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逸妍 彭武麟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之后的外蒙古问题几乎贯穿整个民国时期，从1911年到1921年的十年间外蒙古问题经历了形式上的独立—自治—撤治—独立这四个阶段，其中夹杂着近代中国构建民族国家中存在的如何实现政治独立、民族独立、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等一系列问题，本文以这十年间的外蒙古问题为讨论中心，着重考察外蒙古问题演变的成因。

一、绪 论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不仅结束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帝制，更是近代中国政治重建与国家转型真正意义上的开端，是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建构和国家认同的新起点。但当人们正在享受辛亥革命带来曙光的时候，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中国边疆地区，伴随辛亥革命的兴起却出现严重危机，国内民族关系也面临空前的困难和窘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外蒙古问题。它不仅涉及近现代外交史、国际关系史，而且涉及民族史及民族关系史，内容相当丰富且头绪繁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十分重要而又相当敏感的课题之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或是避而不谈，或是各自从单一视角出发就事论事，结果是既显得玄乎神秘又显得观点简单突兀，总好象是一头雾水捉摸不透。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逐渐关注该问题，但有说服力的成果较少。特别是一些媒体非学理的渲染，不仅无益于学术研究讨论，而且有害于民族关系和国际交往，甚至会造成严重的民族政治事件。因此，如何审视辛亥革命之后的外蒙古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如果从历史时间跨度而言，辛亥革命之后的外蒙古问题几乎贯穿整个民国时期。1911年沙俄乘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策动外蒙古宣布“独立”，到 1946年外蒙古真正意义上成为独立国家，其中分分合合，夹杂着近代中国构建民族国家中存在的如何实现政治独立、民族独立、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等一系列问题，纷繁复杂。由于学识及问题之重心关系，本文选择以1911—1921年间外蒙古问题为讨论中心，着重考察这十年间外蒙古问题演变的成因。

实际上，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已经有不少的资料及论著面世，但看法却显偏颇，如认为是蒙古民族近代独立革命①相关论点参阅陈崇祖：《外蒙近世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年。他在文中提出蒙古独立，民族自觉主义为其主要原因。黄丽生：《蒙古意识与中国认同的纠葛——民初外蒙古独立运动与内蒙古的反应》，台北：“蒙藏委员会”2002年6月。在文中提出蒙古独立的诉求，即是欲以民族文化的认同强化独立建国运动的正当性，此正符合当时国际民族自觉的思潮。冯建勇：《“政治博弈”与“国家建构”：辛亥革命场域的外蒙问题》，《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文中以王宗洛思想为例，指出辛亥革命前后，知识分子被煽动起民族主义思想热情，推动外蒙古民族独立的活动。、喀尔喀蒙古人政治选择的行动过程②相关论点参阅周竞红：《蒙古民族问题述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0月。、内外蒙古民族分裂事件③相关论点参阅刘华明、赤真：《1911-1921年的外蒙古问题》，《民国档案》1994年第1期；熊建军、陈少牧：《关于民国时期外蒙古独立事件的回顾与思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2期；樊明方：《海山与1911年外蒙古“独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沙俄等列强的侵略分裂阴谋④相关论点参阅吴福环、苗健：《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边疆危机》，《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刘存宽：《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的分离（1911-1915）》，《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应俊：《试论1917-1921年外蒙古问题》，《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朱昭华：《袁世凯政府时期中俄有关外蒙古问题的交涉》，《西伯利亚研究》2009年第2期；穆畅：《中俄针对外蒙古独立问题的交涉》，《宜宾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前苏联的强权政治⑤相关论点参阅卢纪雨：《雅尔塔会议与外蒙古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孙顺才：《外蒙古独立过程述评》，《滨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杜君：《20年代初期苏俄扶植外蒙古独立评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樊明芳：《苏俄军队进占库伦与外蒙古人民党政权的建立》，《新疆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等。甚至有论者断言外蒙古问题是新旧俄国一手造成的，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⑥《外蒙古独立——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领导科学》2001年第12期。。笔者认为，基于全面综合考察，1911—1921的十年间外蒙古问题经历了形式上的独立—自治—撤治—独立这样四个阶段，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政治重建与国家转型中的危机与挑战的必然反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扩张造成的民族危机；二、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衰败；三、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之影响；四、近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冲击。

二、从独立到自治：沙俄的殖民扩张与远东政治

辛亥革命胜利的凯歌，是中国近代政治重建与近代国家转型中的里程碑。但是，外蒙古独立事件好像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但仔细分析起来，它又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首先，从近代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看，外蒙古独立是列强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扩张的一个历史写照。

1840年，资本主义的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东南大门，其他列强纷至沓来，国门既开，边疆民族地区首当其冲，成为各国蚕食、分裂的对象。清末民初，边疆危机一直是近代中国构建民族国家过程中面临的严峻挑战，北方的蒙古地区，西部的新疆、西藏，东北地区除被割让大片领土之外，西方列强通过经济、宗教、文化等软渗透，以及利用中央政权的衰落，在边疆鼓动制造国家认同危机，以达分裂目的。如在新疆，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英、俄殖民者分别以印度、西伯利亚为基地，向新疆扩张。20世纪，英国趁新疆动乱之际，以宗教旗帜为号召，在南疆建立了新疆历史上第一个分离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对之后的新疆问题产生恶劣的影响。在西藏，20世纪初，英国利用给予西藏商业的大奴隶主在藏印贸易中的各种便利和实惠，以及撤退在亚东的教堂，极力拉拢达赖集团，使达赖最终由排英投俄转变为亲英抗清，为其之后制造西藏“独立”埋下伏笔。在外蒙古，俄国也极力拉拢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蒙古僧俗上层，向其灌输亲俄疏汉的思想，俄驻库伦领事希什马廖夫就蛊惑一些反对俄人开采金矿的外蒙王公，说俄国此举目的在于“蒙古国土、人民和王公的繁荣，舍此别无他求”，而汉人在此地发放高利贷，使“整个蒙古族及其所有财物，已成汉人的抵押物，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蒙古的末日”，“与此相反，沙皇希望为王公们寻找一条出路，摆脱这种不堪忍受的困境。”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四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45页。可见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列强便通过各种手段制造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以期达到侵略扩张的目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中国长达两千年的传统帝制，建立具有近代民族国家意义的中华民国，开始了现代民族国家新纪元，但遗憾的是，它没有完成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一方面，作为传统多民族国家，在西方列强的进逼及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中国面临政治重建与国家转型的历史课题，也就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于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前夕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希望借以对“中华”的民族认同，达到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这一具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号，对当时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冲击性显而易见，东北、新疆、内外蒙古、西藏等民族地区并没有纳入武昌起义时打出的“十八星旗”之下，“恢复中华”仅仅是恢复内陆十八行省，有学者提出“在此情景下，如果说，内地的独立是脱离清政府，则边疆的‘独立’意味着脱离中国。”②冯建勇：《“政治博弈”与“国家建构”：辛亥革命场域的外蒙问题》，《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第132页。蒙古社会在面对大汉民族主义大行其道，自身近代化过程中社会危机的加深时，“驱除鞑虏”的口号使更多的蒙古王公选择求援沙俄，于是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反而出现“外蒙独立”这一与统一民族国家构建相冲突的事件也非偶然。

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外蒙古地区作为中原王朝北部的屏藩，最早最直接面临西方的威胁和挑战。外蒙古独立事件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反映。沙俄自《尼布楚条约》订立和喀尔喀三部臣服清朝开始，就千方百计拉拢喀尔喀诸王公，企图以外蒙古为跳板，侵吞中国，但介于蒙古与清王朝的同盟关系，沙俄的阴谋并没有成功，及至清末，沙俄一直通过各种政治军事活动不断渗透，无论是东清铁路的建设和运营，还是旅顺大连的租借，都强化了俄国在东北的势力，也不断加强对蒙古王公的影响，它还通过笼络蒙古社会的最高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离间蒙古和中央王朝的关系，使自身的势力在蒙古站稳脚跟，也使蒙古王公逐渐产生亲俄意愿。早在辛亥革命前，以杭达多尔济亲王为首的外蒙古代表团就前往俄国寻求“独立”的支持和帮助，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亲自接见，并召开“远东问题特别会议”，会议认为俄国应以“调停人”的身份“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蒙古人捍卫独立之愿望”，“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特别会议认为：应立即派遣两连哥萨克带着机枪加强我国驻库伦领署卫队”③陈春华译：“远东问题特别议事录（1911年8月4日[17日]）”，《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7页。。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中央政治混乱，沙俄认为这是分裂多民族国家最好的机遇，于是一方面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向北京政府施压，要求外蒙“自治”并由俄国控制，与日本进一步建立分割满蒙共识；另一方面提前向蒙人提供武器，“并由俄国聘来教习十一人”“专任教练，陆续交替”①唐在礼、唐在章撰，黄藻音点校《蒙古风云录》，转引自《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第29页。，训练蒙兵，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则“经由使署私下劝告他们，切莫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一非常有利之时机，以保证喀尔喀之独立发展”②陈春华译：“驻库伦代理领事致远东司司长科扎科夫报告（第1166号 1911年11月28日[12月11日]”，《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6页。。11月中旬，杭达多尔济一行回到库伦，11月30日，在沙俄驻库伦总领事馆的策划和指挥下，杭达多尔济等向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布“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代表中央政府的三多则需立刻出境。12月1日，哲布尊丹巴集团在得到俄国的军事和外交支持后，正式宣布“独立”，28日，举行登基典礼，八世哲布尊丹巴称“大蒙古国日光皇帝”，以“共戴”为年号，组成所谓“独立政府”。为求国际社会的承认，哲布尊丹巴政权还于1912年向日本、法、英、美等国政府发出照会，通报外蒙古已脱离中国“独立”，要求建立通商友好关系③参阅《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第二卷下册第1619-1620页，中见立夫《博格多汗政权的对外交涉努力与帝国主义列强》。转引自《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上），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据当时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的报告，当时俄国在外蒙的行为“不必担心列强反对”“五等文官世清在3月30日[4月12日]函中层荣幸地报告阁下，美国公使嘉乐恒向他断然表示：在他所接历次训令中，没有一点能促使他反对我国在蒙古及满洲的活动，或者甚至不怀好意地对我国之活动进行监视。……当时朱尔典爵士向我表示，他坚信任何其他大国均不打算阻止我国在中国边境地区我国天然势力范围内采取我们认为必须采取之措施。英国公使还告诉我：‘现在贵国在中国西部地区及外蒙完全可以自由行动，不过，在满洲，贵国必须考虑日本之利益和要求。’”④陈春华译：“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第32号 1912年5月1日[14日]）”，《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8-29页。可见西方列强从各自利益出发，在近代中国瓜分问题上达成一致，尤其是在中国边疆问题上，各分一杯羹，从而直接造成中国近代严重的边疆危机。在外蒙古独立事件问题上，无论是清政府还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也极力想通过派遣驻京蒙古王公赴库伦斡旋、颁布优待蒙古的政令和法律等手段，取消独立，但面对西方列强的干预，尤其是俄国的怂恿和支持，“独立”局面难以扭转。

其次，就“独立”事件本身考察，它是沙俄长期进行殖民侵略扩张的历史写照。

19世纪之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迅速发展，但面对欧洲先进国家的竞争压力，其西进实力有限，于是将目光转向中亚及中国，觊觎着从西北到东北的清代中国边疆地区。鸦片战争之后，俄国通过《伊塔通商章程》取得当地的领事裁判权，伊犁、塔尔巴哈台地区几百年来为蒙古卫拉特部的世居地，清朝建立统治之后，这一带仍主要是旧土尔扈特北、西两路各旗的游牧地域，沙俄在这一地区取得领事裁判权，首先从蒙古地区打开侵略中国的大门。1854年，正值清政府忙于应付太平天国运动，穆拉维约夫向沙俄政府提出企图借中国内乱吞并整个蒙古地区的“条陈”，鼓动沙俄政府，如果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我国保护。但假如蒙古希望加入俄国国籍的意愿表白得更明显，就没有理由不让同我国毗邻地区的百姓实现这一正当要求。”①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10-111页。显然，沙俄对蒙古地区的居心已不止满足于既得利益，而是希望将蒙古地区成为其“边陲”。之后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使沙俄割占大片中国领土，也从西北、东北、蒙古全线打开侵略中国的大门。19世纪末，沙俄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以“铁路+银行”的侵略策略，利用近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出现的认同危机，以实现其占领东北、西北的野心，所谓的“巴德玛耶夫计划”就是这一侵略策略的具体表现。其实质是通过向南延伸西伯利亚铁路，穿过蒙古草原，直达兰州，在铁路沿线开拓商业贸易之外，进行政治渗透，在中国的后院“秘密地促使西藏人、蒙古人和中国伊斯兰教徒普遍起来叛离清廷”②[美]马洛泽莫夫著：《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48页。，从而将“蒙、藏、汉之全部东方”并入俄国。③[俄]罗曼诺夫著，民耿译：《帝俄侵略满洲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79页。

日俄战争后，俄国失去了包括哲里木盟大部在内的大部分内蒙古东部地区，日本则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于是，外蒙古地区成为俄国经营的重点。并利用通商、开矿、设立领事等，笼络当地上层王公，企图取代中国在当地占绝对优势地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深入蒙古各旗的俄商不断增加，“当时驻在库伦的俄国商人，约有三千六百余人；定期往来的队商，每年亦在七、八千人左右；其余各地俄商及游历探险队等，每年平均总数恒五、六万人；俄国在外蒙势力早已超过中国。”④黄丽生著：《蒙古意识与中国认同的纠葛——民初外蒙古独立运动与内蒙古的反应》，台北：“蒙藏委员会”2002年6月，第20页。俄国将大量的日用五金制品、纺织品和粮食卖往蒙古地区，蒙古则每年向俄国提供大量的皮毛，几十万只羊和大牧畜，据 1910年俄国报纸报道，俄国市场上出售的皮革，由蒙古输入者已占50-75%⑤石楠：《辛亥革命前沙俄对蒙古地区的经济扩张》，《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俄国基本控制外蒙古地区的商业贸易。此外，俄国还利用“一入俄籍，则悉免一切负担”，与清廷在外蒙的各种杂项差徭形成鲜明对比，故清末蒙人入俄籍者日多，对中国的感情则日益疏远⑥黄丽生著：《蒙古意识与中国认同的纠葛——民初外蒙古独立运动与内蒙古的反应》，台北：“蒙藏委员会”2002年6月，第21页。，加上俄国不断笼络收买蒙古僧俗上层，如俄驻库领事希什马廖夫自哲布尊丹巴活佛12岁起，就不断赠送其许多欧洲新式玩具、绘画，并专门建立动物园，还找来俄式美女服务，向其灌输亲俄思想；⑦陈崇祖：《外蒙近世史》第一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8页。并任布里亚特蒙古裔的俄人，越境至活佛面前瞻拜祈福，俄商来货首献活佛⑧黄丽生著：《蒙古意识与中国认同的纠葛——民初外蒙古独立运动与内蒙古的反应》，台北：“蒙藏委员会”2002年6月，第22页。；通过种种拉拢优待行为，赢得蒙古各阶层的信赖，尤其是培养诸如杭达多尔济亲王等亲俄派，坚持仇中亲俄立场，日后成为怂恿活佛“独立”的核心人物，“诚然，在蒙古问题上发生之危机，并不出我们所料，因自很久以来我国一直支持和庇护蒙人；我国一些驻蒙代表在颇大程度上促使蒙人产生一种信念，若想与中国脱离关系，他们可以指望得到俄国之援助”⑨陈春华译：“远东问题特别议事录”，《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页。。

再次，从1911年的“独立”到1915年的自治，实际上是沙俄企图独占外蒙古及其远东政治战略的需要。一方面既要将外蒙“独立”作为与中国政府交涉的筹码，另一方面也考虑俄国现有的实力以及在国际竞争中的利益。

早在1911年8月以杭达多尔济带领的外蒙古代表团赴俄寻求“独立”保护之时，在俄国针对外蒙古独立问题召开的远东问题特别会议上，认为最符合其政治宗旨和现实政局的做法是“帝国政府在蒙古问题上不主动发表意见，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但勿使其与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①陈春华译：“远东问题特别议事录（1911年8月4日[17日]”，《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页。可见，俄国煽动支持外蒙古独立，并不愿主动或直接出兵参与外蒙古独立，仅愿意在外交途径及私下鼓励外蒙，并明确指出不愿其脱离清廷，俄国所希望的是制造外蒙自治，变成其保护国，营造俄国在外蒙的最大利益以及优势。武昌起义之后，俄国与哲布尊丹巴政府签订《俄蒙协约》及其附约《俄蒙商务专条》，以期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既定事实，俄国将签订《俄蒙协约》及其内容通报袁世凯政府之后，中国外长及驻俄公使均发表声明：中国不承认俄蒙协约。②刘华明、赤真：《1911-1921年的外蒙古问题》，《民国档案》1994年第1期，第83页。俄代理外交大臣沙查诺夫狡辩说：“我们并不打算让蒙古完全脱离中国，倘中国政府加入俄蒙协约，则我们愿意承认中国在蒙古之宗主权。这样解决问题，是出于中国自愿，并非我国强制，这并不伤害中国人之自尊心，且可以事实证明公使要我确信俄中两国之传统友谊。……但因中国人不愿意就蒙古问题与我们订约，我们将不得不拒绝承认蒙古对中国之从属关系。”③陈春华译：“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2年10月27日[11月9日]于圣彼得堡）”《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23页。此时，中国国内抗俄讨蒙的呼声遍及政坛和报刊；上海、香港、烟台等地的工人拒不搬运俄国货物；汉口俄人开设的工厂，工人自发罢工；④刘华明、赤真：《1911-1921年的外蒙古问题》，《民国档案》1994年第1期，第83页。在国内舆论以及其他列强的压力下，俄国权衡时势，不顾哲布尊丹巴政权的反对，于1913年11月4日与中国政府签订《中俄声明文件》，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保证不在外蒙古驻军、派官、移民，并在事实上承认《俄蒙条约》及其附约《俄蒙商务专条》。⑤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87页。哲布尊丹巴政权虽然对俄国在《声明文件》中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极为不满，据俄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称，“尽管我多方论证中国之宗主权不过是名义而已”，但外蒙外交大臣杭达多尔济还是气愤表示“此种从属关系甚至可能使中国人再次把外蒙古变成自己之行省”，并认为“蒙人没有必要参加三方谈判”⑥陈春华译：“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第304号 1913年11月3日[16日]”，《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98页。。但迫于俄方压力，外蒙古代表还是参加恰克图三方谈判，至1915年6月，签订《中俄蒙协约》，外蒙古承认中俄声明文件及其附件、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至此，外蒙古由形式上的“独立”改称为“自治”。

《俄蒙协约》及其《商务专条》的签订，中俄谈判及《中俄声明另件》以及中俄蒙三方的恰克图谈判，实际上均是在沙俄操纵下进行的，一方面沙俄不希望再次看见一个强大的蒙古帝国出现在自己面前，另一方面，让外蒙古最大限度的为其远东战略利益服务。哲布尊丹巴政权则完全依靠、听从于俄国政府，不管独立还是自治，始终与俄国远东政策及利益相一致，俄治是这一阶段外蒙古问题的最终表现，中国在外蒙古仅保留形式上的宗主权。

三、政治衰败之下的分离

这一时期外蒙古问题与近代政治重建与国家转型中的政治衰败的内部危机与挑战密切相关。在近代国家重建过程中，晚清政府及袁世凯北洋政府的政治权威不断丧失，其政治行为或是企图恢复王权政治，或是沦为庸俗政治，是造成外蒙古问题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外蒙古是传统中国的一部分，在清代政治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近代以前的清朝在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具有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其民族政策与管理制度集历史之大成，即“因俗而治”、“和而不同”。在外蒙古地区，当时清朝推行一整套行政和军事合一性质的盟旗制度，既保证朝廷任命各旗扎萨克和授予领地的权利，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统治，同时也保障蒙古上层王公贵族的利益，使其有权继续管属民和封地，有一定的自主权。蒙旗制度下，严格禁止和限制汉民移居、进入蒙地的“蒙禁”政策，维护蒙古传统自主自治体制。此外，清政府还通过“封王联姻”的手段笼络蒙古王公，给予优厚的地位和待遇。这些对蒙政策，使外蒙古对清朝的统治保持高度认可，成为清廷作为少数民族统治中原的有力支持者，保证清朝北方疆域的稳固和后方的安全，但是在另外意义上，也使蒙古诸部在分享中原文化和资源的同时，能够维持蒙古原有的封建传统，保留蒙古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使得蒙古在清朝统治200年后，仍保持鲜明的民族认同。但是，近代以来，面对新的局势清王朝先是抱残守缺，后是张慌失措，尤其是在民族区域治理上不仅没有制度创新，反而是形新实旧，伤害了民族感情，同时也丧失了政治重建与国家转型中的民族整合功能。辛亥革命虽然建构了“五族共和”的民族国家，但政权落入了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在民族政策上，北洋政府也是“新瓶装旧酒”。这成为近代外蒙古独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外蒙古独立的直接动因，是反对“新政”，潜在的因素是外蒙古各阶层对清政府对蒙政策的不满和抵制。鸦片战争之后，全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外蒙古地区亦如此，一方面蒙古贵族的腐朽和蒙古骑兵的落后，使其在抵御外部侵略和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已不能发挥昔日作用，清廷开始依靠不断崛起的汉族地主官僚的武装力量，原先以满蒙贵族联盟为基础的政权逐渐转变为满汉地主阶级联盟为主的政权，蒙古贵族的地位不断下降；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势力的介入，使一些被收买拉拢的蒙古王公，离心倾向加强，边疆处于危机状态，原先的边疆保卫者已无法发挥作用。清廷基于对外蒙古边疆防御作用的担忧，改变对蒙态度以及治蒙政策，以加强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应对西力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变对蒙古王公上层的传统礼遇、优待态度，彰显清廷的绝对权威。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诺木浑为驻库伦办事大臣时，曾规定晋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当行跪拜礼；但驻藏大臣会见达赖喇嘛时，则平起平坐。①冯建勇《“政治博弈”与“国家建构”：辛亥革命场域的外蒙问题》，《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第131页。足可见外蒙地区的政教权威哲布尊丹巴当时在清廷的地位。然而，自道光20年代（1840年）以后，清帝即未再褒赏或召见一个哲布尊丹巴，就连驻库伦官员也不再礼遇哲布尊丹巴，“1878年一个名叫志刚的人出任满籍库伦办事大臣，他第一次想改变办事大臣会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礼仪。依据以往的成例，大臣谒见呼图克图时，向来都要行三叩首之礼，然后彼此互赠哈达。……最后决定志刚来谒见时，胡图克图将坐着不起立，志刚也不行三叩之礼，他们只是互赠哈达而已。”“从此以后，清廷长官不再向呼图克图行跪拜之礼。”事后得到清廷的默许，以后成为惯例。②[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民、张梦玲、卢龙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03-604页。这一举动自然招致哲布尊丹巴的不满，加深其对清廷的背离之心。对于一直受到清廷优待的蒙古王公，清末的地位也不断下滑，不仅不能得到清廷的财政支持，而且还被迫办理清政府发行的国债即“昭信股票”，为清政府筹措资金，如图什图汗、车臣汗两盟封建王公，哲布尊丹巴等上层喇嘛，就被劝办20万两，其中哲布尊丹巴一人承担报效银6万两。③《德宗景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卷419，第9页，卷438，第14页。清廷的转变，使得原本在近代就受到俄国拉拢和收买的外蒙古僧俗上层，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背离之心不断加深。

其次，清廷“新政”的种种变革，包括放垦、推行“郡县制”、设新机构等等，一定程度上有改革的进步意义，能够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但对于边疆民族而言，尤其是外蒙古王公贵族看来，新政的实施以及给蒙地带来的治理方式的改变，是直接威胁他们的既得利益。放垦是以牺牲蒙古民族传统畜牧业为代价的，开禁则是清廷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而“新政”兴办的种种机构，所费浩繁，给蒙古民众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蒙官取之于蒙民，蒙民不堪其扰，相率逃避，近城各旗，为之一空。”④陈崇祖：《外蒙近世史》第一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5页。另外，用人不当，弊政丛生，激起急变。1910年三多出任库伦大臣，在处理两起蒙汉矛盾时，方法不当，一是库伦喇嘛借购买木料带头抢夺汉商，三多惩办为首的喇嘛，并责令沙毕衙门如数摊还所抢商银，使蒙人以为三多仇视黄教，对之切齿痛恨；其二，三多惩办陶克陶胡抢掠车臣汗部的汉商案，要求地方蒙古王公罚银五千两以为新政之用，引起各旗蒙官的反感。⑤陈崇祖：《外蒙近世史》第一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3-4页。加上他并未体察蒙情，急进办理新政，在一年多时间里，骤然增加20余处新机构，“所有各机关之开办经费，及经常应需之柴炭、器具、铺垫、马匹、杂用等费，悉数责令蒙古一律供给。”⑥陈崇祖：《外蒙近世史》第一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5页。

总言之，“新政”对外蒙古而言，并非希望和利益，而是破坏蒙古既有的传统和威胁，对于蒙古僧俗上层而言，无疑象征过去受清廷礼遇恩荣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面对俄国种种诱惑，外蒙古疏离中央的政治倾向越加明显。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在与沙俄的交涉中，袁世凯政府虽然具有一定的民族立场，但在实际的民族政策措施上仍然沿用羁縻笼络的老办法，结果是空得其名，权利尽失。武昌起义后，外蒙古宣布独立，激起国内各界的强烈抗议，袁世凯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多次致电哲布尊丹巴，提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各蒙与汉境，唇齿相依，犹堂奥之于庭户，合则两利，分则两伤”，①唐在礼、唐在章撰，黄藻音点校《蒙古风云录》，转引自《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第24-25页。劝其取消独立，并派专员前往库伦，商洽一切。②梁鹤年：《蒙古独立记》，载荣孟源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0页。同时，为了挽救外蒙古僧俗上层被清廷以及南方革命党人伤害的民族情感，增强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袁世凯政府沿用中国封建王朝传统的少数民族羁縻政策，通过颁布蒙古待遇条例、对蒙古族王公贵族加爵之令、给予喇嘛教僧侣称号之令，来笼络、安抚蒙古王公，通过保证蒙古王公的封建特权，使其在政治上受制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但这些政策和措施仅停留表面，实际上背后隐藏的仍是其大民族主义的本性，如袁世凯在大总统府内专门为蒙古王公设立的翊卫处，也“都是吃干俸不办事的”，“每月给他们几块钱，省得他们搞别的事，出乱子。”③唐在礼：《辛亥前后的袁世凯》，选自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149页。尤其在外蒙古取消独立，承认中国宗主国地位之后，袁世凯政府重拾清末新政中的对蒙政策，一方面在蒙古地区部署军政设施，企图取消蒙古原有自主自治体制，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过颁布《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和《垦辟蒙荒奖励办法》，重新放垦蒙地，其主要目的是在“为保全各旗公众土地”的旗号下，把蒙古族土地的所有权完全归袁世凯政府所有，禁止蒙汉各族人民之间的土地自由买卖，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④杨策、彭武麟：《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5页。在袁世凯政府“新瓶装旧酒”的民族政策下，外蒙古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1915年6月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进入自治，中央政府在外蒙古“自辛亥逐三多独立，不复有代表中国之官吏，只是已四年矣”⑤李毓树：《外蒙古撤治问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第32页。的情况下，于16日任命陈箓为第一任都护使，“代表中国驻扎库伦行施中国在外蒙之宗主权”⑥李毓树：《外蒙古撤治问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第31页。。向外蒙古地区派遣官吏，一方面强调中国宗主国的地位，办事大臣“监视外蒙自治官府，及其属吏之行为，不违反中国之宗主权，及中国暨其人民在外蒙古之各种利益”⑦李毓树：《外蒙古撤治问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第31页。；另一方面实现中央政府对外蒙古地区的行政管理。但在外蒙古自治的几年中，中央派遣的官吏，无论是陈箓还是陈毅及撤治时的皖系军阀徐树铮，或者是不谙边情的职业官僚，或者是刚愎自用的军阀政客，好大喜功，在制度上像在其他民族地区一样推行加强统治的行省化，而不是旨在有利于民族地方建设和管理的制度创新。结果是形式上没有了独立，但实质上是关系更加疏远乃至敌对。

同时，内地省区也忙于争权夺利，中央政府政令难出京门。在外蒙古自治及撤治问题上，也是与内地政治分裂及直皖两派军阀的争斗联系在一起。当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之所以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一方面迫于皖系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想乘机巩固自己在北京的势力。而徐树铮的打算，其一是把西北作为基地，进一步扩充边防军的势力，“假边防之名，以避免国际之诘问及国人之诟病”①李毓树：《外蒙古撤治问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第233页。；其二，掠夺政治资本，通过完成外蒙古“撤治”，立功边疆。因此，“徐氏本人亦不愿远离政治中心，专心于筹边工作。”②李毓树：《外蒙古撤治问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第233页。于是其在撤治过程中，急于求成，手段粗糙，为了达到撤治目的，提出“由佛率众具请撤治，一切办法统待另商，或派人随树铮入京详定。”③李毓树：《外蒙古撤治问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第257页。并以兵力威胁蒙人，④李毓树：《外蒙古撤治问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第258页。使得原本波折丛生的撤治问题，草草解决。

由此可见，外蒙古撤治并非在时机、条件成熟之下完成的，反而与皖系军阀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加上中央政府在边疆民族问题上如同它在解决权威危机一样缺乏基本的理论创新力，或者是空喊“五族共和”；作为掌管外蒙古事务的历届中央大员仅把“保全领土”当成政治目标，并未真正从近代民族认同的角度实施“五族共和”的基本理念；一般社会舆论也大多停留在汉唐英雄故事的中世纪。于是当1920年直奉战争后，皖系的失势，徐树铮被免职、流亡，以及中央在应对白俄军问题上即无力也无能，使得北洋军阀在外蒙古的脆弱统治遂告终结。

四、“谁要独立”：近代民族主义之迷雾

对于多民族的传统中国而言，近代政治重建与国家转型，面临危机与挑战的又一课题是如何应对民族主义的问题。就纯粹理论而言，民族主义的最终政治诉求就是建立民族国家。将民族与国家主权挂钩，是近代民族主义之幽灵所在。就政治实际而言，19世纪至20世纪的世界，是民族主义的时代，它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从外蒙古问题演变过程，其间同样起作用的是民族主义的迷雾。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不但生发、滋长，也经历了思想文化观念、国家观念、种族观念、民族观念的激烈冲突和剧烈变革。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同样彰显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而外蒙古问题更是尖锐突出。

在民族主义之政治话语中，独立是民族国家的主权表达，也是辛亥革命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政治词汇。但是谁要独立，又是一个民族与政治关系的悖论命题。辛亥革命所建构的是传统政治与民族版图重新整合，即在清王朝基础上的五族共和，就如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中所说的“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⑤《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显然，孙中山的回答是对于现代世界政治的中华民族的独立及现代民主共和国家形式。但是在传统多民族国家内部族际认知上出现了危机和裂痕，一方面，无论是辛亥革命中革命党还是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都陷入了族国政治的民族主义之迷雾。另一方面，外蒙古集团也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独立、自治、撤治再到独立的政治活动。

首先，1911年的外蒙古独立是蒙古近代民族主义族国政治的自然诉求。众所周知，蒙古民族在历史上是传统民族的一部分，曾经建立过地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创造过辉煌的历史业绩。在清代中前期，蒙古各部先后臣服清廷，成为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与内地行省体制不同，蒙古各部与清廷的政治关系特殊且十分重要，其历史、民族、宗教等区域特点鲜明，充分体现了传统中国大一统之下的多样性特征。近代以来，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蒙古地区也出现的全面的危机与衰败。与各族人民痛恨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一样，蒙古各部尤其是外蒙古与清廷的矛盾也逐渐加深。同时，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与理论的传播，蒙古民族开始近代意义上的觉醒。近代民族主义是辛亥革命的理论武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政治重建与国家转型，同时也是外蒙古问题的政治合法性的思想理论资源。

一方面，1911年的独立，其目标是蒙古帝国政治的规复，而不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即脱离与清王朝的传统藩属政治，另建蒙古民族国家。1911年12月1日，外蒙古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并以正式文书通告库伦办事大臣，要求其限期离境，在通告中提到“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明万全。”①陈崇祖：《外蒙近世史》第一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0页。稍后，向内蒙古王公发出蒙古各盟“自立为国”的通告：“……我蒙古亦宜联合各盟，自立为国，以便保我黄教，而免受人权力压制之苦。……自立为国一事……一面特派专使额林沁前赴俄国通好，并请保护一切……一面共推哲布尊丹巴为蒙古君主，建立蒙古国家。”②阙名，《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内政三·边事，第18卷），转引自黄丽生著：《蒙古意识与中国认同的纠葛——民初外蒙古独立运动与内蒙古的反应》，台北：“蒙藏委员会”2002年6月，第33-34页。由此可见，外蒙古独立虽借辛亥革命之机，但此独立与内地各省的独立有本质区别，内地各省独立是脱离清政府进而联合各省于统一的中华民族近代国家之下，而外蒙古独立则是独立于中华民族近代国家，重新建立新的蒙古民族国家。外蒙古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达喇嘛曾言：“蒙古领土自古属于蒙古人民，未曾一属中国。蒙人从前只与满洲大清皇室联合，固未曾一与中华帝国联合。现在满清皇室既倒，则蒙古的臣属关系，当然亦随之消减。”③[俄]廓索维慈著，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第76页。转引自黄丽生著：《蒙古意识与中国认同的纠葛——民初外蒙古独立运动与内蒙古的反应》，台北：“蒙藏委员会”2002年6月，第36页。可见，蒙古僧俗上层，受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从蒙古民族认同方面，为蒙古民族发展成为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的“国族”寻找正当性；并且将“满清”和中国切割开来，以便在意识上断绝蒙古和中国的联系，通过外蒙古对“满清”的认同，在清亡后不会转移对中国的认同，从国家意识上凸现其脱离中国，独立建国的合理性。

而从外蒙古独立的动力群体看，主要是外蒙古上层僧俗统治集团，面对日益衰败的中央政权，他们重新选择依靠沙俄的支持和联络内蒙古各部和武装暴力。中俄谈判及改为自治，并非外蒙古集团之初衷。后来撤治，也有黄黑两派的矛盾因素，再到白俄势力威胁下的独立，无不包含着近代民族主义族国政治的正当性。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外蒙古问题处理，也受到变形的封建民族主义的影响。从外蒙古宣布独立到自治再到撤治，无论是清政府还是之后的民国政府在面对此种危机时，基本沿用对边疆民族上层册封、厚给利益等封建王朝的怀柔方针，同时也反映出中央王朝在边疆问题上的妥协与退让，其中不乏大民族主义的政策措施，加剧了外蒙古问题的形成。除了上述政治衰败因素外，北洋军阀政府打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旗号，实际上实行的卖国主义、大汉族主义，尤其是军阀徐树铮进入外蒙古之后，将外蒙古的命运与皖系军阀的兴衰联系在一起，采用军事等高压手段草草完成外蒙古撤治，并“在武力震慑下专横跋扈，肆行欺凌、贬辱，恣意侵夺外蒙古原有自主权益，施行明显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①《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上），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9页。不仅没有使已经撤治的外蒙古对中央政府产生归属感，反而激起外蒙古各阶层对中央政府更强烈的疏离倾向，外蒙古很快陷入动荡，并最终走上独立。而外蒙古的独立、自治只是以上层统治集团利益为转移，是民族主义政治想象的表现而已。

五、独立的政治颜色之转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1920年元旦，徐树铮在库伦举行册封活佛大典，外蒙古“自治”撤销，重新纳入中央政府之下，但在近代中国军阀混战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已无力应对外蒙古复杂的局势，1920年10月，谢米诺夫旧部恩琴袭击库伦，中国军队根本无力抵抗，北京政府应对国内局势尚无能力，对于库伦问题更是一筹莫展，蒙古人民革命党再次向苏俄伸出求助之手，苏联军队的介入，使外蒙古问题在1921年，很快由白色独立变为红色独立，当时，俄共（布）西伯利亚局负责人斯米诺夫在致舒米亚茨基和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的通报中称：“恩琴军队向蒙古进发，我们恰克图买卖城一线的边界受到威胁，帮助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游击队，供应其武器和军事设备，使之占领与我们接壤的边境地区，并在那里宣布蒙古的真正独立，以此来吸引蒙古最贫困的人和中间分子，以及倾向于苏俄的小王公，去与外来入侵者恩琴白匪帮作斗争将出现可能性。这样保卫俄蒙边界问题将得到解决，而且使我们通过在蒙古建立依靠苏俄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权的方式向蒙古渗透成为可能。”②薛衔天、金东吉：《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外蒙古的红色独立，同样也是中国近代政治重建与国家转型危机与挑战的表征。辛亥革命后，近代中国政治倒退与新趋向，表明了政治重建路径选择的变动。在民族问题上，孙中山对五族共和的政治批评是一种变动，而早期李大钊等人的民族思想也是一个信号。更重要的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为中国的政治选择提供了西方以外的模式。外蒙古作为受苏俄影响最大的地区，很早就受到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出现新生的人民革命力量，开展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反对中国封建军阀的统治，并且开始向往建立为人民谋取利益的苏维埃政权。1919年，在库伦成立了由苏赫巴托和乔巴山领导的两个革命小组，1920年3月1日，在俄共的帮助下，建立蒙古人民党（即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前身），苏军当局决定交给蒙军3000支日本造步枪、10000枚手榴弹、5挺机枪和150支左轮手枪③薛衔天、金东吉：《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1921年3月13日，在苏俄境内的特罗伊茨克萨夫斯克市，举行了蒙古边境劳动人民代表和党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选举产生了临时人民政府。7月，苏、蒙革命军联合进占库伦，宣布建立独立的蒙古国，成立了“君主立宪”即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君主的人民革命政府。1924年5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去世，同年11月，宣布正式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是一个打破蒙古传统社会治理结构的新型政府，但为了获得物资、武器等支援，又不得不依附苏俄，从而外蒙古问题进入了另一个时期。

但从中国近代政治重建与国家转型的过程看，外蒙古与现代中国政治关系越来越远了。当时的北洋政府虽然形式上坚持民族立场，但实际上不仅腐败无能，而且敌视社会主义，国内政治陷入混乱分裂之中。在对待外蒙古问题上，只能依靠外交交涉手段，对于苏联强行出兵外蒙古，除无力地表示强烈反对外，别无他法。尤其是1924年2月，苏联先后得到英、意等国的承认，打破在国际格局中孤立无援的局面，于是在外蒙古问题上与中国的谈判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当时北京政府担心落在其他国家与苏联建交之后，更加被动，加之国内问题的困扰，于1924年5月31日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联表面上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实际仍为苏联控制，通过“在所安排的一切谈话中泰然自若，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最友好、最镇静的基调，那么，中国人准备完全同意我们蒙古问题计划的时刻就会到来。”①林军：《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内部分歧》，《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第56页。这也是近代中国面对政治转型和国家重建的危机和挑战之际的无奈之举。

纵观1911—1921年外蒙古从形式上的独立到自治，随后撤治到独立，是近代中国国家转型中的危机与挑战的集中反映，这一过程既复杂而又充满政治灰色，不能单纯将当时民族边疆地区出现的独立和分离倾向与辛亥革命简单联系在一起。就外蒙古问题而言，它恰逢辛亥革命到民初中央政府政治重建，是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转型期。然而，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构建有其特殊性，即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进行，加之几千年浓厚的封建王朝烙印，如何重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被放于各民族面前，而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冲击，则又可能导致民族意识的另类觉醒，在构建统一近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出现以独立和主权为目的的民族分离运动，辛亥革命之后的外蒙古问题即是这种景象的表现。因此，自外蒙古宣布独立以来，从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以至后来的北洋政府，都试图以各种方式重建中央—外蒙古之间的政治关系，以达认同目的，如通过立法、册封、建银行、发展教育等，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外蒙古与中央的联系，实现对该地区的整合，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重建和国家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又使实践过程当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如：外蒙古上层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离心倾向、俄国以至苏联远东战略的需要对外蒙古独立的支持等等，其中的变量必然使中央政府在边疆问题处理上显得无奈而又苍白，使得近代民族区域整合的过程中问题重重，步履维艰。

总之，外蒙古问题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不和谐音符，有历史的必然性也包含若干历史的偶然，是对辛亥革命基本确立的统一多民族现代国家的民族政治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挑战，这是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区域整合过程中历史矛盾的表现，也是辛亥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局限与不足的必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