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燕萍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福建 泉州 362000）

谈《无名的裘德》中女主人公淑性格的两重性

黄燕萍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福建 泉州 362000）

托马斯·哈代在小说《无名的裘德》中探入女主人公淑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挖掘出淑性格中呈现的两重性，以此揭示了社会巨变中西方人面临的精神困境，反映了哈代对人性非凡的洞察力和巨大的同情心，显示出他向人类心理处境的深切关怀。

《无名的裘德》；淑；裘德；两重性

英国著名小说家托马斯·哈代（1840年——1928年）是横跨两个世纪的作家，他不仅是传统小说的护卫者，更是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现代主义小说追求表现人的精神世界，揭示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哈代在作品《无名的裘德》中塑造的女主人公淑的形象深刻的表现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哈代在刻画淑多变的性格的同时探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精细入微地剖析了她痛苦的心理变化过程，深刻表现了残酷的资本主义社会宗教道德和社会习俗对人的束缚，造成现代西方人尴尬的精神处境。

哈代创作的一系列威塞克斯小说一方面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即描写了人性格赖以形成发展的社会环境，写人在社会现实中生成的理性；另一方面作品同时积极探索人的本体性，对人性的复杂和矛盾加以剖析和表现。描绘自我、认识自我和评判自我是哈代的重要创作目标之一。哈代认为“小说创作作为一门艺术再也不能往回走了。它已经到了分析的阶段，必须往同一个方向前进，走得更远，这样才能超越。”哈代强调一个作家为了“对人性进行真实描写”，最需要“迅速把握人性中更为微妙的特征”，并且还要“怀有同情心来欣赏生活展示的各个方面内容”。在这样理论的指导下，哈代十分重视对淑性格的双重性和情感的丰富性做真实描写。

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入侵英国农村，社会经济、政治、风俗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文化和思想仍极端保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极不彻底的革命，尤其在农村地区，传统的宗法制度和道德习俗根深蒂固，与维多利亚时代落后腐朽的文化氛围沆瀣一气，成为毁灭一切新生力量的顽固势力。另一方面，法国启蒙运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赫胥黎和斯宾塞等为传播平等自由思想所做的努力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封建主义和宗教基础。淑身处保守与进步、落后与先进两种力量激烈交锋的时代，其行为和思想上都具有现代倾向。

小说一出场，淑就在一家圣物作坊做着极理性的事，用教堂写经文的字体往锌片上描字，这是“多么美妙、神圣的宗教工作。”第二次见到淑时，裘德却在她身上找不到庄严的优美，只感受到淑举止中流露的焦躁不安的气质。在一个休假的午后，淑来到乡下遇上了一卖雕像的外国人，她拒绝买国王、王后的半身像，也拒绝买唱诗人和丘比特的雕像，却买了维纳斯和阿波罗的雕像，并“如得珍宝似地将它们抱在怀里。”她认为这两个雕像好过教堂里那些没完没了的东西；她阅读吉本写的关于叛教者尤利安的书，这一切都背着她的雇主，即圣物作坊的店主，一个忠实的基督教徒。在爱情上，淑不顾世俗非议，与裘德自由恋爱，并以跳窗涉水过河逃离师范学校的惊世骇俗的举动来反抗学校禁止男女正常交往的严厉规章。她就是裘德眼中的“天真无邪，不阿世随俗。”作为一个具有个性解放追求的女性，淑代表了一部分维多利亚女性对自由的思考与反叛，反映了英国社会当时到处涌动的反对神权，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潮。

尽管淑蔑视并挑战传统世俗观念，但毕竟潜移默化地受到宗教教义和传统道德的影响，天性已被扭曲，在碰到现实石壁时，就显出性格中前后矛盾，犹疑不定的软弱一面。哈代一开始就将她性格中矛盾的极端呈现在读者面前。淑虽然受艺术热情的驱使买了维纳斯和阿波罗的雕像，可为怕人看见，她用树叶和牛皮纸将雕像包起来，在这一过程她的身子不停地在颤抖，以至于她真希望自己没有买这两个东西。由于违背了师范学校禁止男女正常交往的规章制度，淑被处以一周的紧闭。淑用跳窗涉水过河逃到裘德的寓所来表示反抗。但第二天早上她对裘德说“恐怕我不该从学校里跑出来。清晨曙光里的东西，跟夜里有很大不同，是不是？”很明显，淑后悔违反了校规，并为自己的莽撞之举难过。她希望学校能原谅她、允许她回去。这两个例子虽小，淑性格上自相矛盾的两重性由此可见一斑。

哈代从两个阶段来展示淑复杂多变的心理流程。第一阶段当淑离开费劳孙，与裘德建立恋爱关系时，理智与情感、灵与肉的激烈冲突。在哈代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充斥着传统的女性观念，女性处于男性的附属地位，忠贞成为衡量女性好坏的首要标准。淑反对传统的婚姻观。她认为只有出于个人情爱和欲望的自由结合才是真正的爱情。由于感激和敬重，答应了费劳孙的求婚，后又迫于世俗的压力跟费劳孙结了婚，但她始终不爱费劳孙。婚后的生活沉闷压抑，由于害怕费劳孙的亲近，淑选择睡衣橱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跳窗。在费劳孙的眼中淑的言行是在“犯罪”。面对丈夫的质问，淑发出了心底的呐喊“这些法令、法律让你感到痛苦，那它们有什么用呢？”最后费劳孙无奈地答应与她分居，但在分离的时候淑流了泪，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合法家庭的逃亡者。然而淑是一个个性反常的人，即使逃离费劳孙、本该与裘德热烈地陷入爱河时，她的种种乖张怪举却时常表现出来，她这种似爱非爱的行为使裘德大为恼火。当裘德的前妻艾拉贝拉来找裘德时，淑醋意大发，趴在床上大哭。裘德大惑不解，说“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不讲理，就像狗跑去霸占马槽似的不讲理。我不能接近你，还不许我去接近别人啦！”不久后，淑与裘德都与各自的配偶离婚，此时俩人本可以正式结合、光明正大地生活在一起，但淑一面担心结婚会葬送爱情，一面又迷信弗立家族的婚姻总是不幸，她宁愿和裘德自由同居，并生育了子女。淑这种前后矛盾、瞻前顾后的个性为第二阶段的心理畸变打下了伏笔。

到了淑心理发展的第二阶段，哈代抽丝剥茧地将她灵与肉的痛苦斗争过程描绘出来。由于未婚同居并育有子女受人指责与排挤，裘德与淑被迫带着三个孩子离开居住了近三年的地方重回基督寺。在基督寺，他们同样不受欢迎、遭人白眼，生活的艰辛令淑身心疲惫。绝望中，裘德的长子同弱妹幼弟一起吊死。亲子的夭亡给了淑致命的一击。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在现实中为维护表面的尊严，往往把生命的强烈冲动（人的本能情欲，即“本我”）压入内心的最底层，而维护这种表面尊严的就是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道德规范、人格思想、善恶观念和良心原则，这些被视为“理性的东西”，即“超我”。在亲子夭亡前，淑身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人格倾向，即有一个私我欲念强烈的“本我”。本性的冲动使淑敢于冲破世俗的樊篱与费劳孙分开，并与裘德同居生育子女。但亲子的夭亡彻底摧毁了淑的推理机能，模糊了她曾经敏锐的目光。私我的欲念要在超我的控制下，努力使“本我”按理性原则行事，并与社会道德相一致。在精神崩溃之际她拼命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宗教。原本厌恶教堂的她这时却时常去教堂做礼拜，去向上帝忏悔，她趴在十字架下痛苦地呜咽。淑那以真爱为基础铸就的看似坚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她认为悲剧的根源在于她和裘德蔑视了上帝的威力。此时的淑被内心的矛盾压得快崩溃了。超我的强烈意念使她古怪地认为自己仍是费劳孙的太太，且永远只属于费劳孙一人。她苦苦地哀求裘德让她回到费劳孙的身边。就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哈代那非凡的想象力和洞察力才得以最充分的体现。因为只有在此时，我们才能领悟到淑的本性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前后矛盾，反复无常的。淑凭借“纯粹的理性”与裘德分手后，却无休止受到理智和情感两种力量的牵扯，又累又苦。淑走后，裘德对她始终未能忘情，贫病交加，郁郁成疾。年未30就含恨而终。由于无法逃脱社会伦理与宗教道德造成的心理枷锁，淑伤害了裘德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自己建构了痛苦的心狱。读者对裘德的不幸遭遇抱以同情的泪水，却又真切地感受到淑无法言喻的精神创痛。

纵观20世纪初的西方文学创作，我们不难发现类似哈代笔下描绘的淑这种由于理性自我和本能自我之间冲突而造成性格分裂、饱受心灵创伤的人物形象。《德伯家的苔丝》中那位具有自然冲动与欲望，却受到世俗观念束缚的安玑·克莱；莫里亚克在《爱的荒漠》中那个觉得被活埋在“内心深处却又苦苦挣扎”的库雷热大夫；尤金·奥尼尔《榆树下的欲望》中受着欲望煎熬的伊本，乃至卡夫卡塑造的在社会和自我夹缝中求生存的小人物等等。他们的痛苦与自身本质无关，而是由于与社会环境抗争造成的。冲突的根源已潜入这些经受苦难的人的内心，成为人性的一部分。他们总是处于一种自我与非自我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中，是在自我这个范畴内你争我夺，甚至你死我活地斗争。社会剧变中的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冲垮了人们对现存秩序的稳定感与对传统制度的自信心。哈代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像毒瘤般破坏人们心灵内部原来的纯真、善良、自然本能和思想感情方面的东西，人性的自然本性遭到了压抑和扭曲。正是哈代给予了人性更多的深刻思考和极致关怀，并在此基础上展现了现代人面临的精神危机，才使我们对他的创作成就有如此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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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lastair Fowler.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M]. Americ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assachusetts,199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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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燕萍：1984年，女，汉，福建泉州市，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英语教育系，英语助教、本科，研究方向：英美近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