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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自我教育观初探

2015-01-21荆世群邹彩娟

关键词:自我教育曾国藩维度

荆世群,邹彩娟

(湘潭大学 a. 马克思主义学院 b. 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105)



曾国藩自我教育观初探

荆世群a,邹彩娟b

(湘潭大学 a. 马克思主义学院 b. 哲学系,湖南 湘潭411105)

摘要:曾国藩的自我教育观可概括为“源”“体”“用”等三个方面。“源”指曾国藩自我教育观的理论渊源,“体”是其自我教育观的境界和方法,“用”是其自我教育的经世事功。曾国藩的自我教育观深受宋明理学修身理论的指导和湖湘文化的熏陶。宋明理学的修身理论以及湘地所特有的湘人精神,是曾国藩一生自我教育的源头活水。曾国藩的自我教育观鲜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曾国藩;自我教育;维度;“源”; “工”; “体”; “用”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谥号文正,湖南湘乡(今湖南双峰县)人。湘军之父,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实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于一身的人物之一,被誉为“千古第一完人”。他特别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和自我教育,以身示范;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广受后人推崇,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曾国藩的自我教育观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 自我教育之“源”:程朱理学和湘人精神

宋明理学对湖南的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大理学家朱熹和张栻都曾在当时全国闻名的岳麓书院讲学多年,弟子达千人,影响甚远,享有“斯文正脉”之誉。其后,程朱理学虽然在明、清受到心学、考据学等学说的排挤,但后两者都对湖南文化教育界和学术思想界影响不大,没有动摇其统治地位。罗汝怀曾说:“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宏,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为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务必以程朱为宗。”[1]5宋明理学修身理论包含外在的身体修养和内在的道德修养,而道德修养又包括个人品德和封建伦理纲常的修养。宋明理学的修身理论以及湘地所特有的湘人精神,是曾国落一生自我教育的源头活水。

曾国藩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师从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钧,当然深受宋明理学之影响。中进士之后,曾国藩又曾向同乡、官居太常寺卿的理学大师唐鉴先生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说:“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2]4867唐鉴特别强调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曾国藩听完之后感慨“昭然若发蒙也”,在给贺长龄的信中写道:“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3]1858,曾国藩自此初步确立了其自我教育的途径和目标。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八月九日,他在给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四位弟弟的信中告诫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2]5062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初八,他在给国潢等四位弟弟的家书中断言:“凡人一身,只有 ‘迁善改过’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尽一分,必有一分之庆;不尽一分,必有一分之殃”[2]5144。通过对宋明理学修身理论的学习,曾国藩不断反思其现实生活并追求提升自身的精神生活质量,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自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信念,实现对自身意义的追寻;最终使自己的道德修养告别自发,渐成自觉;告别短暂,趋于永恒。

湖南由于自然条件较差,开发较晚,交通闭塞,经济很不发达,自古便有“南蛮之地”的说法。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指出:“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4]1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特有的地理环境对湘人性格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正如钱基博先生所说,“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可以称得上是湘人精神的内质。曾国藩是近代湘人的代表,亦是湘人精神活的灵魂。无论在其日记中还是在家信中,他常言,“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屡败屡战”,以及他处处对立志和恒心的强调,无一不反映出其坚毅决卓的湘人性格。

宋明理学的修身理论以及湘地所特有的湘人精神,是曾国藩一生自我教育的源头活水。

二、 自我教育之“体”:明理君子与克己修身

曾国藩自我教育的最高目标和人生境界是做“明理君子”。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2]5512曾国藩认为,做一个“明理群子”,必须注意“修仙”和“养气”两个方面。曾国藩一生都在探索和践行道德修养的方法。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给自己制定了“主敬”、“主静”、“谨言”、“养气”、“保身”等十二条日常必修功课,称之为“日课十二条”。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以“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2]5054五条箴言勉励自己,劝诫诸弟。咸丰二年(1852年),曾氏认为自己虽暮齿衰迈,仍应在“敬静纯淡”四字上痛下功夫。咸丰九年(1859年),他强调“德成以谨言慎行为要”,而敬、恕、诚、静、勤、润六课即六条修身养性条规是德成的途径[2]4878。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思量立身之道,主张修己治人应当遵循“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2]4878。同治十年(1871年),已是重病缠身的他在金陵节署的日记中给家人提出了“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等四条修身原则,确信慎独则心安,主敬则心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2]5586-5588。概而言之,曾国藩的道德修养方法尤重下列几点:

首先,庄敬日强。在曾国藩看来,人们必须心怀庄严持重、敬慎严谨的态度,才能不断进步自强。他十分重视“敬”之工夫,断言敬则存心渐趋于厚;主张“礼以居敬、乐以导和。阳刚之恶,和以宜之。阴柔之恶、敬以持之。饮食之过,敬以检之。言语之过,和以敛之。”[2]4875他认为,无论是做人之道还是为学之方,皆离不开“敬”字。“圣门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彻始彻终,性功事功,俱可包括。”[2]5247“为学之方,无过主敬之要,主敬则百病可除。自后守此二字,终身断不敢稍有陨越。”[5]5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在回顾自己平生居敬涵养的心得体会时说:“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驱,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2]5587曾国藩明确指出“敬”能强身健体,强调要以“敬”修身。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提出,“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2]5587曾国藩详细探讨了“敬”之工夫、表现、效验,把居敬的意义提升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高度。

其次,主静安详。受唐鉴的影响,生性好动的曾国藩将静心、静养视为道德修养的得力方法。他认为,人们如果静心修养,不为外物所动,就会获得安宁、详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他在日记中云:“唐先生言:‘最是静字工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工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工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2]4894经过唐鉴的点拨,曾氏决心接受并践行宋明理学的主静修身养性方法。说来容易做起难,曾氏在此前后并没有非常切实地践行主静的修养方法。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他在日记中自责说:“数日心沾滞于诗,总由心不静,故不专一,当力求主之一法。诚能主一,养得心静气恬,到天机活泼之时,即作诗亦自无妨,我今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间情志屡边耳。”[2]4892心气浮躁,则不能静思,不能静思,则难以顿悟而产生灵感,当然作不了诗。“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馀,尚浮躁如此耶!”[5]126为了提高自己静坐的耐力,他定下了“静坐思,心正气顺,必须到‘天地位、万物育’田地方好”[2]4868的人生目标。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曾国藩终于达到了超然物外、心无所著的静心状态。他在《主静箴》中说:“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2]5054

再次,慎独内省。慎独是指人们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违背道德信念之事。一个人在独处时,也能自觉遵守道德律令。

曾国藩非常注重挖掘“慎”之内涵:“古人曰钦、曰敬、曰谦、曰谨、曰虔恭、曰祗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7]434“‘慎’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2]4903曾国藩认为“慎独”是“守身之先务”。“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2]5584-5587在他看来,人们如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全力除去私欲,以存天理,那么《大学》所谓的“自慊”(“慊”通“谦”),《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都能切实践行了[2]5587。曾国藩以理学大师倭仁为榜样,认为“研几”功夫最要紧。所谓“研几”就是要捕捉事物的苗头与征兆,从而认识并察见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趋势,灭人欲于将萌之时。

曾国藩常常私下反省自己的言行,以便修正过失,体现了慎独的精神境界。咸丰十年(1860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德薄能鲜。忝窃高位,又窃虚名,已干造物之忌。恐家中老少习于骄、奢、佚三字,实深悚惧。”[2]4902慎独驱使他养成功成不居、谦虚低调、防患未然的心志。同治元年(1862年),他在日记中说:“光景似箭,冉冉又过十年。念德业之不进,愧位名之久窃。此后当于‘勤俭谨信’四字之外,加以‘忍’字、‘浑’字,痛自箴砭”[2]4904。他在同治二年(1863年)的日记中对自己作了更苛刻的解剖:“近日省察自己短处,每日怠玩时多,治事时少。看书作字,治私事时多;察人看稿,治公事时少。……本无知人察吏之才,而又度外置之。对京察褒嘉之语,殊有愧矣。”[2]4905勤于职守,公私分明,选官有方的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对自己如此严格要求,殊为难得。

最后,八德自勉。“八德”既是曾国藩理论思维的工夫,也是其道德修养的工夫。他说:“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曾为泽儿言之,宜转告于鸿儿,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2]5574曾国藩把个体品德概括为“八德”,用于自勉和育人。“勤”是修养吃苦耐劳勤奋的工夫;“俭”是修养自我约束节约的工夫;“刚”是修炼意志的工夫,做任何事须有排除万难的雄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明”是修养知晓天命、晓明大义的工夫;“忠”是修养尽心竭力、忠诚无私的工夫;“恕”是修养设身处地、宽容他人的工夫;“谦”是修养谦逊虚心的工夫;“浑”是修养难得糊涂、非原则问题可以让步的工夫。“八德”很全面地规范了个人修养的内涵,果能依此践行,定能造就品德高尚的理想人格。

三、 自我教育之“用”:内圣外王与经邦济世

曾国藩虽在理学思想上造诣颇高,但并不沉溺于心性之谈,而是讲求实际,注重实功实效,追求以“修身”之德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业,实现儒家“内圣外王”之目标。他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致贺长龄的信中写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而莫若取笃实践。”[6]4他强调不管是治学还是治国,都必须“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5]539曾国藩以理学思想为指导,倡导经邦济世,并躬行实践,重实用,求实际。作业信奉“正心诚意”、“存理灭欲”的理学家,曾国藩崇尚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认为一个人不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心性修养,而且要建立“治国平天下”的事功。曾国藩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因此,当太平天国军队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威胁时,身为儒生、文臣的曾国藩毅然作出了招摹、训练湘军的壮举。经过多年的血雨腥风,屡败屡战,最终剿灭了太平军,建立了挽清廷于既倒的经世事功。

自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清政府军备衰落,吏治腐败,对外无法抵制各国强敌的日益逼近,对内横征暴敛,使广大农民生活苦不堪言。由于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作为清政府主力军的八旗和绿营,由于内部腐化,训练不精,素质低下,完全无法阻挡各地农民起义的攻击,节节败退。正在家中守制的曾国藩此时接到谕旨,要求“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10]39,为“分君父之忧”,曾国藩决定墨绖出山。当时绿营弊病丛生,兵营之间胜则互妒,败不相救。曾国藩深知绿营的腐败,他认为“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以练之使补兵额”[6]130。为筹办团练,练好湘勇,曾国藩取法“戚家军”,以“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7]463为标准,严格选择勇丁,“但求其精,不贵其多”,训练“但求有济,不求速效”[10]41。为对抗太平军的水营,又筹建了一支水上之师。由此创立了一支水陆合一的湘军,这支军队最终不负众望,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使清政府起死回生,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

面对西方列强的多次入侵,特别是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之后,曾国藩意识到国家正面临着比太平天国更甚的威胁和挑战。他在日记中写道:“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5]669。为寻求富国强兵之路,曾国藩开始注意了解西方的情况。他多次阅读《瀛寰志略》,了解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亲身体验并乘坐外国轮船等等。随着对西方情况了解的加深,曾国藩意识到,“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8]748,必须“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方能应变当时国家之变局,“期永远之利”[11]1272。为此,曾国藩提倡“西学为用”,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他的倡导下,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开始自己制造洋枪洋炮,并试制轮船,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军事工业企业。1862年,安庆内军械所成功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轮船蒸汽机。曾国藩在亲自观看该机器试验后,喜悦异常,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8]766为尽快掌握西方机器制造原理,曾国藩又特地命容闳赴美国采购机器,随后,与李鸿章共同创建了江南制造总局。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建成了中国第一艘轮船,曾国藩亲自乘坐验看了这艘轮船,并为之取名“恬吉”,他说“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12]1542。为此,他向朝廷奏报,认为“将来渐推渐精……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13]6092,把这看作是中国自强之道的始基。在江南制造总局建成之后,曾国藩又明确奏请开设翻译馆。他认为翻译“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循。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13]6093。因此,曾国藩特地聘请英美传教士和中国科学家一道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并“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13]6093,培养翻译人才,为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自此开始,李鸿章、左宗棠、奕等人又先后创办了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终于将西方的工业革命引入保守的中国。

此外,曾国藩还采纳了丁日昌选派学生留学的建议,积极提议派遣中国子弟到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他向朝廷奏报:“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馀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14]7331后又多次重申,并说:“彼来则延访,我往则就教,总求尽彼之长而后已”[14]7331。在派遣留学事宜得到清廷批准后,又积极筹划并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这批留学生在求学期间深入钻研了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其中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长梁敦彥、国立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将中国的唐诗译成英文介绍给欧美的蔡廷干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参考文献:

[1]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M](1530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曾文正公全集·第八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3]曾文正公全集·第四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4]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

[5]曾国藩全集·日记(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7.

[6]曾国藩全集·书信(一)[M],长沙:岳麓书社,1990.

[7]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

[8]曾国藩全集·日记(二)[M].长沙:岳麓书社,1988.

[9]曾国藩全集·家书(二)[M].长沙:岳麓书社,1985.

[10]曾国藩全集·奏稿(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7.

[11]曾国藩全集·奏稿(二)[M].长沙:岳麓书社,1987.

[12]曾国藩全集·日记(三)[M].长沙:岳麓书社,1989.

[13]曾国藩全集·奏稿(十)[M].长沙:岳麓书社,1993.

[14]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M].长沙:岳麓书社,1993.

中图分类号:K825.1=52;B2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5)04-0095-04

作者简介:荆世群(1977- )女,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收稿日期:2015 - 03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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