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入坤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旅日华侨与抗日战争

赵入坤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221116)

摘要：相对于其他日本军国主义所犯战争暴行的研究而言，战时日本迫害旅日中国人的相关研究明显不足。为配合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旅日中国人肆行种种迫害：摧残社团、危害人身安全、打击华侨经济和劫掠华侨财富。在恶劣的环境下，旅日中国人依然从事各种抗日活动。毫无疑问，海外华侨在战时所遭受的灾难，当然是中国人民整个苦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抗争也是近代中华民族奋斗史中的光辉一页。

关键词：日本军国主义暴行；旅日中国人；抗日活动

近代旅居国外的中国人包括留学生、华侨、华工和政府的外交公务人员等，其中华侨为旅居国外中国人的主体。海外华侨被孙中山称为中国革命之母。抗日战争爆发后，海外华侨出人出力出钱，支持祖国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于是对东南亚华侨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这些史实都见诸于各种著作之中。旅日中国人在旅居海外国人中最早身处中日战争的漩涡,他们不仅最先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种种迫害，同时也是最早从事抗日活动的群体。对这些问题，各类文章和论著甚少涉及。本文拟对此略作探讨。

一

海外华侨有数千万人口。各地侨胞的生活情况比较早地引起国人的注意，但关注旅日华侨情况的研究并未多见。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侨相比，近代旅日国人在旅居地的生存环境，随着日本对外扩张步伐的加快而日益恶化。

中国人旅居日本的历史比较早。据《日本华侨志》记载，中国人最早到日本始于汉代，主要是经由陆路，从朝鲜半岛赴日。考古研究则发现了更早的中国人赴日的证据，如日本九州等地就出土中国战国末年流行的青铜货币明刀和秦代流行的货币匕首[1]21。隋唐以后，中国人赴日本改由海路。由于受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该活动虽一直持续，但规模有限。华侨在日本的居留地也仅限于长崎一地。虽然据《长崎县志》记载，在明朝末年曾有过较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明万历崇祯年间，中土兵乱大作，人民迫于困陋，多携仆从数辈前来长崎，以避危难”[2]5，但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旅日华侨的人数也仅为892人[2]9。

近代以来，中国人赴日数量日渐增多。据《日本帝国统计年鉴》记载，1880年旅日华侨有3739人，分布地区有横滨、长崎、神户、大阪、涵馆、东京等地，而以横滨为最多[2]10。二十世纪初，中国人赴日留学活动兴起，旅日人数不断增长。据统计，1911年有华侨8145人，1916年华侨数为11869人，1921至1922年有华侨17700人[3]744。1930年旅日华侨人数达到了最高点30836人。此后由于“九·一八”事变，人数大大减少。到1934年前后，人数复又上升。“七·七”事变前夕，留日华侨人数为29671人。战争爆发后，华侨大规模回国，人数降至17043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人数更减少为14181人[4]112-113。由此可见，中日关系的变动极大地影响了旅日华侨人数的增减。上述统计只是涉及日本本土。近代日本的领土还包括通过侵略战争而吞并的朝鲜和台湾等地。在这些地区也有华侨。当时，朝鲜华侨约有十万左右，占总人口的二百分之一[5]6。在台湾，根据台湾总督府1937年的国势调查，华侨总户数为12425户，48193人，其中80%以上的侨胞籍隶福建，余为广东、浙江、江西及江苏等地人[5]8。

旅日华侨的职业状况也与世界其他地区华侨情况不同。十九世纪中后期赴东南亚、南美等地的华侨多为契约华工。而明代以来赴日华侨多为贸易商，并且在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华侨贸易商大都素质较高，资力雄厚，具有相当的经济地位。日本明治政府推行开放政策后，旅日华商的势力获得很大发展，逐渐掌握了日本对南美及对华的贸易权。1893年，日本大藏省的调查显示，日本对外输出的81.4%以及由外输入的95%都是由外国商社经手的，而当时外国商社几乎全部掌握在华侨手中[6]29。即使在日本成功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扩张后，日本对华贸易的主动权仍操于华商之手。正因如此，从事贸易业的人口在旅日华侨中占有相当数量，即使在战争时期仍保持相当高的比例。1939年和1940年日本政府对华侨职业状况的调查显示，华侨从事贸易业者，在神户占15.5%，在横滨占5%，在大阪占36.1%，在长崎占14.8%[4]125。

此外，旅日华侨从事“三把刀”等杂业的人数也不少。晚清时期，以“三把刀”为主体的中国杂业劳动者开始大批进入日本，虽在民国初年就受到日本政府的严厉限制，但此种行业的从业者仍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战时日本的调查显示神户为22.4%，横滨为31.8%，大阪为22.9%，长崎为30.3%[4]125。除上述两种职业外，从业比例较高的是学生、教员。

旅日华侨社会组织的建立也比其他地区早。从总体情况看，旅日华侨的社会组织经历了四大唐寺，公所、会馆及商会、商务联合会三个阶段。四大唐寺指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圣福寺,它们是以同乡关系为基础的华侨自治团体，创立于明末清初,这种组织在近代被取代。1871年，清政府与日本政府订立条约,华侨在日本的居留范围因而扩大，旅日华侨的人数也不断增多。于是，公所会馆纷纷创立，正式的华侨社团逐步形成。公所会馆的初期，乡土地域的痕迹十分明显，功能也比较单一，如神户“福建商业会议所”就规定以“对福建省出身的保护并救助为目的”[1]54；到后期才在组织上逐渐超越了帮别乡土的限制，代表一地区的全体华侨，承担起解决“种种贸易上之诸问题”，“处理居留地人民行政的自治，日本官宪之交涉联络及纷议的仲裁等”[1]56。二十世纪初，受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影响，旅日华侨开始创建“中华商务总会”。长崎华侨率先在1907年成立了中华商务总会。随后，横滨、神户、大阪等地也纷纷改组各种公所及中华会馆，成立中华商务总会。商务总会成立后，它与会馆在功能上进行了区分。前者处理各种经济问题，后者则从事乡谊的联络。民国成立后，国民政府在1928年公布了《商会法》，把各种商会组织统一定名为“商会”或“商务联合会”。受其影响，旅日华侨的各种“商务总会”也改了名称。

对于旅日华侨，日本政府自1640年开始，从华侨中选任“唐通事”，负责华侨社会的治理。唐通事的职责除为语言翻译外，还兼理决定商品价格，劳工雇用，华侨自治及与日本官方交涉等多种事务[4]186-187。这一职位的设置一直维持到日本幕府统治的末期，实为旅日华侨社会自治的标志。据统计，“唐通事”的职称有24种，人员约为1650名[7]81。

日本华侨的自治状态维持到十九世纪中期。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开始试图直接管理华侨社会。1867年11月，日本幕府要求旅日华侨登记以便管理。横滨侨领张熙堂、陈玉池等人联名呈请日本政府，要求自行建立会所，作为与日方交涉的机构。华侨的这一要求后为日本当局首肯。此后，“唐通事”一职废弃。其职能由各地公所会馆代行。1874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留日清国人户籍规则》，对旅日华侨发放“籍牌”，以加强管理。不过，该项制度的执行并不严格。1878年清政府在日本设立领事馆后，这一制度又被取消。

整体而言，明治维新之前，旅日国人的处境尚好。此后，旅日国人的处境渐渐困难起来。甲午战争中，日本颁布《关于在帝国内居住清国臣民之件》的敕令，对旅日国人进行强制登记。进入二十世纪，随着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其排华行动也愈演愈烈。

二

二十世纪上半期，日本国内对旅日中国人的迫害与日本侵华的步调相一致，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旅日国人的迫害全面升级，其施暴的形式之多，手段之毒辣，世所罕见。旅日中国人因此而损失惨重，痛苦不堪。

日本对华侨的迫害首先表现在取缔旅日国人社团上。华侨社团是华侨内部联谊互助的组织，更是其精神寄托之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旅日侨胞的社团组织相当发达，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由旅日留学生组织的各种救亡团体纷纷成立，总数达到几十个，其中比较活跃的有世界编译社，文化座谈会，戏剧协会，留东妇女会，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等组织[8]。旅日华侨反战大会也在事变后不久即成立了。1932年9月底，留日华侨救济国内难民联合会也由东京二十余华侨团体发起成立。华侨的救亡活动从一开始就受到日本人的种种迫害。留日华侨救济国内难民联合会成立仅两个月，日本政府就把该团体的职员押到警署，进行恐吓。1933年1月，日政府又秘密把几位热心济难事业的华工无理押送归国。两个月后，日本东京警察署连续逮捕了济难会和华侨反战大会的职员各十余人。为准备侵华战争，日本当局从1937年2月开始严厉取缔留日学生的救亡活动，相继查封了各团体创办的杂志，并将其负责人拘捕，驱逐出境。此后，日本军警搜查留学生住处，传讯留学生的事件更是不断发生。

“七·七”事变后，为彻底摧毁各华侨社团，日本政府加紧了对各地侨领的人身迫害，实行肉体消灭政策。如神户侨领杨寿彭为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成员，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之日本华侨代表，1938年9月15日晨被日本警察逮捕，在狱中身患重病，经我驻神户领事馆多次交涉，始被迁外治疗，但仍被秘密监视，一切失却自由。1939年元旦，杨寿彭吃下日本院长令看护送来的食物后即七窍流血而亡，尸体由日警送火葬，家属不得与闻[5]14。旅日群马县华侨联合会会长曾柏材因积极从事社团事业而遭日敌嫉忌。抗战以来他又多次拒绝日警命令，不愿为资助日本陆军省国防金而向华侨募款。在曾柏材归国的前夜，日警拘捕了他。不数日，日警通知家属曾君去世。家属曾想约同领事馆人员检验尸体也遭日方拒绝[5]18。

侨领尚且如此，一般华侨的生命安全更无保障。在侵华的“大陆政策”确立后，日本就非常注意搜集中国的情报，为其扩张服务。除了使用本国人充当间谍外，日本十分注意招募中国人充当其工具。“七·七”事变后，因种种原因滞留未归的华侨成了日本特务机关猎取的对象。日本诱迫华侨的手段非常毒辣。负责此事的日本地方警署特高部常以各种借口逮捕华侨，刑讯逼供，然后施以利诱逼迫。对于愿意充当间谍的华侨，日本人以其亲属为人质，以便控制。对于拒绝者，则残酷镇压。两个神户华侨因拒绝日寇要求而全家被害[9]。

日本警察经常以各种借口逮捕华侨，肆意迫害。华侨拘留所内环境恶劣，一个八尺见方的牢监往往关押了十几人，以至空气恶浊，令人无法忍受。华侨在被拘押时经常遭受非刑折磨。日本军警用橡皮棍敲打人的头部，外表虽无创痕，而内伤实深。不少华侨因此而致头脑神经完全错乱[5]42-43。日本军警机关实为华侨的鬼门关。1944年8月，神户还有12名华侨被无端以“通敌罪”逮捕，其中三人入狱仅十天就被折磨致死，另有三人也在出狱后相继死去[10]。大规模迫害旅日中国人的事件也并非鲜见。如1937年8月日本东京警署逮捕了我国留学生百余人。同年9月日本内务省下令搜捕华侨中的国民党员。大批华侨因此而被逮捕。仅长崎一地在1937年12月12日就有200人被关押[10]。台湾各地中华会馆的工作人员一次就被日本军警拘捕了130余人，很快就有数人被折磨致死[11]177。

日本大肆摧残旅日国人社团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摧毁旅日国人的精神依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造这些社团，为己所用。如日本在取缔各地华侨社团的同时，利用华侨中的败类把中华会馆改组为新民公会。首先组织新民公会的是台湾的一部分华侨败类，为首者是服务三井茶行的容建麟和从东京商工学校毕业的刘永溪。日本人利用新民公会威胁良善，围堵我驻日使领馆，强逼悬挂伪旗[11]178。1939年，日本以实行“一地方一团体”为借口，命令各地华侨所组织的公所、会馆及商会等机构一律解散。神户华侨为团结华商起见，在被迫解散原有的组织后，曾试图重组“神户华侨总商会”。由于日本当局的压迫，这个总商会也未见开展活动。这样，失去社团保护的各地旅居国人只能任日本军国主义者肆意摧残。

旅日国人在日本不仅出入境倍受歧视，而且人身自由也受到严厉限制。二十世纪初的日本没有专门的出入境管理法律。中国人赴日并不需要什么特殊手续。1918年，日本首次发布管理外国人出入境的《关于外国人入国之件》的内务省令。这个法令主要针对西方国家公民，对中国人的入出境管理还是比较宽松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开始严厉限制中国人出入，规定：“华人之小贩工商赴日，须随带现金一百元。而三等舱搭客，及似劳动分子，须有侨日殷商认领，方得登陆；凡旅日华侨回国。若不到水警署报领凭照，即不得再到东洋；禁止福建人、华工入境；检举中国学生商人赴日者，以防假冒”[12]43。由于日本加强了限制，赴日国人不断有人被拒止境外，被驱逐出境者“几乎日有所闻”[13]。“七·七”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人旅日的限制更严。1939年，日本颁布《关于外国人入国停留及驱逐之件》的命令，限制或禁止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入境及通过；规定外国人入境之日起15天内须向所管警察署长报告登记；入境时必须受检查方可登岸；在日本旅行必经警察批准。“对违反法律的外国人，地方长官有驱逐出境的权力”[14]。在台湾的中国人必须“随时携带登岸许可证”，否则“罚金二十元，无者拘禁二十天”[5]35-36。

旅日国人很多人从事商业及贸易业。由于中国人的勤劳，他们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势力。随着日本工业的发展，华侨经济成了日本打击的目标。以日本对华海产品贸易为例，在日本海产品产地的函馆，华侨商号有几十家，实力雄厚，控制着对华贸易的主动权。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日本就力图从华商手中夺取贸易主动权。日本在1914年颁布《水产物制造取缔规则与重要物产同业公会法》，逼迫华商加入其所谓同业公会。虽然几经协商，日本默许华商不必参加日人组织的公会，但华商物品进出口时仍应交纳一定的检查规费。自此，华侨水产物业贸易开始趋于衰微。

“九·一八”之后，日本对华侨经济的打击进一步加剧。为排斥中国商品，日政府不仅增加关税及各种捐税，而且宣传不买中国货，有时竟以细故为藉口，唆使流氓歹徒将中国商店捣毁，或纵火焚烧，旅日侨胞因此而损失惨重。如中国产夏布在日本及朝鲜有很好的销售市场。为根绝中国产夏布在日本及朝鲜的销售，实现其垄断世界麻纱生产的野心，日本无所不用，不仅挑拨中韩间的民族纠纷，破坏中国商品的销售环境，而且对侨商征收重税，并创造各种代替品或冒牌假货以抵制中国货。受此打击，中国夏布在日销售由每年六百万元，减至二百万元[13]。

“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公布《临时进出口法》，规定“凡与华事有关足以影响国民经济之货物，随时加以检举并限止其出口或进口”[15]。华商因此而被排除出对华贸易行业之外。紧接着，日本农林省提出《海产物贸易共同贩卖书》，垄断对我国及南洋一带的贸易[1]98。对日本政府的这些措施，“神户华侨总商会”，“阪神台湾商工会”，“神户华商南洋输出协会”等组织曾联合提出抗议，但未能起什么作用，华商只好全面退却。日政府并不以此为满足，进而颁布法例，限制华侨的现金使用，强制华侨将款项存储于日本银行。随着战争的扩大，这种限制更严，凡华侨商店现金一律存入银行，其每月应支款项不得超过九百元。同时，商店每卖出货物一千元就必须补进相应价值的货物[5]41-42。日政府还颁布《军备工业总动员法之实施法》，允许以战争需要为名，对任何产业加以统治、利用或索取必需之品；同时颁发条文统制工业原料及燃料等物之分配及供给[15]。这就使旅日侨商的经济基础完全操在日人之手。至于华侨从业人员众多的菜馆、裁缝、理发、行商等一般行业，日本也给予打击。从事吴服行业的旅日闽侨就因日人的种种限制而难以维系自己的日常经营[10]。

日本不仅积极打压华侨经济，而且用尽鄙劣的手段，劫夺华侨财富。“七·七”事变前，日本就以“反日”或“危险思想”等罪名大批驱逐华侨出境。侨胞在被逐之时，衣物及多年辛苦积累，均被日警劫掠一空。日本政府甚至以军政需要为名义，迫令华侨迁移。如日本以扩建台湾马公岛军港为名，迫令当地侨商限期搬迁，否则军法从事。侨商因事起仓促，只得将一切财产抛弃。“七·七”事变爆发后，大批华侨回国，房屋财产不得不典卖。日本人趁机低价劫夺。华侨收回的财产价值往往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侨商结束营业，日本政府规定照店底余货估价，三成承顶。在台湾，日人更故意拖欠华侨款项，用种种借口阻挠华侨提取存款，更不许承盘华商企业，务使我华侨走投无路不得不抛弃产业，殷实侨商因此损失惨重。日政府甚至规定，华侨出境时所携现金不得超过千元，逾额尽行充公[5]34。

对没有回国的华侨，日本人的劫夺更是肆无忌惮。出征费，慰劳“皇军”金等名目的捐税层出不穷，差不多每隔数天就有一次。户口税前为三元，至1937年底逐渐增至三十倍。营业税则递加了十倍。日本人还用连环监视法，迫使华侨商店每天交出收入的十分之三、四为国防献金，对匿报者则没收全部财产，连小小理发店也要为每只理发椅交纳二十元的战时临时费，并把每天收入的二成作为国防献金，甚至华侨妇女的金银饰物也要扫数贡献，“竭泽而渔，无微不至”[5]36。处此高压之下，华侨生活常常难以为继。日本在战时所做的职业调查显示，华侨失业人口在神户占到了47.1%，在横滨则达到59%，在大阪占37.4%，在长崎为61.4%[4]125。可见，旅日华侨的处境是多么艰难。

日本战时迫害旅日国人罪行中最令人发指的是对旅日华工的虐待。华工以其吃苦耐劳、品质优秀名闻于世。日本因工业发展而引入大批华工，但给这些华工的待遇却极低，不仅所得工资较日人为低，且到处受日本军警的监视，行动丝毫不自由。日本军警常常借故对华工进行拷打、监禁、罚款，在朝鲜和台湾还经常挑拨当地人排斥华工。华工被禁止加入任何组织和阅读一切有自由思想的书刊，甚至一般的街道、娱乐场所也对华工进行歧视、虐待。一个在台湾游历的留学生投书报界指出，在台华工，“受尽非人之待遇，……生活一同牛马，日警任意殴打华工，华工不仅不准反抗，反需向之道谢”[16]。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劳动力缺乏。为此，日本政府开始有计划地从中国输入劳工。1942年11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华人劳务者内地移入之件》。1943年4月,第一批劳工被运到了日本。1944年2月，日本又通过了《促进华人劳务者内地移入之件》，加强了输入华工的工作。到战争结束前，约有4万中国农民、战俘和市民被强抓或诱骗到日本。他们被分散到135个矿山、港湾、土建工程等劳动工地，从事体力劳动。对于这些华工的管制工作，统由日本内务省负责。内务省事务官本间曾提出一份《有关管理劳工的意见书》，并将它发到各地的警察署。原古河矿业公司足尾矿业所坑内管理员细木原益三证实：由于这个文件，各事业所对中国人的管理极为严厉。中国侨工的生活条件也非常恶劣。受此非人待遇，短短几年时间，就有8823名华工死亡或者失踪。北海道警察署对中国“劳工”的死亡原因如何填写曾有过明文指令：凡是自杀、被殴打致死等特殊死亡者，死因一律写为“疾病”[17]。战后，日本“东亚研究所”的调查也证实，赴日劳工所受待遇极其恶劣。

三

旅日侨胞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他们也是最先举起抗日救亡旗帜的群体。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旅日侨胞采取多种方式，尽其可能支援国内人民的抗日斗争。“九·一八”后，东京工业大学的留日学生率先提出“对日宣战”、“弃学归国”等主张。在其后，各学校各华工团体均先后开会，选出代表积极从事救亡活动。留日华侨救济国内难民联合会积极募捐，接济十九路军被遣散士兵及东北抗日义勇军。短短三个月，该会就召开了三次代表大会，决定每月核收捐款一次，每三个月派员携款归国实地救济，并决定发行《济难新闻》等刊物[18]。

“七·七”事变之前旅日侨胞抗日救亡的主要工作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唤起国内民众，推动政府放弃“不抵抗”政策。“九·一八”后回到国内的旅日侨胞，往往是抗日救亡活动中最积极的分子。其归国代表明确宣布：“抗日反帝的任务，也不是回到中国了就可终结”，在国内“抗日反帝工作，比在日本更重要”[11]。为进行抗日宣传，留日学生创办了大量刊物，比较著名的有《留东新闻》、《东流》、《质文》、《诗歌》等。此外，旅日侨胞还利用身处敌国的便利搜集各方面情况，提供国内参考。除了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们还以实际行动抵制日本的侵略。日本在1937年初制造“海南岛事件”时，日本本土的华侨以中华会馆为联络部，秘密组织一救国团体，募集了巨款，派代表回国，赞助政府对海南岛的开发，并向政府当局通报了日本的狼子野心[11]176。在台湾的侨胞也组织了兴业垦殖公司，回国投资，参与海南开发。以此一事件为契机，旅日侨胞加强了内部联络工作。日本本土华侨派出代表赶赴台湾新华，与台湾华侨代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确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

“七·七”事变后，旅日侨胞大力支持国内抗战，发动大规模的秘密募捐，派专人携归国内，资助政府经费。同时，他们积极联络反战分子和台湾的拥护祖国分子，遣送华侨青年和台湾青年归国参战。台湾中华总商会“密函会员及侨胞，弃业归国”。侨胞们纷起响应，“总计前后归国侨胞不下四万余人”[5]24。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尚有相当数量的侨胞滞留未归。这些人虽然处境艰辛，但多数人还是能够保持民族气节，拒绝为敌所用，突出地表现在滞留侨胞坚决抵制承认伪政权的事件上。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过程中扶植了许多傀儡政权，以掩盖其侵略罪行。对这些傀儡政权，日本不仅竭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也企图在中国民众中确立其合法地位。为此，日本军国主义不惜利诱，甚至用野蛮手段来达到目的。为使“满洲国”获得中国民众认可，日本人使出了利诱手段。当时，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备受歧视。一些学校与专业禁止中国留学生报考。日本教师在课堂上经常侮辱中国学生的民族感情。在社会上，中国留学生租房往往被拒绝。对中国留学生的各种漫骂之声也不绝于耳[8]。而这一切对所谓“满洲国”留学生均不存在。他们不仅租房容易，而且大部分学校对他们是免费的。日本学校当局和教师也主动接触这些学生，以示怀柔。“七·七”事变后，日本人更多的使用野蛮手段，强迫华侨承认伪政权。1937年12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日本政府在1938年元旦强迫我国驻朝鲜仁川及釜山的领事馆，悬挂伪政权的五色旗。我领事馆断然拒绝。旅居朝鲜的侨胞也一致反抗日寇的压迫，坚决不承认日寇所制造的任何傀儡机关。“日寇乃大批拘捕我侨胞，并施以毒打”[19]。

然而，无论日寇怎样用尽各种手段均不能取得任何成功。横滨华侨在1938年正月举行新年大会。中国驻横滨总领事到会演讲，号召华侨援助政府抗日政策。在场华侨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抗战到底，宣布并声讨了个别甘为日寇及傀儡组织走狗的无耻华侨，挫败了日寇利用侨民大会名义承认伪政权的阴谋。台湾中华总会馆更向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声请取消组织，免敌人借籍名目，射影含沙”[5]24。旅日侨胞的抗日义举赢得国内同胞的高度赞扬。报界称我旅日侨胞“敢于虎穴击虎，不顾生命的大无畏精神，实足使吾人加额致敬”[20]。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旅日侨胞的态度也有改变。“七·七”事变前，旅日侨胞呼号抗日的举措是与国民党的政策相抵触的。因此，他对旅日侨胞的各项抗日要求消极应付。“九·一八”后，旅日侨胞派出200多名代表与中国驻日公使馆交涉，要求下旗归国、断绝国交、对日宣战和发给归国船票。经多次交涉，公使馆始拿出区区200张船票应付[21]。同样，国民政府也对大批归国侨胞的生活不闻不问。因生活无着，归国侨胞多次向政府要求救济，“皆无结果”[22]。“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旅日侨胞的援助较为积极主动。侨务委员会和外交部，会同财政、交通、铁道等部筹商接济无法返国之侨胞及安顿回国侨胞的办法。行政院第一期拨发九万五千元供接济和遣送返国侨胞之用。外交部则责成驻日使馆查明归侨人数，以便编列预算。由于海岸线被封锁，原定派招商局国轮东航接运归侨的计划搁浅，被迫改租外轮接运。横滨、神户、长崎、仁川方面租“利通”轮直放威海卫、烟台，新义州、釜山则另租“神华”轮接送到烟台登岸。台湾方面，由于日人的牵制留难，侨胞的接运工作在开始不久就被迫中断。大多数侨胞搭乘荷兰船到厦门，或绕港回籍。

侨务委员会具体负责归侨的慰问、照料和遣送。在威海卫、烟台方面，侨务委员会函托管理公署及公安局就近照料。在粤、厦、沪三地，侨务委员会分派陈景唐、吴体仁、王健臣协同当地侨务局及抗敌后援会、党政军警各部门、商会等合组归侨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各项工作。归侨登岸后，有资者一般安顿于预先洽定的廉价旅馆，并由中国银行优价兑换存留的日币。贫困有病者由政府收容，供给膳宿医药，在侨务局登记后由当地政府发给内地通行护照，搭乘铁道部、交通部提供的免费车船返乡。上海、厦门沦陷后，旅日侨胞大规模集中归国基本结束，零星归来者依然不断。国民政府仍“饬令各地侨务处局继续办理”接待遣送工作[23]。

归侨中有相当数量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为使他们能在抗战中发挥作用，国民政府也有一定安排。如在日轮及被日本租用的外轮上工作的中国海员，在战争爆发后均罢工回国。对一般海员，侨务委员会饬令广东侨务处分别资遣返乡，或介绍工作；对由侨务处登记的有一技之长者，送入交通部主办的战时交通人员训练班，“俾得于受训后为抗战服务”[23]。对归国留日学生，国民政府也办有专门训练班，施以军政训练，结业后多数人被分派到各军、师政治部，军委政治部，后方医院，战地服务团等处工作[24]。

旅日侨胞具有很高的抗战热情，对日本的情况也有一定了解，应该能够在抗战中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历史的事实是旅日侨胞远不及南洋各地华侨在抗战中的影响大。这一方面是因为旅日侨胞人数较少，并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严重压制而不能有更多的积极举动；另一方面也是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所致。留日学生训练班先由张道藩秉承陈立夫之命而负责，在迁江陵后为军统头子康泽所控制。康泽实行法西斯教育，无限期延长受训时间。许多学员深感抗日无门，悲观失望情绪日增。部分学员要求结束训练到前线参战，酝酿罢操罢课。事为康泽所知，遭到严厉镇压，由此导致学员与康泽的激烈对抗。虽然训练班后期由陈诚接管，一些法西斯教育也被取消，但是国民党各派系在训练班中的活动仍很频繁，在学员间制造了严重的分裂[24]。国民党的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挫伤了归国旅日侨胞的抗战积极性，也有碍于他们在抗战中发挥积极作用。

总之，抗日战争对旅日侨胞产生了巨大影响。战时日本军国主义迫害旅日中国人的罪行罄竹难书,本文所述只是冰山之一角。旅日中国人所遭受的迫害及损失，是战时整个中国人民苦难及损失的一部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一问题都有值得研究之处。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旅日中国人在抗战中的社会影响并不大，但是，其积极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他们的反抗活动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中应有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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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patriates in Japan and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ZHAO Ru-kun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Relative to the research on the other wartime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the Japanese militarists, the study of their persecuting Chinese expatriates in Japan is obviously deficient. Coordinating with Japan's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Japanese militarists wantonly persecuted Chinese expatriates in Japan, destroying Chinese communities, endangering the Chinese personal safety, caus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economy suffer traumatically and plundering the wealth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adverse conditions, the Chinese expatriates in Japan still continued to resist against Japan. Undoubtedly, the suffering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wartime Japan is a part of the suffering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ir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glorious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modern history.

Key Words：Japanese militarism; Chinese expatriates in Japan;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5)04-0018-07

作者简介：赵入坤，男，历史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收稿日期：2015 - 06 -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