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鹏程

连续几日雾霾，京城的天终于放晴。从鲁院五楼的窗户望出去，瓦蓝瓦蓝的，干净得让人吃惊。时间已经走到了2013年的初冬。大地又一次收割在即，小小的院子里面每天都会上演叶落归根的情景剧。银杏、玉兰、白桦、五角枫等等黄的红的叶片堆满了我跑步的小径。

回来习惯性地拿起手机，发现山东诗人马累的微博加了我关注。在关注他时，看到了一则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著名诗人、《人民文学》原主编韩作荣老师驾鹤西去……我的脑子轰的一下，第一反应：这怎么可能，不会是什么谣言吧？刚前几天还在网上看到韩老师在外地奔波的消息，心里还盘算等他回京后找时间去拜访。

但这一次，不是谣言。忐忑着给朱零老师打了个电话，无情的事实再一次被证实：他正在韩老师家里帮忙料理后事。而我也已然语无伦次。未及挂掉电话，泪水已经弥漫了双眼。

韩老师对我有教诲之恩。也许的确有缘，短短几年里，他曾到过我谋生的地方好几次。

2001年，他参加象山组织的黄金海岸采风活动时，我作为一名地方电视台的小记者有幸目睹先生的风采。但那时我尚未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所以尽管对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老师非常仰慕，却没有任何交集。2006年在甬城参加一个研讨会时，亦曾和老师谋面，但依旧未有交谈。直到2008年，他再次随《民族文学》和《人民文学》组织的奥运征文评审团来象山采风，我作为当地文联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有幸陪同。采风期间，尽管一直陪在身边，但知道老师是一个言行审慎的人，同样并没有深谈。我想自己只是在老师主持的刊物上发过一点诗，像我这样一个普通写作者，在他所到之处随处都有，想来也不会有太深的印象。但结果，我发现其实我错了。

在送老师返程去机场的路上时，韩老师主动问起了我的近况，说起近几年对我的创作的关注。每年都在他主持的年选里选我的诗，也在年度诗歌述评里提到过我的创作。有一年年选选了三首。我说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有一首是用网名发表的，可能韩老师误以为是另一个人，才多选。他笑了笑，未置可否。但后来却又把这首诗选进了他编的《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诗歌卷》。

在得知我虽然到了文联，但并非创作干部时，他沉默了一小会儿说，写材料很耗人，会抵消对文字的敏感。他鼓励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还有别的接送任务，我竟未能送老师到机场。总想着老师和象山有缘，会再次见面，谁知这竟然是最后一面。

这些年我偏居浙东半岛的海滨小镇，为了谋生辗转换过好多工种。一直处于一种“在原地漂泊”的状态。生活里，我不停地在半地下室、车棚、阁楼等等形式的出租房里搬来搬去。工作方面，也是在记者、宣传干事、行政执法、办公室文员等等角色里不停地转换。记得刚进入记者行当时，我对自己从事的职业几乎一无所知。简单的跟班学习后，连机器都没摸熟就仓促上阵，开始了我的编导生涯。在无数个选题、采访、拍摄、后期制作等等流程里一遍又一遍循环。常常为了编辑某个镜头一个人在机房内待到深夜。当我终于干完活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老广电站那间废弃的播音室时，却又经历了另一种折磨。因为熬夜过点，一时难以入睡，我只好租了很多影碟来看，而且多数是恐怖片。但常常，在一个最恐怖的情节处，我却呼呼睡去。

但慢慢地也有了睡不着的时候。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我不知道该怎么度过。借居的播音室的墙壁上有很多孔洞。无聊的时候我会把耳朵贴在上面，看看是不是能听到那个年代逝去的回声。结果自然是徒劳的。后来，我又想到了阅读，委托朋友从他所在学校的阅览室里借来一叠《人民文学》。这一次，我感到我的心安静下来了。终于，在到读到一个叫何安的人编发的一组诗以后，我忽然有了强烈的抒写冲动，我意识到我也应该能成为一个写作者。

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我在这间废弃的播音室里陆续写下了几十首诗。十月份左右，我挑出了自己还算满意的组成一组，尝试着投给了家乡的一份刊物，但经过一个多月的等待，那组诗依旧如泥牛入海。因为身边没有别的杂志地址，我索性直接寄到了《人民文学》。就在我差不多忘了这件事的时候，接到了命运打来的电话，一切都因此而发生了变化。时至今日我依旧清楚地记得朱零老师那句鼓励的话：“你的稿子都让我眼前一亮……”再后来，在韩作荣老师的首肯下，这组诗又从原定的九期调到了四期。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带给一个初学者这样大的鼓励。

近几日在鲁院，有幸听到了刘恒老师一堂精彩的讲座。我庆幸不曾因为失眠带来的晕眩而错过。正如刘恒老师的诘问，我也时常问自己为什么还会写字。为什么会在放弃最初的写作练习的十年后，重新捡起了笔。我想我在刘恒老师的讲座里找到了答案。童年时多病，家庭失睦的阴影、身体的缺陷让我从小就陷在深深的自卑里。幼时的一点绘画天赋终因客观条件的限制过早地夭折。但现在，我唯一能抓住的，只有文字，只有文字里面包藏的那些秘密的火焰，能帮我驱走那些积存在身体里的忧惧寒凉。

我是个不善于交际的人，尽管这些年，因为谋生的需要换了很多工种，也学会了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但是我依旧会受困于这种锋利的人际关系的切割。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话、一道不屑的目光都会让我目瞪口呆手脚冰凉。尽管我一直尝试着去尽量沟通，但很多情况下我的努力都是徒劳。非但外人，有时候就连至亲至爱的人，也同样存在着隔膜。甚至到了最后连自己都面目全非，变成了自己从前所厌恶的那种人。在所有的人和事都在远离的时候，文字成了我唯一的安慰。很多时候，我借用文字去抵抗它，暂时脱离我生活的环境，然后远远地打量我，就像打量一个陌生人。

可是当我拿起笔或者触摸键盘的时候，我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我在睡不着的夜里起身，对着空白的电脑屏幕怅然若失。我也害怕午睡后醒来的那一段空白，仿佛一个人走在通往邙山的路上，四周一片空茫。我无法把命运恩赐的那一部分，包括悲怆完整地表达出来。

在无法写出什么文字的时候，我会独自在大街上毫无目的地行走。我会观察大街上各种各样的人。那些年轻的、苍老的面孔。他们有些得意，有些失意，有些面带微笑有些面含悲戚，我不知道他们都有各自怎样的生活，他们有着怎样的经历和悲喜。我看着他们，有时候向我点头、微笑，更多的时候是熟视无睹，擦肩而过。endprint

我在感到悲伤难以抑制的时候也会走在街上。这时候我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感到声音消失了，眼前只剩下色彩，鲜绿的、枯黄的、褐色的。有时候甚至连色彩也消失了，只有黑白的镜像，我试着自己也发出声音，但发现同样失去了发声的能力。有多少次，我不无沮丧地发现，我依旧缺乏对这个世界的分辨能力。

有时候我也会痴迷于地上不知是谁丢掉的一枚钥匙。我会想象这把钥匙对应的那扇门，门后面有着怎样的人，怎样的生活。一把被雨淋得生了锈的钥匙，是不是意味着它对应的生活也被雨淋湿了呢。或者，那一扇门经由修锁匠另一把钥匙的匹配又能继续开启了？某种生活并未受到影响？我非常惊讶于修锁匠这样的职业，他们那么熟悉不同的锁孔，锁孔里的那些幽暗的通道、机关、簧片。我觉得他们掌握着开启另一个世界的秘密的钥匙。那是一个我的文字无法抵达的世界。在修锁匠配钥匙的时候，我会盯着他看很久很久。

刘恒老师说，一个人自身生命经历才是最根本的创作资源。而且凡是与“失”有关的人生经历，都会是最重要的。比如失恋、失意、失败、失势甚至失常。我想我也一直在失去。失去故乡、失去亲人。失去曾经拥有的一切。包括自己。有时候我会清晰地看见自己身体里的漏洞，像一个漩涡在旋转，把我有限的年华，激情统统吸附到不可知的浊流之下。我看着自己试图抓住的，都像流沙一样消失，它们最终去了哪里？我不知道。

我曾无数次想到过死。幼时多病，也多灾。出生时脐带缠头，几无声息。若非母亲坚持，或许早就是小小黄土一抔。逐渐长成的路上，时而疟疾、时而贫血休克。十四岁第一次想到自杀。十七岁那年遭遇车祸，一辆拖拉机从头顶碾过，若非自行车折叠起来恰好构成了活命的空间，恐怕世间也早就没有这样一个人了。及至成年后远赴异地谋生，心中悲苦每每无从排遣时，我便会找一些闲书来读。我还曾刻意读过一本叫做《殡葬人手记》的书。这些大量的有关死亡的文字，并没有带给我更多的慰藉。相反的，那些向死而生的文字，却每每引发我的共鸣，迄今依旧记得读《我与地坛》时那种强烈的认同感。

美国安吉拉港的“海景墓园”设在海边的悬崖上，面对富卡海峡，一派太平洋西北岸风光。雷蒙德·卡佛安葬于此。他的墓志铭上刻着自己的诗《最后的断片》以及《赚了》中的句子：“这一生你得到了/你想要的吗，即使这样？/我得到了。/那你想要什么？/叫我自己亲爱的，感觉自己/在这个世上被爱。”“赚了，过去这十年。/活着，戒酒，工作着，爱一个好女人，/并被她爱着。”这个穷困一生的诗人，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光亮。这个生前被房租、债务困扰了一生的人，除了最后几年相对平稳的生活外，一生都在孤独、颠沛中度过。但死后，文字里的光亮却感动了无数读者。

另外，我还清晰地记得一个名叫向娅的作者写过的一篇《蒙马特墓地的秋》，讲述法国人的生死观。那里是公墓，也是公园。印象派画家德加，音乐家柏辽兹，作家大仲马、小仲马、左拉等人葬在那里。那里同样也安葬着茶花女原型黛莉达的一缕香魂。墓地的入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曾经和你们一样。在墓地出口，同样有一块牌子：你们终将和我一样。但生性浪漫的法国人，并不为这样的言辞惊惧。仿佛死亡只是安详的长眠，并不可怕。我想到另一个人曾经说过的话：是的，死并不可怕，但遗憾的是一个人心里的秘密，它未曾与人相遇的部分，未曾与另一颗心触碰的部分，再也无法相遇和触碰了，无论爱与被爱，再也无从感知了。在我们将死之时，我们依旧无法和世界达成某种和解，无法将自己想要触碰的某一颗心灵感动，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记得做记者时，我去采访一家蔬菜企业，看到那些已然失去水分的植物，一经水泡，立刻恢复了碧绿鲜嫩的原状。我惊讶于现代科学的魔法。但管理师傅告诉我，要想让蔬菜脱水后能恢复鲜绿，就必须在瞬间完成煮烫和烘干，还需要添加一定的药剂。就像据说一个人要想保持年轻，可以选择在瞬间低温冷冻，然后在某一个阶段利用科技解冻，就能恢复知觉。但我想，这样一来，生命缺少了漫长的流逝和无常，是不是还有意义呢？就像那个在烂柯山上看完棋局回乡的砍柴人，回去后看到所有的人都已是自己的后辈儿孙，所有与他相关的亲朋都已逝去，他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是的，人没有来生，我们每时每刻都活在此时此刻。我们也部分地活在亲人，朋友、师长、晚辈的生活里、言辞里，将来也会部分地活在他们的记忆里。但那时我们已无从感知。作为一个胸无志向的人，我所期待和渴求的，只不过是如刘震云老师《一句顶一万句》里所说的那一句话。它在人群中穿梭。它也许也在找寻我。它有着急切的、低沉的、微弱的嗓音。我或者众里寻它千百度而不得，或者它就在灯火阑珊处等我，假如我有幸听到了，感知到了它经由万水千山跋涉的抵达，那么一生无憾。

通往八宝山的地铁，似乎就是一个隐喻。从国贸站口跟着摩肩接踵的人流挤上列车，依次经过建国门、东单、西单这些京城最繁华的路段，列车上的人越来越拥挤。过了木樨地之后，人流变得稀疏，等到经过公主坟、万寿路到八宝山站，列车上已经没有几个人。仿佛我们自己经历了一生，从繁华到寥落最终至于冷寂。我们在湍急的人流里赶路，互相寻找。有时候运气好，会碰上结伴而行的人，甚至相伴走到头的人，但多数时候，也许只能一个人独自穿过那些黑色的幽长的地下通道。

送别韩老师的现场，我看到了那么多的亲朋好友，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就是为了送老师最后一程。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未和老师有太多的往来，仅仅是敬重他的人品，诗格。想到我自己，临近中年，放下正在经历的生活、工作，来到鲁院，过一小段重回校园的生活。仅仅是为了静下来读几本书吗？仅仅是为了听一些师长的讲座吗？我想是也不是。更多的时候，我是在感受生命中的另一种可能。毋庸置疑，在这里我会遇见很多人，那些学养丰厚的，人格高贵的人，我不仅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知识、观念、思考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从中体察到了人的另一种境界，另一种活法。

在韩老师的告别厅门口，我看到了一副对联：古道热肠嫉恶如仇铮铮铁骨好兄弟;新路锐志惜字似金谦谦儒风真诗人。我想，韩老师配得上这个评价。但相形之下，我更喜欢诗人大卫追思老师写下的一句话：“又一个好诗人，一个真正懂诗歌的人，一个人格高大的人，一个伟大的编辑家，走了，天地同悲，从此，黄金在天空舞蹈。”

送别老师的这一天。北京也是难得的好天气，天空瓦蓝，黄叶翻飞。猛然想到，这应该是天使在打扫通往天堂的台阶，好让老师安然上路。一念至此，心中竟稍许安慰。

老师，一路走好！endprint