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经 刘厚俊

(1.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2.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伴随着企业全球战略的不断推进和跨国并购数量的迅猛增加，中国跨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面临诸如投资目的地政局动荡、政治审查、市场环境及管理经营等制度差异性风险也在不断累积。

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通常面临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方式的选择(李善民和李昶，2013)。选择何种投资模式，受到诸如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东道国制度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何帆，2013)。制度距离被认为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岳咬兴和范涛，2014)。Cui和Jiang(2010)认为，企业的战略决策受东道国制度和组织本身的交互影响，外来投资者会通过迎合东道国的规章制度而获取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制度因素会影响企业的行为方式，关乎对目标国的取舍以及对外投资模式的具体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对外投资模式的选择是组织响应外部环境压力的结果，对外投资企业须在内部惯例和外部环境中找到一个契合点，而评判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好坏标准正是以能否找到这个契合点为依据(Chao and Kumar，2010)。

人力资源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对外投资企业的跨文化整合方面。差异性越大，母公司与子公司在整个运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就越大，主要表现为沟通成本的增加。Slangen和Hennart(2008)认为，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需要在知识分享、协调、监督与文化管理等方面进行沟通，随着交流活动的频繁开展，沟通成本也会相应增加;同时，母子公司在沟通中存在或多或少的语言障碍，这在并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