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义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匡亚明教育思想与实践考论

王永义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210093)

摘要：1955年到1966年，匡亚明先后任东北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此时，我国高校发生了一系列围绕“教育革命”的运动。在运动过程中，匡亚明一方面从总体上贯彻执行了“教育革命”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也在实践中不断发现和抵制“教育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错误做法，使学校尽量回到遵循“教育规律”的轨道上来，显示了当时条件下难能可贵的求真务实精神。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对当前我国大学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有重要启发。

关键词：匡亚明；教育革命；教育规律

1956年到1966年，这是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探索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十年。当然，十年间，成功与挫折交替，正确与失误交织，充分体现了党的探索历程的复杂性。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来看，他既提出过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正确观点和主张，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时又逐步形成了“左倾”错误思想，在实践中发动了一系列错误运动。

不可避免地，在此期间，高等学校也相应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学科研文化问题上也发生了“左”的偏差，造成了严重后果。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大学校长一面积极贯彻上层指示，一面又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着力降低各种运动和“左”的偏差的危害性和损失度，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虽然这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整个局势，但或多或少地维护了高校的正常功能，显示了当时条件下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和担当精神。本文即以匡亚明为例，通过简述其先后主持东北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的经历，窥视该时期高校领导者教育思想的内生演进和内在张力，探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艰难曲折，进而尝试得出几点认识。

一、 从革命家到教育家

匡亚明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内知识分子。他1906年出生，1923年入苏州第一师范学校就读，1926年入上海大学就读。在大学聆听过陈望道、郑振铎、刘大白、沈雁冰、蒋光慈等誉满学坛的著名学者的课程。匡亚明1927年曾以江苏团省委特派员名义领导宜兴秋收起义。此后在白区坚持地下革命工作，先后四次被捕，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在求学和革命初期，匡亚明就创作过文学作品，发表过文学评论；在其一生中创作了大量诗篇，显示了他自己所认为的一个诗人应该具备的功力、实感、情操和才气。被关押在反省院时，他还依然坚持阅读古籍，精读了《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经典著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两度主持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工作，反复强调党风、报风、文风相结合，强调文稿的真实性、具体性、多样性和时间性相统一，大胆提出了一些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独到见解，有力地宣传发动了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解放斗争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之后，匡亚明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和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54年，中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华东局随之被撤销。匡亚明本已被安排到省级党政机构任重要领导职务，但他却多次申请到教育战线工作，于1955年5月被任命为东北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从此开始了由革命家向教育家的转变。东北人民大学前身是始建于1946 年的东北行政学院，1950年更名为东北人民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东北人民大学吸收了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抽调的一批骨干教师。1958年更名为吉林大学。匡亚明从1955年5月到1963年5月，主持东北人民大学全局工作整八年。任职期间，他紧密结合国情、东北情况和学校实际，初步系统性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办学方向、培养目标、依靠力量等重大问题，给吉林大学打下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此后，1963年至1966年匡亚明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与东北人民大学不同，南京大学办学时间较长，且前身是建国前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面对在当时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大学，他并没有采取激进的办学政策来显示自己的“老革命”资格，而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采取稳健的态度和务实的方法，在批判继承南京大学历史遗产的基础上搞建设、抓发展，受到当时南大师生的肯定和好评。文革结束以后，1978年5月，匡亚明复出继续任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起为南京大学名誉校长。

二、 从“教育革命”前后的几个问题看匡亚明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教育革命”时期前后，高等学校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概括起来说，主要有这样几个问题：在学校中心工作中，如何正确处理教育与劳动的关系；在人才培养问题上，如何正确处理红与专的关系；在教师队伍建设问题上，如何正确处理新知识分子与旧知识分子的关系；在文化传承创新中，如何正确处理传统文化破与立的关系。这几个问题都是涉及大学办学宗旨、办学方式、办学规律的根本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都给出了极其深刻的回答。这些回答在“基本原理”上无疑是高屋建瓴、切中要害的，但其中也有个别论断属于邓小平所谓的“讲过一些过头话”，特别是这些个别论述在贯彻过程中，在特定环境下遭到了曲解、遮蔽甚至颠覆。如何既遵循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实质，又结合学校实际尽量减少个别论断的偏颇性，如何看待“教育革命”和教育规律问题，对主持大学一线工作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此时期，匡亚明先后主持过东北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达十多年之久，在这两所大学历史传统、办学风格和师生个性上都有明显差别的情况下，匡亚明始终力图兼顾政策尺度和现实向度，虽然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时代的局限性和认识的局限性，但基本上推动和保持了这两所学校的稳定发展。

第一，务实：力求理性看待“教育与劳动”。

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这是马克思在借鉴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创办合作工厂经验时表达的一个重要思想，尤其为毛泽东所注重。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期就一直深受经世致用、注重实际学风的深刻影响，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1]这种讲求实际的思想特色，使他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在教育问题上特别注意发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建国后，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1958年8月，毛泽东审阅陆定一撰写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加写了一段话，其中特别提到：“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2]399，认为此文“理论水平颇高，逻辑性、准确性、鲜明性三者都具”[3]。1958年9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教育问题时说：“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在天津看了两个大学，有几个大工厂，那些学生们在那里作工。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是什么东西呢？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4]1961年7月，毛泽东在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中，高度肯定了该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学模式，他“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5]。一般而言，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一思想具有先进性和实践性，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如何与实际相结合需要认真对待。1958年后，随着大跃进的“浮夸风”蔓延，这一思想遭到了简单化、教条化对待，逐渐扭曲变形为“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变为边上课、边劳动，甚至停课劳动，这里的“劳动”概念偏离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内涵，变为一般体力劳动，极而言之就是做工、务农、种地等。在此期间，许多大学盲目地扩大一般体力劳动在学生学习中的比重，忽视课堂教学和书本知识的传授，极大地冲击了正常教学秩序。

1958年12月，匡亚明在吉林大学全校大会上发表讲话：“如果说过去教育工作中主要的错误在于理论脱离实际、教育脱离生产的话，反过来只劳动、只生产、不念书也同样是错误的。”[6]39-40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对当时出现的片面重视劳动、忽视读书的一种批评。虽然他的讲话不能不顾及当时的政治形势，但整篇讲话的格调还是强调认真读书，力图给那种脱离读书的单纯体力劳动倾向降温，体现出冷静和务实的态度。针对不断蔓延的“瞎指挥风”，匡亚明提出要树立优良校风。在1959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他强调学校要形成五种空气：即“高度的政治空气”、“高度的学术空气”、“高度的生产劳动空气”、“高度的社会主义团结与文明空气”、“高度的文娱体育空气”。“五种空气”的提出，实际上将生产劳动融入学校的总体工作中，只是将其作为一个部分，而并没有给予特别的突出。将“高度的生产劳动空气”列在“高度的学术空气”之后，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后来，他在转任南京大学校长的报告中将“五种空气”的说法改成四种风气，其中就将“高度的生产劳动空气”径直删去了。1961年，他针对劳动过多、忽视教学质量等许多错误做法进行了反思，提出大学要“围绕提高教学质量这一中心进行工作”，合理安排劳动时间，强调“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但应努力提高生产劳动的质量，至于劳动时间，则必须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限制在每年二个月的范围内，不准超过。一年级上学期和五年级下学期尽可能不安排劳动。”[6]55对此，匡亚明鲜明地提出“学校是干什么的”这个在他看来任何教育工作者一刻也不能回避的问题。他认为这个命题看似没有疑问，但在实践中是有问题的。他有针对性地重申：“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学校有各种人，最主要成分是学生，因为有学生才有教师。学校最主要是教学，最根本是学生，检查学校水平，就看毕业生质量。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教师的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具体形式是教好学生，学生毕业出去后再为人民服务。”[6]58这些论述当下看来或许属于老生常谈，但任何言行都应该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考察。联系到当时高校劳动过多、动辄停课，轻视甚至无视教学工作，这一讲话就是振聋发聩、铿锵有力了。在避免教师参加过多无谓劳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匡亚明组织颁布了吉林大学《关于重点培养提高教师工作的决定》等文件，力图从政策上保障教师有充分时间从事教学科研。根据这一决定，吉林大学先后在1962年和1964年选拔78位思想政治进步、业务基础宽广扎实的中青年教师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并果断采取重大措施，包括免除其应参加的定期劳动锻炼，允许不参加集体的政治理论学习，保证他们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科研和进修等业务工作。这一举措在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既需要一定的远见卓识，更是要冒一定风险。但匡亚明勇于担当，主动表示“这由我负责”[7]！果然，这些在“文革”中都成为他的“罪状”，他被污蔑为培养“精神贵族”、“修正主义苗子”，为此他吃了很多苦头。但从人才培养规律来看，这些措施有效保证了青年教师的教学科研时间，减轻了他们的很多杂事冗务，为他们更好更快地成长成才奠定了基础，在这些教师中有4位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他人也都成为我国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可是，即使匡亚明提出了很多合理的限制师生劳动过多的想法和办法，实际上也制止了一部分劳动过多、学习过少的现象，但吉林大学的正常教学还是受到很大冲击。以1958年至1960年为例，三年间共有156周，教学应为102周，但实际只有88周，少了14周。考试应为12周，但实际只用6周，少了6周。许多时间都用来搞不必要的劳动和运动了。对此，多年后，匡亚明在1983年曾加以深思：“过去片面强调学习贫下中农，劳动改造。马克思一没去做工，二没有种田，他花了十二年时间在伦敦博物馆系统读书，后来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不能轻视读书和间接知识。”[8]452可以说，此话是他对处理教育与劳动关系的经验之谈，更是对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催人反思，发人深省。

一般而论，匡亚明总是极力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普遍要求具体化为教学、科研与劳动相结合，强调稳定教学秩序，合理分配劳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不必要的体力劳动对课堂教学这一中心工作的冲击。

第二，纠偏：力求准确理解“红与专”。

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也是当时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在1957 年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口号：“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2]309此后，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又红又专的思想。从总体而言，这一思想是极为深刻的，将其作为人才培养方针是毫无疑义的。但在具体论述上也有偏颇、过头之处，例如片面地将红放在矛盾的主要方面，专放在次要方面，主张以红为纲，以红领专。认为“先专后红”即是“先白后红”，则难免笼统独断之嫌，很容易诱发对红专关系的错误理解。当时许多人就用形而上学思维看待红与专的关系，把红与专对立起来，甚至以红代专，用红压专，把那些埋头搞业务的知识分子当成“白专”加以批判。

4）置换柴油性质较好。循环清洗所用柴油为催化柴油，催柴各项性质控制较好，这是循环清洗效果较好的有力保障。催柴初馏点控制大于185℃，在循环清洗期间，系统温度有效控制在150～180℃，从而确保了清洗效果，且减少了塔顶含油污水量的产生，效果较好。表1列出了停工柴油循环清洗前和清洗过程中柴油分析。

匡亚明在全国比较早地提出正确认识红专问题。他在1956年就指出要正确对待科学研究和马列主义的关系问题，防止只专不红和只红不专两种倾向，应该又红又专。匡亚明是坚决提倡红的，但他又特别反对空头政治家，反对将“红”庸俗化，对学生学业、知识等“专”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例如，他一再提出，在吉林大学要贯彻“从严从难”要求，做到“三难”：入学难、毕业难、当教师难。例如在学生“毕业难”上，匡亚明注重通过考试来督促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当时物理系课程考试分为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虽不限时，可因考试难度大，许多学生从早晨入场到完成，一坐就是一整天。口试则让学生更为紧张，抽到题签后，学生只有半小时准备时间，之后就要在多位教师面前讲清解题思路，把公式推导过程全部展现在黑板上，成绩当场亮分。即使成绩好的学生，也都如履薄冰，不敢马虎。当时有一些学生干部片面地追求“红”，常常因为过多从事党团活动而荒废学业，有时请求学校加以通融，匡亚明对此是没有什么所谓“通融”的，一律按照学业标准处理。匡亚明一方面强调“三难”，另一方面也为师生在学习、学术上表现自己“攻坚克难”能力提供舞台和阵地，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在全国高校较早地创办了科学研究的阵地——《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下文简称《人文科学学报》)和《东北人民大学自然科学学报》(下文简称《自然科学学报》)。50年代中期，国内科学研究工作才开始复苏，经过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的许多知识分子还不敢、不愿进行科研工作，担心会被误解为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作祟。但匡亚明激浊扬清，撰写学报发刊词，支持师生从事科学研究，并身体力行撰写文章。在这种氛围下，仅《自然科学学报》前两期就登载了十余篇有新观点、新成果的数学论文，被华罗庚誉为东北出现了一颗数学“彗星”。在著名数学家徐利治看来，“东北人大此举在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9]。再过几年后，全国许多大学才开始陆续创办学报。当时的青年教师、后来成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高清海因在《人文科学学报》发表了两篇论文，引起了匡亚明的注意。为了鼓励青年教师开展科研，匡亚明在调查研究和开展评议审定的基础上，大胆拍板将高清海从讲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虽然有人指责匡亚明树立了一个“只专不红”的样板，贯彻了一条“白专路线”，但匡亚明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1958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吉林大学的工作汇报时指出：“大学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结合教学内容全力做好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试验。”[10]匡亚明紧紧抓住这一指示精神，针对当时一部分家庭成分、社会关系“不符合政审条件”但又拥有专业技术的教师，通过学校党委作出“榜上无名，内部通行”的规定，使他们得以继续参加国防尖端的科研工作，排除了“左”的错误的干扰，有效发挥了学校教师的学术潜能。

在转任南京大学校长期间，虽然此时意识形态领域政治批判压力不断升级，认为红与专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矛盾，这种思潮逐渐成为主流，但他依然强调专不等于红，但红必须专。他将红的问题和大学发挥办学功能、师生履行职责结合起来强调：“教师又红又专，首先是勤勤恳恳教书，对学生负责任，有比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有较高的觉悟水平。学生又红又专，首先是把功课学好，同时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真正在同学关系上、师生关系上、遵守规章制度上起模范作用。”[6]101他针对当时有些学生不敢多看专业书等问题，强调“只有离开红的独立的专，没有离开专的红”[11]371，充分肯定在一定时期内“攻专”，将主要精力放在专上，也是体现红的过程，不能说是只专不红，更不能说是“白专道路”。直到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之时，他还孜孜不倦地提倡学生要“博览群书”、“博学多闻”。在政治系一年级蹲点时强调：“作为一个文科学生，应该红、黄、蓝、白、黑的书都看，只看红的，不看黄、蓝、白、黑的，就不可能提高辨别能力，也就不能深刻理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8]492同在东北人民大学一样，匡亚明积极为师生全力“攻专”创造便利条件。1963年8月，经匡亚明提议，中共南京大学第三次代表大会破例通过了《关于切实办好学报提高学报质量的决议》。决议提出学报是一个学校学术水平的标志，要求全校党员、教师都以自己的优异科研成果支持学报。他还强调职称评审在激励教师从事学术研究中的作用，1964年5月，在南京大学建校62周年校庆典礼上，他“代表学校党政领导宣布破例提拔讲师104人，并强调以后每年校庆都要提升教师职称”[11]370，以此反对那种认为开展职称评审就是搞个人主义的错误观念。1964年1月中法两国建交，为缓解因法语专业学生扩招而导致的教室不足，匡亚明要求校部行政机关从三栋楼房中迁出，改为教学用房。面对当时有些干部的不解、不满，他强调：“为什么我能到简易房办公，你就不能去？我有言在先，只要我当一天校长，我就要把好房子作教学科研第一线使用。”[12]此后在校长任上，匡亚明无论寒暑冷热一直使用面积仅十平方米的简易平房，让当时的南大师生敬佩不已，现在也成为当代大学史上不多的佳话之一。

对于红与专，匡亚明不是抽象化理解、空洞化执行，避免了无谓的争论。特别是匡亚明在论述“红专”关系时，总是有针对性地纠正当时的偏颇观点，重在反对极端化倾向。正像他所言：“要弄清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过去一个时期轻视专，所以现在要强调专；但是反过来，认为红简单了，忽视红，片面强调专，走向另一种极端，也是错误的。”[6]88

第三，重才：力求认真对待“新与旧”。

建国后，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有过反复或折腾。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在1957 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2]273正如邓小平所言：“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13]43也因此，有的高校领导者在实际工作中比较排斥“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知识分子，低估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不能认真地研究和解决有关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对于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怎样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疏于研究，也较少关心。

1955年5月，匡亚明初到东北人民大学就开门见山地宣布：“办个像样子的大学，学校没有校长可以，没有教授就办不成了，标志一所大学水平的，是教授的数量和学术水平。”[14]他上任伊始，就到各系主任、教师家走访，征求他们对学校工作的意见。他用人眼光高远，不为条条框框拘束。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于省吾是当时典型的所谓“旧知识分子”，因院系调整被中止教学，在家“赋闲”。匡亚明却不考虑于省吾的所谓“身份”问题，主动赴京上门聘他到任历史系教授。匡亚明不仅在政治上尊重他，甚至答应他“不参加政治学习、不开会、不开课”[15]89。这种在当时被认为“出格”的三项条件，还配以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将一幢“伪满洲国总理”住过的房子配给他。匡亚明在学校的报告不是以“各位领导”开头，而是以“教授同志、讲师同志、助教同志”开场，一反人们习以为常的语言常规。不止如此，匡亚明还勇于吸收知识分子加入学校领导班子，让他们有职有权。1956年，他推荐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并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非中共党员的年轻化学家唐敖庆任副校长，负责科学研究工作。他提议并任命历史学家金景芳任校图书馆馆长和工会主席。对此，金景芳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这是亚明同志对我的信赖。一个旧知识分子为新中国服务，还有什么比受到信赖更重要的呢！”[16]256这些不同凡响的举措，虽引起各种非议，但匡亚明却不为所动并坚持下来。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期，他冒着政治风险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运动进一步扩大化，尽力保护教师免受冲击。当时东北人民大学的师生员工总数是长春另一所重点大学的两倍，而定为右派的人数只及对方人数的一半。虽然匡亚明等尽了最大努力,但毕竟无力扭转乾坤，保住了一些人，也有好多人没能保住也不可能保住。例如“匡亚明任校长以后，非常器重党内外专家”，他在运动期间想尽办法保护余瑞璜、丁则良和徐利治三位著名学者，但还是由于当时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他们被打成了“余、丁、徐反党集团”[17]。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不过从整个过程而言，匡亚明对知识分子的保护态度则是始终一致的，对学术批判还是持谨慎态度的。他在1959年时指出：“政治挂帅是没问题的，但不能代替一切。有的人对知识分子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这是不对的。”[6]41为此，他明确提出学术批判应掌握三条原则：师生关系仍要坚持平等关系；要尊师重道；老师要爱护学生。在这三条原则影响下，吉林大学的学术批判活动相对温和有序，让知识分子能够感受到难得的和风细雨。对当时被认为有“历史问题”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匡亚明强调应该采取一看二帮的态度，继续使用。1961年，在周恩来指出“东北文风不盛”的情况下，东北局提出创办东北文史研究所，并请匡亚明参与其事。他不避艰险，不怕其中要牵扯大量知识分子等因素而鼎力支持，热情建议研究所可以招聘那些虽有所谓“历史问题”但有真才实学的文史大家上课讲学。一时间，研究所名师云集，大大提高了东北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地位，后来成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主要力量。匡亚明也经常来研究所听课，用同志的态度和很多所谓“旧知识分子”交朋友。对比当时在许多高校，有不少知识分子很难接触到学校党委领导同志，匡亚明的这些言行举止充分反映了他一贯的知识分子观点。

在南京大学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众多、历史遗留问题复杂的高校，如何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一个棘手问题，也是考验匡亚明思想定力的一道难题。此时，全国阶级斗争气氛更加严峻，但他依然强调要重视、重用中央大学时期过来的一大批老教授或所谓“旧知识分子”。正如已故南京大学历史教授王觉非所言：“匡是文教界的一位老革命，他刚到南大来，对待教师，特别是老教师很尊重，大家对他的印象很好。”[18]1963年5月，匡亚明到南大视事，“到职后，便先后登门拜访了20多位老教师，广泛听取教师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要求。”[11]369他注重发挥中央大学时期老教师的学术专长，教育青年知识分子要向老年知识分子虚心学习请教。他多次强调：“知识是有继承性的，我们要迅速继承老教师、老专家的专长，这是一个认识问题，没有命令。真正有一技之长就要利用，就要学习。讲清这个问题对调整青老关系有好处，青年同志要真心诚意向有本事的人请教。”[6]114“老教师只要真正学有专长，即使他思想一时落后，在学术上也应请他指教。‘名师出高徒’，这句话是有道理的。”[6]100他批评有些年轻知识分子轻视、反对中央大学时期老教师并对他们抱持傲慢和偏见：“有一种错误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逻辑，似乎因为有些老教师不‘红’，就连他们的专业本领也不要学。这种逻辑是很坏事的。”[6]114为此，他组织成立“南京大学自然科学学术委员会”和“南京大学人文科学学术委员会”，大量吸收老知识分子加入，并分别请化学家高济宇和英国语言文学家范存忠担任主任委员，以此发挥老教师在学校决策和管理中的作用，抵制了当时在部分人中间弥漫的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在引导青年知识分子向所谓“旧知识分子”学习的同时，匡亚明对青年知识分子更是悉心指导、倍加关怀。1964年，历史学家茅家琦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学者，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评价李秀成的长文，因对戚本禹片面观点提出批评而受到批判，且调子越来越高，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此时匡亚明给了他难得的理解和支持。在一次历史系批判会上，匡亚明来得比较早一些，碰到茅家琦就轻声地对他说：“你不要紧张，你再写文章。”茅家琦一直清楚地记得这个情景，忆起当年情景时说道：“在这个时候我非常感谢匡亚明校长。”“匡校长避开别人和我讲这些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安慰，起码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对我还是理解的。”[19]遗憾的是，由于文革的爆发，匡亚明在南京大学属于第一个被打倒的对象，他已是自身不保，就不可能再为知识分子铺路搭桥、排忧解难了。

匡亚明在可能的条件下和范围内，尽力避免用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来对待知识分子，减少和纠正了一些运动带来的错误，正如历史学家金景芳所言：“他在政治上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风向右的时候，他冷静；风向‘左’的时候，他也冷静。”[16]254由于他的重才惜才，他赢得了两校教师的广泛赞誉。例如，吉林大学教师赋诗“八年细雨和风里，几度披肝沥胆人”、“八载黉宇勤建树，赫然赢得众人碑”就是真实的写照。

第四，稳健：力求辩证处理“破与立”。

怎样进行文化建设，一直是无产阶级运动中的重大课题。一般来说，在革命时期，文化建设可以更多地强调“破”，而在建设时期则宜更多地注意“立”。对反动落后的政治法律设施、制度等政治上层建筑应该强调“破”，对思想、道德等观念上层建筑就不宜简单地、抽象地强调“破”。毛泽东一向主张“破”，强调不破不立，有破有立。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说：“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20]如果说，在革命战争时期强调“破”，有其合理性、必然性，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思想文化建设就应该强调有破有立，以立为主。不过囿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和认识的局限，毛泽东在文化的“破”与“立”方面发生了严重偏差，较多地强调“破”字当头，忽视了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进而导致不断发起“破四旧”、“立四新”以及“文化大革命”等激进运动。

作为大学校长，匡亚明是赞同并贯彻执行有破有立的文化政策的。不过，在实际过程中，在主持大学办学活动和政治运动中，相对而言，他比较稳健务实，比较注意党性原则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在特定条件下采取一种他所谓的“未立不破”的策略导向。比较清晰地表明他这种稳健态度的事件，一是认真对待传统文化，一是客观评价大学历史。

从匡亚明的整个一生来看，他始终注重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20世纪20年代，当他还是青年学子时，他一方面积极投身反封建运动，另一方面则又觉察到不宜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先后撰写了《孔孟“仁”的哲理之厘定》、《研究中国古书的意义何在》等文章加以讨论。他在此时就提出：“凡事出于本国人自己之手，好的必须保存发扬，不好的必须排除抛弃……这才是复兴中华，繁荣文化的康庄大道。东方文化的主人翁啊！你们忍心抛弃所有的优秀文化祖产吗？”[8]32-3330年后，匡亚明又结合新的发展形势再度提出继承民族文化遗产这一问题。在为东北人民大学学报撰写的两篇创刊词中，他指出：“对这些遗产加以批判的研究和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之和当前实践相衔接并为当前实践服务，乃是我们学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又一重大任务。”[6]4针对看待传统文化的各种错误观点，他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遗产必须批判两种错误偏向：“一种偏向是认为历史遗产样样都好，甚至比现代科学还好。这种崇古非今的复古主义思想，当然是不对的……另一种偏向是认为历史遗产样样落后，不值一顾。这种一概抹煞和隔断历史的思想当然也是不对的。”[8]351-352文革时期，他对“批孔”“批儒”等一笔抹煞中华文化的极端现象表示怀疑和“惊奇”：“期间‘四人帮’发动了一个别有用心的所谓‘批孔’运动，不分青红皂白地给孔子加上一大堆污蔑不实之词。我很惊奇！这不是和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特别是和一九四二年在延安亲自对我的教导精神不相符合吗？于是我又对孔子的评价问题，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原理和尚能记得的《论语》等古文献资料，重新进行了沉思默想。”[21]沿着这种思路，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仍不愿或不敢涉足孔子评价问题的情况下，匡亚明率先提出重新评价孔子的问题。1980年3月，他强调：“我觉得中国两千多年以前能出孔夫子这么一个人，这不是我们的耻辱，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6]2001982年10月，他继而指出：“现在对孔子的问题，还没有真正拨乱反正，有些人还总是说孔老二如何如何，这反映了一种思想情绪。”[8]73匡亚明不仅在口头上提倡重新评价孔子，而且动笔撰写《孔子评传》来厘清线索、说清问题。该书言人之所不敢言，论人之所不能论，对孔子真正做到了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可谓新时期孔子研究的最大成果。张岱年认为：“匡老对于孔子学说有深入的研究，撰写《孔子评传》，对于孔子的生平事迹、思想学说作了详细而正确的评述，考证精详、观点正确，是一部有高度学术价值的专著。”[22]在完成该书之后，匡亚明犹壮心不已，还承担起毛泽东提出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珍贵思想文化遗产的任务，发起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丛书共计200部，在匡亚明逝世十年后的2006年完成整体出版。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一项重大原创性、基础性工程，全面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对继承和弘扬我国文化传统、建设先进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对大学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在政治高压之下，能否真实客观评价大学校史，这是对大学校长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的考察和考验。南京大学有两个源头，一是中央大学，一是金陵大学。以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政治观点而言，中央大学是所谓“民国最高学府”，实质上就是国民党一手操纵的大学，是为国民党反动政治服务的；金陵大学作为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教育主权、进行文化渗透和精神输出的工具。在这种观点看来，这两所大学在历史上没有一丝建设性意义，均属历史“糟粕”，理应全盘抛弃、根本改造。这实际上是一种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错误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匡亚明重视校史的客观性、连续性，认为“南大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好大学”[6]109，反对因政治因素割断校史的极端做法。他力图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来解读校史，将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区分“旧中大、旧金大”和“老中大、老金大”的不同，一方面首先敏锐指出和严肃批判二者存在的不足，这种不足一是政治性的，一是学术性的，例如“旧中大、金大传统中某些坏的成分，如在政治上一定的反动落后和在学术上一定的保守自大，不免会留下一些历史影响”[6]107。可是另一方面，他也特别强调两校也具有一定的革命传统，“学校里还是有党的活动，还是有各种革命活动的”[6]108，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政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尤其肯定了中大、金大的办学质量，认为“老中大和金大重视教学、治学严谨等风气，也不宜全盘否定。”[6]108他号召南大师生，“我们应该珍视这个悠久历史”[6]107，并在此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种对校史的辩证态度，不仅尊重基本史实，也有力地启发当代南大师生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更好地珍惜传统、延续文脉、开辟未来。

三、 余论：几点启示

当然，匡亚明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那个时代的痕迹，这是不能苛责于他的。1957年，毛泽东在江苏省就“反右派”一事曾对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说：“对中央的指示，你们不要一听就说这是中央的，就完全照办。正确的，你要执行；不正确的，你要过滤、打坝嘛！”[23]事实上，匡亚明并非是对中央精神实质打坝，而是对当时社会弥漫的“左”倾错误打坝、过滤，实质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1977年邓小平就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指出：“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3]42-43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匡亚明还不可能从这种高度来理解毛泽东思想，更不可能超越当时的政治环境来办学。也就是说，匡亚明常常面临“教育革命”与教育规律之间的选择，这种选择有时候甚至不是有意识的。说到底，无论是奉行“教育革命”，还是遵守教育规律，往往不是个人所能选择、所能掌握的。这里就涉及到大学依法自主办学，涉及到教育家办学的问题。从以上粗略的分析中，我们恰可以从匡亚明的实践中得出若干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第一，教育与政治、大学与国家的良性互动是大学自主发展的基本前提。对国家而言，要尊重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给大学校长以独立施展才华的舞台，使校长能够大胆试验，大胆实践，逐渐形成大学的办学风格和特色。改革开放前，我国大学与政府关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一种不对称性，政府包揽统管大学，大学成为政府的“下级”和附属物，大学只是计划管理体系的“部门”而非“法人”。在这种条件下，大学校长们例如匡亚明只能在有限的平台上展现自己的个性和理念，办学的弹性空间和自由发挥余地不足。早在1956 年，匡亚明就尖锐地提出了“高教部管得过多过死和发挥各院校本身应有的积极性、创造性的问题”。他指出：“高教部必须在方针政策、制度规章和财务管理等方面对所有高等学校实行统一的领导和监督，但这种统一的领导和监督，又必须不致束缚各院校在一定程度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如果上面的领导管得过多过死，就不仅束缚了各院校做具体工作同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会使他们养成一种闭眼不看实际、只知机械执行上级命令的不动脑筋的官僚主义作风。”[6]31-32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学与政府关系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到服务的历史性转变，高等教育也因此得到了大发展。当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及大学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教育自信，以构建政府、大学、社会新型关系为核心，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基本要求，既不走政府完全控制大学的老路也不走政府大学二元对立的邪路，而走出一条大学与政府既有效平衡又凸显张力的中国道路。

第二，辩证处理“教育革命”与教育规律的关系是实现大学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对一个后发型国家而言，通过“教育革命”实现教育的体制性转型和跨越式发展是必需的。历史证明，我国“教育革命”对颠覆旧教育、建设新教育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作为文化上层建筑，教育本身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有自己的客观发展规律。实现教育科学发展，既需要“教育革命”这一“爆发式飞跃”，更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匡亚明屡次提出办大学要树立真正体现革命性与科学性结合的学风，认为忽视办学规律，不按办学规律办事就一定要碰壁。他针对当时许多不考虑客观条件和可能甚至否认客观条件的办学举措批评道：“把‘敢想、敢说、敢做’错误地理解为可以单凭主观愿望出发，甚至有一个时期发展到‘胡想、胡说、胡做’的地步。”[6]83他提倡“三敢”和“三严”相结合，强调师生要“敢想、敢说、敢做，同时又是严密的、严格的、严谨的。既要有革命的热情，又要有科学的严格的态度。”[6]121针对许多高校不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甚至将物质生产领域内的许多做法搬到教育领域来，如搞定期评比、献礼工程等现象，他强调学校就是学校，学校不是机关，办大学尤其需要一套科学的方法。1962年1月，他指出：“我们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的主要毛病，就在于许多工作没有按照高等学校的规律办事，就在于没有掌握学校的规律。我们常常习惯于把机关的工作方法，把工厂的工作方法，甚至把农村的工作方法，囫囵吞枣地搬到高等学校里来。”[6]83复出之后，他深刻总结文革前教育工作的成败得失，强调教育规律的极端重要性。1980年1月，在教育部一次会议上，他指出：“在前八年的院系调整中，有违反教育规律的问题，比如理工分家、工农独立起来、综合大学成了文理学院。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国家，人家还按教育规律办事，我们没有。”[6]195今天，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既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第三，要实现教育家办学。对大学校长而言，成为教育家，一要热爱教育，二要懂得教育，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从这几条来看，匡亚明是完全符合的。“人们说亚明同志是无产阶级教育家，我由衷地赞成，但是我觉得这评价还不够，我要添上‘杰出’二字。”[16]2551955年，他已被安排到党政机关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但他执意到高校工作，诚恳地对上级组织说：“让我去办教育吧！”[15]881978年复出时，他也可以调离高校到北京党政部门工作，但也被他拒绝了。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他一直对办教育念兹在兹。自任校长后，匡亚明就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学校工作中。他长期以来对研究孔子有浓厚兴趣，但出于工作责任感，每天都将时间放在研究工作、接触师生、推动发展上，直到完全退休之后才腾出手来安心搞研究。他不仅热爱教育，更能不断研究教育，常常就一个办学问题和本校师生讨论问题直至深更半夜。可以说，在长期实践中，匡亚明在大学办学方向、教师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思想。比如在大学办学方向上，1963年6月，匡亚明就鲜明地提出“把南大办成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重要命题。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在知识分子成为“问题”的时代，他“善于罗致人才，团结知识分子，依靠知识分子。现在吉大的许多知名教授，不少是他当年请来的，或者是他扶植、培养起来的，这些人乐于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积极发挥作用，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术尖子。”[16]254这些都表明他对办学治校基本问题有深刻把握，体现了教育家的宽广眼界和远见卓识。当前，有相当一部分高校领导者还习惯于把自己定位于学科专家，而对如何成为教育家却关注不够。对此，刘延东强调：“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担任大学领导必须有所取舍，特别是书记、校长要处理好领导工作和专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校管理和学生培养、抓班子带队伍工作中。”[24]高校领导者就应该像匡亚明那样，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将办学治校作为第一要务，以办好大学为己任，不断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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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区域循环经济系统网络性风险的扩散、传导与控制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YJA630055)。

中图分类号：K82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5)04-0051-09

作者简介：王永义(1978-)，男，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南京大学2014年校级文科项目“高校传承中华文化实践研究：以匡亚明的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煤炭矿区复合生态系统管理及其调控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1273158)；

收稿日期：2015 - 01 - 20 2015 - 03 -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