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通

虽然知识文人一再声称要抵制媚俗、坚守纯粹，却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娱乐时代秀下限、博出位的流行病。我们的文学生活越来越像一场闹剧，从批评韩寒到鲁奖纷争，各色圈内人物都如演员一般，或滑稽，或深情，或愤怒，以充满表演性的形式，在制造声音。伴随《后会无期》热播而来的是各种关于韩寒堕落的热议，尤其是肖鹰教授那篇深恶痛绝的批评更是引爆全场，一时众说纷纭，好不热闹。这不禁让人想起韩寒出道时，文学评论家白烨饱含深情的召唤，意图用《80后的现状与未来》收编韩寒等新锐作家，“作为他们的前辈，我想提请他们……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让自己的文学理想在相对纯净的天地里徜徉”。可惜韩寒并不领情，面对类乎于“回来吧，孩子！”的呼唤，韩寒的回应是“谁都别装逼”。评论家赋予“韩寒”诸多意义，并且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其实“韩寒”更像是一个集体包装出来的意见领袖，商业经济与消费主义联合打造的“公知”，一个娱乐文化的符号。不管是当初写《谈革命》还是今天拍电影《后会无期》，其内在逻辑都是一致的。那些从欣赏到失望，此刻又痛心疾首的人，我不知道是“父爱泛滥”还是“童真未泯”，总之丝毫不能引起人的共鸣。

作为世俗生活的良民，生一副慈悲心肠，多一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怀是好的。但作为接受知识训练，握有发声渠道的知识人来说，却应该有点骨气和斗争精神，而不是执于一端的“前辈说”和“阴谋论”。正如赛义德所说：知识分子构成人类的良心，“知识分子代表的不是塑像般的偶像，而是一项个人的行业，一种能量，一股顽强的力量，以语言和社会中明确、献身的声音针对诸多议题加以讨论。”歇斯底里的批评与情深意长的呼唤多半出于虚弱，理想和责任早已舍弃，剩下的只是无关痛痒的唠叨。早在90年代初诗人欧阳江河就说：“抗议作为一个诗歌的主题，其可能性已经消耗尽了，因为无法保留人的命运的成分和真正持久的诗意成分，它是写作中的意识形态幻觉的直接产物，它的读者不是个人而是群众。然而，为群众写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绕来绕去，所要表达的就是：排除“为群众”和“为政治”的写作，消解了责任、放逐了理想，“为自己的阅读期待而写作”。

如果说在社会语境恶化的情况下，放弃书写群众运动和政治事件是合情合理的话，那么追求“文学史上的生效”则暴露了消解责任的功利性本质。不知从何时起文学批评成了人肉点赞，学术研讨一片和谐，人人心中都在怀念80年代的激情，实际上却在忍气吞声以求获取最大利益。放下的同时，始终还有放不下的“抱负”，一种意图标榜自身，用一整套的观念和语言建构文化，进而获得解释权的野心。用“顽主”王朔的话讲：“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体系，以他们的观念为标准。”知识精英如此回应，这种反知识分子化的倾向，除了烙有拜金主义的印记，同时还沿袭了此前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的嫉妒和蔑视。对于商业化的王朔，知识精英所处的位置同韩白之争时的状况别无二致。大言炎炎，却软弱无力。几个亿的票房，亿万粉丝的追捧，韩寒如果真把无关痛痒的谈论当回事，那还真奇了怪了。丧失政治地位和民间崇拜的知识人，更像一个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带着曾经也阔过的优越感掺杂着怕被忽视的焦虑，不针砭时弊，专做人生的导师。殊不知失去现实支撑的说教只会招致反感，而缺乏对话的批评则是一厢情愿。上海作家蔡翔在谈论“王朔对文化人的发难”的时候这样描述，在王朔自觉把自己划出知识分子圈外时，反而能借此剥开知识分子“千年的虚伪的厚皮”。不知从何时起，还是一直如此，文化界也沾染了官场陋习，等级排列，党同伐异。一知名学者在一次高端研讨会上的主持人开场白很形象，我们这个圈子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放逐了理想，荒废了业务，知识文人越来越像政客或者娱乐明星，上蹿下跳，炒作知名度。鲁迅文学奖评选黑幕的背后有圈子利益、商业媚俗、政治勾结等各种势力在作怪。先是有著名诗人柳忠秧与湖北作协主席方方的论争，一方指出鲁奖有人作弊，一方则强调文坛有傻大姐。问题是，柳诗确实不怎么样，他头上却顶着无数光鲜亮丽的文化头衔，还有著名学者、诗评家站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柳方之争还在渲染，周诗案又爆发。真是文坛趣事多，作弊、斗争真欢乐。值得注意的是，周诗案一再出现王蒙的影子。王蒙何许人也？文坛耆老、当代文豪、前文化部部长，王蒙的名号意味着文坛权威。“王蒙评周啸天：亦属绝唱，已属绝伦”的内容被附在相关评论和新闻报道中，被反复发酵渲染。原话王蒙自然没有讲过，不过王蒙确实在《值得一读一吟一粲》一文中对周的诗有较高的评价。有了“王蒙”这个金字招牌，周教授得奖自然是顺理成章，可是媒体并不买账，从制造舆论的角度来说“王蒙的点赞”只是增加戏码的符号，而看客们更是乐于此道，语不惊人反而缺少可读性。

回过头来说，柳诗人虽然诗不怎么样，骨气倒是有的，“网上有人说周诗比柳诗好得多，这下把我气炸了！奖丢了无所谓，但决不能丢人。”同样是因为“丢奖不能丢人”，很多圈内人出来讲话了。先是不太有名的，接着著名作家、四川作协主席阿来出来放话，“三问鲁奖，希望受到公正对待”。更劲爆的还是《夏泰志：周啸天曾进京告他人写反诗》，此文一出，讨论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文学层面了。如果说方方真如柳诗人和媒体标示那样，是文坛傻大姐；那么阿来则是名副其实的“康巴汉子”，以我们川西汉人一向的观点讲，“耿直”。虽然贵为一省的作协主席，但从身份、地域到文化教养来看，阿来其实是个“圈外人”。“发此疑问后，不被打击报复”“以文学之名，受到公正对待”，从这样的发问中我们看到的是缺乏底气的茫然无措，更看到了尚未被规训的“文人淳朴”。

处在风口浪尖的相关部门又玩起了百试不爽的“沉默是金”策略，而这些手握大权决定文学走向的“真文人”们此刻不知道又在作何算计，谋划什么好戏？陷入纷争的知识文人不会意识到，我们正在自掘坟墓，固守文化正统，抢占圈子利益的同时，却忘记文学的本质和警惕商业娱乐的陷阱。如果说批评韩寒本来就有演戏的性质，那么鲁迅文学奖评选——一场旨在奖励优秀创作，奖励中外文学翻译，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文学盛会——蜕变为一出媒体炒作的文坛内部黑幕曝光和知识文人纷争的闹剧就“情无可原”了。在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的价值观照下，借助现代传媒视听技术的渲染。文学圈的闹剧成了千万民众茶余饭后消遣的好戏。好戏谢幕，不管结局如何，文坛本来岌岌可危的民间信任将遭受创伤，业已衰败的文学事业又添新愁。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