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东方　通讯员++++康延良

第一次，他只身徒步调查陕北长城，历时108天，走了1500多公里。他拍摄的图片资料，得到被称为“中国长城第一人”的古建保护专家罗哲文的充分肯定。

第二次，他参加了“中外联合万里长城行”，走完了中国长城全程，记了4万多字的两大本日记，画了21张路线图，拍了50个135胶卷，1800多张照片，还拍了500多张数码照片， 18盘DV录像带。

如今，重新拍摄陕北长城36堡，成了他最大的心愿。

因为脑梗，李生程的记忆常常突然中断。说到关键处，就想不起人名或地名，于是反复念叨：“叫什么来着？”

走在“三边重镇”之一的安边镇上，60岁的“长城通”李生程显得自在而又随意。多年来，镇上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时不时有形形色色的外地人、甚至外国人来找李生程。他们知道，这些外地人都是因长城而来，这些人走了，“长城通”还是他们认识的那个本乡本土的李生程。

看上去已经很老旧的安边文化站大门口，新砌了6个微型长城跺台，成为“陕北长城博物馆”在这里建立的标志。李生程家的二层小楼，下面居住，上边就是博物馆。

说起长城，李生程欲言又止，脸上写满了一个孤独灵魂30多年来的心思。

五里墩

五里墩，是明长城的一个烽火台，因距安边城东南五里地而得名。1980年，李生程第一次将相机的镜头对准了它时，完全是下意识的，并没想到此生会与长城结下如此之深的缘分。

1976年，正在定边县石洞沟公社郑寨子大队任支书的22岁李生程，被公社以“社来社去”身份推荐为榆林师范音美班的学员。“一个农村的孩子，能有机会上学，当然要拼命学习。”选择以美术为专业李生程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上学期间，李生程跟一个叫刘国炎的老师学会了相机拍照和胶卷冲洗。“1977年1月，周总理去世一周年，我拍了一张群众在大街上举行纪念活动的照片，在《榆林日报》上发表了，一下子激起了我对摄影的兴趣。”

师范毕业后，李生程曾在定边县石墩沟中学当过一段时间的老师，很快又被调入安边文化站工作。“这下我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总想着拍出真正的作品。”

此时，李生程在榆林摄影圈已小有名气。1981年，他到省城参加了摄影学习班，在这个学习班里，他认识了后来成为摄影大家的胡武功、侯登科等人。而他对摄影的理解，也在这个时期有了质的飞跃。

回到安边后，李生程咬牙花了100多元钱，买了一台135相机和一台120相机。“这个时间里，我主要以拍陕北八大民俗为主”，李生程笑着说，“我搞了个‘赛驴大会，后来还上了中央电视台。”

1983年，他用自己的135照相机拍摄了一张五里墩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多次在全国发表获奖，并在国内外展出。

徒步走长城

1991年，一个叫闫庚华的人只身跑完万里长城，给了李生程很大的激励。

1992年，农历正月十五刚过，李生程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一大早从宁夏的盐池县开始，沿着长城走回定边县城。“20多公里的路程，我走了一天，觉得很轻松。”回到定边时，已经是晚上了，街上到处是看花灯的人。认识李生程的人问他干吗去了？他回答说：“我走长城去了。”

李生程决定一个人徒步走完陕北长城，这个想法得到了时任榆林地区文管会主任康兰英的支持。“文管会给我开了介绍信，还给我借了一部海鸥135相机。我又到定边县公安局借了一部理光相机。”

1992年5月15日，李生程出发的时候，妻子正在坐月子。李生程给县文化局写了一份保证书，说明这完全是个人行为，出了什么事，与单位无关。

20多年过去了，李生程还清晰记得那次走长城的诸多细节。“我先坐车到府谷，过黄河途经山西的保德县，最后到了河曲县。”李生程规划的这条路线，是以明朝史料记载为依据的。“但一过黄河，当地的老乡们却说这里的长城是从北边的大辿村和小辿村开始的。”

长途跋涉，加上风吹日晒，李生程看上去衣衫褴褛，长发散乱，拄着一根长棍。“要不是我拿着介绍信和相机，早就被当成要饭的或者逃犯了。”李生程说，“那会儿通讯也不发达，有时还惦记着家里的老婆孩子。一个人走得最苦闷、最艰难的时候，也曾屡次地问自己：这是图什么？”

起初，李生程一路上吃住都是在老乡家，后来觉得学校更方便，就每到一个村子，拿着介绍信先找学校。

这次只身徒步调查陕北长城（也是陕西境内的长城）历时108天，李生程从府谷出发，途经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吴起、定边七县，从东到西，约走了1500多公里。

在这次调查中，李生程将陕北境内的长城1115个墩台都详细编号记录，并且做了3万字的调查笔记。每个拍照的地点分别用黑白和彩色两个相机进行拍摄。在使用了简单的新闻体语言进行记录的同时，他还将拍摄的角度都做了详细的说明，这在国内同期的摄影人中是很罕见的，而他自己却浑然不知。

问起原因，李生程说：“这是1980年参加榆林文管会文物普查培训班时学到的方法。”

中外联合行动

英国人威廉·林赛来找李生程，也是因为长城。

2005年，威廉·林赛找到很多张近百年来外国人拍过的长城照片，他决定重新回到这些老照片的拍摄地，然后重新拍照。李生程说：“他后来出了一本书《百年长城回望》。”

陕北境内的长城由于处于沙漠中间，受外力作用破坏大，很多地方已经完全辨认不出昔日的模样了。威廉·林赛在一次次寻找失败后，经榆林长城学会和文管会推荐，找到了李生程。

“一条壮汉—这是李生程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他身穿军上衣，浑身是土，肩上扛着相机，一头长发被风吹乱，安详中透着英气。我听说，在整个陕西省，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长城了，于是，我在他的身上寄托了希望。”威廉·林赛曾经这样说。

李生程陪着威廉·林赛，驱车重新走了一遍陕北长城。“威廉·林赛带来的那些老照片的拍摄地，我也是凭着记忆和翻看了自己拍的照片，反复比对后，才辨认出来的。”

威廉·林赛在考察完陕北长城后遗憾地写道：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新修公路的规划路线穿过已经是土堆的长城残段；有些长城残段已经被不断推进的沙漠吞没，或者正在被风暴摧垮，或者在经历过地震后摇摇欲坠。“新旧照片对比陕西境内的长城，充分证明长城的确变了：高变低了，长变短了，宽变窄了，有些长城已经从地面上完全消失了。”

在和李生程一起寻找“失踪”的长城时，威廉·林赛对李生程和他所做的工作产生了敬慕之心：“李生程对陕西境内的长城进行系统考察，是13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做这个事情就了不起了，现在更显示出它的历史意义。他的考察方法很简单，但十分有效，他用自己的方法，把考察时陕西境内的长城的状况完整地记录下来。我相信这些记录的价值和重要性将与日俱增。”

而早在1996年，国内一位长城保护的权威专家，也给过李生程很高的评价。

1996年6月，榆林市文化局通知李生程，中国长城学会在榆林召开年度学术会。“我用一个很大的提包，将1000多张照片做成的12本册子全都背到了榆林。”多年后，李生程还记得，被称为“中国长城第一人”的古建保护专家罗哲文看到他拍摄的照片都标有编码和文字说明，非常惊讶。“他仔细询问了我徒步调查长城的情况后，感叹地对与会专家们说：小伙子搞的很不错，如果都像生程这样，全国的长城保护就能搞好了。”

李生程当即被吸收成为中国长城学会会员。后来，他出版《陕北长城》摄影集的时候，给中国长城学会打了个电话，得到了罗哲文给他的摄影集的题名。决定创办“陕北长城博物馆”，同样要到了罗老题写的馆名。

2006年8月到12月，李生程又参加了“中外联合万里长城行”，走完了中国长城全程。途中，李生程每一天都要做《今日记事》。活动结束时，他记了4万多字的两大本日记，画了21张路线图，拍了50个135胶卷，1800多张照片，还拍了500多张数码照片，18盘DV录像带。”

为了36堡

虽然居住在安边小镇上，李生程却有很多光鲜的身份，他既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又是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和民俗摄影学会会员，还是陕西收藏学会会员。因为摄影，因为长城，他也得过各类奖杯和证书，如今这些东西全被他堆放在博物馆的一个角落里。

为了自费筹建陕北长城博物馆，李生程和妻子吃尽苦头。“冬天年关跟前，我们就卖烟花爆竹；有庙会时，就去卖香纸；夏天卖冰棍饮料。”

李生程家的二楼，就是他创办的陕北长城博物馆。“本来去年夏天博物馆就能对外开放了，结果岳母病重，只好推到今年春节过后开放。”

如今，李生程又有了新的计划：“明时的延绥镇基本就包括了现在的榆林，共在这段长城修建了36座城堡，如果说陕北长城像一条‘项链，36堡就是串珠，所以我一直想拍一部陕北长城的电视大片。”李生程说，他的这个想法是在他看到电视纪实片《大秦岭》之后产生的。

鲜为人知的是，李生程曾担任过王全安导演的电影《惊蛰》的副导演，2005年还编导拍摄了《治沙英雄石光银》的电视片，所以他对拍摄影视作品并不陌生。

2007年，为编辑出版《陕北长城》，李生程找到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赵硅教授。“我们那会儿胆子也太大了，开个奥拓车，哪儿都敢去。”临近出书的时候，李生程带着赵硅从东到西补拍了榆林36堡。有一天，他们开着车，差点坠崖，至今想起来还有些后怕。

“赵教授说，他是通过我成了长城专家。”赵硅跟着李生程考察完榆林境内的36个长城古堡后，对李生程的想法非常支持：“再不拍，这36堡也可能就没有了。”

2009年，李生程把写好的《陕北长城36堡》脚本送给了当时榆林市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然后和《大秦岭》的导演康建宁取得了联系，哪料想天有不测风云，李生程突然得了脑梗，一病就是两年多，拍摄的事情就耽搁下来了。

“我想等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以后，就去把36堡重新拍一遍。”李生程说，这是他现在惟一想做的事了。

（本文图片由李生程先生提供，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