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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保山市缅籍HIV/AIDS病例失访密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2015-01-27黄东升郑维斌李艳萍杨家芳胡安艳徐正翠

中国卫生统计 2015年3期
关键词:住址保山市艾滋病

黄东升 郑维斌 李艳萍 杨家芳 胡安艳 徐正翠

云南省保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678000)

云南省保山市缅籍HIV/AIDS病例失访密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黄东升 郑维斌△李艳萍 杨家芳 胡安艳 徐正翠

云南省保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678000)

目的 研究1997-2012年现住址为云南省保山市缅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HIV/AIDS)病例的失访密度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入境者体检、涉外婚检、孕产妇检测、自愿咨询检测、术前检测等方法获得现住址为保山市的缅籍人员HIV 感染相关资料,收集随访相关信息,运用描述性流行病学对病例的一般情况和失访情况进行描述,运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其失访密度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有310例合格的缅籍HIV/AIDS病例纳入分析,研究对象累计观察707.21人年,失访159人,失访密度为22.48/100人年。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民族为景颇族(HR=7.06,95%CI:4.08~12.18)失访的风险高于汉族;而文化程度为小学者(HR=0.31,95%CI:0.19~0.49)、初中者(HR=0.49,95%CI:0.30~0.79)失访的风险低于文盲者,可能感染途径为注射毒品者(HR=0.38,95%CI:0.21~0.69)失访的风险低于异性传播者;样本来源为婚前检测者(HR=0.26,95%CI:0.11~0.59)、孕产妇检测者(HR=0.14,95%CI:0.06~0.31)、自愿咨询检测者(HR=0.28,95%CI:0.14~0.57)、其他人群(HR=0.23,95%CI:0.11~0.49)失访风险低于入境检测者。结论 现住址为保山市的缅籍HIV/AIDS病例的失访密度较高,少数民族、文盲、异性接触感染、入境检测者病例的失访风险较高。

缅籍 HIV感染者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失访密度 影响因素

保山市与艾滋病疫情广泛流行的缅甸比邻[1],边民往来及流动人口频繁,给跨境HIV/AIDS病例的管理带来了挑战。随访是HIV/AIDS病例管理的一项重要指标,通过随访,加强了工作人员与HIV/AIDS病例的交流与合作,使工作人员及时了解HIV/AIDS病例的身体、心理状况、临床症状和服药情况,并能通过随访干预减少HIV的重复感染或二代传播[2]。失访病例直接影响传染源的控制和管理,增加了二代传播的危险性,另外对失访的感染者可能贻误抗病毒治疗时间,造成其过早死亡[3]。研究表明保山市每年仍有不少的HIV/AIDS病例失访,特别是现住址为保山市的缅籍HIV/AIDS病例失访率较高[4],显著高于当地感染者水平[5]。本研究对现住址为保山市的缅籍HIV/AIDS病例的失访密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对象和方法

1.材料来源 主要通过保山市市级和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采用入境者体检、涉外婚检、孕产妇检测、自愿咨询检测、术前检测等方法获得HIV/AIDS病例疫情资料。病例诊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诊断标准》。病例纳入标准:现住址为保山市的实验室诊断或临床诊断病例,研究对象至少有1次随访。剔除标准:未通过疫情管理人员审核、不符合国家诊断报告标准、非缅甸籍、随访状态为查无此人、传播途径为母婴传播的病例。

2.质量控制 保山市级和县(区)级CDC对HIV确证阳性的病例进行传染病报告卡、附卡、随访表等网络报告,报告的资料先后由县、市、省级CDC相关疫情负责人员从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逻辑性等方面进行审核,并综合病例的姓名、户籍所在地、性别、年龄、民族等进行查重,确保病例唯一。

3.观察人年计算 若首次随访状态确定为查无此人,此后无须继续随访。失访病例的观察人年等于其失访时间与发病时间(首次检测报告HIV阳性的时间)的差值,在访病例的观察人年等于最后1次随访时间与发病时间的差值。观察人年等于报告年内相应的HIV/AIDS病例在当年贡献的随访天数的总和/365.25天(按闰年366天,平年365天计算)。失访密度=研究期间失访病例数/观察人年×100。

4.统计学分析 使用excel 2007和SPSS19.0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应用描述性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对1997-2012年现住址为保山市的缅籍HIV/AIDS病例的一般情况进行描述;以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职业、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等)、可能感染HIV途径、病程阶段、样本来源为自变量,病例观察人年(时间变量)和病例随访状况(1=失访,0=在访)为因变量。进行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单因素分析,对其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采用前进法进行多因素分析时,自变量纳入模型标准为0.05,剔除标准为0.1,以P<0.05判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不同年份HIV/AIDS病例的失访密度

在310名缅籍HIV/AIDS病例中,能随访到的有153例,占48.71%,失访159例,占51.29%。累计观察707.21人年,平均失访密度为22.48/100人年。其中1997-2004年失访密度最高,为90.04/100 人年,2012年失访密度最低,为7.88/100 人年。缅籍HIV/AIDS病例失访密度从1997-2004年的90.04/100 人年持续下降至2012年的7.88/100人年(表1)。

2.不同特征缅籍HIV/AIDS病例的一般情况、失访情况及失访的影响因素

在310例缅籍HIV/AIDS病例中,首次检测报告HIV阳性的最小年龄为14岁,最大年龄为70岁,平均年龄为29.19±9.84岁(表2)。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单因素分析显示:研究对象的民族、教育程度、可能感染HIV的途径和样本来源与其失访状态有统计学意义(表2)。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在控制了潜在的混杂因素后,少数民族、文盲、异性接触感染、入境检测者的HIV/AIDS病例失访密度分别显著高于汉族、小学及初中、注射毒品感染、其他类型的检测者(表3)。

讨 论

本研究对现住址为中国保山的缅籍HIV/AIDS病例的失随访情况进行观察和分析。结果表明,现住址为保山市的缅籍HIV/AIDS病例失访密度总体呈现持续逐年下降趋势。失访密度在1997-2004年总体处于相对较高水平,自2005年开始持续下降。这可能与自2005年以来全国在推行HIV检测实名制有关[6],实践表明匿名制能使得被检测者经常留下虚假的个人信息,导致无法有效随访管理[7]。

Cox比例风险模型多因素分析显示民族、教育程度、可能的HIV感染途径、样本来源对缅籍HIV/AIDS病例的失访和随访状态具有统计学意义。与缅籍汉族相比,缅籍景颇族及其他民族的失访密度高,提示今后需针对缅籍HIV/AIDS病例民族类别加以随访管理。其他研究中也发现类似研究结果,如单因素研究表明中国少数民族的失访密度明显高于汉族(1.41倍,95%CI:1.01~1.98)[5]。不同文化程度的缅籍病例失访密度不同,与文盲相比,小学及初中文化程度的缅籍人员失访密度相对低,Panditrao M等人[8]的研究也显示与具有大学教育的HIV感染妇女比较,教育程度低于大学教育的HIV感染者妇女的失访密度显著上升(RR=6.32)。注射毒品的HIV/AIDS病例的失访密度显著低于异性性传播者,表明感染方式显著影响着缅籍HIV/AIDS病例的失访风险。研究显示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是造成跨国卖淫妇女感染和传播艾滋病和性病的高危行为[9],内部资料显示部分缅籍媳妇曾是商业性工作者,较高的失访密度可能与其隐蔽性、流动性强的工作性质有关。与入境者相比(术前检测人群除外),其余人群的失访密度均较低,表明在今后的艾滋病防治管理工作中,需要加强入境者的随访管理。比较入境者与术前检测者的失访密度,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术前检测者也具有高的失访密度,提示各级医疗机构应加强对缅籍HIV/AIDS病例管理,需全面落实医疗卫生机构主动提供HIV检测咨询服务,以及相应的转介工作。

本研究亮点为保山市地处中国西南,与艾滋病高流行区缅甸接壤[1],国境线较长,市内生活着大量的缅籍病例[4],本研究分析现住址为保山市的缅籍病例随访管理状况,其结果能很好反映边疆的缅籍HIV/AIDS病例随访管理状况,对国家和类似地区开展外籍HIV/AIDS病例的随访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研究不足为基于每个病例的最近一次随访日期,纳入了所有历年失访的病例,虽然能全面反映现住址为保山市的缅籍人群失访状况,但可能过高估计该人群的失访密度,因为可能存在部分失访病例已经死亡和转移到国内其他地方或离开了中国。另外也可能由于1997-2004年间监测到的缅籍病例数太少,对结果稳定性造成影响。最后本研究中大部分病例没有报告HIV阳性后的CD4细胞计数,故在使用Cox模型分析影响因素时未将CD4细胞计数纳入分析。

总之,现住址为保山市辖区的缅籍HIV/AIDS病例的失访密度处于较高水平,但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景颇族、文盲、异性性接触感染者、入境检测者的失访比例风险较高,今后应加强保山市辖区内的缅籍HIV/AIDS病例的随访管理工作。

[1]Beyrer C,Razak MH,Labrique A,et al.Assessing the magnitude of the HIV/AIDS epidemic in Burma.J Acquir Immune Defic Syndr,2003,32(3):311-317.

[2]徐钟渭,徐红,项珍.浅谈我国新发现HIV/AIDS 患者的失访问题.中国艾滋病性病,2008,14(4):396-398.

[3]Collins CB,Hearn KD,Whittier DN,et al.Implementing packaged HIV-prevention intervention for HIV positive individuals:considerations for clinic-based and community-based intervention.Public Health Rep,2010;125(Suppl 1):55-63.

[4]黄东升,郑维斌,杨家芳,等.1997-2011年云南省保山市缅籍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疫情流行特征分析.疾病监测,2013,28(3):199-202.

[5]黄东升,郑维斌,杨家芳,等.云南省保山市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失访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4,48(8):688-693.

[6]陆林.云南省艾滋病流行20 年.昆明医科大学学报,2013,34(6):1-4.

[7]http://www.hiv-vct.net/content.asp?id=4275.

[8]Panditrao M,Darak S,Kulkarni V,et al.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loss to follow-up of HIV-infected women attending a private sector PMTCT program in Maharashtra,India.AIDS Care,2011,23(5):593-600.

[9]冯琳,汪宁,陆林.跨国流动人群及HIV/STD 相关危险行为.中国艾滋病性病,2010,16(5):515-518.

(责任编辑:丁海龙)

△通信作者:郑维斌,E-mail:zhweb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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