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雪宜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一、引言

巴尔扎克的《夏倍上校》写的是一个拿破仑时代的上校在一次战役中负了重伤，被误传阵亡。其妻带着他的财产改嫁伯爵，又在他归来后采用种种卑劣手段使他永远放弃了真实身份而成为乞丐收容所里一个非人非鬼的可怜虫的悲剧故事。文本的标题就点明了主人公的姓名和地位，突出了人物在文本当中的作用，而人物是小说作品中不可缺少的、极其重要的要素之一，故事情节均围绕人物展开。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人物形象下丰富的人物符号，来更好地理解主人公悲剧性的结局。人物的符号学研究，是把作品中的人物（也可以是起一定人物作用的物件）当作一种符号，当作构成叙述过程中的一种单位来看待（张智庭，1991）。本文主要通过剖析《夏倍上校》中主要人物符号的类属、语义手段、表意手段、施动者模型等方面，以更准确地理解《人间喜剧》的金钱观下的悲惨世界。

二、人物符号的类属分析

菲力普·阿蒙借助符号的三分法划分了人物的类型。参照符号的三分法，阿蒙将人物也相应地划分为三种类型：参照型人物(personnages-référentiels)，置换型人物 (personnages-embrayeurs)和他语重复型人物（personnages-anaphores）（王泰来，1987：155）。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巴尔扎克的《夏倍上校》中的人物的符号类属情况。

伊阿桑德：别号夏倍，现封伯爵，陆军少将，荣誉团勋二位，埃洛战役功臣，被误认阵亡，“遗产”被整理，妻子改嫁；但尔维：诉讼代理人，相信并资助夏倍上校，努力使夏倍上校和伯爵夫人通过和解的方式获得应有的地位和财富，但未成功。蒲打：夏倍上校的下士，劫后余生，相信其为夏倍上校，努力帮其和伯爵夫人联络但无果，在滑铁卢丢了性命；拿破仑：法兰西帝国皇帝，曾十分器重夏倍上校。

罗士·夏波丹：夏倍伯爵之妻，现为法洛伯爵之妻，拥有巨额财产，为了虚荣、享乐、金钱和地位不惜伤天害理，竟斥其前夫（夏倍上校）为冒名顶替并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法洛伯爵：王上的亲信，参议官兼某部署长，野心很大，但未进入贵族院，伯爵夫人努力用有力的黄金锁链把法洛伯爵拴在手里；台倍克：破产的诉讼代理人，法洛伯爵的秘书，伯爵夫人的死党，按照伯爵夫人的指示陪夏倍上校签署承认上校为骗子的声明；法律界：本来一目了然的证明夏倍上校身份的事实要想在法律上得到认证却很不容易，要打很多官司，拖延很多时间，花费巨额财产；社会上的其他人：当夏倍上校表明其身份时，各种嘲笑、讽刺、驱赶他，视其为疯子。

根据菲力普·阿蒙的类属定义，我们可以发现：

拿破仑是参照型人物，因为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拿破仑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文中引援史书中的1806年拿破仑在普鲁士埃洛地方大破普、俄联军的历史事件，主人公夏倍上校在该战役中辅助谬拉将军取得突袭的胜利，而该次突袭对于本次战役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人们对该重大事件的影响力的了解已经构成了解主人公夏倍上校的荣誉和地位的一部分。

置换型人物有法洛伯爵、台倍克和社会上的其他人。他们从正面或侧面显示着伯爵夫人追求金钱权利和不择手段的恶的形象，更表现出金钱崇拜和人性泯灭下的社会之黑暗，这种强化了的标示性作用可以使人预想到主人公夏倍上校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和其失败的结局。从人物符号的所指角度来看，作者主要采用语义累加的方法，通过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逐步构成人物的所指（张新木，2010）。在文本中，这个所指就是像失去一切的夏倍上校一样徘徊在社会底层的穷苦人民是金钱权利至上的社会下的牺牲品，揭露正人君子与牛鬼蛇神杂然并列下的社会的丑恶面目。“因为他的言行不完全说明自己，而是说明别人（甚至包括作者或读者），具有外延性”（张智庭，1991）。

夏倍上校和伯爵夫人是剧中的两个照应性人物，正是他们两人之间关于上校争取恢复其应有的权利、荣誉和财富所做的努力和伯爵夫人阻挠其行动的斗争，构成了全文前后照应的整体。同时，夏倍上校通过回忆其最初到处碰壁、不被理解并遭驱赶的惨景发出“他们都要我重新钻下地去！”的感叹和文章结尾处其对伯爵夫人说出“我早应该重新钻下地去”的感慨相互映衬、照应，对结局起到了预示作用。

三、人物的语义和表意手段分析

人物作为符号学的概念时，表现为不连贯的表意手段（significant discontinu，指一系列符号和标志）与不连贯的语义手段（signifié discontinu，指人物的意义或价值两种词素、两种形态的交织和组合）。

（一）语义轴线展现人物善恶

《夏倍上校》中涉及多个主题，例如：对金钱社会的无情批判，对法律界黑暗现实的揭露，对平民们悲苦生活的描述，对英雄没落表示的愤慨，追寻个人归属而不得的悲凉无奈等等。这些主题分别构成了各自的人物关系和语义轴线，然而，我们应选择整个体系的语义标签和稳定的语义轴线以便准确、深入地分析人物的善恶和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因为在人物的符号学研究中，人物的语义或价值的实现，不仅通过重复、累积，还通过与文中其他人物的关系来实现,这种不断变化的关系，既体现在表意手段层面，也体现在语义层面。因此分析时的关键问题在于“捕捉有助于建立每个人物的语义标签以及整个体系的语义标签的基本的和稳定的语义轴线，然后选择和分类”（史忠义，2000：423）。

根据菲力普·阿蒙的理论，三项标准可辨别出基本的语义轴线，即：频率（出现次数最多的行为）、功能（起决定性作用的行为）、同义（同义词最多的行为）。根据这三项标准，我们可以发觉《夏倍上校》文中关于上校“遗产”家私分配情况和伯爵夫人财力雄厚描述的篇幅很多，此外，伯爵夫人想“利用前夫的爱情来赢她的官司”这一阴谋构成了决定结局的关键，我们可以得出《夏倍上校》的语义轴线是金钱和爱情，通过这两项主题进而可分析出文本中不同人物所承担的主题角色，从金钱的角度来看，夏倍上校只是为了争取本该属于自己的财富和地位；而伯爵夫人具有“黄金饥渴病”，具有“只要能赶快发财，什么手段都是好的”的心态的狡猾、自私的人。从爱情的角度来看，夏倍上校因为对妻子的爱用极其宽容大度的牺牲精神来放弃争取本该属于自己的姓名、地位、权利和荣誉，但最终识破妻子的阴谋后带着极大地失望和厌恶、放弃所有，独自在世界的角落贫苦地活着的善的可怜形象；而伯爵夫人，“利用前夫的爱情来赢她的官司”，利用上校对她的爱和上校的高尚心胸、宽宏大量耍阴谋诡计，且最终达到目的恶的憎人形象。

（二）人物标签暗含悲剧命运

巴尔扎克非常重视细节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所以对细节的关注有助于理解和把握故事情节和主人公命运，而这里的细节就体现在称谓、外表、衣着、心理等人物标签上。人物的标签可以是字母的姓氏、语境情况下的称谓指示，也可以是全称、绰号、各种迂回称呼、头衔、赞誉、家庭排行或家族谱系中的地位等。语义学家不妨把人物定义为“服务于文本清晰的等值调节体系。”（史忠义，2000：421）所以，在分析细节时，特别是在分析人物的标签的时候，我们应考察人物形象如何在文本中通过各种符号呈现出来。我们从《夏倍上校》中主要人物的称谓、外表、衣着和心理来进行分析，更好地了解人物符号对故事情节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纵观全文，夏倍上校的称谓众多：年老的当事人、可怜虫、倒霉蛋、陌生人、穿卡列克的家伙、老人、老头儿、上校、古怪的当事人、阵亡上校、老军人、可怜的军人、夏倍等。这些语言学上同质而语法和词汇学上异质的标签与情节紧紧相扣，从侧面烘托出主人公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和其悲惨的命运。当我们还在纳闷主人公是如何一步步沦陷到伯爵夫人的温柔陷阱之中，即使最终识破阴谋却仍选择放弃自我、微小地活着，我们不妨注意到，在文本的最后部分关于伯爵夫人企图利用上校对其的爱情来使上校放弃其应有的一切的描写中，主人公称谓的转换恰如其分表现了其当时细微的情感变化。例如，当主人公决定牺牲自己时称谓用的是上校，因为此时明确其身份和地位会更加衬托出其所做的巨大牺牲，而伯爵夫人却质疑其是否真心时，作者用“老人”的称谓来凸显主人公此时内心和外表的苍老、脆弱和不堪一击，可当伯爵夫人用孩子来表现出女性体贴和用心的时候，“老军人”又为之心软了，此时的老军人既表现出主人公军人般刚毅的一面，也表现出其因年事已高和常年的孤独易被女性的体贴和温柔所打动的复杂的情景。最终在和伯爵夫人的“你推我让”中，“军人得胜了”（即选择牺牲自己），此时作者用的是军人的称谓，我们可以想象，和军人挂钩的是战役，战役有失败和胜利，在与伯爵夫人的这场“战役”中，主人公得胜了，但是却是选择牺牲自我，这充分得表明了主人公其军人形象的无私、大无畏、奉献。之后，当看到“孩子们绕在母亲膝下”的宛如“天伦图”的场景时，“老军人”彻底崩溃，“决意回到坟墓中去”，此时我们可以看出主人公的“老”的形象宛如一个千疮百孔、垂暮之年的老兵，虽军人高大形象依在，但更突出的是其年老已衰，渴望家和宁静生活的形象。然而，当主人公偶然识破伯爵夫人的诡计时对世界产生无比厌恶而最终放弃一切，整段描写对其的称呼都是上校，此时强调其尊贵的身份来维护主人公的尊严和地位并烘托其内心的悲愤和心灵的高贵纯洁。在文章的结尾处，在描写主人公孤独地生活在养老院的场景时，对其的称呼是“老人”，没有头衔、没有身份、没有英姿飒爽的形象，只是一个风残烛年的垂暮之人，身心俱疲，如同幽灵。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其体貌特征、外表、心里描写和作者对人物的评价来预测其最终悲惨的结局。例如，小说开头主人公出场时身着“卡列克”，“卡列克”是一种早已过时的衣服，上校老穿着这样一件全是油迹的过时的破卡列克，可见其境遇之凄凉。夏倍上校第二次来到事务所时，又出现了一处关于其外貌和衣着的细节：“老人赶紧脱下帽子，站起来行礼，不料衬在帽子里的那圈皮，油腻很重，把假头发粘住了，揭落了，露出一个赤裸裸的脑壳：一条可怕的伤痕从后脑起斜里穿过头顶，直到右眼为止，到处都是鼓得很高的伤疤。”这两处外貌和衣着描写的细节衬出夏倍上校昔日的荣光，今日的不幸，令人同情。又如，文本对夏倍上校的体貌特征的描述,“这老军人又瘦又干”、“惨白而发青的脸又长又瘦，正是俗语所说的刀锋脸，像死人的一样”,主人公的整个人物形象给读者的感觉就是幽灵、死尸的气息，而其曾多次表明“如今我被埋在活人底下，埋在整个社会底下，他们都要我重新钻下地去”，“我应该重新钻下地去”等内心世界。文本中的心理描写可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它可以由叙述者直接描写，也可以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展现。我们可以通过文本符号发现人物是如何在文本中得以表现的，进而完成任务形象的构建（张新木，2010：232）。在文本中，主人公的形象与其内心世界的呐喊和无奈相吻合，完成了主人公悲惨形象的构建，这也暗示了其最终幽灵般地活着的痛苦的结局。

四、施动者模型分析

人物的成分也可以通过施动者模型、动元等概念的阐述来进行分析，这也有助于我们通过剖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情节线索来把握全文的悲剧基调。施动者是一种人物类型或角色类型，由分布在叙事文里的一组稳定而又独特的功能和品质确定（史忠义，2000：417）。小说中的行动不仅是指由人物所完成的，还指由物体或一些抽象的概念来完成的。因此符号学家们在人物层次之上提出了一个更为抽象的层次来考察文本中的所有行为，这一抽象层次中的类型称为动元（actant）。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提出了由六个动元组成的施动者模型（格雷马斯，2001：264）：

主体是愿望的承载者，在愿望的推动下完成一系列行动，寻找愿望所指的对象。客体是主体欲求的对象，可以是人（如女性）、物（财富等）或是某个抽象概念（幸福、平静等）（格雷马斯，2001：264）。主客体之间维系着一种结合或分离的关系，助手是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协助者，对手则是阻碍者。在文本中，夏倍上校出征埃洛战役之前属于主体与价值客体结合的状态，主体为夏倍上校，客体为伯爵夫人、上校的地位、荣誉、权利和财富；当夏倍上校出征该战役被误判阵亡后，夏倍上校“被迫”把价值客体“送”给了伯爵夫人，此时夏倍上校由主体转为发送者，而伯爵夫人由接收者转为主体 （第二主体），随后上校采取行动寻回价值客体，在上校寻找其应有的一切的行动过程中辅助者为但尔维、蒲打、拿破仑、报复的心态和一种无法解释的心情，反对者为伯爵夫人、法洛伯爵、台倍克、法律界和社会上的其他人。

另外，我们从“辅助者”这方面来看：第一个相信主人公为夏倍上校的人是蒲打，他日夜兼程赶往巴黎为了能让伯爵夫人得知上校的信息，可不幸死于滑铁卢；拿破仑器重上校，但不久退位、去世；但尔维致力于帮助上校和伯爵夫人和解，但未成功，最终连资助上校的资金都好不容易才拿到手。从这些辅助者的命运，我们可以看出都是以失败告终的，这一情况可使我们预想到全文的结局。从“反对者”的角度来看，反对力量实际上就是以伯爵夫人为首的包含法律界在内的庞大的社会压力，可想而知，夏倍上校要同强大的命运、死亡以及整个社会作斗争，他用一己之力对抗比他强大上万上亿倍的敌人，其失败的英雄的结局不可避免。

五、结语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常常通过家庭、婚姻问题的纠葛，围绕一幕幕为争夺金钱而展开的惨剧来反映资产阶级的得势和贵族阶级的衰亡，来揭示“金钱”掩盖着和诱发出的形形色色的罪恶，揭示“金钱”在自由竞争时代所具有的腐蚀人、损害人、侮辱人、毁灭人的破坏作用（吴岳添，2005：12）。其中，中篇小说《夏倍上校》就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金钱关系为主线，刻画了一个拿破仑时代的功臣夏倍上校九死一生回归故园，却被吞噬他的家产并又与别人结婚的妻子逼成了真正的疯子的悲剧形象。本文从人物的符号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分析了文本中不同人物的类属（即参照型人物、置换型人物和他语重复型人物）、多重主题和基本语义轴线的语义手段、丰富的人物标签呈现的表意手段和主客体基调下辅助者和反对者力量对比的施动者模型等方面，以凸显人物对故事情节的开展所起到的核心作用，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人物的符号学地位进行分析，来更好地理解文本的主旨和基调。

注释

①本文作为研究对象的《夏倍上校》一文是选自安徽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傅雷译文集》中的中文版本。

[1](法)格雷马斯.蒋梓骅,译.结构语义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2]史忠义.20世纪法国小说诗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王泰来.叙事美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4]吴岳添.法国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5]张智庭.《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人物的符号学之分析[J].北京:国外文学,1991(2).

[6]张智庭.人物符号学之分析[J].北京:外国文学,1991(2).

[7]张新木.法国小说符号学分析[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