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大结束到今年1月12日，31个省份的62名党政主官中，已有40人被调整，调整比例达到64%。相比之下，中央部门主要领导更加稳定。

过去相当长时间，人大、政协都被视为政坛“二线”，但十八大后干部调整中，从“二线”回流到“一线”的人不在少数。

中央“空降”到地方，多数“空降”干部都明显得到重用。反观从地方“进京”的官员，大多数都属“平调”。

南方周末记者 钱昊平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吴诗航 贺佳雯

2014年最后一周，10名正部级及以上的干部职务发生变化，首先是文化部长蔡武、新华社社长李从军的退休，在文宣系统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此后，天津、海南、新疆、国家能源局主要领导也相继调整。

这10人中，新任命的海南代省长刘赐贵，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代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其余8人都是中央委员，其中调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原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十八大前，中共中央已对地方人事进行了一轮布局，十八大后，中央、地方省部级干部调整仍是常态，中央委员会成员职务也在不断变化。

十八大共选出了205名中央委员和171名候补中央委员，总计376人。截至2015年1月12日，已有100名中央委员和82名候补中央委员，共182人不再担任十八大结束后所担任的职务，比例为48.7%。此时距离十八大召开的时间刚刚过去2年1个月，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任期尚未过半。

不同的平调，意味不一样

这182人中，有11人因“落马”而离开原有工作岗位，其中蒋洁敏、李东生、杨金山、令计划4人系中央委员，此外，还有李春城、万庆良等7人是中央候补委员。

其余171人的职务变动属正常调整。其中有21人是时任中央领导人（不包括令计划），他们十八大后出任国家、党、政、人大、政协等机构的领导。

职务发生变化的中央委员中，12人在随后的2013年全国两会中由正部级干部升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从省委书记晋升的有周强、卢展工、郭声琨等；中央部门负责人中，王勇升任国务委员，王晨、张平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小川、王家瑞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十八大后一些正部级干部升任领导人，填补他们空缺的副部级干部以中央候补委员为主。截至2015年1月12日，共有21名副部级的中央候补委员升任正部，最近的一个是黄坤明，2013年10月由杭州市委书记调任中宣部副部长之后，2014年12月升任常务副部长。

21人中，有14人花了10年以上才完成从副部到正部的跨越，少于10年的有7人。其中秦宜智2006年7月任西藏政府副主席，2013年3月升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历时6年8个月。

新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还有42人虽然级别没升，但职务提升，如从省长升省委书记，副省长升省委常委。

另有69人被平调，如河南省委原政法委书记毛超峰调任海南政法委书记、国家人口计生委原主任王侠调任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但不同的平调，意味并不一样。

例如，袁纯清从山西省委书记调任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此后淡出公众视野。但中央一些部长“空降”担任省委书记，上海市委原常委丁薛祥调任中办副主任，原国土部长徐绍史调任国家发改委主任等，“重用”意味明显。

最近几任国家发改委（原国家计委）的主任最后都升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徐绍史的前任张平生于1946年，按正部级干部65岁退休的规定，他应该在2011年退休，但张平却一直超龄服役，在2013年换届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十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已有6人因年龄退休或退居二线，退休的有蔡武、李从军等，退居“二线”的是原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

在职务已经发生变动的182人中，在上一个岗位上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是舒晓琴。她在当了11年江西省委政法委书记后，2013年3月被任命为国家信访局局长；韩正则在当了10年上海市市长之后升任市委书记。

在上一岗位连续任职时间短的也不在少数，至少有30多人在上一个职务的履职时间不到2年，其中8人不到一年。如汪永清在十八大前5个月被任命为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2012年11月被任命为中编办主任；在这一位置待了不到5个月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和国务院副秘书长。

十八大后两年多职务已变动两次的中央委员，还有蔡名照。2013年5月他从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调任国新办主任，2014年12月任新华社社长。孙春兰在十八大后也担任了天津市委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两个职务。十八大后职务变动过两次的还有王儒林、巴音朝鲁等。

二线与一线“交流”增多

2013年7月，中央候补委员赵爱明，从四川交流到江西任省委组织部长。生于1961年的赵爱明在省级常委中属于履历比较完整的一位，当过四川省知识产权局局长、攀枝花市长、市委书记，省国资委主任，调任江西前半年刚升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过去相当长时间，人大、政协都被视为政坛“二线”，但十八大后干部调整中，从“二线”回流到“一线”的人不在少数。中央委员中，吉林省政协原主席巴音朝鲁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北京市政协原主席王安顺当选北京市长，天津市政协原主席何立峰已调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最近，新疆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雪克来提·扎克尔又被任命为新疆政府代主席。

实际上，“一二线轮动”在十八大前已开始，但十八大后，这一现象更加突出。一些非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副部级干部更频繁地出现类似调任，如新疆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会民调任中国证监会纪委书记，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张维宁转任河南省副省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张鸿铭转任杭州市市长等。

“一二线轮动”的干部中，中央委员、国家航天局原局长陈求发于2013年，在59岁空降至湖南任省政协主席，湖南也是他的老家。

除了“一、二线”交流调整，干部调整过程中还有一种对应关系，那就是“中央”与“地方”。除去升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干部，十八大后，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这一级，从中央“空降”到地方的人数是15人，与地方交流到中央的人数是14人，数字基本一致，体现了一以贯之的“加强央地交流”干部使用原则。

但两个方向的岗位重要性，有所区别。

中央“空降”到地方，多数“空降”干部都属很明显的重用，如中央部长调任地方省长和书记，此外还有几位长期在专业领域工作的干部调任地方党委常委，如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胡和平调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两位央企原“一把手”马兴瑞、张国清调任广东、重庆党委副书记，无疑会丰富他们的从政经历。

反观从地方“进京”的官员，除了少数被提拔使用，如原西藏常务副主席秦宜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江西省委原副书记尚勇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大多数都是“平调”，如重庆原常务市长马正其调任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湖南省委原副书记梅克保调任质检总局党组副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党委书记张毅调任国资委主任。

地方干部调整更频繁

中央委员会基本囊括了各省份的书记、省长，以及中央各部部长。从身为中央委员的书记、省长、部长调整频率来看，也能从侧面观察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调整频率。

在党代会后调整的书记和省长、部长则未必都是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目前，上海、四川、海南的市长、（代）省长和新疆的代主席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

算上这四人，从十八大结束到2015年1月12日，31个省份的62名党政主官中，已有40人被调整职务，比例达到64%。实际上，地方党政官员的调整是早于十八大的，最早的从2011年10月就开始，十八大之前已经调整到位，如果从那时开始计算，则调整比例更高。

相比之下，中央部门主要领导更加稳定，目前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的“一把手”都由中央委员担任，从2013年两会新一届国务院组成之后，只有建设部部长和文化部长退休，其他部门都保持稳定。直属机构中，也只有国家旅游局和国务院机关事务局的局长被调整过。

另一个可以参考的数字是，本轮地方党委换届，31个省级党委共选举产生了404名省委常委，但到2015年1月12日，已有202人不再担任换届时所担任的职务，调整比例为50%，但国务院各部门领导班子的调整比例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

造成地方领导的调整比国务院部委更频繁的原因有多种。中央党校教授吴辉曾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主要通过管地方的“钱袋子”和“官帽子”来调控地方。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化，中央对地方经济调节的动作越来越少，但人事权一直在中央，通过调整地方官员，某种程度上能加强中央的权威。

此外，由于地方换届先于中央换届，当中央换届后，如果地方领导进入中央领导层，必然会引起地方干部的调整。但国务院部门领导的调整是与新一届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步进行的，即便在换届时有领导进入中央领导层，部长的调整也会同时完成，日后若非年龄因素，调整频率肯定要低于地方。

即便是换届时，国务院部门领导的更换比例也比地方领导的更换比例低，2013年新一届国务院产生时，25个组成部门中，9个部门更换了领导，15个直属机构中有5个机构的领导被更换，比例都不到40%，低于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