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嵱

“供养一个大学生，就等于心头压着一座大山。通过对百余户农家的独立调查，我想证实的是，在一些偏远农村，的的确确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家庭，为供养大学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党宪宗用蘸满泪水的文字书写“沉重”三部曲，为底层农民群体呐喊，希望唤醒社会对农民生存现状的关注。

直到60岁，党宪宗才完成了从一个小城商人到民间调查者的角色转换。

党宪宗原本是陕西合阳县城一个普通的商人。2003年，他撇下自己的生意，自费调查农村供养大学生的家庭。10年时间，他跑遍了合阳最穷的地方，走访了三、四百户家庭，写下了两本沉甸甸的书—《沉重的母爱》和《沉重的回报》。

如今，他又着手创作第三本书—《沉重的陪读族》，他的目光又聚焦在进城陪读的底层农民群体上。

是什么原因让他一次次放下自己经营的宾馆生意，不遗余力地为底层农民呐喊，推出了一本又一本“沉重”的调查性报道？党宪宗自己的回答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我想搞清楚农村供养

学生的家庭到底有多苦

2014年1月14日，记者在合阳县人民招待所三楼一间宽敞的书房里，见到了这位农民本色的作家。

党宪宗的书房是县城繁华地段一块安静之地，满满一面墙的书架和两个大书桌，占据房间的大部分空间。书架里塞满了书，挤挤挨挨一直堆砌到天花板，其中有很多大部头的史籍。

面前的党宪宗，方脸浓眉，精力充沛，看不出来已年逾七旬。正是在这间书房，他完成了两本报告文学。

“我动这个念头几十年了。”多年调查走访的艰辛沉重，党宪宗娓娓道来。

合阳县是关中东部一个拥有44万人口的农业县，地处旱塬。这个贫穷的小县因为在历年高考中“盛产”大学生而闻名于省内外，有“大学生县”的别称。

党宪宗现任合阳县人民政府招待所总经理、县商会副会长，除了上中专时在西安待过两年外，一直生活在这座小县城里。他当过农民，做过中学代理教师，创办过合阳县“关睢诗社”。1985年起，靠着“敬业、人和、文化气息”三大秘诀，先后承包了好几个宾馆饭店，包括白云大厦和县人民招待所，个个都生意红火。

1990年开始，党宪宗经营的宾馆旅社每年都要接揽高考和中考学生住宿。他亲眼目睹一批批的考生和家长，在炎炎夏日里度过炼狱般的几天。

“最早是在白云大厦，一批又一批高考生，一个个看上去土的很，95%都是农村娃。”对于祖祖辈辈在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改变家族命运的主要指望就是孩子能考上大学，风风光光地跳出农门。据党宪宗介绍，在合阳，一个家庭供养一两个大学生是很平常的事儿，两个三个非常多，供养四个大学生的都有。

一次，党宪宗看到一个中年汉子蹲在考场外的墙角，一只手拿着一个冷馍在啃，另一只手死死地捂着肚子。党宪宗以为他肚子疼，结果中年汉子嘿嘿一笑，对他说：“不怕你笑话，我这包里头装着娃的5000元学费，我害怕丢了。”

党宪宗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买一碗面一块五毛钱，这个家长都舍不得花，却给娃娃五千五千地交学费。”

还有一次，党宪宗在考场外见到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奶奶，因为儿子病故，儿媳病重，老奶奶靠捡垃圾供养着两个孙女考大学。

老奶奶抹着眼泪对他说：“你知道世上啥事最不要脸？娃娃上大学借的钱还没给人家，颠倒回来又向人家借钱。除了没向天和地借钱以外，我都借遍了。”老奶奶的一番话，听得党宪宗也眼睛湿湿的，可说到孙女的学习情况，老奶奶把眼泪一擦，眼睛马上明亮起来。“我娃娃很争气，学习非常好 ，我一定要把娃从大学供出来，才对得起我死去的儿子。”

2003年6月高考时，党宪宗在考场外碰到送儿子进考场的一个老同学。“他几欲失明的双眼，满脸的褶皱，我几乎认不出来了。老同学跟我聊起供养三个大学生的艰辛。他说，不管怎样，就把我这把骨头挣碎，把我挣死，都要供娃娃上学。老同学，你愿意你娃当农民吗？不愿意吧！”

党宪宗深深感受到，农民子弟跳“龙门”，最苦的还是学子身后含辛茹苦供养他们的父母。“我想为这些父母呐喊！”

他做了一个当时谁都无法理解的决定，购买了录像机和录音笔，跑到合阳乡下，走进一户户供养学生的家庭。

“我想搞清楚，农村供养学生的家庭到底有多苦，有多难，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能够在这么苦这么难的情况下拼命地撑下去。”党宪宗说。

110个农户，100小时

的录像，300小时的录音

2003年7月到9月，党宪宗跑遍了合阳县近20个沟塬乡镇。

那段时间，他每天早上8点多出门，晚上10点多回家，经常在农民家里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我跟那些被采访的农民一样蹲在家门口或地头，用他们的粗瓷碗喝水，有时候他们说着说着就哭了，我也跟着一起流泪。”

离县城不远的西郭村是合阳县有名的大学生村，村里不少家庭都供出了好几个大学生。织苇箔的农民赵光祖夫妇供出了一个大学生，一个研究生。赵光祖感叹道：“为给娃凑学费，借钱借得脸厚了几十层！”

有一个农民家庭，6个月花了两元钱的零花钱，没买过一分钱的菜，母亲却为自己每月只能给上大学的儿子200元的生活费而伤心。一对靠卖豆芽供了两个大学生的夫妇，不知道干吃面是啥味道，不知道一碗羊肉泡馍多少钱……

“为什么你非要让娃上大学？”党宪宗不止一次问那些饱受苦难的父母亲。他得到的是一个个相同的答案：“我不能让娃和我一样当农民！”

3个月时间，党宪宗走访了110个农户，获得100小时的录像，300小时的录音。调查得出的一组数据，让他触目惊心：110个家庭中，11人因高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有两个或三个大学生的农家，往往欠债四、五万元，有的甚至高达十几万元。

大学学费与农民收入的巨大反差，是党宪宗调查的重点。

合阳县坊镇东雷村236户人家，出了70多个大学生。村民范香叶从1991年开始供出了三个大学生，她告诉党宪宗，供大女儿时学费低，农业收入也可以，负担并不重。到了供老二、老三时，家里就扛不住了。老三2001年考上大学，第一次就要1.5万元，只好从农村基金会贷了6000元高息贷款，每年利息就要2600元。除了养鸡、羊、牛，范香叶经常深夜跑到山沟里抓蝎子卖钱，常被蝎子蜇不说，有一次还滚到崖下，摔折了腿。

党宪宗算了笔账：一个大学生一年学费加生活费约1.2万元，四年近5万元；而他采访的那几年，合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为1287元，最高1580元。“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的农户不吃、不喝、不穿、不用，辛劳奋斗10年，也未必能支撑一个孩子读四年大学，何况有的农民家庭还要供养两三个。”党宪宗说。

这是一部注定会对这个

时代产生深远影响的书

在整理录音的过程中，一个母亲在绝望之中的呼喊，一遍遍地回响在党宪宗的耳边。

那是一位走村串户卖西瓜的母亲，曾因借不到儿子的学费而意图自杀，后转念一想，“我娃还正在上大学，当妈的责任还没尽完。”才断了轻生的念头。

有一天下大雨，这位母亲拉着架子车，上不去村口那个坡，就一边拉一边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为了儿子，争取胜利。”结果硬把架子车拉上去了。

当年的县政协会上，身为政协常委的党宪宗提交了一纸提案，疾呼减轻农民供养大学生之累。当他写出的20万字的调研报告在这个贫困县里传阅时，连县上的领导也为之动容。

很多人都说，党宪宗像是着了什么魔。2003年之后，他每年都要花很多的时间下乡，调查过的人数几经增加，达到400户。他还把调查的目标扩大到城镇里的底层，包括打工者、下岗职工、小商小贩。

“采访完本来应该趁热打铁，结果也由于生意上的事儿，一直放了两年，其间又断断续续采访，最后我觉得再不写就对不起这些农民家庭了。”

2005年11月23日，党宪宗对这个时间记忆犹新。这一天，是他在洽川一间农家小屋把自己关了3个月，用蘸着泪水的笔写完《沉重的母爱》的日子。

2007年元旦，党宪宗的书稿打动了出版社，《沉重的母爱》一书正式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令党宪宗始料未及的是，此书一出版，就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许多读者在阅读时失声痛哭。来自遥远大城市的一个读者打来电话：“尽管你写的不是我，但我从里边看到我当年上大学时的影子。”

作家贾平凹这样评论说，这是一部注定会对这个时代产生深远影响的书。

在合阳县，《沉重的母爱》更是掀起了一股热潮，短短几个月就卖出了7000册，县里为数不多的几家书店，几度脱销。有人还专门为这本书写了主题歌，编了舞剧。

一时间，党宪宗本人也成了诸多新闻媒体关注采访的对象，《半月谈》、《中国青年报》、陕西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几十家媒体都对他进行了专题报道。陕西作家陈忠实称赞他是“老来红”，贾平凹则呼吁研究一下“党宪宗现象”。

那段时间，合阳县的出租车司机见到他，就冲他鸣笛；有的司机开着空车就停在他跟前问，“党老师你往哪儿去，我把你送一下。”好多农村老太婆，拿着葡萄、核桃、玉米花花，跑到县城来看他。

2007年12月29日，党宪宗坐公交车到渭南参加市作协的会议，车主认出他是《沉重的母爱》的作者后，硬把20多元的车票钱退还给他，说：“你的钱我坚决不能收，你替我们老百姓说了话了。”

母亲啊，儿子几时才能回报你

在第一次调查采访中，党宪宗也发现了另一个现象：许多供养了几个大学生的农民家庭，儿女毕业七、八年，甚至十几年，父母仍然过着贫穷的生活。这种付出与回报的强烈反差，促使着他迈出了调查采访的第二步。

2007年，党宪宗启动了“大学毕业生对父母的反哺与回报”的调查和采访。他断断续续用了两年多时间下乡走访，调查了200多个家庭，有些家庭也是他前一次调查过的。

皇甫庄镇河西坡村农民严现仓有五个儿女，大儿子和小女儿都大学毕了业，但老两口却一直住在祖先留下的窑洞里。严现仓为供两个娃上大学，先后背了11万元的债。然而，儿子进了城，却并没有过上老严想象的幸福生活，工作多年，每年只能寄给家里三四百元。

一个在黄河岸边摆渡了大半辈子的老船工说：“我60多岁了，但我不能歇呀！儿子大学毕业10年了，工作不怎么如意，还没结婚。女儿大学毕业6年了，还没有一个固定职业，30岁的人了，也没有个婆家，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啊！”

一个70多岁的农民父亲到西安城里看望做了官的儿子，儿媳妇不让进门，儿子无奈把父亲安排在车站的小旅社，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坐着车回家了。“我见到这位父亲时，他却笑着说，儿子和媳妇对老人都好。”

一个老民办教师曾无意中对党宪宗说，儿子大学毕业10年了，只给过有病的母亲102元钱。可第二次他再去采访时，老教师却说：“上次我是胡说哩。”再问啥也问不出来了。

在调查这些父母的同时，党宪宗也调查他们已经参加工作的子女。“采访大学毕业生，也有感动人的故事，但总的来说，回报少的居于大部分。”

2008年，党宪宗颇费周折，才在西安电子城找到5年没有回过家的徐磊。

徐磊上的是民办大学，上学4年，在校学习的时间没超过一年，剩下的时间都被学校组织去南方工厂打工。第三年结束时，他离开了学校，可不敢告诉家里人。最后一学期时，他拿着家里给的7000元学费，原本想投资做个小生意，没想到却被骗进了传销窝。半年后，他又跟家里骗了4000元，才从传销窝里逃了出来。因为欠6000元学费，毕业时连个证都没拿到。

徐磊气愤地说：“为什么学校能这样公开地误人子弟，骗人钱财呢？家里人流干了血汗，哭干了眼睛，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省吃俭用挣来四、五万元，给我买了一个大学生的假桂冠。”

在西安几年时间，徐磊换了好几份工作，居无定所。党宪宗问他：“既然找不到工作，为什么不回家呢？”徐磊反问道：“哪一个大学生愿意在农村待一辈子！父母辛辛苦苦供养我，就是让我走出农村，脱离农村这个苦海呀。”

据党宪宗调查，工作后的大学生，多的每年给家庭回报1000元，少的三、五百元，有的甚至没有一分钱的回报。 “这些子女真正有能力回报父母，大约要到20年后，而那时父母已经老了，吃不动、喝不动、享受不了了，有的则可能早已不在人间。”党宪宗说。

但是，这些父母们很少有怪怨子女的，反而很体谅孩子的难处，他们用几乎一样的话回答党宪宗：儿女虽然工作了，可还要结婚，生孩子，买房子，城里用钱地方多，只要我们有一口饭吃，就不会向孩子张口要钱。

调查得差不多了，党宪宗开始动手写《沉重的回报》。“《回报》比《母爱》更难写。”党宪宗说。“因为父母亲说他孩子不好的这个事儿不太多。尽管掉着眼泪，还要说孩子好。我就从各个方面调查，尽管全部用的是真实的对话，但是书中人物都用了化名。”

“母亲啊！儿子几时才能回报你呢？”在这本书的结尾，党宪宗借大学生徐磊的话，发出了这样的呐喊。

但是，没有答案。

我似乎天生就有为

农民鸣不平的基因

每一年，党宪宗都有200多天在基层跑。

他也是一位农民诗人，《一个政协委员的自白》是他写过的一首诗：我的血管里留着农民的血/我在浑厚的黄土地里滚爬过/我的祖祖辈辈是农民/我吃的是农民的奶/住的是农民的窝。

但是，他现在更愿意写的还是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能够以更被读者接受的形式，让我的作品向社会和人民发出呐喊。”

2014年春节刚过，党宪宗又开始着手调查“沉重系列”第三部——《沉重的陪读族》。他计划采访两三百户进城陪读的农民家庭，西安一家出版社已经和他达成出版意向。

“现在的农村，即使是2000人的大村子，也没有什么学校了。村民们都把娃娃送到城里边来，有些孩子特别小，家长就到县城租个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陪读。”

党宪宗调查发现，陪读族基本上都是母亲，丈夫则在外地打工挣钱。而这些母亲在陪读的同时，也大多要找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的给人卖衣服，有的在宾馆打短工，有的摆早市或夜市，纯粹陪读的不多。

看到那些摆早市的年轻母亲被城管撵着像老鼠一样到处跑，党宪宗心里很难受。“娃娃上学要钱，你让她们咋办？”

党宪宗说，他的心中有两种情怀：爱国，爱农民。

每年“九一八”国耻日，党宪宗都要在招待所外面的广场上播放三首歌：《国歌》、《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晚上还要举行抗战诗歌的朗诵会。这两年，他还跑遍了全国抗日战场和抗战纪念馆，完成了一部6000行的长诗《血祭9·18》。

“我似乎天生就有为农民鸣不平的基因。”党宪宗说，中国农民的贫困生活延续了几千年，至今也没有根本的改善，他想为农民鸣不平，想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促使农民阶层的境遇得到重视。

记者走出合阳县人民招待所，外面的广场上，一个自乐班正在唱戏，围着一圈人。古老的秦腔激越高亢，苍凉悲壮，但千百年来却一直是滋润百姓生活的精神食粮。记者便想到，党宪宗用蘸满泪水的文字书写“沉重”三部曲，为底层农民群体呐喊，不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秦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