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日慧 唐明燕

摘 要：中国近代史是一段复杂的历史，这一时期的中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上至国体政体，下至思想观念。科学技术落后于世界，国民的思想故步自封。而涌入的国外思想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国人的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即便如此，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对中国哲学失去信心，他们冷静分析造成中国哲学现状的原因。本文以五四运动时期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刊物《新青年》中有关中国哲学的内容进行分析，探究这一时期人们思想的变化性，对其进行方法论的把握，尝试概括出中国哲学在这一转型期所呈现的特点。

关键词：道德原则;社会群体性;群体认同性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7-0084-02

纵观历史，世界的不断前进与发展离不开先进思想的指导，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变革都是因为新思想的诞生。发生在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让欧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这让欧洲各国迅速崛起，甚至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近代中国也有着自己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

一、五四运动对中国哲学的态度及影响

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其使得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的传统儒学意识形态受到了剧烈的冲击。长期形成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帝王权术的“政治禁锢”是国人一种习以为常的思想状态，如何打破这种僵化的思维，就是五四运动所面临的责任与任务。

概括说来，五四运动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是因其与当下所处的时代不相适应。在五四运动潮流中成立的《新青年》期刊，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期刊，它宣传了很多先进的思想，激励了很多中国青年。其对儒家思想支配中国意识形态做出了一定的论述，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农耕社会，儒家学说相对于其他学说而言比较适应于农业经济，其思想来源于早期周朝的等级制度，因而更加维护了封建统治。但是，以李大钊为首的知识分子还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表明着自己的态度，李大钊曾经强调，“故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之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1]。他们理智地看到，造成中国社会落后、国民思想僵化的本质并非仅是孔子一人之过，这就避免了从极端的角度打击中国哲学。这对于当时的思想界发展是起到积极的作用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哲学正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历史的发展要求中国哲学从旧世界向新世界进行转变，对于中国哲学的态度避免了人们对于传统哲学的否定态度，防止了人们对于文化非黑即白、急功近利的对待。

从当代的角度来看待五四运动，不难发现，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大量涌入的科学主义与实用主义就如同一剂猛药，的确能够带领中华民族走上新的道路。但究其文化本身而言，是一种心灵与情感的相互作用，是让人们能够树立自我意识、形成一定的群体认同感的重要因素，这对于五四运动时期的国人是至关重要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五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无论是理性批判儒学、竭力否定中国哲学，还是客观清晰地评述中国哲学，他们归根结底是继承了儒家传统中的仁爱精神，他们热爱着自己的国家，也热爱着自己的人民，他们以中华民族的复兴为己任，他们身上闪现着中国传统的修身自律、舍生取义、乐善好施的人性光辉。

五四运动对于中国哲学并没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正所谓“打孔家店”而非“打倒孔家店”。因为中国哲学就是中国人的根基，若其真的被打倒了，恐怕中国人要从此游移于世界之上，没有了存在的根基，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西方外来思想就如同一块抛光布，将中国传统思想外壳上锈迹斑斑的腐朽尘垢打磨抛光，让中国哲学重新绽放出新的光彩。概括来说，学者们对于中国哲学的态度是“批评地”“重新拿出来”。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西方文化的确能够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按照其思想发展下去，可能会导致人的欲望无限膨胀，长期而必然导致更大的危机。中国哲学固有的平衡持重，相比之下会更加有利于社会的长期发展。

可以这样说，《新青年》中对于孔子的批判，一方面守经，一方面达权，既要复古，又不背时，即把许多传统的思想制度加以新的解释，赋予新的意义，改变其原有制度，使之于新时代中仍有存在的位置。有的学者认为孔子“不是极端的守旧派，而是修正派，而修正恰恰是最巧妙的守用”，“孔子的仁，不过是自然经济社会中所滋养出来的一种纯朴笃厚的心情”[2]。

总结来说，五四运动对于儒家学说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批判儒家学说最初原有的思想，而是被统治集团所僵化利用的儒学。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对于统治集团僵化制度进行批判的时候，其必然会对儒家学说的根本原理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攻击。

二、《新青年》中的《孔子评议》对儒家学说的见解

在易白沙在《新青年》所发表的《孔子评议》中，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进行了相对系统的评价。文章首先历数了在五四运动中，孔子及其儒学所受到的两种批评。有些人把知识的停滞不前归结于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对于人们思想的禁锢。还有人认为国人把风俗败坏的局面寄希望于孔子的儒家思想是一种惰性的表现。面对行为的善恶判断，不是因地制宜、依据实际情况解决问题，而是对于孔子、对于儒家思想进行盲目崇拜，以祈祷来希望目标的达成实现，这种行为是十分愚蠢的。文章对于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发展及其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在春秋时期，孔子是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儒家学说作为九家学说中的其中一家，因其学说主张为大多数百姓所认同而使其成为“为天下仰望者”。孔子的弟子十分尊重孔子，并努力积极奔走教学，使其学说发扬光大。秦朝时期，始皇帝焚书坑儒，孔子远孙孔鲋为陈胜谋士，为其起义出谋划策。汉朝得天下之后，感受到儒士的力量，遂以礼相待，祀孔子以太牢。汉武帝也想愚黔，但是恐怕重蹈始皇帝覆辙，认为“欲蔽塞天下之聪明，不如专崇一说”，于是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公羊学说将儒家变成儒教，加入迷信元素，使其神秘化，也就更加使得孔子儒家学说僵化绝对。孔子原本的學说，立身处世讲求的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教授门徒也是“因时因地而异”。而在后人对孔子学说的教化与理解中，将其中的相对部分绝对化，并赋予之相应的政治主张。加之于孔子生平记事记述其经历表现，相对比较摇摆，处事对于礼义的态度不那么清晰。于是渐渐世风日下，被政客野心家所利用。其实中国古代并非仅有孔子一家之学，还有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一共九家之学。除此之外，还有外域之学，如印度佛教与西方学说的传入与本土融合，这些所有的内容加之于一起，才应该被称为中国哲学。然而自从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变成国民的垄断思想之后，不仅阻碍了学术的进步，还将其中原有的儒家思想内容丧失殆尽。文字的重要性在知识学术的传播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周朝没落之后，群雄逐鹿，不统一的文字对于国家的管理与人民的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正所谓“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所以孔子所提倡的正名思想更多的是为了全国文字的统一，这是一种比较冷门的解读，但是也比较合理，因为正名思想对于人们通常的理解更多的是有政治的色彩在其中。思想由于文字或者是个人观点理解的不同就会与原有意义有所偏差，各种因素的加入更会使思想丧失其原有的含义。与孔子儒家思想同时代的九家学说因其发源各不相同而学说观点各异，但这些都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道家学说认为儒家所提倡的六艺为先王陈说，不应当被用于现世治理，同样，法家也对六艺提出质疑，其认为诗书礼乐会招致亡国。对于仁义的理解，各派也有所不同，道家主张“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法家也认为仁义是一种由己及人的做法，但其无法保证对方同样也是如此，所以称“是以知仁义不足以治天下”。还有关于“法先王”与“法后王”的讨论，荀子与法家都认为效仿先王不能够使历史不断前行，也不利于国家的前进发展。儒家思想注重“丧”，相反的墨家主张节葬节用，道家更为自然豁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星辰为念珠，讲求完全归于自然大道之中。儒家思想之中，乐天顺命是其所提倡的人生态度，道家不同于此，追求无为，而墨家讲求非命。这体现了不同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交映生辉。所以，中国哲学不应该只是孔子一家学说，而应该是打破思想的牢笼，用各家各派的学术观点的交融来盘活整个中国思想，同时注重中西方思想的差别与相似之处，相互借鉴。对于中国哲学我们应该秉持这种冷静客观的态度，既不激进同时也不保守地对待我们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与财富。

三、《新青年》中整体体现出的思想及其方法论

总结来说，孔子思想演变成为孔教，被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所利用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首先，孔子思想中对于尊君权漫无限制，这很容易演变成为君主对于整个国家的独裁统治。统治者通常都是握有军权，并享有着支配天下的权利，如果这种权利没有有效的制度对其做出限制，就会给国家带来很大的祸患，所以法家主张通过法律的制定来维护国家的安宁，而墨家主张的“天志”思想也是对君主的行为来进行限制。这两种方式，无论是从法制还是从宗教的角度，都会对于君主进行权力的制约。而孔子关于君主权力的表述，并不含有其中任何一种因素，不仅如此，还强调君权天授，君与天无异，同时倡导人治而非法治，效仿尧舜禹等帝王。但是，并不是人人可为尧舜，而且这些英明帝王都有着优秀的臣子对其进行辅佐，一味倡导人治就会使得天子的行为无人对其进行监督，即使优秀的臣子也会因帝王的昏庸而失宠，最终导致国家的灭亡。

其次，孔子讲学中不许问难，这就很容易导致对国人思想造成专制。孔子在讲学之中，面对弟子的提问，不是反复辨析分清是非，而是以峻词拒绝其问。这不仅不利于整体思想的进步，即使对于儒家思想内部，也是不利于其发展的。真理以辩论而明学，学术因竞争而进步。孔子门下弟子鲜有申辩，而且面对问题的解答，也不敢有复问之言。长期发展，其思想就会变成一家之言，走入僵化之歧途。

第三，孔子的学说中缺少绝对化的主张与意见，这就很容易致使其学说被利用与篡改。孔子虽然不讲鬼神之说，但是对待鬼神的态度却是十分暧昧的，讲求“敬而远之”。这不同于墨家思想中的明鬼，不仅如此，孔子还十分讲究祭祀之礼，这就使其学说前后有矛盾之处，并且态度不明，易于发展成为宗教的形式。这种方式并不仅仅表现于此，孔子提倡忠于君主但又不必拘泥于死节，主张省刑却又言重罚。这种模糊的态度直接导致其之后的弟子对其思想的争端。正因为孔子自身学说中存在着这些问题，才导致了其最终成为了束缚国人思想的枷锁。

总体而言，《新青年》中，中国的广大有识之士并没有对中国传统哲学失去希望，而是着力分析在僵化的孔教思想下形成如此局面的原因之所在，并对此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在诸多学者对中国哲学的批判性分析中，有的从孔子思想本身来对儒家思想进行修正，有的从他者思想的角度对儒家学说进行补充。在对于这些文献的查阅中，不禁发现，学者们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中更多的提到了墨子的学说。这与当时的中国国情发展相符合，也正是在局势变幻社会动荡的时期，墨学思想的价值得以彰显。墨学思想在中国近代史的动荡年代中受到极大的关注，因其当时中国位列世界弱国之位，饱受战争之苦，墨子学说中的勇于救国、精于制器、善于防守，以弱众保国的思想，符合爱国志士报效国家的精神，同时，这种积极的态度也对唤醒保守的国民有着积极的作用。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不可被彻底放弃，其中很多的思想是整个民族的瑰宝，同样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下的现代化社会更是有着积极的作用，能够对于人们的精神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对于中国儒学的倡导，并不一定需要上升到政治层面，其很多内容对于思想的修养、境界的提高都有着很大的帮助，五四运动中的前辈对于中国哲学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当代学者所学习与思考的，相信未来的中国哲学一定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80.

[2]嵇文甫.先秦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G]//嵇文甫文集（上）.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151.

[3]易白沙.述墨[J].新青年，1915，1（2）：1169-1157.

[4]易白沙.孔子评议上[J].新青年，1916，1（6）：1555-1560.

[5]吴虞.读荀子书后[J].新青年，1917，3（1）：3113-3115.

[6]黄玉顺.儒学与中国之命运—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J].学术界，2009（3）：37-46.

[7]马克峰.“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的辨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2）：140-146

[8]张曙光.国学争论与文化自觉[J].哲学动态，2011（2）：5-16.

[9]高湘泽.排斥、对话与互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儒学观的变迁[J].文史哲，2011（6）：158-165.

收稿日期：2014-12-23

作者简介：刘日慧（1990-），女，辽宁大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唐明燕（1979-），女，山东临清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从事中国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