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瑛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广西曾爆发了大规模的天地会起义。这次运动持续了4年，对太平天国起义起了掩护作用。 当时广西“通省群盗如毛”，各种堂匪“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1]庾裕良等.广西会党资料汇编[G].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P192-193)。“不独流贼土贼，即团练亦贼，居民亦贼”[1](P194)。这场运动对社会发展起到什么影响？它是一场革命，或是一种社会的失范？长期以来，学界对广西会党的研究多以革命史观为指导思想，认为道光末年广西会党起义既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又鼓舞了人民群众，是一股进步的力量[2]钟文典.广西通史[M].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秦宏毅.清道咸年间广西会党兴起的原因初探[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增刊；蒋玲.清末广西两次会党起义的比较研究[J].学术研究,1997,(3)；徐柯.试论清末广西天地会起义的内部组织及特征[J].学术论坛,1990,(3)等.。本文根据中国第一档案馆公开整理的一组档案资料，拟从国家—社会的视野，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1847—1851年这段时期会党的动向和特点进行研究，旨在探讨会党起义的本质，并求教于各方专家学者。

一、会党勃兴前的社会

中世纪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政府的职能包括：建立社会秩序的职能、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能和发展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3]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M].商务印书馆,1982.(P87)。显然，建立与维持社会秩序是一个国家政府的首要任务。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失范现象，往往是社会控制减弱的结果，或者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平衡被打破。“（社会结构）失去了有效性和有用性，就会产生行为的偏差和失范”[1]Merton,R: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M].N.Y.:Press,1968.(P160)。

道光末年的清政府经历了鸦片战争，沉重的战争赔款导致白银外流，各种矛盾纷起，政府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政府体制千疮百孔，对社会秩序维持的能力自然减弱。

广西地处边陲，远离清政府政治统治中心，政府的统治力量更为薄弱，吏治腐败、废弛。如贵县，“清道光年间，吏治日偷，闾阎疲弊。知县杨曾惠恬嬉贪默，又复久于其任，自是盗匪如毛，会党纷起”[2]梁崇鼎.民国贵县志(卷四)[M].民国24年（1935年）铅印本.(P159)。咸丰元年，邹鸣鹤奏曰：“吏治日坏，由于庸劣牧令自甘暴弃者十仅二、三；由于边荒地疥，困苦异常，吏役稀少，有呼无应，牧令以官为传舍，且以官为桎梏，相率苟安，旦夕畏避思去者十之六七。此弊积渐甚久”[3]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P52)。此外，军事方面政府兵力不足官兵懦弱。对民间的各种反抗，清廷屡有“奈兵少匪多，屡御屡溃”“官军孱弱无能，剿捕无效”[3](P52-59)等语。这种兵少将弱，统治废弛的状况，显然无法有效履行政府的基本职能，更无从对社会秩序的维持。在这样一个国家权力羸弱，社会控制松弛，政府权威丧失的社会里，社会秩序必然会失范。当一个社会失去了原有的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时，以武力求生存的“暴力原则”必然成为主流价值观，“有力者居之”自然大行其道。

显然道光末年的广西因为政府权力羸弱，无法有效控制地方社会从而导致社会的失范。在这种失序的社会环境中求生存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武力构建自己所需要的社会秩序。因此社会下层中的土匪、帮会乘机揭竿而起，于是会党勃兴。道光末年广西会党兴起是国家控制减弱，社会失序的必然结果。

在道光末年的广西社会，政府控制能力日益减弱。道光末年，广西全省绿营兵计有22000人，另有士兵13800人[4]赵尔巽.清史稿(卷 131)·志 106[M].中华书局,1977.。以不足4万兵员，分驻幅员辽阔，地势复杂的广西省，一旦有事，难免顾此失彼。因而清政府鼓励团练，希望依靠地方士绅办团练维持基层社会的秩序。当时上层绅士在省一级办团练，中层绅士在县一级办团练，下层绅士在乡村办团练，地方武装日益增强[5]黎瑛,李辉善.“新民团”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稳定——以民国时期的广西为个案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4,(4).。

然而这些团练首领非但起到巩固基层的作用，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鱼肉乡里”，加剧了地方社会的失范。团练的崛起反而使国家权力在基层地区进一步削弱。一批以团练为中心的豪绅势力，以团练为武器，祈求更广泛的社会权力，以暴力主宰地方。这也使乡村社会结构进一步的失衡。因此时人称广西团练“始为团，终为贼。阳名为团，阴实为贼。官兵强则附官兵，弱则跋扈不听征调”[6]刘武慎公遗书·谕安土客人等[A].刘武慎公全集[M]卷二十八上.咸丰十年刻本.。强团不法，阳团阴匪现象在广西广泛存在。他们使整个乡村社会陷入了动荡和凋敝的困境。代表国家合法权威的政府已羸弱不堪，无法解决当时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从而导致了会党的猖獗，社会出现了大范围的失控和动荡。

二、会党勃兴：处处皆“匪”

道光末年，雷再浩起义拉开了广西会党起义的序幕。时人描述会党猖獗情形说：“余党四散勾结。庆远则张家福、钟亚春，柳州则陈东兴、陈亚溃（贵）、陈亚芬、陈山猪羊等，武宣则梁亚九、刘官山，象州则区振组，浔州则谢江殿，平乐则紫金山一伙，皆分股滋扰，而陈亚溃（贵）一股为尤甚。”[1]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P280)会党分布广泛，遍及全省各地。柳州府属之象州，思恩府属之宾州、迁江、武缘，得州府属之桂平、武宣、贵县，郁林州属之兴业，梧州之苍梧、藤县，平乐之昭平等处，“均有另股盗匪十数起，自数百至数干人不等”[2]广西巡抚郑祖琛为请速饰两广总督徐广缙到广西指挥剿捕会众事奏折.道光三十年四至九月两广会党反清斗争史料[G].历史档案,1995,(1).(P24-33)。右江之思恩、柳州、浮州、庆远各府属，及左江之南宁、太平等处，“均有另股盗匪肆行劫掳，人数动辄盈千，其头目姓名，亦不一而足，沿村打单开角，勒索抢劫”。“各股有大胜、得胜、广胜、广义、结义、福义等堂名，并间有揭帖称统领者，该匪等各树一帜，同时迸发”[3]广西巡抚郑祖琛等为报起事会众所据堂名事奏折.道光三十年四至九月两广会党反清斗争史料[G].历史档案,1995,(1).(P24-33)。

他们组织稳定，活动范围广，起事活动频繁，尤其引人注目，是清政府重点剿抚的对象。这些会党分布广泛，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他们除了在自己的区域内活动外，还经常流窜到其他地方滋扰生事。道光年间的广西，经常出现一个地方就有数十股会匪的情况。他们“忽聚忽散，一经大兵剿捕，则闻风避匿，散而为民，如兵力孤单，则恃其人众，各处村庄派索银钱，名为打单，不遂其意，即肆行抢劫，掳人勒赎，而堵捕兵单，又复肆行抗拒”[2](P24-33)。

道光末年显然是由于社会矛盾的纷起和社会控制的削弱导致了全省的会党蔓延。这次活动可谓是太平天国起义前的一次总演习。学界将这次活动称为会党起义，认为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是指向封建地主、官僚和土豪劣绅的，对人民群众起到了鼓舞的作用。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本部分主要通过道光二十九年至道光三十年会党的主要活动做一总结梳理，通过会党的活动剖析他们的性质。

1.抢掠村舍，滋扰百姓。

早期会党的活动都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抢劫、放火是他们在起事的过程中常作的勾当。就道光三十年这一年间，广西会党的破坏活动达到了高峰。道光三十年二、三月份之时，有匪首陶八结连丁四、彭亚理、余亚元、李官六等会党共计二千余人在阳桥墟起义，后移屯黎塘墟，沿村索扰，拉开了当地会党破坏社会生活的序幕。“蜂拥各竖旗帜，近则入乡焚抢，远则持帖勒扰，以及掳男辱妇，人畜俱空，人命死若鸿毛，村舍焚为平地，荼毒已极”[4]两广部堂徐批.道光二十九年广西会党反清斗争档案选编[G].历史档案,1994,(4).(P22-52)。地方官员只能感慨“似此贼势日盛，生等恐人心中变，玉石难分，进退无策”[4](P22-52)。

道光三十年上半年，广西各地村舍遭到会党的劫掠就有数十起。道光三十年二月初四日，得州府曾二、刘亚生等二千余匪焚劫莫村韦善扬、韦明楷数家，打死民人九命，烧屋数间。初六日，又到雷神墟播兴盛辅，掳掠银钱什物甚口。二月初六日，“土豪监生”黄体中勾连贵县匪徒张亚珍、曾二、刘亚生、李木保等二千余贼劫掳梁村五十余家。二月初七晚，又烧劫必岭村十余家，抢夺牛只，毙妇人一命。二月十九日早，会党数百人到老罗村掠夺牛只财物。三月初五，会党陶八、丁四、彭亚理、余亚元、李官六、王亚康等千有余人屯聚黎塘墟，安城文武官与团人联合与之交手，官民失利。三月十一日，陶八等带匪二千余人自黎塘阳桥至邹墟，发单索扰，旗帜有百余面张，号仁义堂，所到郭村、禄蒙村、黄寨村、乍黎村、大林村均被扰害，邹墟汛官黄茂强亦被掳。以上案例均被察报在案。

从这些频繁发生的案例来看，当时会党破坏社会秩序，残害百姓并非少数或偶然的。其核心力量是宾县的陶八、颜亚有、南宁的徐亚文为首的一些山堂，而陶八的仁义堂尤为活跃。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柳州地区，并从宾县出发，沿着来宾，往南宁、上林一带发展，柳州、南宁地区应该是他们的主要势力范围。人民对他们是畏惧的。“其畏有三。衙门惯于把持，官长每被挟制，若仰县势必难办，即委员亦恐播沉，此畏其权大，一也。大盗皆其羽翼，宵小尽属爪牙，攘臂一呼，远近响应，此畏其党众，二也。心如毯扬，行比豺狼，知风报复，铺命堪虞，此畏其性凶，三也”[1]道光三十年五月初四日递府宪刘呈为大盗复敢逼城，亟遵宪谕密禀事.道光二十九年广西会党反清斗争档案选编[G].历史档案,1994,(4).(P22-42)。显然会党兴起对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2.破坏商业活动。

在起事的过程中，除了抢劫百姓，抢劫富裕阶层的财产以求生存也是会党活动的主要内容。会党抢劫的对象主要是富户、店铺和商船。“惟西省游匪多向墟市商船勒诈，兵至匪逃，兵散则返。查游匪人数，每股或数十人百余人及二三百人等，若人数过多，不特劫掠乡村难供口食，且亦无栖止容身，每到之处，必须勾结本处土匪，随同劫抢，外匪藉内匪为眼线，内匪赖外匪为声援。表里为奸，同恶相济”[2]两广总督徐广缙等为两广地区应大力任办团练以与官兵合剿起事会众事奏折.道光三十年四至九月两广会党反清斗争史料[G].历史档案,1995,(1).(P24-33)。

道光三十年四月商船在梧州藤县被劫情况表

从以上图表可见，会党在藤县西江上的活动是很频繁的，有时候一天就会有好几艘船遭到严重的打劫，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商业秩序。会党在劫取财物的过程中，常常伤人，说明这时期的会党具备了土匪、流氓的特征。为什么在梧州藤县这些区域抢劫商船会如此严重呢？广西商业贸易依靠广东市场辐射。在长距离运输主要依靠水路的近代，梧州的西江水运是广西商品进出广东的唯一通道，广西的绝大部分商品都要经过这里转运，因此这里的商业贸易尤为繁荣。而靠打劫为生的会党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活跃在梧州地区的会党无疑会疯狂地掠夺过往的商船。

综上所述，会党的活动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在内地商业欠发达地区或农村，他们主要从事破坏村舍，扰乱社会生活的活动。而在商业发达的沿海地区，会党的主要活动则是破坏正常的商业秩序。可见，道光末年的会党活动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他们只是一群打家劫舍的聚众分子。什么有利可图就从事什么勾当。会党的主导力量应该是分布在现在的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地区。

3.破坏统治秩序。

随着单打劫舍的队伍越来越多，会党势力的逐渐壮大，会党活动由原来的打家劫舍发展到攻破城池，城市日益成为会党武装进攻的对象。会党的攻城活动从道光三十年二月就已经开始了。其最先发生在迁江、上林、宾县一带。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广西省柳州府象州生员冼征清等好几位生员、举人因为“逆匪”横行，全省涂炭，联合向衙门呈文，恳奏请用兵，“以全数百万生灵事”[1]广西生员洗征清等呈文.道光二十九年广西会党反清斗争档案选编[G].历史档案,1994,(4).(P22-42)。他们在呈文中说到：“二月间贼逼迁江，知县令民括财求免。三月间，贼入上林，知县清泰被执，勒银赎回。五月间，贼入来宾，知县脱逃，监狱尽放。六月间，贼人宾州，知州讲和，按户送礼。”[1](P22-42)

在宾州，贼首文亚英等还逼宾州知州“放伊党羽四人”[1](P22-42)。此外，会党还攻入藤县、贺县，藤县知县被伤，城守被杀死。贺县知县鹤年被逼缴死，其余官员合境逃散。会党所到之处，“至于人民之被杀戮，村舍之遭焚毁，财物之被搜括，妇女之被淫污，平民之为裹挟，难以道尽，惨不可言”[1](P22-42)。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七、八两日，有会党三千余人，由罗阳土县来至永康州界，“沿途杀死五六十人，竟将州衙捕署全行打毁，复将监门坎开，断落众囚锁铐，释放。”[1](P22-42)十月，永康州被攻陷。

从地方乡绅呈文的记载来看，会党攻城由最初勒索钱财到后来大动干戈，攻下城池，逼走逼死地方官吏，其对统治秩序的破坏是一个由轻到重演变的过程。会党攻城从道光年初到六、七月后，经历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说刚开始会党的攻城破坏性活动还在地方官吏的控制范围内，那么六、七月以后会匪攻城的规模和程度与以前相比都已发生了质变，地方政府对会党起事也渐渐失控，这才引起了朝廷的格外重视。会匪“焚掳乡村，剖杀人民，劫掠官长，且不胜计也”，“各官弃城逃窜，居民弃家转死”，社会一片混乱[1](P22-42)。会党攻城此起彼伏，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日趋瓦解，社会开始持续动荡和骚乱。

三、会党的特点和性质

综上所述，从会党的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时期的会党组织和我们通俗意义上“土匪”团伙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些会党武装的群体构成是游民阶层，他们通常打家劫舍，没有正当的谋生手段，主要从事盗匪活动。这时期的会党具有以下特点：

1.组织落后而分散。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会党是一股进步的势力，他们团结组织广大下层群众揭竿而起，反对封建剥削阶级的统治。诚然，会党起义可以起到社会凝聚剂的作用，将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游民群众组织起来，揭竿而起，聚众起事。但从上述他们的具体活动来看，他们与官府抗衡等系列造反活动缺乏明确的政治目的。他们更多通过打家劫舍求生存、求发展，最终目的是获取更多的钱财，发展壮大自己组织的实力，显示自己的威风。会党的组织形式通俗称之为山堂。但维系山堂秩序的并不是规章制度，而是江湖义气和森严的等级差别，因此山堂终归是一种落后的江湖组织，缺乏阶级意识和统一纲领。各个山堂等级森严，派别林立，为了各自利益和私立，不同的山堂和帮股之间流血冲突不断。

当时各个山堂没有隶属关系，是互相独立的。虽然通过会党重组，威信高的“大哥”有时可以使别的山堂俯首听命，但也难免旋分旋合，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当时广西的众多会党显得非常混乱，没有一种强大统一的力量将他们联合起来。即使是人数众多的大帮，又由很多不同的帮股组成。帮股众多，山堂林立，不相节制，会党起义力量显得分散，很容易被统治阶级各个击破。一旦清政府集中兵力会剿，各股起义军便很快归于失败。而这种组织形式也难从总体上对封建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2.社会活动具有极大破坏性。

这时期的会党组织仍属广义上的“土匪”团伙，会党的群体多是由居于社会最底层的游民阶层组成。在失序的社会里他们无法正当谋生，因此生活放荡，打家劫舍，从事盗匪活动。他们的活动极大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灾难。正如杨秀清对陈亚贵起义的评价：“掳掠乡村，扰害良民，奸邪淫乱，无所不至，图逞一日之豪强，遑恤他时之殄灭。”[1]天情道理书[A].太平天国资料丛书[M].神州国光社,1952.(P376)正是这些会党武装平时在乡村社会经常对人民财产盲目破坏，对乡村人民进行残酷杀戮，因此他们在组织发展壮大过程中势必日益脱离群众。这种社会活动的破坏性使只能使他们日益孤立，因此当清王朝对他们进行围剿时，他们顿时孤立无援。

诚然，这个阶段的会党活动有其积极的一面。其表现于：一分散了清王朝的注意力，为太平天国革命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道光末年的广西会党牵涉面之广，活动破坏性之大，使清王朝不得不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应对，无暇顾及其他。这为太平天国早期的活动起到了极好的掩护作用。直到1851年，清政府对拜上帝会的活动、规模及其领导者一无所知。二是为太平天国起义充实了革命力量。会党起义被镇压后，许多会众为了求生存直接加入拜上帝会或参加金田起义，大批天地会分子也加入拜上帝会。如秦日纲带千余龙山矿工到金田参加拜上帝会，他们大多是“拜会结盟”的天地会成员[2]梁崇鼎.民国贵县志(卷十一）[M].民国 24年（1935年）铅印本.(P235)。但是，从他们早期的活动来看，他们对正常的社会生产和人民社会生活带来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其破坏性应该占主流。

因而笔者认为，道光末年的会党勃兴，只是当时社会混乱，政治无序，经济凋敝，战后影响的连锁反应，是社会失范的表现。这种大规模的动乱很大程度上与当时清王朝社会控制体系的瓦解有关，他们直接导致和加剧了社会的困顿与混乱。士绅阶层的劣化和生存的危机是会党能够大规模发展的原因，而统治阶级的失控则使他们能成功蔓延。因此笔者认为这时期的会党兴起，其目的并不是明确的针对封建剥削阶级，他们的活动并没有上升到反帝反清的意识层面，这时期的会党实质是带有土匪性质的游民组织，攻城劫掠活动是他们存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