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利花1976年出生，广西来宾人，2003年，她和丈夫杨大转一起来到广东，租赁土地，种植通心菜，至今已11年了。造成他们逃离家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贫穷。而逼迫他们离开的直接原因，则是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乡村里的暴力计生行为。万般无奈之下，广西乡村的超生者，开始向东边的广东省迁移，成为代耕农。即便已经对新环境十分熟悉，代耕农们仍然很少走出农田的边界，这里有他们需要的安全感。

珠海市香洲区南洋埔村，居住着30余户130多名从广东阳春市迁来的代耕农。代耕，是代为耕种，有帮忙的意味。冼业光是这里的村民代表，他是阳春市春湾镇山中间管理区大坳村人。冼业光回忆，当时每个农民只分到两三分土地，基本没有一户人家可以保证家里人不饿肚子。正因为穷山恶水，人们必须四处谋生。

覃利花倒是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原来在来宾家乡种甘蔗，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肉。2003年到惠州石湾镇，过年没钱买肉，一个养猪场死了一头小猪，猪场老板说不是病死而是打架死的，这头小猪就成了他们的年货。而现在，肉能吃得起，年能过得起了，仅此而已，但已知足。

“好不好，至少能跟孩子们在一起，不是吗？”覃利花说。他们住的还是窝棚，但窝棚有其灵活性，不够住就搭得大一点儿，总可以容纳孩子。

窝棚里有4张床，3张是从建筑工地捡来的木头钉成的，另一张则是用钢铁焊制的双架床，这张双架床是花了60元从搬家的老乡处买来的，自从这张双架床来到这个家，她的4个孩子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一张床。

家里今年用上了煤气，用来煮饭、炒菜，为了节约煤气，一般不煲汤。至于洗澡的水，仍然是用柴火烧大锅。

小女儿今年读小学5年级，长得挺漂亮，看着也精灵，但到现在一个字都不认得。从1数到100，数不来，常常数着数着就哭了。“后来我们也不叫她数了，所以不知道现在她懂不懂。”

南洋埔村出现、发展的30年，是中国急剧变化的30年。在这种剧变的时代，只有极少数人能把握时代的演变轨迹，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见一步走一步，选择一条当时认为对自己更有利的道路。如果个人选择和发展大势交织缠绵最后分道扬镳，就会偶然酿成一个巨大的时代错误，而这种错误，往往是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的。于是，他们沦为另类的“流民”。

（摘自《南风窗》 李淳风/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