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兵

王和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乐团一位很有成就的作曲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他创作的女中音独唱曲《草原夜色美》（白洁词，1984）由德德玛演唱而风靡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于是人们逐渐记住了“王和声”这个与生俱来与音乐相关的名字。尽管后来他创作的《阳关叹》、《草原牧歌》、《春的祝福》、《爱的天使》、《爱在北疆》等歌曲也深得听众喜爱，但其主要成就在于管乐创作，尤其是其交响管乐创作。作为一位资深的军旅作曲家，他的管乐创作，可谓炉火纯青，圆熟自如。优美如歌的旋律，质朴明朗的和声，清晰简约的结构，简洁明快的配器，在艺术特征上与其声乐创作可谓一脉相承、交相辉映。透过这种艺术特征也不难发现王和声追求“民族性、群众性及时代感”的美学观。

一、与声乐艺术密切相关的交响管乐创作

所谓“交响管乐”，即为管乐队所写的交响音乐（sym-phonic music for W1nd band），也可理解为具有交响性的管乐作品。王和声的交响管乐作品可分三大类：

（一）篇幅较大的交响诗、随想曲、序曲。这主要有管乐合奏《五声神韵》（1998）、管乐交响诗《圆明园》（1999）、《华夏随想》（2011）、管乐随想曲《彝海》（2004）、管乐交响序曲《家园颂》（2008）等。合奏《五声神韵》似乎是“中国民歌主题联奏”，但却有较强的内在结构力。全曲选择了6首民歌，包括：《黄河船夫曲》、河南民歌《编花篮》、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云南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猜调》和蒙古族民歌《酒歌》。全曲呈ABA三部曲式，首尾的《黄河船夫曲》是A，中间的5首民歌则是一个篇幅相对较大的中间部分。全曲首尾呼应，中部富于变化，是王和声交响管乐作品最具有民族风格的一首。《圆明园》表达的则是面对圆明园废墟的联想和感叹。这两部作品都首演于1999年全军第九届文艺会演，并成为解放军军乐团交响管乐作品音乐会中的重要曲目。《彝海》（获第八届全军文艺会演创作一等奖）则是一部与彝族文化和当年中国工农红军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的“结盟”相关。《家园颂》（获第九届全军文艺会演创作一等奖）讴歌了汶川地震后军民团结一心抢险救灾、重建家园的伟大奇迹。《华夏随想》（2013年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则是表达对华夏文明的追溯和缅怀。上述五部篇幅相对较大的作品，集中体现出了王和声基于“交响管乐”的创作思维。

（二）独奏乐器与管乐队曲、管乐改编曲、管乐小品：这些篇幅较大的作品主要有小号与管乐队《月光下的舞步》（1990），长号与管乐队《马背上的长城》（1991），长号组与管乐队《出征》等及根据歌曲改编的交响管乐曲《草原夜色美》、《在那遥远的地方》、《阿拉木汗》，交响管乐小品《雪景》、《舞动青春》、《孔雀舞曲》等。《月光下的舞步》的音乐材料来自《阿细跳月》，运用小号与管乐队对答式的演奏，呈现出一幅载歌载舞、热情奔放的欢乐场面。《马背上的长城》是一首以蒙古族音调写成的长号与管乐队曲，热情奔放，气宇轩昂，承载着北疆千百年来的苦难及可歌可泣的英雄传说，再现了千里草原铁骑滚滚、战马奔腾的雄伟图景，表达出边防骑兵战士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故称“马背上的长城”。《出征》是一首用长号组领奏、大型交响管乐队协奏的音乐会进行曲，类似于“大协奏曲”（concerto grosso）的写法，表现我军在八一军旗的指引下波澜壮阔、势不可挡、勇往直前的英雄形象。《草原夜色美》是根据其成名曲《草原夜色美》改编的，这首高音萨克斯与管乐队曲将原歌曲的结构做了放大（加入了一个快板的中段），并极大地提出了高音萨克斯的表现性能和技巧，故使其音乐表现和音乐形象有很大的拓展，是王和声管乐改编曲中的代表作。

（三）作为礼仪用曲的管乐曲。《回归号角》、《致敬曲》、《世博号角》、《中国欢迎你》、《成功之路》等都是为特定的仪式创作的。其中，《回归号角>分别用于1997年、1999年香港、澳门回归交接仪式，《世博号角>则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奏响。《成功之路》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的颁奖用曲。这是一首复三部曲结构的管乐进行曲，A（呈现部分）为单三部曲式（a、b、a），其中a为核心主题，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为全曲定了热情、豪迈、庄严的基调。B（中间部分）是一个“三声中部”（trio），旋律优美、抒情，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C（再现部分）为A的动力再现，主要是调性并没有回归，旋律上也引入了新的音乐材料。这部分音乐刚劲有力，雄浑而有朝气，表现中国人民以豪迈的气概走向胜利，走向明天。这首进行曲在2008年两奥期间共奏响774次，为中国人民和中国管乐争得了荣誉。

二、与声乐创作一脉相承的交响管乐艺术特征

王和声交响管乐显现出基于“共性写作”原则的艺术特征，其优美如歌的旋律、朴质明朗的和声、清晰简约的结构、简洁明快的配器正是这种“共性写作”原则的体现。王和声的交响管乐创作大多与军事相关，显露出浓重的军旅文化情结；其交响管乐创作体现出了明显的标题音乐思维；其交响管乐创作追求“民族性、群众性及时代感”三者的统一，注重音乐的“可接受性”。所有这些构成了王和声交响管乐的审美特征。

20世纪末以来的中国音乐创作在经历现代音乐思潮的洗礼后，整体上显露出“朝回走”的特点。不难发现，在最近十几年的中国专业音乐创作中，作曲家们又回到了旋律，回到了调性，回到传统曲式结构观念上。因此，基于“共性写作”原则的艺术特征成为近十几年来中国器乐作品最主要的艺术特征。王和声是一位军旅作曲家，而非一个“自由作曲家”，他的一部分作品是结合政治任务创作的（如《家园颂》以及《回归号角》、《致敬曲》、《世博号角》、《成功之路》等礼仪用曲），一部分作品是为解放军军乐团参加全军文艺会演创作的（如合奏《五声神韵》、管乐交响诗《圆明园》、管乐随想曲《彝海》等）。因此，王和声的音乐创作是不可能不顾“可接受性”而去进行现代音乐探索的，而都在“共性写作”的原则和范围之内。也正因为如此，优美如歌的旋律、朴质明朗的和声、清晰简约的结构、简洁明快的配器，正是王和声交响管乐的艺术特征——一种基于“共性写作”的艺术特征。endprint

1.优美如歌的旋律。众所周知，王和声是从歌曲创作切入专业音乐创作的，一曲《草原夜色美》作为他的成名作，似乎一开始就将他划入“旋律作曲家”之列。的确，王和声将歌曲创作中的旋律思维带入其器乐创作之中。因此，他的交响管乐作品中的旋律，大多都是优美如歌的。在他的交响管乐作品中，很少使用动力性主题动机贯穿发展的旋律手法，而是采用具有一定可唱性的音调作为音乐主题，进而将其发展构成相应的结构段落。这种优美如歌的旋律大多都来自民问音调。例如，《家园颂》中的主部主题原型就是一首羌族民歌，经作曲家修剪成为一段优美如歌的旋律。再如，《彝海》中的“彝海主题”作为一段优美如歌的旋律，也来自彝族民歌。

还值得—提的是，王和声是—位十分喜欢蒙古族民歌的作曲家。也许是因为其创作生涯是从《草原夜色美》开始的缘故，他的许多作品都运用内蒙古草原风格的音调。正如—位论者所说的，王和声是“一位草原情结的作曲家”。比如，《华夏随想》展开部的第一部分表现古代征战时就时就运用了草原蒙古族风格的音调。《马背上的长城》也运用了蒙古族风格的音调。这种基于“长调”的音乐风格，正使得王和声的一些交响管乐作品呈现出优美如歌的旋律。既使一些没有明显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的旋律，也十分优美，并具有可唱性。王和声交响管乐的旋律中大多都包含一个音程框架：以纯四五度为主，外联或内镶大二度的音程框架。其中的纯四五度音程，既可理解为大小调式中的“主一下属”、“主一属”之间的关系，又可以理解为民族调式中的“宫—徵”、“宫—清角”之间的关系。而在实际运用时，这个音程框架则成为将大小调与民族调式融为一体的粘合剂。正是这样一个音程框架就使得王和声的旋律在大小调和民族调式之间伸展自如，这种音程框架，也可以说是王和声交响管乐作品中旋律形成的基础。

2.质朴明朗的和声。王和声的交响管乐几乎都属于“调性音乐”的范畴，故其和声语言呈现出明朗的“调性”思维，没有“无调性”思维，极少体现“多调性”思维。他的和声语言，不仅体现出明显的“调性”思维，而且还很少用“不协和和弦”。即使为了某些艺术表现而需要“不协和”，其和声语言也都不那么晦涩。总体上看，王和声交响管乐中的和声呈现“调性功能和声”风格。这正是其和声语言的质朴和明朗所在。如《华夏随想》全曲结束处的和声语言虽然不是一个标准的终止式，但体现出了“调性功能和声”的和声级进：S-D-T。又如，《家园颂》全曲结束处的和声也呈现出“调性功能和声”的和声级进关系。总之，在其作品大部分结构段落的结束处，都能发现这种关系。当然，王和声的交响管乐作品中也有一些民族化的和声语言，也出现了一些纯四五度、大二度叠置的和弦：局部也有因为半音化和声所带来的民族化和声语言。但总体上看，王和声交响管乐更多体现出了“功能性”和声风格，极少是“色彩性”和声风格。

3.清晰简约的结构。王和声交响管乐作品的曲式结构大多呈“三部性”结构。其中，篇幅较大的作品一般为“奏鸣曲式”，篇幅较小的作品一般为三部曲式或复三部曲式。从结构样式和外型上看，其大型交响管乐作品均为单乐章结构，并用“奏鸣曲式”，但这种“奏鸣曲式”并不典型，类似于欧洲“前古典时期”（Pre-Classical）的小奏鸣曲，呈示部大多只有主部和副部，而没有连接部和结束部。当然，有的作品在副部之后将主部在副调上稍作展开（如管乐交响诗《圆明园>），但毕竟不是真正的结束部。其展开部虽然分为两个或三个部分，但都是“插部性”的，并非在音乐材料（主副部主题材料）、调性上都呈现“引入部分——中心部分——回头（过渡）部分”的结构程式。其再现部分虽然在结构并没有减缩，但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的再现也有非常规的（如《圆明园》中的主副部主题的重叠式再现）。但“奏鸣曲式”再现部中的“调性回归”（调性服从）却不折不扣地体现出来了。故可以说，王和声交响管乐作品中的这种“奏鸣曲式”结构原则，主要就体现在副部再现时的“调性回归”。从结构力因素看，其交响管乐作品主要是“材料结构”和“调性结构”并呈现出二者的同步（局部也出现“异步”的情况，如《华夏随想》的再现部分，开始高音萨克斯管上再现主部主题，但其调性却为A大调，并未回到主调F大调上）。这就是说，王和声的交响管乐作品中结构段落的划分，基本上都是以“（音乐）材料”和“调性”为结构力因素的，而没有出现以节奏、节拍、音色等其他因素作为结构力因素的情形。从音乐材料发展手法上看，其交响管乐作品中音乐材料的组合主要是主题的呈示、对比和再现，而很少使用动力性主题动机的贯穿发展。总之，无论是从结构样式和外型上看，还是从结构力因素和音乐材料发展手法上，王和声交响管乐作品的曲式结构都显示出清晰和简约的艺术特征。

4.简洁明快的配器。总体上看，王和声交响管乐显现出明快的主调和声风格，因此其音乐织体并不复杂。这无疑是简洁明快的配器风格的前提。从乐队编制上看，他所用的交响管乐队总体上是常见的或常规的。但有时也加入一些非常规的打击乐器（如《华夏随想》和《家园颂》中的钟管、《家园颂》中的中国排鼓等）或钢琴（如高音萨克斯与管乐队《草原夜色美》）、竖琴（《华夏随想》）。从音色处理和组合上看，其手法和原则也较为常规和传统。一般情况为，木管作为旋律声部，呈现和再现最主要的音乐主题；铜管作为和声和低音；萨克斯管、尤风宁号等则介于木管和铜管之间，起到一种粘合剂的作用；打击乐则作品力度的表现和气氛的烘托。现代音乐中那种“横向音色切割”和“纵向音色分离”，在他的作品则很少见，其横向进行的旋律往往保持着音色统一或相对统一。对于一个完整旋律而言，音色的交替往往在同一个乐器组，而很少在木管组和铜管组之间切换。同样，纵向各乐器组之间，音色也粘合较为紧密，而较少出现纵向声部之间音色的反差。总之，在王和声交响管乐作品的音乐织体中，线性思维较为突出，作为“面”的音响重叠也较为明显，但“点”（“点描”）的表现却较少，故显得集中而不凌乱。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其音响是平衡的，对比性不大。这些也是其简洁明快配器风格的一种重要体现。

交响管乐在中国已经历了一个“起步”（20世纪50—70年代）——“发展”（20世纪80—90年代）——“繁荣”（21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交响管乐在中国的发展与解放军军乐团是分不开的，王和声正是这个光荣集体中的一员。毋庸置疑，王和声的交响管乐创作得益于解放军军乐团浓厚的管乐艺术氛围和管乐文化语境。作为中国交响管乐创作的中坚力量，王和声无疑也是推动中国交响管乐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中的重要力量。尤其是王和声交响管乐中那种基于“共性写作”原则的艺术特征及基于“民族性、群众性及时代性”的“可接受性”，可以看作新世纪中国专业音乐创作在经历现代音乐思潮洗礼之后“朝回走”的一种表征。

（责任编辑 张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