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龙　文一飞

文化生态观于1955年由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Haynes Steward）在《进化和生态》一书中提出。他认为，一种文化一旦产生后，必然会融入这个生态系统中，并对整个生态系统发生一定的作用。质言之，一个艺术流派的形成，总是离不开特定文化地理环境的浸染，一旦形成后，又会对当地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

虞山琴派于明末形成，其领军人物严天池、徐青山一扫当时滥制琴歌的风气，并结合江南吴地的文化传统，建立了从琴学思想、琴谱到琴乐传承方式等一系列典型样例，重振了琴乐的纯音乐传统，后人将其概括为“清微淡远”的琴风。虞山琴派的形成，既受江南水文化的浸染和“吴带当风”、“吴声清婉”等民间艺术流派的浸淫，又是明末特定的“遁世思潮”在音乐艺术领域的集中喷发，其形成无不与当地的风土人情、当时的社会思潮息息相关。那么在它形成后的近四百年间，对当地文化社会生活是否产生了影响？从我们考察的结果看，虞山琴派诞生后，不仅影响了其后琴乐本身的发展，而且对常熟人的精神状态、生存方式、社会结构与机制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然，琴派和其所处的环境相比，影响力是有限的。为此，我们试图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考察：

1.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影响

众所周知，常熟为历史文化名城，先贤仲雍、言子给了他们精神上的依托，养成了他们渴慕圣贤、追求经世致用的世界观。自虞山琴派出现后，常熟人又一次感受到乐教的极大魅力。

《光绪常昭合志稿》专列“弹琴家”介绍了历代琴人，在“叙”中，编者不无得意地宣称：

《旧唐书·音乐志》云，弹琴家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瑟调、蔡邕杂弄，非朝廷郊庙所用，故不载。然则古有以弹琴名家者。但历代史书以其不适于时用，故不著。而他邑志乘则又以无其人，故亦无有记之者伏读。

《四库全书提要》“松弦馆琴谱”条下谓，琴派各家不一，而清微淡远惟虞山为最，是谱之后，继之者有徐口“大还阁谱”，天池、青山二家遂为虞山派之大宗。是弹琴家独吾邑为正派所出，可不表而出之乎？（《光绪常昭合志稿》，人物志十一之四）

这段写于一百多年前的文字其实大可玩味。其一，作者认为，尽管琴家在历史上非常重要，但是因种种原因，史书上难觅其踪，记传琴家的重任就落到了各地地方志身上。但是其他地方历史上并无琴人出现，因此无以记载，只有“吾邑”（咱们家乡）有这个资格也有这个条件担当此任。其二，由皇家钦定的《四库全书》认为“琴派各家不一，而清微淡远惟虞山为最”，说明虞山琴派虽是土产，然而一跃成为了全国琴派的正宗。严天池、徐青山所编的琴谱成为了全国琴人的范本。像这样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大事，不放进地方志中是说不过去的。其三，纵观入宋以来常熟历史，尽管修志不断，但直至晚清《常昭合志稿》才破例开辟“弹琴家”专栏，足见认识到“琴”在常熟地方文化大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此，这段话反映了志传者的家乡自豪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自信心。这种自豪感、自信心不是来自别处，正是来自于虞山琴派。也似可由此推断，直到晚清之时，琴、琴学才进入常熟的公共文化视野，并开始成为影响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一股重要力量。

此后，常熟琴人对家乡能出现琴乐大宗一直颇感自豪，而试图寻找其生成的原因，以更好地发扬光大。比如吴景略曾撰《虞山琴话》，改革开放后虞山琴社第一任社长翁瘦苍有《虞山琴派史话》，现任社长朱唏更是以洋洋数万言的篇幅，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将虞山、常熟与“虞山琴派”作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进行“内在关系”的研究，并得出了“虞山是一种文化精神，这种精神蕴涵在常熟这座充满灵性的江南古城中”的结论，足见该地琴人自觉以虞山琴派为宗，身体力行地研究、继承其艺术精髓。

那么，虞山琴派根本的琴学宗旨是什么呢？从虞山琴派的历史发展脉络可以看出，虞山琴派本于文人琴的传统，其目的是为了“修、齐、平”，“禁止淫邪，正人心”，即将琴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本着这样的宗旨，虞山琴派一直强调不要将琴作为修身的唯一手段而将之孤立看待。因此，天池弹琴、写字、念佛、制作常合为一体，例如严天池的好友戈庄乐集琴家、家具设计制作家和金石家于一身，他们都是为了“幽闲寄致”（《松弦馆琴谱·严激序》）。因此在现代，常熟的琴人大多兼工其他文艺门类，如翁瘦苍先生、朱唏均擅长字画和诗词，马一超工于书法等等，不胜枚举。

琴人辈出的常熟，影响了普通劳动者对琴的情感，他们将琴看成是陶>台完善自己的一种手段，而非“讨生活”的工具。严天池在世时，就有樵夫徐亦仙指正他的弹琴。进入现代，常熟爱琴、支持琴艺发展的人更多了，仅常熟“虞山琴社”就有会员一百四十多人，他们大多为国家公职人员、学校教师和私营业主。“虞山少儿琴社”也有会员七十多人，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现今在常熟各大中小学都有古琴的身影，各类兴趣小组培训表中，“古琴”是重要的选项之一。在各种活动晚会、演出节目中，也少不了古琴的亮相，特别是几乎每周每月举办的“广场文艺晚会”，古琴的表演常有出现。至于“虞山琴社”每月举办的琴人雅集活动，更是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甚至声名远播至海内外。

可以说，古琴已经成了常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塑造常熟人整体文化性格的媒介之一。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常态的文化活动，千百年来的确对常熟人的性格、心理、思维、价值观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对人的生存方式的影响

虞山琴派的出现，使常熟原本就崇尚读书的民风中又多了一份“好古趋雅”的风习。历代常熟守官大多倡导风雅、推广教育，常熟的文人士大夫多能攻习一至数门艺术品类，因此，追求典雅精巧成了常熟的艺术审美习惯，进而影响到平民百姓，也逐渐形成了以优雅为美的审美风尚。深受琴乐熏陶的常熟人，在生活方式上潜移默化受到了影响，比如，他们努力营造着家庭环境，使之变得更为儒雅秀美；他们努力完善着自己，使自己变得更富于修养。常熟亦名“琴川”，南宋范成大认为“言偃，……尝为武城宰，孔子过之，闻弦歌声……。常熟，世传一名琴川，本弦歌之说教也。”时至近现代，越来越多的市民广场、公园等公共场合也开始与琴有关系，比如虞山西侧的群雕中就有虞山琴派的青铜雕塑，严天池墓碑形状即是一张龙龈朝天的古琴等。至于地名中含有“琴”字样的则是不可胜数，如“琴湖”、“琴南小学”、“琴枫苑”等，可以说，“琴”，是常熟千百年来不断打造、日趋丰富的人文景观之一。endprint

在普通百姓家中，弹琴、以琴为友的情况也非常普遍。正如严天池所言：“余邑名琴川，能琴者不少，胥刻意于声，而不敢牵合附会于文，故其声多博大和平，具轻重疾徐之节，即工拙不齐，要与俗工之卑琐靡音者悬殊。”在其他地方错把古筝当古琴的笑话，在常熟很难见到。因为常熟人对古琴太熟悉了：每天的电视节目中时常会有关于古琴的新闻、古琴的艺术片；市民前往公共场合，说不定广场正上演着古琴节目；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不时会有一两个身背琴囊的少男少女穿梭其间，行色匆匆，也许是去参加雅集，也许是去跟老师学琴……总之，琴在常熟是一种司空见惯，甚至就连淘宝网上做古琴生意的，也大多是常熟人。例如，2014年3月10日我们采访常熟琴人王力刚（常熟海关职员）时，他对常熟古琴的发展作出了如下乐观的展望：“我觉得虞山琴派还是很有作为的。为什么呢？你看现在那些老板和会所，对虞山的古琴、董其昌的画都很在意。说明他们还是向往这方面的生活的。虞山琴派还是可以恢复的。只要有这样的思潮，它就会有这样的古琴应运而生。”

琴乐在常熟这样丰足的生存空间无疑反过来对常熟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影响。比如说，常熟的社会风气相对于其他地方显得悠闲平静和和谐，这反映了一种“弦歌之治”理想在日常社会中的折射。而常熟琴人朱唏的立身处世，可以说是琴乐对人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的一个鲜活实例。朱唏能书善画，又擅长吟诗填词，尤精于古琴艺术，是当代虞山派的代表人物。这样一位大家，充分体现了虞山琴派“和”况的境界。

朱唏只是“琴人合一”的一位典型代表，类似的代表不乏其例。如2013年9月我们探访常熟琴人陈尉华时，就又感受到这样一种境界。陈尉华女士现年四十多岁，但是自幼师从翁瘦苍，是改革开放后翁老的第一个弟子。其后又拜师龚一、张子谦、吴景略等，并与上海文化名宿樊伯炎、俞振飞等过从甚密。她还擅长琵琶演奏，也学过小提琴。现以弹琴、教琴自娱，成为“大隐隐于市”者。在她的居处“吟一格”，听她弹琴时引商刻羽，我们似乎触摸到了常熟之所以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根由。

难怪今人评述常熟与古琴的关系时，会用上“琴乡”一词，比如刘郎执导的艺术片《七弦的风骚》第三章“琴乡”就追溯了古琴与常熟的互生共融关系。在表现古琴与常熟地方文化的关系上，编导采用了“互文”的方式，评论家说：“这是常熟虞山琴派的文化症侯。因为虞山琴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虞山琴派之外，还有虞山诗派、虞山画派、虞山印派。同时，编导将昆曲、园林、家具与古琴类比，也将青铜、玉器、丝绸、瓷器和古琴相连，形成一种文化谱系。在这种文化谱系中，彰显古琴的魅力。”再比如，文化学者老克宣称“虞山琴派就是通往中国古代文化的秘道”。可以说，追求“琴乐精神”与“常熟性格”甚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应关系，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3.对社会结构与机制的影响

上文述及，古琴对常熟社会整体风习的影响约可追溯至晚清，但若谈及琴对社会结构和机制的影响，在封建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正如《光绪常昭合志稿》所称，弹琴是文人自己的事，“非朝廷郊庙所用”。但是在今天，却得到了实现。2001年，常熟市政府、常熟市文化局联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等单位，在常熟成功举办了“第四届全国打谱会暨国际琴学研讨会”。其后常熟市委、市政府就提出要“建立古琴保护的立体保护格局”，2004年，常熟市政府投入15万元，成立了非盈利性的虞山琴派艺术工作室，由朱唏任工作室主任，开展有关虞山派古琴艺术的保护、传承及研究工作。2005年常熟市政府又出台了《常熟市“文化名市”行动计划》，并针对古琴，逐步理清了保护、继承、弘扬古琴艺术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即：乘中国古琴艺术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东风，在争创“中国古琴艺术之乡”、发展社会办学、多渠道多层次培养新一代古琴艺术传人、加强与国内国际琴学界的艺术交流等方面多做实事，使常熟成为中国古琴艺术发展的重要基地。2007年5月，“首届中国古琴艺术节”在常熟举行，“中国古琴江南保护基地”随之落户常熟。之后，基地同常熟有关文化部门编制了《保护继承弘扬古琴遗产十年规划》并付诸实施。通过近两年的努力，基地逐渐构建起了“节”（中国古琴艺术节）、“馆”（虞山派古琴艺术馆）、“室”（虞山派古琴艺术工作室）、“社”（虞山琴社和少儿古琴社）、“场”（一批演出和研究场所）这样五位一体的立体保护传承的格局。有学者在观察常熟古琴发展动态后认为：“正是由于常熟市委、市政府、文化局、文联等各级领导的主导、支持、虞山琴人自觉主动的努力，以及朱唏功不可没的组织协调，虞山派古琴已经公认是常熟的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文化品牌。其建立载体、软硬件相结合、全方位立体的保护模式，也成为其他艺术品种争相参照借鉴的对象”⑤。

“中国古琴江南保护基地”是以“生态场”的形式对古琴进行全方位立体保护的实施机构，它的运行模式采用“政府主导、民间与政府联动”的方式进行。据常熟市文化局副局长蒋伟国与群文科科长毛玉芬介绍，基地主要在“多方位多形式开展古琴培训”、“多层次、多角度拓展古琴艺术影响”、“多途径多渠道加强古琴交流合作”、“多举描多思路发挥古琴场馆作用”等四个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体现了政府部门在保护古琴、传承古琴艺术方面发挥的作用。

调查中最使我们眼前一亮的是政府与民间联动的机制在短短七八年间已经显示出初步的成果。到目前为止，基地为中央音乐学院及其附中输送古琴专业人才十多名，其中两人还分别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古琴专业研究生。目前基地依托虞山琴社、虞山少儿古琴社、虞山派古琴艺术工作室和设立在古琴馆的全国民族乐器演奏艺术水平古琴考级点，通过培训、考级、参赛、个人带徒等途径，把各个年龄段的一百二十多人积聚到一起，在常熟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批次合理、理论实践相互结合的古琴艺术队伍。常熟古琴的传承出现了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

2011年5月和2013年5月相继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古琴艺术节”和“第四届中国古琴艺术节”，常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与中国民族器乐学会古琴学术委员会共同推出了《松弦馆琴谱钩沉》一书以及配套CD的出版发行工作。在2013年5月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古琴艺术节·打谱研讨会”上，薛艺兵认为：“这次出版的意义和以往的打谱会都不一样，其成果的形式也和过去各个零散的打谱形式都不一样，体现了一种集体作战的新式打谱方式，所以意义非常重大。同时他也认为，这体现了常熟在组织“松弦馆琴谱”打谱活动过程中“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悠悠古琴三千年，给后人以深厚的文化积淀。常熟因其独特的自然、历史环境，在明代中后期“生长”出独树一帜的，“虞山琴派”。又因“虞山琴派”的存在，而使常熟多了许多与古琴有关的自然、人文景致。这无疑激发了常熟人对“古琴之乡”的自豪感。现在，通过政府机构和全民共建“中国古琴艺术之乡”、“中国古琴江南保护基地”，使常熟人进一步深切地感受到古琴与常熟文化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古琴成了常熟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成了常熟的身份标识之一。

（责任编辑 刘晓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