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玮

“我来晚了。”史正德每到一位烈士家，都会对年迈的烈士父母这样说。

29年前，奔赴老山前线的史正德和他的战友们彼此间有一个承诺——如果我牺牲了，请你代我看望父母。

谁能想到，践诺之行，一等就是29年。

6根燃着的香烟，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仵润民烈士的墓碑顶端。这是曾在一个战场上浴血奋战的6位战友对他的一份心意。

墓碑是水泥制作的，由陕西省扶风县政府立于1987年3月30日。

“你被这小小土堆禁锢住了呀！”史正德上完香，用右手抚摸着仵润民烈士的墓碑说道。语气里是无限的沉痛与惋惜。

2014年2月15日，史正德专程从甘肃武山赶到宝鸡。受宝鸡战友邢志强之约，他们于第二天看望417团牺牲在老山前线的三位烈士的家人，给每位烈士家送一块“老山英烈之家”的匾额。

2月16日，是对越自卫反击战35周年。

你是最后见到我哥的人？

瘦小的晁中平将哥哥的战友迎进了自己在村里开的小商店。

“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到家里来看看，我来晚了，二十多年才来一次。”史正德对晁周平的父亲说。

晁周平的父亲听力不好，只是点头，从左到右环顾着儿子的战友。

小商店最里头隔出的小房间有一张床，床尾摆放着晁周平的遗物和遗像。

一本暗绿色封面的相册，塑封的膜大部分已脱落。相册是成都军区1986年春节赠送给参战人员的纪念品。翻开相册，里面有一张二寸照片，是晁周平参军不久照的，穿着新军装的他，笑得阳光灿烂。

相册边上是晁周平的遗像，装在镜框里，有一本杂志那么大。头戴钢盔，一身军装的他，眉头微微皱着，眼神带着一丝忧郁。

“当年我们上前线时，每个人都照了这么一张照片。”史正德指着照片对一屋子人说。

记者在相册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张翻拍的山口百惠的二寸照片。上世纪80年代，山口百惠主演的电视剧《血疑》正火。

“看了网上的视频，我好几夜都睡不着。”晁中平对史正德说。

晁中平看的视频，即搜狐网制作的《兄弟连—他们的战争》以及《兄弟连—血与骨》。这两个视频是以史正德网易博客的内容为素材，采访史正德以及他的战友制作的纪录片。

27年过去了，哥哥究竟怎么牺牲的，晁中平一直不是十分清楚。

“1987年的‘1·7拔点战斗时，发动攻击的4连伤亡惨重。你哥所在的8连担负运送烈士、伤员的任务。你哥两次冲上去，救下来了两个伤员，第三次冲上去时牺牲了。”史正德对晁中平说。

“你哥牺牲的那一夜，我按我们家乡的风俗，给他守的夜，他是烈士中身体最完整的一个。”史正德这样安慰晁中平。

“你是最后见到我哥的人？”晁中平得到肯定答复后，对父亲大声说，“史哥是最后见到我哥的人。”

晁周平刚走的头两年，妈妈连续生病，住了七、八次院。想儿子的母亲天天哭，最后眼睛哭得看不见了。父亲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一个不到10岁的妹妹。这个家就只能由15岁的晁中平撑着。

有好几年，都没人来看一看。前年，晁中平找县民政局反应说：“不是我想要啥东西，有人来看看，说明还记得我哥是为国捐躯的，我父亲的心情也能好些。”

在晁中平的讲述过程中，老父亲始终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这几年家里才好点，两年前盖了新房。”晁中平说。

战友们将“老山英烈之家”的匾挂在新房的客厅里。

“把日子过好！”分别时，史正德对晁中平叮嘱道。

很多烈士家人的生活依然贫困

2010年3月17日，史正德在网易开了一个名为“老山魂”的博客。

他的第一篇博文，是1985年参战时写给妈妈的一封“遗书”—“我走了，妈妈”。当时这篇“遗书”是417团的范文，被很多战友传抄。

在博客上贴出多年前的旧作，史正德一是思念已去世16年的母亲，二是怀念长眠在南疆红土地上的战友，三是想与共同经历战火洗礼的失联战友们取得联系。

史正德通过各地的战友联系上了417团牺牲的61位烈士的家人，他自己也去看了不少烈士的家人，发现他们的生活状况在当地能达到中等偏上水平的占10%到15%；20%到30%处于当地中等水平；几乎有一半处于当地中等水平之下，有一部分还处于困境当中。

“起码烈士父母的生活状况应该比当地的平均生活标准略高一点吧？”当记者询问烈士父母生活状态的总体状态时，史正德这样反问道。

在仵润民烈士家，他妹妹哭着对史正德说：“2004年，父亲生病要住院，家里穷得连500元的保命钱都拿不出来。”患有肺气肿的父亲去世时只有68岁，后事也是借钱办的。家里境况好转也是这两年的事。

史正德给仵润民妈妈讲述儿子牺牲过程时，仵润民妈妈脸上几乎没有表情，只是有时会轻轻地发出一声“哦”。

“16岁就走了。我有时候做梦，梦见他在河里凫水呢。”仵润民妈妈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清。

战友们应妈妈的要求，将“老山英烈之家”的匾挂在她卧房的墙上。

“今天我们看的这三家，已经算是生活状况比较好的。”史正德对记者说。

旬阳战友发来李谋仁烈士家的照片，让史正德看了心酸不已。

李谋仁牺牲时只有19岁。

1986年4月28日，李谋仁坚守在距敌人不足80米的168高地2号哨位。他上阵地才十多天。

在老山前线，4月28日是一个敏感日子。1984年的这一天，是我军收复老山阵地的日子，每到这一天，越军总有报复行动。

奇怪的是，那天已经晚上10点多了，阵地上还是死一般的寂静。连长在电台里提醒李谋仁，“反常的情况说明，敌人可能有大的行动，一定要警惕。”

大约凌晨一时多，3名越军特工从李谋仁的背后摸过来。趁他不备，用石头猛击他的头，将昏迷的李谋仁拖起就走。

168阵地与敌人的164阵地只有80来米的距离。万一敌人拖着李谋仁向前猛跑几步，那后果不堪设想。连长焦急地下指令：“不惜一切代价，抢回李谋仁。”

史正德正在该连指挥所协助一线部队做战场政治思想工作。那时，他已经被调到团政治处当干事。他一把抢过用密码向上级报告情况的电台兵的送话器，冒着被处分的危险，用明语发出了“炮火覆盖164”的呼喊。

被敌人拖行了10来米的李谋仁，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被俘了。知道摆脱敌人无望，他拉响了挂在胸口的“光荣弹”。

“李谋仁是我们团第一位牺牲的战友。”史正德在昏暗的猫耳洞里整理出他的英雄事迹，委托军工送团政治处，后来集团军为李谋仁追记了一等功。

救助生活贫困的烈士父母

去年，史正德委托当地战友到李谋仁家中找寻烈士的照片，并看望烈士父母。

“老人的日子太凄惨了，我们难过得掉眼泪……”战友在电话里这样对史正德说。

烈士的父母已年过七旬，房子还是多年以前盖的泥巴房子，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

看着照片上烈士父母满脸沧桑的脸庞，想起李谋仁曾经说过的“只要我的死能给贫困的爸爸、妈妈换来晚年的幸福……”史正德的心里就一阵阵发酸。

让史正德略感安慰的是，老人每人每月能领到500元的抚恤金。

但是，史正德目前联系上的数十位烈士父母，基本上都与“低保”无缘。

朱生祥的哥哥说，为给父母办低保，他跑了很多路，看了很多人的脸。“1995年以前，村上每年还给发50元或100元的慰问金，1995年之后就没有了。现在这几年连个画张都见不上。”他说。

他说的“画张”，就是年画，以前逢年过节给烈属家发的慰问品之一。

朱生祥的父亲在炕柜里找抚恤金的存折，拿出一个棕色的小皮包，是兰州军区给边防战士发的纪念袋。

打开袋子，里边有一张名信片，是西北工业大学学生寄给前线战士的。明信片上这样写道：你们在前方英勇地战斗，无私地流血，是为了我们后方的安定，为了我们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我衷心地感谢你们！

20多年过去了，明信片的边缘已经折毛，但蓝色的钢笔字迹依旧清晰。

史正德将李谋仁烈士父母状况在博客公布后，引起西安战友的关注。他们成立了关爱李谋仁父母行动小组，募集到50896.16元善款。

关爱李谋仁烈士父母网络爱心行动，也引起旬阳县政府领导的关注，县民政部门派人对李谋仁父母居住的房子进行了修缮，并为李谋仁烈士父母办好了低保。李谋仁等6位烈士的陵墓，也已迁到正在修建的旬阳县烈士陵园当中。

母亲焚烧儿子的烈士证书

刘运是四川古蔺人，1986年5月26日入伍，生前是一营三连的战士。他入伍还不到一年，就为抢救战友牺牲了，年仅20岁。

“他的立功事迹是我写的。”史正德对记者说。

“我哥哥是417团的烈士，87年在老山牺牲，获得过三等功。我妈妈就一次性领到4000多元的抚恤金，直到1999年去世前都没有享受任何优抚政策，就因为她有600元的退休金。”这是刘运的弟弟刘聪在史正德博客上的留言。

通过各种努力，史正德与刘聪联系上了。通过QQ聊天他了解到，伤透了心的母亲，将保存的刘运的各种证书，包括烈士证书一把火烧了，并流着泪对刘聪说，“以后不准子子孙孙参军”。

刘运的父亲曾参加过抗美援朝，退伍后在四川古蔺县供销社工作，1980年因病去世，母亲一个人将5个孩子拉扯大。

送儿子入伍不到一年，母亲再见到的只是一个冷冰冰的骨灰盒。从此，刘运的母亲天天以泪洗面。

“打我懂事起，不记得母亲享受过烈士母亲的任何待遇，没有领过抚恤金，甚至我家门前都没挂过烈士家属的牌子。”刘聪的这番话刺痛着史正德的心。

刘运母亲身体不好，患有肺病，需要长期服药。为了省钱，她不去医院，只找街上的土郎中看病。

1999年10月的一天，刘运母亲在街边地摊买了一些药，吃过之后就去世了。母亲去世时，刘聪以及妹妹都在外面打工，母亲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

“无法想象一个母亲，在生命的尽头焚烧儿子的烈士证书，心中是多么痛苦，多么悲伤，多么绝望；我也无法想象一个曾经送丈夫和儿子上过战场的坚强女性，给小儿子留下今后再穷再累，都不准子子孙孙参军了的遗训，是多么无奈、多么违心、多么怨恨。”史正德在他的博文里这样写道。

不被认可的烈士家属

2013年4月28日，史正德终于实现到云南麻栗坡看望战友的愿望。

在马卫东烈士墓碑前，史正德满脸泪水地说：“妈妈秋后就来看你了……”

马卫东坚守的阵地叫松毛岭。1986年7月24日，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牺牲了，荣立三等功，安葬在麻栗坡烈士陵园。27年来，烈士的亲人从没来陵园祭奠过他。

2012年，史正德和许多战友以及爱心人士，帮马占福、谢生海两位烈士的亲人实现到麻栗坡祭奠烈士后，就决定帮马卫东妈妈实现到麻栗坡祭奠儿子的心愿。

麻栗坡烈士陵园规定：前来祭奠的烈士亲人，只有带着烈士证书，并由当地民政部门出具介绍信，可以报销差旅费，标准是硬座火车票。

马卫东的妈妈杨凤珍和女儿在西宁生活，数次搬家，不慎将儿子的烈士证书及其他资料全部丢失。

64岁的杨凤珍腿脚不好，她多次到民和县民政局要求补发烈士证书，但直至2013年7月份都没补办成。优属科的工作人员说，“民和县烈士英名录上没有马卫东的名字”。

杨凤珍说，县烈士陵园英烈堂里挂着儿子的照片，这还不能证明儿子是烈士吗？没想到那位工作人员居然说，照片是杨凤珍自己放进去的。

马卫东的父亲2012年去世，无法可想的杨凤珍只好找原核桃庄乡乡长王敬忠帮忙。当年马卫东参军是王敬忠送到县武装部的，儿子牺牲后的一切事务也是他经办的。

王敬中还记得，从县民政局得到马卫东牺牲的消息后，他和烈士的叔叔马孟祥去循化县将杨凤珍夫妻接到了民和县，那时他们的工作调动到了循化县。三天后，在民和县招待所小会议室向烈士父母交接了烈士遗物，马卫东烈士的父亲马孟福在烈士阵亡通知书上签了字。“当时，县领导想为烈士举行追悼大会，但因宗教关系，烈士家属婉言谢绝了。只是同意将烈士遗像安放在民和县烈士陵园英烈堂。”王敬中说。

按当时政策，烈士父母领取了4100元抚恤金，将其中500元捐赠与烈士生前上学的五方小学，剩余的钱在清真寺阿訇为烈士念经后捐给了当地清真寺。

王敬中和杨凤珍一起到民和县民政局去查，没查到烈士的任何材料。他们又到县武装部，也没查到烈士的生前档案。王敬中让杨凤珍回家等消息，他来跑。王敬中找县民政局，优属科的人让他找省民政厅优属处。王敬中到省民政厅优属处，又让他去成都军区找，协调到最后，同意让烈士母亲写个申请，让王敬中写份证明。

经过一番周折，2013年10月中旬，王敬中陪杨凤珍以及烈士的舅舅一行，从西宁启程去云南麻栗坡祭奠马卫东。一路在西安、昆明转车，各地战友以及爱心人士提供了诸多帮助和照顾。

在博客中，史正德也不忘向民和县政府提前为烈士亲属支付祭奠费用表示感谢。

刻骨铭心的一夜

“告诉人们战争的真相，宣传英雄的付出，替战友诉说困境，为烈士亲人呼吁爱心。”将近4年过去了，史正德的博客有了诸多的功能。

2012年，史正德的博客获得了网易名博之誉，网易给他的颁奖词是：“参加老山前线对越作战，接受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洗礼是他永远的骄傲和自豪。转业后，他在网易开设独家博客，用文字和照片还原战场真实面目，并为那些至今贫穷的战斗英雄和烈属们争取应得的待遇。”截至目前，史正德博客的点击量已达900多万。

知道自己获奖后，史正德在博客中这样写道：当获悉一个又一个战友因生活所迫走上绝路的时候，我心痛的泪流满面；当看到一个又一个战友和烈士亲人残酷的生活现状时，我内疚的无以言表；当我走进那些长眠在荒山坡，连一块墓碑都没有的烈士墓地，以及听说烈士骨灰盒依然寄放在火葬场20多年还被收费时，我颤抖的无法自制……

震惊世界的“1·7拔点”战斗前，“拔点战斗立功条例”是史正德起草的，其中有一条是“抓住俘虏者荣记一等功，奖励10000元”。

“1·7拔点”战斗打响时，417团政治处三名干事参加了突击队，史正德是其中之一，他负责了解和熟悉英雄事迹，为报战斗英雄和一等功掌握第一手材料，另外负责清点人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数字对不上，战斗不结束。

“1·7拔点”战斗进行得格外激烈，持续了10个多小时，直到双方将准备的炮弹消耗贻尽。

打扫完战场，天色已晚，配属作战担负运送伤员和烈士遗体任务的导弹三连，在抢运了近百名伤员后，累得筋疲力尽，剩下的21位烈士遗体再无力送下去了。

最后撤离的军医担心史正德一个人待在这离敌人不足200米的地方危险（极有可能被敌人特工“抓俘虏”），劝他一起撤离。

“坦率的说，我也怕死，当突然接到调我去参战的命令时，我紧张的全身发抖，写遗书时，我泪水满面。”但这一刻，史正德别无选择，他的心愿是，按照家乡的风俗，为烈士守丧。

这是令史正德刻骨铭心的一夜。

那一夜，史正德一遍遍地呼唤着烈士的名字，期待有人能给他哪怕最微弱的回答；那一夜，他不停地轮番哼唱“血染的风采”，以及一等功臣郑武军烈士填词的“等到凯旋的那一天”；那一夜，他既期盼天快点亮，战友们能早点“回家”，又希望夜再长些，再长些，和他们能多待一会儿。

2001年，史正德脱下了从17岁就穿上的军装，转业到甘肃武山县一家保险公司当了业务员。

“从战场上下来后，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物质欲望了。”史正德觉得和牺牲的战友比，他已经多活了28年，和残疾的战友比，他还能自食其力，和下岗失业的战友比，他不是社会的边缘人。

“20多年前，我独自一人陪伴21位牺牲的战友，在战场度过他们人间的最后一夜，使我的人生追求发生了彻底转变。现在，通过网络不断坚持传递爱心，就是我晚年最大的快乐。”史正德在结束采访时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