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和为 卫 佳

（六盘水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贵州六盘水553001）

钟嵘《诗品·中品》谓陶潜诗“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1]曹旭.诗品笺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P154)后人对此批评甚多，宋人叶梦得《石林诗话》首倡异议：“魏晋间人诗，大抵专攻一体，如侍宴、从军之类，故后来相与祖袭者，亦但因其所长取之耳。……梁钟嵘作《诗品》，但云某人诗出于某人，亦以此。然论陶渊明乃以为出于应璩，此语不知其所据。……盖嵘之陋也！”[2]叶梦得.石林诗话[M].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Z].中华书局，1981.(P433)明谢榛《四溟诗话》云：“钟嵘《诗品》专论源流，若陶潜出于应璩，应璩出于魏文，魏文出于李陵，李陵出于屈原。何其一脉不同邪？”[3]谢榛.四溟诗话（卷二）[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P43)胡应麟《诗薮》云：“善乎钟氏之品元亮（谓陶潜——引者注）也，千古隐逸诗人之宗也，而以源出于应璩，则亦非矣。”[4]胡应麟.诗薮（卷三）[M].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Z].中华书局，1983.(P101)清王士祯《渔洋诗话》亦云：“至以陶潜出于应璩，郭璞出于潘岳，鲍照出于二张，尤陋矣。”[5]王士祯.渔洋诗话（下卷）清诗话本[M].中华书局，1963.(P204)饶有兴味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陶潜诗名越来越大，自宋而极，而应璩则日渐湮没无闻，这就导致后人对于钟嵘“陶潜诗源出于应璩”之说多所不满。学界探究陶潜，每每连及应璩，但对于应璩其人其诗，却往往语焉不详，所引用材料皆散见于古人注疏之中，应璩倘九泉之下有知，岂不扼腕叹息，而有炎凉之悲？故此笔者不揣谫陋，拟对应璩及其《百一诗》作一考辨探微，以就教学界。

一、应璩的生平

关于应璩的生平，曹旭《诗品笺注》中卷“魏侍中应璩诗”条注云：“应璩（190—252），字休琏，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人。建安七子五官中郎将文学应玚之弟。文帝、明帝时，历官散骑常侍。魏齐王曹芳即位，迁侍中、大将军长史。曹爽秉政，擅权多违法度，璩作《百一诗》以讽，其言多切时要，世共传之。卒，赠卫尉。应璩博学好属文，以文章显，尤善为书记文。”[1]曹旭.诗品笺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P132)语极简略，但至少为我们粗线条地勾勒出应璩一生行事及其《百一诗》的主旨。事实上，曹旭先生的注释是由《三国志》的有关记载及散见于古籍的各类注疏糅合而成。《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王粲传》附应玚传甚为简略地提到应璩及其子应贞：“（应）玚弟璩，璩子贞，咸以文章显。璩官至侍中。贞咸熙中参相国军事。”[2]陈寿.裴松之注.三国志[M].中华书局，1959.(P604)倒是裴松之注引《文章叙录》说得较为详细：

“璩字休琏，博学好属文，善为书记。文、明帝世，历官散骑常侍。齐王即位，稍迁侍中、大将军长史。曹爽秉政，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其言虽颇谐合，多切时要，世共传之。复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赠卫尉。 ”[2](P604)

李善《文选》注引《文章录》云：“璩字休琏，博学好属文，明帝时历官散骑侍郎，曹爽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典著作，卒。”又引《文章志》云：“璩，汝南人也。”[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岳麓书社，2002.(P681)

可知应璩本是建安七子之一应玚的弟弟，一生大略生活在魏文、明及齐王之世，曾官散骑常侍，稍迁侍中及曹爽长史，而复为侍中，故钟嵘《诗品·卷中》以应璩为“魏侍中”云。

关于应璩的生平，有一则材料弥足珍贵，而且也是我们解读《文选》所载应璩《百一诗》深层意蕴的关键所在。《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九《朱建平传》记载善于相术的朱建平曾预测应璩之死：

“朱建平，沛国人也。善相术，于闾巷之间，效验非一。太祖为魏公，闻之，召为郎。文帝为五官将，坐上会客三十余人，文帝问己年寿，又令徧相众宾。……（建平）谓应璩曰：‘君六十二位为常伯，而当有厄，先此一年，当独见一白狗，而旁人不见也。’……（应）璩六十一为侍中，直省内，欻见白狗，问之众人，悉无见者。于是数聚会，并急游观田里，饮宴自娱，过期一年，六十三卒。”[2](P808—809)

据《三国志·魏书·朱建平传》，应璩六十三岁卒，又据《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应璩传注引荀勖《文章叙录》，应璩卒于魏齐王嘉平四年（252年），故可逆推其生年，当在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少曹丕（187—226）三岁，而长曹植（192—232）两岁。

二、应璩的家世

至于应璩家世，《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王粲传》附应玚传引华峤《汉书》曰：“玚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讽诵，故世称‘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着《后序》十余篇，为世儒者。延熹中，至汉隶校尉。子劭字仲远，亦博学多识，尤好事。诸所撰述《风俗通》等，凡百余篇，辞虽不典，世服其博闻。”关于应璩之祖应奉读书五行俱下，稍早于应璩的建安诗人孔融（208年被曹操所杀）曾作《汝颍优劣论》，将应奉作为汝南士胜颍川士的一个典型：“融以汝南士胜颍川士。……汝南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颍川士虽多总聪明，未有能离娄并照者也。”（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八十三）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王粲传》附应玚传又引《续汉书》曰：“……（应）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即玚之父。”[2](P601)由此可知，应璩生于世代儒者之家，当受儒家思想影响甚深，或许这也正是他作诗讽谏规劝曹爽的缘故。钟嵘说他“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1]曹旭.诗品笺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P132)观《文选》所载《百一诗》，其态度平和，语言质朴，正是儒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风人之旨。

关于应璩世代熏染儒风，可上追其祖父应奉、伯父应劭，下推至其子应贞、其孙应詹。其祖父伯父生当汉世，固受儒风熏染，姑置不论，即以其子孙辈为例，即使在玄风鼓荡侈言老庄之魏晋，亦熏染儒风。《晋书·应贞传》载：“应贞字吉甫，汝南南顿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汉至魏，世以文章显，轩冕相袭，为郡盛族。……后迁散骑常侍，以儒学与太尉荀顗撰定新礼，未施行。”按应贞卒于晋武帝泰始五年（269），距应璩之死已十七、八年矣。又，《晋书·应詹传》载：“应詹字思远，汝南南顿人，魏侍中璩之孙也。……弱冠知名，性质素弘雅，物虽犯而弗之校，以学艺文章称。司徒何劭见之曰：‘君子哉若人！’”又载其上疏元帝曰：“先王设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无苟且之志，下无觊觎之心。”又曰：“性相近，习相远，训导之风，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间，蔚为文林。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虽有儒官，教养未备，非所以长育人材，纳之轨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义，先令国子受训，然后皇储亲临释奠，则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1]房玄龄等撰.晋书[M].中华书局，1974.(P1858-1859)史载“元帝雅重其才，深纳之”[1](P1859)。下面是应璩的家世谱系图：

三、应璩的文章才能

关于应璩的文章才华，虽然《三国志·魏书》说他“以文章显”（卷二十一《王粲传》附应玚传），我们究竟有些怀疑。依笔者之见，应璩在后世终竟湮没无闻，说到底跟他的才华相对卑弱有很大的关系。“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陈寿评语）生在英才频出、豪杰竞起的汉魏易代之际，应璩之才的确显得有些卑弱。我们单以应璩所在的魏国及其所擅长的文章而论，即上有曹操父子，下有建安七子，前有建安诸杰，后有正始新秀，文章才华都足以将应璩遮蔽，而使其湮没无闻。如曹植（192—232），论年龄与应璩相仿，才华却有着天壤之别，所谓“言出为论，下笔成章”[2]陈寿.裴松之注.三国志[M].中华书局，1959.(P557)，所谓“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2](P577)，钟嵘《诗品》列之上品，以为“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3]曹旭.诗品笺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P56)如曹丕（187—226），论年龄只较应璩稍长，然则“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2](P89)，至如建安七子，亦鼎鼎有名，才不世出，魏文帝尝作《典论·论文》，专论七子文采风流，所谓“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4]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岳麓书社，2002.(P1565)《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载：“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王）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符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 ”[2](P599)按，文帝始为五官中郎将，时在建安十六年（211），其时曹丕（187—226）25 岁，曹植（192—232）20岁，王粲（177—217）35岁，徐干（170—217）42 岁，而应璩 22岁。 朱建平预言众宾死期时，应璩但为“坐上会客三十余人”之一耳。文帝《典论·论文》言及应璩之兄长应玚，只说“应玚和而不壮”，而竟不及应璩，则应璩其时必未能以文章显，故丕忽之。逮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魏大疫，诸人多死，”（《文选》卷四十二善注引《魏略》云）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染疾而亡，其时应璩已28岁矣。魏文帝《与吴质书》（作于218年）曾言数子之丧并追想其人云：“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言耶！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又言及应玚：“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且曰：“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1]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岳麓书社，2002.(P1303)则文帝之意，应璩才能不逮于建安诸杰，隐约可知。又，《三国志·魏书·吴质传》云：“吴质，济阴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将军，……封列侯。”裴注引《魏略》曰：“质字季重，以才学通博，为五官将及诸侯所礼爱。……及河北平定，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2]陈寿.裴松之注.三国志[M].中华书局，1959.(P607)综而观之，则应璩之文才，终不被魏文帝所瞩目赏识，是以其兄应玚之逝，文帝虽痛惜哀叹，亦只作书与吴质，未尝作书与应璩，此中奥妙，当不难窥知。

逮至正始（240—249），应璩已年过半百，后起之秀，则前有何晏（193？ —249）、王弼（226—249）等正始名士，后有阮籍（210—263）、嵇康（224—263）等竹林七贤，玄风鼓荡，侈言老庄。至少有数则材料足以说明应璩不如这些正始新秀，或曲合以邀宠，或才高以驰名。先看何晏，当应璩为大将军曹爽长史之时，何晏为吏部尚书，《三国志·魏书》卷九：“（何）晏长于宫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裴注引《魏略》曰：“至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晏为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2](P292)又《曹爽传》：“南阳何晏、邓扬、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取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2](P283)又如王弼，《三国志·魏书》说他“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 ”[2](P795)裴注：“（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寻亦为傅嘏所知。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弼天才卓出，当其所得，莫能夺也。……正始十年，曹爽废，以公事免。其秋遇疠疾亡，时年二十四。”又曰：“弼之卒也，晋景王闻之，嗟叹者累日，其为高识所惜者如此。”[2](P795—796)以二十四岁之年寿而驰名当世，真可谓天才卓出，难怪何晏会感叹说“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2](P795)至于阮籍、嵇康等，更是名重于时，或“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阮籍）或“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嵇康）《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内附述嵇康事略，裴注引《魏氏春秋》说：“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2](P606)《世说新语·任诞》亦尝提到这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云。注引《晋阳秋》曰：“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3]刘义庆.世说新语.诸子集成》（十）[M].岳麓书社，1996.(P178)而当应璩为曹爽长史时，阮籍亦曾为曹爽参军，《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说：“（阮）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太尉蒋济闻而辟之，后为尚书郎、曹爽参军，以疾归田里。岁余，爽诛。”[2](P604—605)《晋书·阮籍传》亦载：“（籍）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4]房玄龄等撰.晋书[M].中华书局，1974.(P1360)至于阮籍何以如此屡以疾辞，不与世事，《晋书》本传作了这样的解释：“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1]房玄龄等撰.晋书[M].中华书局，1974.(P1360)阮籍少应璩20岁，而名乃在应璩之上。应璩生当社会思潮已悄然变化的魏晋之世，终竟湮没无闻，我们认为与其才能相对卑弱，而又熏染儒风之家教，当不无关系。

曹丕《典论·论文》曾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2]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岳麓书社，2002.(P1566)故知应璩虽为应玚之弟，而其天赋才能远逊乃兄，魏文此叹，或正有所隐射。且魏文评价应玚，说他“和而不壮”，应璩不如应玚，当更其卑弱。后世亦尝有人论建安诸杰，略及应璩云：“曹孟德饶雄力，而钝气不无，其言如摧锋之斧。子桓王粲，时激《风》《雅》余波，子桓逸而近《风》，王粲庄而近《雅》。子建任气凭材，一往不制，是以有过中之病。刘桢棱层，挺挺自持，将以兴人则未也。二应卑卑，其无足道。徐干清而未远，陈琳险而不安。邺下之材，大略如此矣。”[3]陆时雍.诗镜总论[M].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Z].中华书局，1983.(P1405)明言其卑弱而无足道。然应璩之所以为应璩者，不在其才能卑弱，而在他自知其才能卑弱，或者说，他对于自身才能之卑弱有着深刻的自知，并由此自知而持身非常谨慎，故其虽为大将军曹爽长史，置身于政治漩涡之中，目睹曹爽与宣王争权，而卒得寿终。其《百一诗》，大多为讽谏曹爽而作，可惜曹爽不悟，终于被诛夷族。《文选》除载其《百一诗》外，另载有书信四首，我们从中不难窥探到他自知才能卑弱而持身谨慎的信息。如《与满公琰书一首》，因满宠之子满炳（字公琰，时为别部司马）使人来召应璩，应璩别事不得往，故专门作书道谢云：“昨者不遗，猥见照临，虽昔侯生纳顾于夷门，毛公受眷于逆旅，无以过也。外嘉郎君谦下之德，内幸顽才见诚知己，欢欣踊跃，情有无量。”[2](P1314—1315)卑弱谦下，至以侯生毛公自比。又如《与侍郎曹长思书一首》，说自己才能卑弱，学问平庸，因而少有人前来拜望交游，以至“块然独处，有离群之志。”他如是表达自己的境况说：“德非陈平，门无结驷之迹；学非杨雄，堂无好事之客；才劣仲舒，无下帷之思；家贫孟公，无置酒之乐。悲风起于闺闼，红尘蔽于机榻。幸有袁生，时步玉趾，樵苏不爨，清谈而已，有似周党之过闵子。”[2](P1316)虽为自谦，亦属自况。又如《与广川长岑文瑜书一首》，虽是“广川县时旱，祈雨不得，作书以戏之”（李善注），然而说到祈雨，却是同人心之善恶息息相关，“今者云重积而复散，雨垂落而复收，得无贤圣殊品，优劣异姿，割发宜及肤，剪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丰，卫伐邢而致雨，善否之应，甚于影响，未可以为不然也。”[2](P1318)可见应璩深受儒家思想观念之影响，故其持身谨慎，当与此有关[4]关于应璩所言“善否之应，甚于影响”，李善注引《尚书》云：“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周易·系辞下》亦云：“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又曰：“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应璩深受儒家影响，故能谨慎以免祸，归田以全身。。至于《与从弟君苗君胄书一首》，更是透露出此中消息。这封书信作于应璩晚年欲归田之际，先叙其“间者北游”之乐，“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结春芳以崇佩，折若华以翳日，弋下高云之鸟，饵出深渊之鱼，蒲且赞善，便嬛称妙”，真是“喜欢无量”，“何其乐哉”！然而回到京都，照旧持身谨慎，“来还京都，块然独处”，一面也在作辞官归田的打算，“营宅滨洛，困于嚣尘，思乐汶上，发于寤寐”，何以故？因为他深知自己“宦无金张之援，游无子孟之资，而图富贵之荣，望殊异之宠，是陇西之游，越人之射耳。”[2](P1319)按，金张之援，李善注引《汉书·金日磾赞》曰：“夷狄亡国，羁虏汉庭。七叶内侍，何其盛也！”又引《张汤赞》曰：“张氏子孙相继，自宣、汉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余人。功臣之后，唯有金氏、张氏。”又，子孟之资，李善注引《汉书》曰：“霍光，字子孟，骠骑将军去病之弟也。”观应璩之意，他身处险恶的政治漩涡之中，自知才能卑弱平平，既没有达官显贵可以攀附，也没有像霍光那样有一个位高权重的兄长（按，应璩之兄应玚早已去世），怎能再去贪图那些“富贵之荣”，再去奢望那些“殊异之宠”呢？因此，辞官隐退，适时归田，倒不失为明智之举，“广开土宇，吾将老焉，”过一种“追踪丈人，畜鸡种黍，潜精坟籍，立身扬名”的生活，“斯为可矣”，而不要再去讽喻什么和劝谏什么了，“无或游言，以增邑邑。”这应该是应璩辞官归田的真实心态，而《文选》所载《百一诗》正是这种心态下的产物。

四、应璩的《百一诗》

应璩所作以《百一诗》闻名后世，但“百一”之名究竟何解？《百一诗》的篇数和主旨究竟怎样？自晋、宋以来即聚讼不已。李善注引张方贤《楚国先贤传》，以为“汝南应休琏作《百一篇诗》，讥切时事”，则是有诗一百一篇，故曰百一。又引李充《翰林论》，以为“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与张方贤所言已有不同。又引孙盛《晋阳秋》曰：“应璩作五言诗百三十篇。”则已具体为“百三十篇”。此外，李善注又引王俭《今书七志》说：“《应璩集》谓之新诗，以百言为一篇，或谓之百一诗。”按《文选》所载应璩《百一诗》，正好二十句，凡一百字，似乎确凿地证明了王俭的解释是对的，但这一解释还是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如李善便说：“以字名诗，义无所取。”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四也批评说：“或谓以百言为一篇者，以字数而言也。……然皆穿凿之说，何足论哉？后何逊亦有拟《百一》体，所谓‘灵辄困桑下，于陵食李螬。’其诗一百十字，恐出于或者之说。然璩诗每篇字数各不同，第不过一百字耳。”[1]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四）[M].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Z].中华书局，1981.(P513)这样看来，王俭的解释也颇牵强穿凿。又有学者以士行加以解释，见于《乐府广题》：“百者数之终，一者数之始。士有百行，始终如一，故云‘百一’。”[2]王楙.王文锦点校.野客丛书[M].中华书局，1987：312—313(P312—313)但这种解释同样被葛立方批评为“穿凿之说”，不足论之。另外，据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五臣注引《文章录》云：‘曹爽用事，多违法度，璩作此诗，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补于一者。’”[3]叶梦得.石林诗话[M].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Z].中华书局，1981.(P433—434)这种解释已然结合其讥切时事的主旨，较之单纯从字数或士行而论稍微切近。然而李善注引《百一诗序》说：“时谓曹爽曰：公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百一之名，盖兴于此也。”[4]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岳麓书社，2002.(P681)因应璩《百一诗》从唐代以后便颇多亡佚[5]应璩诗究竟几何，今已不得而知，若据《新唐书·艺文志》，则有“应璩《百一诗》八卷”，《隋书·经籍志》集部称“魏卫尉卿《应璩集》十卷”，又《百志诗》下注云：“应贞注应璩《百一诗》八卷。”张伯伟先生据此认为“应贞《百一诗注》八卷唐初已不传，所以《隋书?经籍志》作者未见，注乃据阮孝绪《七录》之说。”见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79页。，后人无由窥其全貌，所以在对“百一”之名的解释上，一般仍旧以李善注所引《百一诗序》的说法为更切近。

根据袁行霈先生的说法，应璩诗除了载于萧统编《文选》卷二十一的那首《百一诗·下流不可处》之外，冯惟讷《诗纪》所辑逸诗仅有三篇。近人丁福保在其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中收有应璩诗七首。王贵苓《陶渊明及其诗的研究》附“应璩诗辑佚”收断句十六则。逯钦立先生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一书时广加搜求，将各书所引应氏《新诗》《杂诗》及其逸句悉编在《百一诗》此题之下，共三十六[6]袁行霈.钟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说辨析[A].陶渊明研究(增订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P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