尔寺历史上广有寺产，极为富豪，据《丹噶尔厅志》记载：“土地之广，田租之多，编丹邑皆是也”，“ 僧徒众盛至百数十人”，历世东科尔活佛为该寺寺主、东科尔驻京呼图克图，其“掌财赋收纳之柄者，唯管家一人所司，寺僧得为管家柄利数年，家资累千万金，富雄一乡矣”③青海省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青海地方旧志五种》，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96页。。可见当时东科寺的经济与政治权势的强盛。清末以来，特定东科寺为钦差大臣每年七月十五日祭海会盟之所，是青海湖祭海时蒙藏贵族王公和清朝大臣的馆驿，清朝大臣会见蒙藏贵族王公，举行会盟仪式，宣布朝廷有关政令，处理日常事务，都在东科尔寺进行，备受朝廷重视。曾一度，民间与官方只知有东科尔，不见有湟源城，可见其名气之大。

1958年前，东科寺当时占有土地13000公顷，包括现在湟源县西南大部分土地及海晏、共和、贵德等一部分土地。东科尔寺有寺僧200余人，活佛5人，寺院田产300多亩，园林30亩，马14匹，奶牛300头，羊4000余只，房舍650余间。主要建筑有释迦牟尼大佛殿l院33间，藏式各大昂欠（活佛住舍）lO院200余间，普通僧舍24院379间。东科寺于每年佛事活动是正月初三到十五举行祈愿法会，三月为观经会，四月十五为释迦牟尼圆寂日，六月二十七至二十九为六月法会，当地称之为“翻大经”，九月二十二为降凡节，十月二十五至二十七为宝贝佛宗喀巴大师圆寂日，全寺僧众念经以示纪念。东科寺原设有显宗、时轮经院，采用西藏色拉杰巴扎仓教程，还注重密宗修持，以修供胜乐、集密、大威法三大本尊的彩粉法场最为出名，寺内有五世、七世东科尔活佛的银制灵塔等，是省内颇有影响的蒙古族寺院。

湟源东科寺原有属寺六座，本县境内有金佛寺、下拉拉寺、贵德有曲乃亥寺，甘肃天祝县有天堂寺、肃南县有马蹄寺。东科尔寺在管理制度上由东科尔活佛指定寺院法台，负责经堂戒律等，又任命精明强干、擅长经营的喇嘛一人负责寺产，经营租粮债务，调解僧俗纠纷，称为“僧官老爷”。其办事处称衙门，下有若干人分别管理账目、钱柜、保管等，另有吉哇，负责招待过往僧俗客人等。

1958年后，寺院被封，僧人被遣散，一些珍贵文物及经书档案基本失散，寺院建筑除剩留有活佛府邸1院48间外，寺院主要建筑被彻底拆毁。在1983年3月30日寺院重新恢复开放。1986年重建琉璃瓦铺顶的经堂1座5间，重新维修了活佛府邸1院48间，还新建僧舍6院24间。琉璃瓦大经堂坐西朝东，堂内正上方，内自左向右依次供有释迦牟尼、无量佛、药师佛、迦叶等涂金泥塑像，两旁有八大金刚涂彩泥塑像，门旁塑有马首金刚和金刚手二护法神，还有宝贝佛宗喀巴佛、十三世东科佛塑像各一尊。这些涂金佛像个个精工细雕，精美绝伦，栩栩如生，充分体现了藏传佛教传统工艺绚丽多彩。东科寺现有僧人17人（其中僧徒4人）由3人组成管理委员会管理行政和宗教事务。

二

东科尔活佛一世东科佛香森达瓦坚赞 ，在第八绕迥火猴年（公元1476年），出生于康区甘孜地方的一户乞丐家中，父名叫隆务浪巴。父亲曾请求一位苯教徒为其子算命，回答道：“你的儿子对佛教犹如明亮的月亮，有消除我们苯教黑暗的预兆。”自幼出家，拜森巴·扎喜坚赞等为经师，去木雅热冈深造。修习大黑天、大威德等法，主要修习退敌母法。年纪稍长便随人去西藏拉萨学经，首先去色拉寺杰扎仓朱倭康村学经，不见长进，后改入色拉寺麦扎仓的隆务康村，拜谒隆务·噶尔德曲杰，从《摄类学》入门，逐步学习《般若》、《中观》、《释量论》、《戒律本论》、《俱舍论》等经法圆满后返回西康甘孜的家乡。当时该地居民崇信苯教，据称当地有四个苯教大寺院，八个小寺院，势力强盛，以至于信仰格鲁派的他当时“无立足之地”，便先到附近的奶龙神山闭关修行，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当時康地除了苯教，主要是宁玛派的寺院。因为他学过宁玛教法，而且见通过宁玛教法可能比较容易转换当地崇信苯教的民心，他琢磨是弘扬格鲁教法还是宁玛教法对民众最有利益。正犹豫间，在神山神泉里掘到一尊莲花生大师像，因此决心弘扬格鲁派教法”。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克服了教派之争遇到的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挫折，始终念经修行弘扬佛法。后来他由于护法维护正法事业的威势，终于名声传布于远近，在当地居民间发挥影响力，渐渐地格鲁教法在当地兴盛起来了，苯教势力渐渐地弱化了。

大约在16世纪初， 活佛募化了前苯教寺院苯康刚哇的地址始建东谷寺，称之为桑钦多杰林（大密金刚洲），亦称扎喜伦布寺（吉祥妙高）。修建经堂，新铸五尺高的弥勒像，以及其它佛像、佛塔等，迎请《甘珠尔》大藏经等众多佛经，建立了显密经论的讲习制度。该寺为康甘孜地区建立的第一座格鲁派寺院，完全建成寺院到了二世东科尔活佛。关于寺院选址，有传说称，有次活佛坐在一座山势形如大象的山脚下的河边修法，前面圆盘中放有一些法器。这时一只大鹏鸟飞来抓起法器，分别放到大象山的三面小山坡上。后来一世活佛就在这三面小山坡上选址建筑佛寺殿堂、藏经楼及僧舍等，这就成为东谷寺建筑比较分散的真正原因。活佛卒于第九绕迥火龙年（公元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享年81岁。

东科尔活佛二世永丹嘉措，他在藏历第九胜生的火蛇年（1557）出生于中部康区，8岁时在桑珠孜依堪钦贡乔坚赞出家。后去西藏拉萨色拉寺，随从很多大堪布等高僧，学了许多灌顶、教赦和随许等经法，很有名气。据说，当时拉萨有位官员想考验一下活佛是否真如外界所传闻的高强法力，便请活佛来家讲法。他预先在法座下暗藏经书，上盖以布幔，使得从外面无法看清法座下的异常。活佛来家入堂，依此入座、说法、下座、离去，表现与平常法会无异。官员看后心想，看来这活佛也不过如此，便去收拾暗藏的经书。当他翻开那部经书时，发现里面的经文全部消失了，一片空白。后来这部无字经书以二世东科寺活佛名字命名，存放于拉萨大昭寺。活佛20岁前后，巡礼今四川甘孜和甘南境内诸多大寺名刹讲授佛法，还撰写了《续部总论持明游戏喜宴》等佛学著作。明万历六年(1578)辗转来青海恰布恰仰华寺，拜见了俺答汗和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随俺答汗前往内蒙古土默特部传法数年。于明万历十年（1582）返回前藏，并向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宗摩园、叶尔巴寺等许多大小寺院奉献了布施，给第巴吉雪巴主仆等授金刚鬘灌顶，还担任色拉寺堪布数年。明万历十四年去康区时，途经止贡，与济仲喜饶旺波结成法缘，经昌都绛巴林寺等回到自己的本寺——东谷寺，并对寺院进行了一些扩建。二世东科尔活佛于火猪年（1587）31岁圆寂，法体被供奉在寺内。

东科寺三世活佛嘉瓦嘉措，藏历土鼠年(1588)出生于康区达桑，被认定永丹嘉措的为转世活佛，于东谷寺坐床。万历二十二年(1594)，他来到青海湖地区，被驻牧在该地的东蒙古汗王俺答汗部后裔火落赤部奉为上师供养。28岁前后，活佛主要在海南贵德、果洛阿柔、海北等安多地区蒙藏民族间传教弘法，期间曾闭关修法三年。出关后，继续在这些地方讲授与弘法传教。后在青海湖边，还调节了汉蒙纠纷，为之订立和约。活佛于第巴吉雪巴曲杰处受比丘戒，聆听了金刚鬘灌顶。赴西藏朝拜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在1615年前后，又邀请至新疆厄鲁特蒙古及漠南蒙古部落传播佛法。最后又返回青海湖地区，复又赴华锐地区、凉州四大寺院等处传播佛法。藏历土兔年（1639），52岁时圆寂在甘肃凉州。

关于活佛的转世有个离奇的故事。《安多政教史》载：当活佛52岁从山西五台山修行返寺路经凉州一个小村庄休息时，恰值这里一个19岁的汉族青年过世准备举行葬礼，当晚三世活佛也在这里圆寂了。次日，弟子们将启程运送活佛法体回归时，恰好与送往墓地的青年尸体在路途相遇，活佛灵魂即像传播佛法的刹那间，未经投胎而转生，使青年尸体从棺椁中突然复活，爬起来盘腿而坐，喊道“我是东科瓦”。后经宗教程序的确认和清朝政府的批准，将这位复活的青年与三世东科尔活佛的法体一同送往了康巴东谷寺坐床。《云裳秘笈》里说：“犹如卓弥传里所述那样，大成就自在者们虽说可以转趋自己的尸体，但是像这样容易地实现夺舍，则还没有呈现过。据说，在三世活佛幼年拉萨念书时，曾经有一次如常辩经，说了一句任何学僧、包括刚学过初级辩论的小孩都不可能说的话，令在场的僧人十分诧异，都笑话他。当时他上师在场，心想这种不可能的事发生了，恐怕预示着什么象征。到活佛圆寂时，以迁识法转入一个汉人身体内转世，拉萨的僧人朋友才知道有一句辩经时最不该说的话他说了，正如他也用了一种格鲁派建立以来（可能也以后）从来未见过的方法转世一样。这就是藏传佛教转世的“夺舍法”，就是让自己的灵魂直接进入别人的肉体，把别人肉体中的精神驱除掉，这是破瓦法的延伸。①珠荣噶译:《阿勒坦汗传》，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页。

东科寺四世活佛多居嘉措（1557），通过夺舍大法转世。这位被确认为三世东科转世的汉族青年，从却藏·南嘉宦觉尊者(1578一1651)出家为僧，取名嘉样嘉措，并从该师聆听了许多灌顶、教赦和诀要。藏历火狗年（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赴西藏，在第四世班禅·洛桑确坚座前受近圆戒，命名为多居嘉措。并在哲蚌寺朝拜了第五世达赖喇嘛，受到第悉索南群培和固实汗两者的极大崇敬，向达赖陈述想在多卡尔（又名丹噶尔）修建寺院，请赐地址。蒙赐予文书。清顺治四年(1647)，他先于天祝西部修建天堂寺，并成为该寺寺主。

约于公元1648年至1651年他来到青海多卡尔建成一座寺院，寺内修建了大经堂及怙主殿。寺内设立了法相学院和时论学院，主讲密宗教义，宣扬藏传佛教格鲁派教义，声誉日益见高。鉴于东科尔活佛在蒙古民众中享有的威望及其在清朝协助当地官府积极调解蒙古各部间的矛盾，密切蒙古部族与中央王朝间的关系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顺治十六年（1659），多居嘉措奉旨进京供职，清朝颁给其“诺门汗”名号；康熙四年（1665），再次奉召入京，康熙皇帝颁给其“曼殊室利禅师”的名号及镀金狮纽禅师印一方。②妙舟：《蒙藏佛教史》，江苏古籍广陵刻印社，1994年，第139页。此后，其往返于四川、青海之间进行弘法活动。1665年被清廷召至北京，授给驻京“呼图克图”之一。

多居嘉措受封后，途经五台山返回东科尔寺。后又被康区的噶居·释迦嘉措等迎请到阿坝毛尔盖寺，在毛尔盖寺内修建了弥勒佛大殿、怙主殿、大经堂、僧舍等，供奉了许多佛像、佛塔和《甘珠尔》、《丹珠尔》大藏经。并且他还将康区的东谷寺建成一主四属的五座寺院规模，确定了管辖范围。之后他还去了隆务寺等一些寺院传法，并和释迦嘉措到华热地区，确认了药水泉和胜乐神湖，为方便民众发挥了医治疾病效能。

多居嘉措活佛一生建寺传法，广作利益众生之事，於藏历第十一绕迥之水猪年（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45岁圆寂。

东科寺五世活佛索南嘉措，于藏历木鼠年（1684）出生在青海省尖扎昂拉的占巴昂村的一个贵族头人家中。父名邹多嘉，母名本摩。在兄弟姐妹八人中最年长。第三世拉茂夏茸尕布·洛桑丹贝坚赞处出家，后来受近圆戒。曾从师诸多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广泛地聆听新旧灌顶、随许、教赦和诀要，成为一位不拘教派之见，精通各教派教法者。曾去康区的东谷寺和卓尼大寺等处学法传教。公元1723年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反清事变时，活佛居住在青海黄南的叶什姜寺院，躲过了战乱，但湟源的东科寺毁于战火。公元1752年五世活佛索南嘉措，在69岁高龄时，赴五台山朝拜修法。次年，于返回多伦诺尔途中圆寂。据传说，当五世东科寺活佛在五台山上修行，想长期留居下来。但他带来的几个年青僧人十分怀念家乡，活佛只好动身回去。路途中，他随身携带的碗从中间整齐自然断裂为两半，恍如用刀切开一个水果一般。五世活佛因而说这象征预示今后可能会出现两个活佛。特别是活佛在平时也常说康西与青海距离太远，兩边奔走确实很累，有兩个活佛分别带领僧众传法会更好一点这类的话。活佛看到这个奇异现象，因而十分高兴地说出以后会有两个活佛化身的预言。五世东科寺活佛圆寂后，东科活佛系统便自然地分为两支系统进行传承，分别是总管康区根本寺院的康东科夏仲活佛系统及管理青海的湟源东科寺活佛系统。彼此时有往来，各分担本地区佛教事务，需要时甚至两个活佛会一起上拉萨参加法会。

西宁东科寺的活佛系主要有：东科寺六世佛阿旺嘉样丹增嘉措（1754-1798），生于隆务乡来卡，7岁于塔尔寺出家，后入拉卜楞寺学经。乾隆四十年(1775)入京朝觐，担任西黄寺札萨克达喇嘛。后去西藏朝拜.在色拉寺麦扎仓学习显宗五论，由六世班禅授给比丘戒。乾隆四十九年(1784)任色位寺麦扎仓堪布，后兼任药王山寺、夏鲁寺堪布。乾隆五十一年(1786)返回青海东科尔寺，翌年赴京供职。此后拜见过乾隆、嘉庆二帝。奉帝命于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封为“辅印喇嘛”。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封为“掌印喇嘛”。嘉庆三年(1798)圆寂，享年45岁。东科寺七世佛噶桑凯智嘉样嘉措（1799-1811），生于海北阿柔部落.由香萨活佛剃度出家，嘉庆十六年(1811)去西藏包拉寺麦扎仓学经。他曾到西藏拜见九世达赖喇嘛罗桑丹贝迥乃阿旺隆多嘉措、班禅丹贝尼玛，受到教诲。同年藏历十一月去世，时年13岁。东科寺八世佛图丹晋美噶桑或称罗桑丹增绕杰（1812—1819），他曾拜见过尚札班智达罗桑达吉华桑布，享年8岁。东科寺九世佛图丹晋美嘉措（1820-1883），生在中热盖地区，由四世却藏罗桑图登热吉(1797—1858)剃度出家，并授比丘戒，长期以赛康巴·罗桑丹增嘉措为师学经，学成后驻京供职，驻京三十六年。掌管多伦诺尔札萨克印务，代行章嘉活佛之职权，继掌京城喇嘛印务处正印事务。后清廷加赏“慧聪”封号。同治十一年(1872)，为朝廷献马七百匹后又因念经祈雨等，颇得清廷赞扬，在政教各方面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光绪九年(1883)在雍和宫圆寂，龛座送回湟源东科尔寺。东科寺十世佛罗桑丹贝尼玛（1883-1890），他在尚札罗桑丹贝昂秀慈成彭措华桑的座前剃度，受《时轮大灌顶》，享年8岁，去世后遗体宛然如生时，肤色红润，生出舍利和新发，十分神奇。东科寺十一世佛罗桑晋美慈成嘉措（1890-1909），生在吉尔盖扎萨（察哈尔）地方。光绪十九年(1893)在雍和宫通过金瓶掣签认定，光绪二十五年(1899)奉召赴京供职，曾在霍尔青大师益西嘉措座前学习显密经典，在塔尔寺辩经学院攻读经学，以博学著称。曾拜见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图丹嘉措，并陪同达赖喇嘛入京朝觐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宣统皇帝等。宣统元年(1909)八月在口外(今内蒙古)圆寂，享年约15岁。东科寺十二世佛罗桑图丹隆多谢知布嘉措（1910-1919）生在东科城的藏族多仁瓦家中，在霍尔青益西嘉措大师座前剃度出家，曾晋封“明净慈祥”名号，享年11岁。东科寺十三世佛罗桑香曲丹增嘉措（1921-1983）生于华锐天堂寺附近的曲藏沟。从13岁起在塔尔寺，在却西佛罗桑香曲丹贝仲美华桑布座前剃度听经灌顶, 公元 1943年担任塔尔寺堪布。公元1944年元月十五日，在九世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罗桑陈列龙智布却吉坚赞华桑布坐床仪式上敬献最初曼陀罗时，陈达献词，并参加班禅剃度仪式。1956年去印度朝圣未归，1983年去世。东科寺十四世佛扎西才让1984年坐床。

三

元朝灭亡以后，藏传佛教萨迦派等势力在蒙古地区的影响迅速弱化。虽然仍有一部分蒙古上层信仰藏传佛教，僧人数量十分有限，但蒙古与西藏之间仍保持一定的联系，存在有僧侣的往来。自从藏传佛教宗喀巴大师经过宗教改革，格鲁派在西藏迅速崛起以来，对西藏佛教历史和蒙古佛教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漠南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西征青海，与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建立关系，使得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再度兴起，促进了蒙藏关系新的发展。

据《阿勒坦汗传》记载：1571年，阿勒坦汗受明朝“顺义王”封号的当年，有吐蕃高僧阿兴喇嘛到内蒙古传教，拜见阿勒坦汗，劝他“皈依佛教，敬奉三宝”（佛、法、僧）。阿兴喇嘛暗示阿勒坦汗，他就是元代“最初的大汗”忽必烈的转世。同时阿兴喇嘛跟阿勒坦汗讲“若于今生今世，净修佛教弘传佛经”，就能像“圣转轮王般遍地名扬”。阿兴喇嘛的这番佛教理论引起阿勒坦汗的注意，受到阿勒坦汗的重视，非常高兴地表示“以上所言我领悟在心”。①朱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页。又据《蒙古源流》记载，1573年，从青海等地又迎请了阿哩克喇嘛等西藏高僧，“于是阿哩克喇嘛向合罕解说：三恶道中轮回之苦难，超升色究境天之善果，益取益舍之分界。时合罕心中略萌经义，始念六字心咒矣”。②乌兰著：《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64页。于是他成为第一个劝导俺答汗皈依藏传佛教的重要人物，又是俺答汗和三世达赖喇嘛建立联系的非常关键的中介人之一。关于阿兴喇嘛有研究者称：阿哩克、阿兴、佐格阿升，乃为同一人。③博音湖：《关于喇嘛教传入内蒙古的几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在《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记载：他“出生于青海阿木多地方的萨木鲁家族，少时出家前往西藏中部，求学于哲蚌寺等著名的大寺院诸扎仓，成了一位博学的喇嘛。他本名希日巴，因为他是达赖喇嘛母亲的同祖近支，故尊称阿升（阿兴）曼殊希礼（曼殊室礼），简称阿升喇嘛。他秉承达赖喇嘛的旨意，先到五台山朝佛，后转到长城以北的蒙古土默特部，驻在呼和浩特城北察罕哈达修行。之后，以博格多阿升喇嘛闻名于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得知后，派使者召到驻地会见。对阿勒坦汗就积德行善和佛教经学等方面的提问，他均作了详密而全面的回答。对此阿拉坦汗深感满意。尤其对于他缕述历代达赖喇嘛的学识与贤明及生平事迹产生极大兴趣”，值此深受阿勒坦汗的崇信。之前，在1576年，鄂尔多斯的库图克台彻臣洪台吉，也曾劝说他的叔父俺答汗信奉藏传佛教，并建议他邀请吐蕃地区名望甚高的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到青海来会见，以模仿昔日元世祖忽必烈和八思巴喇嘛之例，实行政教合一政策。以后，俺答汗派遣阿兴喇嘛去西藏迎请了三世达赖喇嘛。在藏文文献中没发现有关于阿兴喇嘛的记载，到是有许多东科寺二世活佛奔走蒙藏之间的记载，二者间的关系值得研究，但总的说明格鲁派创立不久就有其僧人在蒙古地区活动。特别在前期这位阿兴喇嘛对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明万历六年(1578年)，东科寺二世活佛云丹嘉措来到青海拜见了被俺答汗请到青海的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并由三世达赖授比丘戒，请求了许多佛法。同年五月十五日，俺答汗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新落成的仰华寺举行盛大会晤时，俺答汗授予参加此次活动的二世东科尔活佛“满珠锡里呼图克图”之号，将他尊为文殊菩萨的化身，因而成为阿勒坦汗供养的喇嘛。①朱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页。当明朝相张居正得知索南加措到青海与蒙古俺答汗会晤的消息后，也派人到青海，邀请索南加措到甘肃与他会面，并让索南加措劝说俺答汗返回土默特。三世达赖喇嘛同俺答汗商量，俺答汗同意接受返回要求，以得到明朝政府的承诺和支持。同年夏，俺答汗经三世达赖劝说东归蒙古时，也承诺要在蒙古地方发展藏传佛教，兴建寺庙，修造佛尊像等，于是二世东科尔云丹嘉措活佛作为三世达赖的代表随往内蒙古土默特部讲经说法。据传说，“到蒙地后，因当地人崇信原始萨满宗教，无人去听活佛传法，甚至笑话他。恰巧当年天气不好，收成很差。有人尝试请活佛施法祈雨，结果求雨成功，便渐渐对活佛产生信赖并接受其佛法教授了”。在《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当俺答汗从仰华寺返回土默特时，“福田与施主商议决定，为了发展汉藏金桥关系，将火落赤巴图尔及其部众留居青海驻牧，并把东科尔法王云丹嘉措派往蒙古地方，暂时作为达赖喇嘛的代表。”《安多政教史》记载：其间遵循阿勒坦汗的指示前往察哈尔，以其神通消除了祭祀翁公的传统。“大明皇帝也非常赞赏。迩时土默特等地来了邀请，未成行。此后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藏区和蒙古地区的成功开展传法活动，甚至格鲁派的发展壮大都得到西海蒙古的强有力支持和保护，并且促进了十七世纪乃至后来的蒙藏政治和宗教关系发展。二世东科尔活佛在内蒙古居住数年，进一步宣传格鲁派教义，建寺修庙扩大影响，为巩固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发展及其蒙藏关系的深化起过重要作用。

据《蒙古源流》记载：1581年俺答汗病重，属下一些贵族及官员“私相议之曰：‘此经教之益安在哉?既无益于合罕之金命，岂能利后世之他人乎?此等喇嘛乃欺诳者也。今当弃绝此辈僧徒。’云”。看来，当时藏传佛教格鲁派在一些蒙古王公贵族人心目中并不是坚信不疑，一遇波折，他们就会试图抛弃之。在这场危机中，正由于这位东科尔活佛沉着冷静，进行了耐心说服，才使这场危机风波得到平息，转危为安。“时满珠锡里呼图克图(即东科尔呼图克图)闻之，令图默特之大臣官员等齐集汗前，向伊等云：‘凡始事无终，如水中之月，一身无恒，如镜中之形。生死，世之转也。凡生灵，无不死者。无论何人，不能越过一死。若无生亦无死，惟金刚身佛则无死灭。似此获佛道者，除诚悫尊经外，别无他法。几见有未得佛道而能不死之人耶?即三世众佛今世之释迦牟尼佛，亦未将人之不死著于经。今我尊喇嘛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明日若到，亦不过似此诵经。若时已至，死复谁能阻止；若时命未至，所有灾病，药与经之力皆可以治之。今汗之命数既到，不可治矣。然圣识一切曾谓：‘汗系观世音菩萨化身。如果佛法及承教之博第萨都与汗三人相会，则仗圣识一切利益之力以验圣汗之诚心，’唪诵经咒。又令额尔德尼额尔德木图、蕴丹林沁医士以药吹入汗之鼻内，祝云。‘大汗！其承教以来临乎！’满珠锡里呼图克图唪诵三遍，汗乃复生，大众称奇，倾心向化”。俺答汗苏醒过来后，他们把前面如何议论，东科尔呼图克图如何解释，如何急救及呼唤等情，统统如实反映，“直陈不讳。汗降旨曰。‘尔十二图默特之大臣官员等，为何欲毁我宣演之法，以加害于胡巴喇克(喇嘛)耶?从前无佛法时，我先祖并无经教，惟供奉本方土神，又见谁人常在耶?我以前似我之汗、似尔等之属众，又见谁人常在，谁人享寿百年耶?今我年将八十，时亦至矣。不独我也，即释迦牟尼佛曾以死之真实，晓谕众生，而亲身涅槃以示焉。昨我喇嘛未尝诵圣识一切之经乎?尔等俱未之闻乎?若鄂尔多斯彻辰洪台吉在此，彼则知之，”用佛法之生死轮回之道说服了土默特部领主们在取舍佛教方面的彷徨。十几天后，切尽黄台吉闻讯前来探视。俺答汗很高兴，笑着给切尽黄台吉把这件事的原委叙说了一遍，然后将十二土默特的贵族和官员们集合到跟前，展开东科尔活佛所念诵的经卷，“汗与彻辰洪台吉二人依次将经教功德反复开示。以日后勿毁法教，勿害及胡巴喇克之处(旨)，载入书内。合大众设誓，许以宣扬教法”①珠荣噶译：《阿勒坦汗传》，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页。。俺答汗和切尽黄台吉二人对黄教的态度，坚定不移，支持到底。后来东科尔又奉三世达赖之命到蒙古察哈尔地区传播格鲁派教义，使那里的蒙古族从信仰萨满教转奉藏传佛教格鲁派，为格鲁派在察哈尔地区广泛传播打下坚实的基础。二世东科尔云丹嘉措还一度传教于喀尔喀蒙古，曾为额尔德尼召(光显寺)主持过开光仪式。从他开始，东科尔活佛成为达赖喇嘛与蒙古地区的主要联系者。以他所拥有特殊身份，负责与蒙古各部中的传法与王公贵族的联络活动，成为格鲁派在蒙古地区得以继续发展的关键人物，影响深远作用重大。②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64页。从此，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地区开始广泛而迅速地传播，从而促进了蒙藏两大民族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并进一步凸显了蒙古民族的宗教信仰，加强了蒙古民族内部的凝聚力。

东科尔三世活佛嘉瓦嘉措，主要在青海湖地区的火落赤蒙古部落奉为上师供养，28岁前后，活佛主要在海南贵德、果洛阿柔、海北等安多地区蒙藏民族间传教弘法。公元1615年他带领许多蒙古人的朝圣者赴前藏，谒见了四世达赖，并向祈愿法会奉献了种类繁多、极为丰盛的财物，令拉萨僧侣们惊喜，促进了蒙古上层与西藏宗教上层的联系。公元1606年，新疆厄鲁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发生了一场战争，给双方人民带来极大灾难。这时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图鲁拜琥，不畏艰险，大胆地来到喀尔喀，通过巧妙而高超的调解活动，平息了战争，给两部人民带来了和平。代表西藏佛教格鲁派(即黄教)与蒙古诸部联系的东科尔呼图克图与喀尔喀首领们对图鲁拜琥的调停活动“极为推重”，活佛赠给他以“大国师”的称号，音转为“固实”，遂称“固实汗”。①刘立千译：《续藏史鉴》，华西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1946年，第74页。公元1615年三世东科尔活佛嘉瓦嘉措（又称满珠习礼呼图克图或察纲诺们汗）曾以达赖喇嘛特使的身份，在厄鲁特蒙古部劝说当时担任厄鲁特四部联盟丘尔干(盟主)的和硕特部汗拜巴噶斯皈依黄教，拜巴噶斯多次听他说教之后，他“本人曾决心脱离尘世，出家当朵内(贵族喇嘛)"。但厄鲁特王公们针对拜巴噶斯所处丘尔干首领的地位，对他提出：我们若离开了你，我们的土地、牧场就难以维持"，没有同意拜巴噶斯出家。为此王公们求助察纲诺们汗，“请他说明，让拜巴噶斯一人当喇嘛好，还是让每个诺颜各出一子当喇嘛好，更有利于教务”。察纲诺们汗回答：“众人积德比一人积德好。”于是，准噶尔的哈喇忽喇、楚琥尔乌巴什，杜尔伯特的达赖台吉、土尔扈特的和鄂尔勒克、和硕特的昆都仑乌巴什等首领各献出一子当喇嘛。作为厄鲁特诸部最高首领的拜巴噶斯，由于他当时还没有亲生儿子，便把和硕特诺颜巴汗的儿子咱雅班第达认为义子，献出当喇嘛，这是由东科尔活佛给咱雅班第达剃度出家作喇嘛的缘起，也是黄教传入厄鲁特蒙古的滥觞。②马汝珩、马大正：《厄鲁特蒙古史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咱雅班第达拜三世东科尔活佛嘉瓦嘉措为师受了沙弥戒，在拉萨学法新疆蒙古部传教，后来成为厄鲁特蒙古的一代名僧大德，这为以后固实汗率部入居青藏高原建立和硕特蒙古汗廷铺平了道路。

1643年固实汗率部入藏，消灭了格鲁派敌对势力，扶持了宗教领袖五世达赖扶，在西藏建立了和硕特蒙古汗王的统治。东科尔四世活佛在公元1646年入藏朝拜，在藏极受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以及固实汗的器重。由于活佛在青藏与西康的宗教界享有崇高的威望，特别是在顺从朝廷联系蒙藏民众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科寺五世活佛索南嘉措，这是一位发展和巩固蒙藏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人物，他常年奔波于蒙藏各地，为传播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教义做出了许多贡献。 活佛虽然没有去过拉萨学习佛法，但却十分通达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而且对宁玛噶举的佛法十分精通。可能活佛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蒙古地区，蒙文史料中记载比藏文史料更细一些：“他五岁到多伦诺尔汇宗寺在一世甘珠尔瓦·噶布楚活佛处学经。他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八岁就已经在汇宗寺的尼玛经会上出任领诵喇嘛了。二世章嘉阿旺罗藏却丹呼图克图和一世甘珠尔瓦·噶布楚活佛对他恩爱有加、关怀备至”。 二世章嘉和一世甘珠尔瓦活佛时有来往，而五世洞阔尔·阿旺索南嘉措也总是跟随左右。有一次，甘珠尔瓦活佛随二世章嘉·阿旺罗藏却丹呼图克图到北京朝见垂垂老矣的康熙大帝，康熙十七子果毅亲王胤礼听说甘珠尔瓦活佛的高徒五世洞阔尔·阿旺索南嘉措天性率真，便要与其相见。两人一见如故，雅室品茗，清风淡月，出语惊人，临别时胤礼特意赠给阿旺索南嘉措一把火镰和一对绣花荷包。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活佛返回藏区，拜见了七世达赖和五世班禅，赐法名“罗布桑扎拉僧·桑布”。 雍正七年(1729年)，返回多伦诺尔汇宗寺，在多伦诺尔善因寺开设洞阔尔拉仓。同年，他受雍正皇帝委托，从汇宗寺赶到库伦为二世哲布尊丹巴·罗布藏丹彬多密受戒。公元1736年，返回青海重建了现在湟源的东科寺土丹夏珠林（圣教讲修洲）。后来，清朝理藩院组织将藏文《甘珠尔》(大藏经)翻译成蒙文时，五世东科尔索南嘉措是主要翻译者之一，从此五世东科尔活佛成为一代高僧、佛界名流。六世东科尔活佛，公元1775年入京朝觐，奉乾隆皇帝命担任西黄寺札萨克达喇嘛。公元1787年赐号“辅印喇嘛”，命驻锡雍和宫任札萨克达喇嘛。公元1789年，被封为“掌印喇嘛”，后派到多伦诺尔举办大法会讲经。还有九世东科尔活佛，公元1832年进京供职，被晋封为“辅印誉喇嘛”及“掌印喇嘛”等职。公元1851年，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因配合清政府平息地方战乱，于雍和宫念平安经，清廷加赏“慧聪”封号。四世章嘉圆寂后，东科尔九世活佛在多伦诺尔汇宗寺暂时代行章嘉活佛之职权。后又掌管京城喇嘛印务处。

总之，由于青海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各种宗教的发展提供了生长环境，特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冲破其民族与地域的界限，揭开了格鲁派从青海起步，迅速传入蒙古社会的序幕，为后来蒙古族普遍信奉奠定了基础。历辈东科尔活佛一直代表格鲁派领袖活动于蒙古诸部与朝廷之间，以他们佛学造诣闻名于世威望，获得了民间的信仰基础和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他们以弘法传教为纽带，消灾除难、平息争端，为当时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