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喜

(福建师范大学 福清分校，福建福清350300)

引言

旅游休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越来越承认与重视旅游休闲对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旅游休闲被人们认为是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重要途径。1980年世界旅游组织指出发展旅游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生活质量并为所有的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与《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2014)均明确指出要改革发展旅游业，扩大旅游休闲的规模与品质，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与水平。当前，中国国民旅游已进入大众化时代，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同时，中国出境旅游市场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2014年，居民国内旅游达36亿人次，人均年出游率超过2．6次;出境人数达1．09亿人次。旅游休闲日益成为体现居民现代生活方式与衡量其生活质量与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2013年国家旅游局发布的《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表明，居民旅游休闲的动机以提升生活品质为主，旅游业经营者更是将旅游休闲的生活质量意义作为开展促销活动的重要基础。然而，研究者们关于旅游休闲对人们生活质量与水平的促进作用的理论研究，在旅游休闲的民生与生活质量意义方面的规范逻辑研究成果多，而经验检验工作，特别是建立于实验基础上的实证探索少，相关研究滞后于实践。因此，有必要对旅游休闲的生活质量作用进行深入实证探索，以确定旅游休闲与参与者生活质量的因果关系。明确旅游休闲对生活质量的具体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加深人们旅游休闲对个人影响与作用的理解与认识，以期为提高政府旅游政策的有效性、企业开展有效的促销活动提供借鉴。

一、文献回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旅游研究者对旅游的关注从经济角度逐步转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上来，旅游休闲对生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旅游休闲对目的地居民对生活质量影响感知，如Richard Perdue指出旅游会促进目的地居民物质幸福感。Kyungmi KimAuthor Vitae认为旅游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对社会居民的总体幸福感与具体生活领域的幸福感如物质、健康、安全等都会产生不同影响。在旅游业发展的早期与衰退阶段会降低目的地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而在成熟期则有促进作用［1］［2］。二是旅游对旅游者的影响。研究者认为旅游活动能满足旅游者的某些心理需要，从而增强其幸福感与生活质量的主观感知，提升其生活质量水平［3］［4］。相反，人们在生活中缺乏旅游休闲活动参与机会则会降低其幸福感与生活质量感知［5］。旅游者的旅游经历或体验影响旅游者的情感、精神、生理等方面，可使人们释放焦虑，提高其社会地位，并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6］［7］。M．Sirgy认为旅游休闲对旅游者的主要生活领域生活满意度会产生正向影响［8］。Sara Dolnicar、Venkata Yanamandram与Katie Cliff指出家庭与本地休闲与度假旅游有本质上的差异，前者是以经常性的居住地为基础的活动，而后者是不经常的离开常住地的休闲活动［9］，并认为度假旅游与休闲一样对大多数人而言都会改善其生活质量，度假旅游是与休闲相独立的一个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Gilbert．D与Abdullah．J通过前—后重复测验，发现度假旅游从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度假者的主观幸福感。Scott McCabe认为通过政府资助那些由于收入等条件限制不能参加旅游活动的家庭参加社会旅游，能提高参与者的幸福感，并认为度假旅游为参与者提供了暂时缓解压力的机会，从而使参与者获得了清新的生活视野与愿景，有时甚至是开启了对其有深远影响的新的生活方式的大门［10］。Scott McCabe与Sarah Johnson指出过去的相关研究多是在社会成员均有参加旅游休闲机会的前提下进行的。然而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常常由于经济的限制而被排斥在旅游活动之外。Scott McCabe等通过进一步研究社会旅游环境下的旅游休闲价值，发现旅游休闲对旅游者不同具体生活领域的幸福感影响存在差异，并指出休闲旅游对参与者的主要生活领域幸福感作用大，而对情感方面的幸福感影响较小［11］。Salvatore Bimonte与Valeria Faralla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发现不同类型旅游者的旅游行为与生活幸福感的自我评价水平有相关性［12］。A．Milan认为旅游对老年人的幸福感影响不显著［13］。也有研究者对旅游休闲的生活质量作用提出了质疑，如Nawijn通过前—后测设计研究了度假旅游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度假旅游被试前测与未参加旅游者相比报告了较高的幸福感，但后测幸福感得分除少数休闲旅游者报告了较高的幸福感外，多数参与者没有差异。Nawijn还运用社会需要(need)理论、比较(Comparison)理论、基点(set point)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14］。

而在国内，相关研究开展的相对较晚，且研究成果多为定性考察。2010年《旅游学刊》专门以旅游的民生意义为笔谈的主题展开了讨论。如范业正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旅游的民生意义越来越突出，日益成为国民的惯常生活方式［15］。肖飞指出旅游已经成为人们增加生活幸福感的必要条件，旅游业发展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质量［16］。汪宇明认为世界旅游业发展进程表明，旅游休闲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国家民生质量的标志，要把发展旅游业作为政府改善民生质量的重要途径［17］。姚媛论证了作为现代生活方式重要组成部分的旅游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并深入探讨了旅游的民生意义［18］。而实证研究多从生活质量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角度考察。

通过文献回顾，国外生活质量的测量研究已相当深入。旅游休闲的研究重点也从旅游休闲对人的利益的逻辑分析过渡到对其生活质量意义的作用机制的实证与实验探索。实验设计如前—后测研究设计(pretest-posttest design)等方法被应用以验证、确定旅游休闲与生活质量之间潜在的因果关系。研究者对本地休闲如看电视、游公园等经济常性的休闲活动对个人的生活质量作用的研究已取得大量有价值的成果。生活质量研究者更是将旅游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并认为本地休闲与度假旅游对个体生活质量的作用有显著差异。但是，度假旅游作为与本地休闲相对的一种不经常发生的、离开常住地的消遣活动对参与者生活质量影响研究所获得的结果还不稳定，人们对度假旅游对个人利益作用的理解还不深入。同时，度假旅游对旅游者的生活质量影响效应还受到参与者的文化背景、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在当前中国转型时期，中国旅游休闲已进入大众化时代，我们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研究成果。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研究方法和生活质量测量工具，在中国文化与价值观背景下，深入开展中国国民休闲旅游的生活质量效应机制研究。

二、研究方法

(一)度假旅游与生活质量概念

1．度假旅游

世界旅游组织1994年从需求者的角度，提出旅游概念性定义:旅游是人们为了休闲、商务和其他目的，离开自己的常居环境、连续不超过一年的旅行与逗留活动［19］。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技术性定义，将旅游的最短逗留时间定为一夜，而未过夜的一日游客的消遣活动称为一日游活动(如游览景点、野餐等)。旅游研究者一般将一日游活动与在常居地的休闲娱乐活动:家庭休闲(看电视、园艺等)、日常户外休闲(公园游览、看电影等)统一称为本地休闲活动。考虑到本研究的主题是旅游对个人的生活质量作用，且消遣、娱乐与度假是大众化旅游时代最主要的旅游方式。因此，将研究对象限定在以消遣、娱乐、度假为目的旅游活动即度假旅游，以区别商务等其他目的旅游。为了体现度假旅游的一般性，在具体选择样本的操作中，将度假旅游的逗留时间标准设定为:在目的地住宿3晚以上。

2．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有主观与客观生活质量两个概念。由于客观生活质量对个人自我报告的主观生活质量的相关程度较低，因此，研究者一般将客观生活质量的测量与评估归为社会发展指标的内容，而主观生活质量成了研究者研究个体对其生活经历的满意度与幸福感自我评价的重点［20］。本研究即是考察度假旅游对旅游者主观生活质量(以下称生活质量)的影响。即本文所称生活质量是指人们对其所处的生活状况的满足或满意程度，反映人们对生活条件和状况的主观感受。研究者们一般认为生活质量由认知与情感两个基本成分组成，即认知成分与情感成分。前者主要通过对总体生活和具体生活领域两个水平的生活满意度进行测量;后者可通过个体的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的平衡进行测量。

(二)编制调查工具

调查问卷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生活质量量表、人口统计学变量。生活质量包含总体生活质量与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质量两方面。总体生活质量测量普遍采用Diener．E．等编制的生活满意感量表(SWLS)与Kamman and Flett编制的情感量表2(Affectomster2)进行，分别测量其认识与情感成分。生活满意感量表(SWLS)有良好的测量特性，重测相关系数为0．82，系数为0．87。总体生活满意感量表(SWLS)是包含5个题项、7点计分李克特型量表，分值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各题项得分之和就是总体 生 活 满 意 度 测 量 值［21］。情 感 量 表 2(Affectomster2)是以近期体验到的正性与负性情感的平衡为基础，测试被试者的总体生活质量，是包含20个题项、5点计分李克特型量表，正向情感超过负向情感的总分数即反映其对生活的情感体验［22］。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质量包括14个具体特定生活内容: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亲属关系、休闲娱乐、精神生活等方面。具体生活领域生活质量测量量表由14题项组成，是7点计分李克特型量表。将以上3个量表编入问卷形成生活质量测量工具。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等。

(三)前—后测研究设计

1．整群与分层组合抽样

实施调查者在2013年4—5月通过在校本科学生联系亲属朋友选取有意参与调查活动的人员。然后以在3个月内即2013年7月1日—9月30日有度假旅游计划者和3个月内没有度假旅游计划者分为两部分(层)。为增强试验的可靠性，需控制干扰变量，对家庭年收入、喜庆事件、朋友关系等可能影响生活质量的生活事件发生重大变化的个体进行剔除。从这两组中分别抽取200、120人形成两个样本组(考虑到实验组样本流失率可能较高而适当增大了实验组规模)。这两个样本作为研究设计的两个样组:第一组(实验组)在旅游前后分别对其进行前测和后测，第二组(控制组)也在对实验组进行测量的同一时期分别接受前测与后测，但不参加度假旅游活动。这就构成了前—后测研究设计。研究设计见表1。

表1 前—后测研究设计

2．实施调查

在两个不同的时点(前测与后测)，每组成员被要求及时各填写一份问卷。也就是说，实验组成员分别在度假旅游前1个月(前测)与度假后1个月(后测)内各完成一份问卷;控制组成员要在2013年6月完成第一份问卷(前测)，在2013年10月完成另一份问卷(后测)。前测与后测分别发放320与300份调查问卷。通过对试验组剔除漏答问卷以及由于度假旅游计划未成行的问卷后，前后测均有效作答的问卷共154组份(前后各154份)，其中，男、女性分别占40．3%与59．7%。控制组成员两次均作答的有效问卷为108组份(前后各108份)，其中，男、女性分别占38．9%与61．1%。具体研究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见表2。

(四)数据处理

相关数据处理采用SPSS13．0的独立样本T检验与相关样本T检验方法处理。数据处理结果见表3、表4、表5、表6。

表2 研究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统计表

三、数据处理结果与分析

(一)度假旅游活动对总体生活质量评价差异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在生活质量的认知方面，参与度假旅游的被试旅游后比旅游前的总体满意度自评值高出3．68，表明参与度假旅游活动对旅游者的总体满意度得到了提升。进一步通过相关样本T检验可知，前后测观测到的旅游者生活质量自评分值的差异，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Sig．＜0．01)。说明度假旅游给旅游者带来了显著区别于日常生活状态的、丰富的环境体验，从而使其暂时改变、提高了其对生活状态的总体认知与评价，提高了其生活质量。这与社会需要理论、比较理论、基点理论的预测相一致。因为度假旅游为参与者提供了暂时缓解压力的机会、清新的生活视野，以及丰富的正向的生活体验与感受，甚至为旅游者开启了通向新生活方式的大门。旅游者旅游前后生活状态的转变，满足了其某种心理需要，最终会激励其提高对生活状态的总体评价。因此，旅游后，旅游者主观心理上认为其生活幸福感处于相对高的水平，从而其总体生活质量得以改善。此外，表3还说明，在生活质量的情感方面，参与度假旅游促进了正向情感评价与正负情感平衡，但对负向情感没有明显作用。总之，度假旅游从认识与情感两方面均对旅游者的生活质量产生了积极正向的促进作用。

表3 试验组前后测相关样本T检验结果表

表4 控制组前后测相关样本T检验结果表

从表4可以看出，在未参与度假旅游即控制组的被试中，他的前测和后测的总体生活质量自评值有差异，但是，进一步通过相关样本T检验可知，控制组前后测的总体生活自评得分值差异在10%的统计水平上不显著(Sig．＞0．1)。这说明控制组被试的总体生活质量自评得分未出现显著变化。这同样可用社会需要理论、比较理论、基点理论给予解释。这是因为控制组被试，没有经历度假旅游体验，同时，在考察期内，也没有发生影响其生活满意度评价的生活事件。前后测时期内，控制组被试都生活在日常的生活状态中，没有正向或负向的情感经历。其对生活状态的期望与需要也不能实现与满足，从而其对生活满意度的主观认知就不会发生变化，其情感体验也不会出现显著的差异，进而其总体生活质量自评得分也不会有明显变化。此外，表4还说明，未参与度假旅游的情感评价均没有显著变化。总之，没有参加度假旅游活动的被试者在前后测中其自评生活质量得分没有显著提升，同时，其生活质量也没有明显降低。

从表5可以看出，在生活质量的认知方面，试验组与控制组被试的前测总体生活满意度得分均值有一定差异，但进一步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可知，在10%的统计水平上不显著(Sig．＞0．1)。这说明两组被试在前测阶段对生活质量的自主评价没有显著差异。这是因为在试验组进行度假旅游之前的短期内，两组被试均处在共同的没有显著差异的日常生活环境中，他们的生活体验与认知也相同，社会生活状态自我比较不会产生显著的差异，因此，他们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主观评价也不会出现明显不同。此外，表5还说明，在生活质量的情感方面，两组的前测正、负向情感与正负向情感平衡评价均值均没有明显差异。总之，度假旅游前的短期内，计划参与度假旅游的实验组与没有度假旅游计划的控制组被试的总体生活质量没有显著差异。

从表6可以看出，在生活质量的认知方面，试验组的总体生活满意度评价得分均值为22．54，而未参与度假旅游的被试即控制组的则为18．85。参与度假旅游的被试其总体生活满意度自评得分均值高于控制组3．69。对这一差异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Sig．＜0．01)。这说明在度假旅游结束后的短期内，参与度假旅游的被试报告了相对较高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其生活质量评价得分均值显著高于没有度假旅游的被试。这是因为旅游是有益于参与者身心健康的活动。度假旅游者通过度假体验，在社会互动、个人发展与自我价值等方面得到了较高的自我评价。这种正向的自我感知会反映到总体生活满意度上，最终表征为改善了的生活质量。而未参与度假旅游者没有经历度假旅游体验，其生活状态没有发生显著改变，仍然处在没有变化的日常生态环境中，其自我评价的生活质量也就相对较低。此外，在生活质量的情感方面，试验组较控制组的正向情感评价与正负情感平衡得到促进，但对负向情感没有明显作用。

表5 实验组与控制组前测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

表6 实验组与控制组后测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

(二)度假旅游对参与者具体生活领域生活质量的影响差异分析

从表3还可以看出，试验组被试在参与度假旅游活动后，其对具体领域的生活满意度的自我评价得分在14个方面均得以提高。总体上度假旅游提高了旅游者对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满意度。进一步通过相关样本T检验发现，这一差别除个人健康等3方面外，其余11个方面在10%的统计水平显著(Sig．＜0．1)。说明度假旅游者旅游后较旅游前的具体生活满意度自评得分也显著提高，表明度假旅游能提高度假旅游者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质量。度假旅游者通过度假旅游，暂时离开了其惯常的家庭生活，与家庭成员共同经历了清新的生活体验，增加了他们嬉戏、欢乐的机会，从而其家庭生活更加和谐，更加密切了彼此之间关系，提高了其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水平，进而使其生活质量得以改善。度假旅游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公共场所进行的，常常需要小组成员互动才能完成，这有机会提高参与者的学习与社交能力，从而满足了他们的社会交往的需要;度假旅游还能给参与者提供发挥与培养创造能力的机会，使他们在度假旅游中能拓展视野、接触与尝试新事物;同时，度假旅游由于组织者的精心服务，还会提升旅游者的自尊、自信、成就与能力感，从而大大改善其身心状态。以上这些方面都会提升参与者对相关具体生活领域生活满意度的认知与评价。至于在个人健康、物品与服务消费、地方政府表现等具体生活领域试验组被试的生活满意度评价没有差异，这可能与个人健康等方面的影响因素较多有关，因为单单度假旅游活动不能引起参与者对这些方面的自我评价发生实质的改变。因此，度假旅游对提升这些具体领域的生活满意度的作用也就不大。

从表6还可以看出，试验组在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满意度自评得分均值均高于控制组。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除物品与服务消费方面外，其他13个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满意的这种差异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Sig．＜0．05)。这说明，与未参与者相比，参与度假旅游提高了旅游者对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满意度。

从表4还可以看出，未参与度假旅游的被试其具体生活领域生活满意度前后测自评得分均值除个人健康、休闲娱乐、医疗保健、精神生活等4方面外没有显著差异;从表5可以看出，试验组与控制组的具体生活领域生活满意度自评得分前测匀值虽存在一定差异，但除休闲娱乐、地方政策表现等两方面外，其余12个方面在通常的统计水平上不显著。这说明没有参与度假旅游的控制组被试在具体生活领域方面的生活质量自我评价没有显著变化。在度假旅游活动之前的短期内，试验组与控制组被试对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质量报告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社会需要理论、比较理论、基点理论等为基础，通过前—后测实验设计，运用纵向研究方法，探讨了度假旅游对旅游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明确了度假旅游与旅游者生活质量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度假旅游是度假旅游参与者生活质量提高的原因，参与度假旅游能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度假旅游者较非度假旅游者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在生活质量的认知方面，实验组即参加度假旅游的被试对总体生活满意度以及大多数具体生活领域生活满意度水平的自评得分均值显著提高;在生活质量的情感方面，度假旅游明显促进了旅游者的正向情感，提高了其正负情感平衡水平。而控制组既未参与度假旅游的被试其生活质量自我评价得分值没有发生显著提升，但其生活质量水平也没有明显降低。旅游前短期内实验组与控制组被试报告的生活质量水平未发现显著差异;而旅游后短时期内参加度假旅游活动的被试报告的生活质量水平显著高于未参与旅游者。总之，度假旅游活动能对生活质量起到改善作用，进一步证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度假旅游是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当前中国已进入大众化旅游时期，这些实证结论对中国旅游政策制定者、旅游企业经营管理决策者以及国民个人自身发展均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政策制定者要充分重视度假旅游对参与者的生活质量效应

旅游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国民大众化、经常性的生活方式。政府政策制定者应在重视旅游的经济发展功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更加重视其民生功能，将广泛开展度假旅游活动作为改善国民生活质量、惠民生的重要途径与抓手。加快实施《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为国民开展旅游休闲活动创造良好的宏观条件与便利，以促进全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二)旅游企业经营决策者要重视度假旅游对旅游者的生活质量改善价值

旅游企业在开展营销活动时要突出度假旅游对旅游者生活质量的促进意义。明确度假旅游对旅游者的生活质量产生促进作用，以此来丰富旅游促销活动与产品推广宣传的内涵，从而提高旅游企业开展促销活动的有效性。与此同时，旅游企业更要练内功，努力改善服务水平，提升旅游者的幸福感。这要通过提高旅游交通便利化与旅游设施的人性化等，以及通过大力开发多样化的旅游产品推动旅游产品结构向度假休闲观光转变来实现。

(三)国民个人要积极主动地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与习惯

通过文明度假旅游，提高生活满意度、提升生活质量。当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代，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快，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大。要科学处理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以确保身心健康与生活幸福。国民个人要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积极主动开展旅游休闲活动，通过休闲度假旅游等活动，舒缓压力、陶情增识，以提高个人的幸福感，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此外，研究实验设计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样本选择的随机性受到限制，以及实验组与控制组的职业、教育程度等不同，这可能对实验结果的一般性产生影响。因此，将该结果应用到样本范围之外的领域，还需进一步通过更为完善的实验设计进行验证。

［1］Richard Perdue，Patrick Long，Lawrence Allen．Resident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0，17(4):586-599．

［2］Kyungmi KimAuthor Vitae，Muzaffer Uysal Author Vitae，M．Joseph Sirgy．How does tourism in a community impact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ommunity residents?［J］．Tourism Management，2013，36:527-540．

［3］C．科恩，巫宁，马聪玲．旅游社会学纵论［M］．陈立平，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79-106．

［4］Crompton．J．L．Motivations for pleasure vacation［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79，6(4):408-424．

［5］Neulinger．J．Leisure Lack and the Quality of Life:The Broadening Scope of the Leisure Professional［J］．Leisure Studies，1982，1:53-64．

［6］Gilbert．D，Abdullah．J．Holidaytaking and the Sense of Wellbeing［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4，31(1):103-121．

［7］Neal．J，Sirgy．M，Uysal．M．The Role of Satisfaction with Leisure Travel/Tourism Services and Experience in Satisfaction with Leisure Life and Overall Life［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1999，44:153-163．

［8］M．Sirgy．Toward a quality-of-life theory of leisure travel satisfaction［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2010，49:246-260．

［9］Sara Dolnicar，Venkata Yanamandram，Katie Cliff．The contribution of vacations to Quality of Life［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2，39(1):59-83．

［10］Scott McCabe．Who needs a holiday?Evaluating social tourism［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9，36(4):667-688．

［11］Scott McCabe，Sarah Johnson．The happiness factor in tourism: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social tourism［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3，41:42-65．

［12］Salvatore Bimonte，Valeria Faralla．Tourist types and happiness a comparative study in Maremma，Italy［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2，39(4):1929-1950．

［13］A．Milan．The Impact of Tourism and Travel Experience on Senior Traveler’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1998，37:166-170．

［14］Nawijn，J．，Marchand，M．，Veenhoven，R．，＆Vingerhoets，A．．Vacationers happier，but most not happier after a holiday［J］．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2010(5):35-47．

［15］范业正．从生活福利与旅游富民看旅游民生［J］．旅游学刊，2010，25(7):10-11．

［16］肖飞．有尊严地生活是旅游民生的重要特征［J］．旅游学刊，2010，25(7):8-9．

［17］汪宇明．彰显旅游民生价值，提升旅游业发展质量［J］．旅游学刊，2010，25(8):7-8．

［18］姚媛．论生活质量——一种基于旅游视角的分析［J］．云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94-97．

［19］库珀，弗莱彻，法伊德，等．旅游学:第三版［M］．张俐俐，蔡利平，编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9，62，81-86．

［20］赵东喜，丁丽英．旅游与生活质量关系——以大学生为例［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32(5):2-78，23．

［21］Diener，E．，Emmons，R．A．，Lar．Sem，R．J．，et al．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1985，49(1):71-75．

［22］Kammann，R．，and R．Flett．．Affectomer 2:A Scale to Measure Current Level of General Happiness［J］．Australia Journal of Psychology，1983，35:259-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