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谦

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多年的实践，让我们获得了丰富的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剖析研究，笔者希望辨识智慧城市成功建设的共性元素，概括出通向“智慧”的建设路线图，从而达成可持续的智慧运营模式。

对智慧城市建设的认识过程

对智慧城市建设内容的认识是一个过程。正如2009年，当IBM推出“智慧地球”之初，其智慧城市概念模型主要关注信息技术的应用，如智慧能源、交通、通信、水务等，因而难免有商业推销之嫌；但在其2014年新提出的概念模型中，增添了诸如智慧教育、健康、社会管理和公共安全等有关人文和民生的项目，折射出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更为丰富的内在需求。

纵观各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探索，我们可以看到，智慧城市建设框架包括 “技术”视角和“知识”视角。前者源自应对2008年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城市需要优化运营，创造新的增长引擎；此时的智慧城市建设延续了“数字城市”的内容，强调ICT的影响，涵盖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数据收集与处理技术等，智慧项目则包括智慧电网、智慧交通和智慧建筑等，典型案例有美国的费城、韩国的松岛新城，可以认为是狭义的智慧城市建设。后者包括城市从实体设计向知识要素驱动的转型，要求综合考虑“知识驱动要素”对城市转型的贡献和作用，除了ICT的物理基础与社会基础外，聚合了城市知识要素的全面创新，其关键词包括绿色信息通讯技术、低碳经济、公众参与、宜居城市环境等，典型案例如巴塞罗那、新加坡。维也纳大学（2009）概括的智慧经济、智慧交通、智慧生活、智慧公民、智慧环境和智慧治理等6个维度，代表了对智慧城市的广义理解，具有相当影响。

2013年发布的《2030全球趋势》报告提出了四个领域10余类将影响2030年前全球经济、社会、军事发展和世界环境的行动举措，在“信息技术领域”，包括了大数据存储和加工、社会网络、智慧城市等将改变人们的生活和经营方式的三大类关键技术。报告还提供了一个智慧城市的新定义，即“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为代价，能够实现最大化的城市经济效率和美好的生活品质，而建立的城市环境”；认为今后20年，围绕城市发展的信息技术、集成系统、可持续发展技术的供应商和集成商将获得大量的市场机会，但新技术应用的规模、复杂性以及高昂成本，都将是建设智慧城市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时指出到2030年，智慧城市的创新中心将会从欧洲和北美洲转移到非洲、拉丁美洲，特别是亚洲的城市中心。2014年8月，我国八部委发布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给出了“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的定义。

国际智慧城市理事会发布的《智慧城市成熟度手册》（2013），则从城市治理角度，定义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为城市当局的“责任”领域（Responsibility areas），包括楼宇环境、智慧经济、智慧能源、智慧健康、支付领域、公共安全、通信体系、智慧交通和智慧水务等。笔者也在课余亲身感受了国内一些城市领导对此定义的认同和感叹，他们都表达了义不容辞地担当城市智慧建设的意愿。该报告同时概括了智慧城市建设的“驱动力”（Enablers），包括城市数据分析、市民参与、计算资源、互联的社会、数据管理、融资与采购、感知与控制、可互操作性、 政策与领导力、安全与隐私等范畴，勾勒出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逻辑框架。

智慧城市建设的逻辑维度

笔者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逻辑维度”，系指智慧城市项目的设计方法、实施路径和评价体系等内容。

从国际实践方面（国际数据公司IDC，2013白皮书）来看，智慧城市“建设设计”基本思路是形成一个智慧城市的“价值架构”（Value Architecture），主旨是从智慧技术的驱动出发，根据城市治理的业务需求，构建智慧城市的价值范畴，藉此提供城市的新型智慧服务，达成智慧城市建设目标，例如巴西里约热内卢集中设计、部门协同的“智慧运营中心（IOC）”模式（2011）。值得一提的是，欧盟除了以资助方式支持各成员国智慧城市及其项目建设外，探索了一个很有创新的设计方案，即在技术上构建“智慧城市操作系统（UOS，即Urban Operating System）”模式，创建一整套基于云计算的大型软件系统，其与智慧城市项目的关系，宛如微软视窗操作系统与PC的关系，是不错的智慧创意，完成的案例有2013年“EPIC欧盟智慧城市建设平台系统”、巴塞罗那市基于城市操作系统（称为City OS）的智慧城市业务架构、代表智慧建设国际合作的“城市协议（City Protocol）”。国际智慧社区论坛（ICF）则主张融入创新城市规划的智慧城市设计，Boyd Cohen（2013）等的年度欧、美、亚“10大智慧城市系列”，也是这个思路。事实上，实践中多数城市采用智慧项目领域的专业设计，如智慧旅游、能源、水务、物流、交通、电力等。关于设计智慧城市的“关键成功要素”，IDC（2013白皮书）概括了“非技术范畴”和“技术范畴”，所强调的非技术范畴中，“最佳实践”领域包括战略视野（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目标、城市的领导力、智慧项目建设的财政推进力等）、文化视野（创新与公民参与）、治理与合作（城市治理架构转型、智慧项目建设的政企类型等）；技术范畴的最佳实践领域则包括技术要素（构建智慧城市垂直领域的技术资产、网络宽带及感知系统的覆盖深度等）和数据资产（优化城市服务和决策的大数据分析及其可视化展示、城市数据的开放与分享等）。

智慧城市建设的“实施路径”方面，一是“城市整体”的智慧建设，包括新加坡持续30多年的智慧国家建设、巴塞罗那的“城市品牌”实施路径、里约“破解城市难题”的模式等，我国则有宁波、杭州、武汉等城市的智慧建设案例；二是专业项目的智慧城市建设，如浙江省20个领域的示范试点项目模式（浙政发2012（41）号文）；三是基于智慧城市操作系统或平台开发的智慧建设，关注智慧建设方法论，如欧盟EPIC基于云计算的智慧城市通用平台，构建了面向全欧洲的智慧城市实施路线图，既指导各国智慧城市规划、发展及制订建设实施路径，也成为各国智慧政务的综合范本，并开放信息为企业和市民提供智慧服务；四是高强度依赖智慧技术的实施路径，典型的有韩国松岛新区、耗资巨大的阿联酋马斯达等。当然，城市整体的智慧建设，必须谋划长周期的发展，如新加坡的智慧城市（智慧国家）及其并举的电子政府发展之旅，历经长达7个5年计划，方达成目前国际公认的一流建设水平（如图1，来自新加坡iDA庄维庆司长，2013）。endprint

关于“智慧城市评价”，成型的有北美的ICF论坛及其国际智慧城市大奖、西欧维也纳理工大学提出的智慧城市六维度指标体系和我国住建部（指标体系）、工信部（评估体系）、工程院（同济大学国际合作项目）智慧城市评价项目等，此外浦东量化的智慧城市指标体系也引人注目。维也纳大学在对欧盟70个中小城市完成智慧评价后，概括出智慧经济、交通、环境、公民、生活、治理等6个维度，其理论基础分别对应区域竞争力理论、交通和ICT经济学、自然资源理论、人力和社会资本理论、生活品质理论，以及城市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理论等，不仅构建了一个广受引用的智慧城市研究框架体系，也被广泛地认同为智慧城市建设项目评价体系的经典样本。另一方面，自1999年起，总部设在纽约的“智慧社区论坛”（ICF）每年在全球范围评选“年度智慧城市”，颁发智慧城市大奖（7城市奖和年度城市奖），对智慧城市理念的普及和推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其历年的年度顶级智慧城市奖项内容来看（如表1），主要聚焦于城市的信息-网络-智慧化建设，但其对城市传统产业转型的重视，尤其是近年获奖内容，突出体现了对现代城市“经济发展”和“创新经济”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见表1中红色字体项目）。2013年，ICF论坛更是发表了《创新与就业》的年度主题白皮书，提供了一系列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创新经济”案例，如当年获奖的台中市，其创新经济主题是“将教育转化为创业”（Turning Education into Enterprise）。

2013年起，我国与欧盟开展了“中欧绿色智慧城市合作”项目，双方各选择15个试点城市（区）进行评估。其中，合作城市智慧项目的评估主旨是“比较每个城市的主要特征，以便确定智慧城市项目中的最佳实践、通过一套共同的标准来评估各个城市、评价智慧城市项目所带来的好处、了解智慧城市项目所遇到的挑战”。关于智慧城市目标的关键衡量指标（KPI）方面，合作项目涉及的国际标准包括“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GUCP）”、“全球城市指数设施（city indicators）”、“绿色城市指数”（Green City Index）等。宁波市作为该项目合作方之一，获得了一个从国际惯例视角来重新审视智慧建设若干重要课题的机会，例如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s）、智慧治理（Governance）、融资建设、价值评估、商业模式等，并对市民参与智慧城市发展、衡量投资的社会回报（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等国内关注较弱的领域进行探讨。

本文后续部分将介绍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维度、各国智慧建设的国家政策、城市实践及其典型案例，并简析我国及若干省市智慧城市建设方法。

（作者系浙江省智慧城市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浙江省杭电智慧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省经信智慧城市研究院首席专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